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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度变了，主角也换了，二者之间的文字又怎么能够雷同呢?校语中所谓“馀悉同”应当是指内容相同，文字也大致相仿罢了，而不是说整篇可以照搬，“《列异传》曰莫耶为楚王作剑”，鲁迅辑本并未依从照搬而只能参照别书将“莫耶”仍然写作“干将莫耶(邪)”，这一点就很说明问题；况且校记不单指《列异传》，还包括了《搜神记》，而《搜神记》的内容虽与《列士传》相同，但文字却完全两样，显然不能仅仅校改几字后就可以又同时视作是《搜神记》逸文的。因此《古小说拘沈·列异传》中辑录的眉间尺故事是否系曹丕所作是很为可疑的。
这里应该说明，鲁迅《古小说拘沈》是未定稿，生前并未刊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第1卷编入了《古小说拘沈》，并“按手稿及原引据书进行了初步的校勘”。《列异传》原引据书《太平御览》，《丛编》是以景宋本作校勘的，因此笔者也以景宋本为据(系用中华书局缩印之商务印书馆1935年景宋本，1960版，1998年重印本)。《丛编》如果没有作校勘，当然不会发现问题，如1938年版《鲁迅全集》第8卷收入时的情况一样；但既然作了校勘，而且原书编纂者也提供了这种便利，所引据之书均注明了书名及卷次，这就没有理由不写出校记，尤其是当书名、作者都不相符(刘向的《列士传》变成了曹丕的《列异传》)，原书编纂者又作了校改时更应该加以说明，指出其异同。并且，笔者以为单用景宋本校勘，仍然可能会存在一个问题：宋刊本固然优于各种传抄转刻本，可是鲁迅当年在绍兴整理古籍时不大可能用到宋刊本。他后来到北京辑校《嵇康集》时还只能取清代“鲍崇城刻本《太平御览》”进行比勘。1927年鲁迅在广州购到清代南海李氏重刻本，这大约不过是据鲍刻本传刻。直到1935年底，鲁迅才预约购到商务印书馆刚刚出版的景宋本一套，可是此时已是鲁迅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已无时间再以景宋本来重新校勘《古小说拘沈》了。由于《太平御览》流传的时间长，版本众多，各本中的文字是有出入的，鲁迅根据明清刻本所辑录的文字是否会与宋刊本有异呢?这是不能凭空作出推断的，显然这就很有比勘的必要。因此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鲁迅辑录古籍丛编》时，不应只寻求善本，《列异传》也不应仅以宋刊本进行校勘，还应该用鲁迅所使用的版本进行汇校，并著其异同，这样如果遇到异文，无论是版本上的问题还是辑校上的问题就会清清楚楚了。如果汇校证明是由于版本不同而出现的差异，那么将《列士传》改头换面变成《列异传》的责任就不在鲁迅而是明清时的传抄转刻者了。
《眉间尺》演出现场
铸剑故事发生地听语音
2.虽然《吴越春秋》、《搜神记》以及由鲁迅辑录的《列异传》已经确定了铸剑故事发生地在吴越楚三国，但是如果追寻更多一点资料，就能知道这个故事的发生地点并不限于吴越楚三国，韩魏赵三晋也是其流传地。晋伏滔《北征记》云：“魏惠王徙都于此(按指古宋城县，今河南省境内)号梁王，为眉间赤、任敬所杀。三人同葬，故谓三王陵。”“三王陵在(宋城)县西北四十五里。”又，《郡国志》云：“(临汾)县西南有大池，一名翻镬池，即煮眉间赤处。镬翻，因成池，池水上犹有脂润。”(转引自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这些民间轶闻与刘向《列士传》所记是吻合的。魏晋时代持刘向说的还可举一例：汉司马相如《子虚赋》曰：“曳明之珠旗，建干将之雄戟”，《汉书》魏张揖注云：“干将，韩王剑师也。雄戟，胡中有@1者，干将所造。”《史记》刘宋裴yīn@2《集解》同张说。《列士传》成书早于《吴越春秋》，刘向的时代也早于赵晔。刘向系汉宗室，楚元王刘交四世孙，生于约前77年(汉昭帝元凤4年)，卒于约前6年(汉哀帝建平元年)。他在朝居官数十年，后来的职务是校阅古籍，他生平的功绩就在校书，这项工作使他成为了中国目录学之祖。《吴越春秋》的作者赵晔是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生于东汉初年，早年曾做过县吏，因倦厌仕宦，远避蜀地犍为资中(今四川资阳)。生平著述最重要的就是《吴越春秋》。由于他较刘向去古要远，晚于刘向约一百多年，又居边远之地，能够接近古史第一手原始资料的机运显然要少得多，因此《列士传》作为杂史资料的价值是不低于《吴越春秋》的，所记眉间尺故事也是值得研究重视的，不应被更晚出现的《列异传》取代。
改造为孝悌听语音
眉间尺故事后来被改造为孝悌的典范。《太平御览》卷三百四十三辑有《孝子传》逸文，其中亦谓：“为晋王作剑，藏雄送雌。”“尺破柱得剑，欲报晋君。”“将尺首及剑见晋君。”这与《列异传》《搜神记》不同流，它也承认铸剑故事发生在北方的晋国而不在江南的吴越。《孝子传》在《隋书·经籍志》里记有多部，如晋辅国将军萧广济所撰十五卷、南朝宋员外郎郑缉之所撰十卷、南朝宋师觉授所撰八卷(鲁迅关于老莱子的材料即得于师著)、宋躬所撰二十卷等，但《御览》所辑未注为何本。刘向也有《孝子传》，隋时已亡失。鲁迅《<二十四孝图>》中提到“郭巨埋儿”故事实见于刘向的《孝子图》，不是《孝子传》，大约那是一个通俗读本。《御览》辑《孝子传》逸文显然是依从《列士传》所说，而不取《列异传》，这是值得重视的。但将眉间尺列为孝子倒是一个很滑稽的事情：眉间尺的复仇不是为了抗暴而是为了尽孝。这样一来忠孝却不能两全了，因为报父仇则必须弑君，忠君则不可能做孝子了。但是儒家学说有一个很好的解释：“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是孟子游说魏国时对梁惠王说的话(《见孟子·梁惠王》)，似乎孟子已有预见，后来传说梁惠王果为眉间尺所杀。因此表扬眉间尺为义士和孝子均不成为一个问题。
国度变了，主角也换了，二者之间的文字又怎么能够雷同呢?校语中所谓“馀悉同”应当是指内容相同，文字也大致相仿罢了，而不是说整篇可以照搬，“《列异传》曰莫耶为楚王作剑”，鲁迅辑本并未依从照搬而只能参照别书将“莫耶”仍然写作“干将莫耶(邪)”，这一点就很说明问题；况且校记不单指《列异传》，还包括了《搜神记》，而《搜神记》的内容虽与《列士传》相同，但文字却完全两样，显然不能仅仅校改几字后就可以又同时视作是《搜神记》逸文的。因此《古小说拘沈·列异传》中辑录的眉间尺故事是否系曹丕所作是很为可疑的。
这里应该说明，鲁迅《古小说拘沈》是未定稿，生前并未刊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第1卷编入了《古小说拘沈》，并“按手稿及原引据书进行了初步的校勘”。《列异传》原引据书《太平御览》，《丛编》是以景宋本作校勘的，因此笔者也以景宋本为据(系用中华书局缩印之商务印书馆1935年景宋本，1960版，1998年重印本)。《丛编》如果没有作校勘，当然不会发现问题，如1938年版《鲁迅全集》第8卷收入时的情况一样；但既然作了校勘，而且原书编纂者也提供了这种便利，所引据之书均注明了书名及卷次，这就没有理由不写出校记，尤其是当书名、作者都不相符(刘向的《列士传》变成了曹丕的《列异传》)，原书编纂者又作了校改时更应该加以说明，指出其异同。并且，笔者以为单用景宋本校勘，仍然可能会存在一个问题：宋刊本固然优于各种传抄转刻本，可是鲁迅当年在绍兴整理古籍时不大可能用到宋刊本。他后来到北京辑校《嵇康集》时还只能取清代“鲍崇城刻本《太平御览》”进行比勘。1927年鲁迅在广州购到清代南海李氏重刻本，这大约不过是据鲍刻本传刻。直到1935年底，鲁迅才预约购到商务印书馆刚刚出版的景宋本一套，可是此时已是鲁迅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已无时间再以景宋本来重新校勘《古小说拘沈》了。由于《太平御览》流传的时间长，版本众多，各本中的文字是有出入的，鲁迅根据明清刻本所辑录的文字是否会与宋刊本有异呢?这是不能凭空作出推断的，显然这就很有比勘的必要。因此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鲁迅辑录古籍丛编》时，不应只寻求善本，《列异传》也不应仅以宋刊本进行校勘，还应该用鲁迅所使用的版本进行汇校，并著其异同，这样如果遇到异文，无论是版本上的问题还是辑校上的问题就会清清楚楚了。如果汇校证明是由于版本不同而出现的差异，那么将《列士传》改头换面变成《列异传》的责任就不在鲁迅而是明清时的传抄转刻者了。
《眉间尺》演出现场
铸剑故事发生地听语音
2.虽然《吴越春秋》、《搜神记》以及由鲁迅辑录的《列异传》已经确定了铸剑故事发生地在吴越楚三国，但是如果追寻更多一点资料，就能知道这个故事的发生地点并不限于吴越楚三国，韩魏赵三晋也是其流传地。晋伏滔《北征记》云：“魏惠王徙都于此(按指古宋城县，今河南省境内)号梁王，为眉间赤、任敬所杀。三人同葬，故谓三王陵。”“三王陵在(宋城)县西北四十五里。”又，《郡国志》云：“(临汾)县西南有大池，一名翻镬池，即煮眉间赤处。镬翻，因成池，池水上犹有脂润。”(转引自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这些民间轶闻与刘向《列士传》所记是吻合的。魏晋时代持刘向说的还可举一例：汉司马相如《子虚赋》曰：“曳明之珠旗，建干将之雄戟”，《汉书》魏张揖注云：“干将，韩王剑师也。雄戟，胡中有@1者，干将所造。”《史记》刘宋裴yīn@2《集解》同张说。《列士传》成书早于《吴越春秋》，刘向的时代也早于赵晔。刘向系汉宗室，楚元王刘交四世孙，生于约前77年(汉昭帝元凤4年)，卒于约前6年(汉哀帝建平元年)。他在朝居官数十年，后来的职务是校阅古籍，他生平的功绩就在校书，这项工作使他成为了中国目录学之祖。《吴越春秋》的作者赵晔是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生于东汉初年，早年曾做过县吏，因倦厌仕宦，远避蜀地犍为资中(今四川资阳)。生平著述最重要的就是《吴越春秋》。由于他较刘向去古要远，晚于刘向约一百多年，又居边远之地，能够接近古史第一手原始资料的机运显然要少得多，因此《列士传》作为杂史资料的价值是不低于《吴越春秋》的，所记眉间尺故事也是值得研究重视的，不应被更晚出现的《列异传》取代。
改造为孝悌听语音
眉间尺故事后来被改造为孝悌的典范。《太平御览》卷三百四十三辑有《孝子传》逸文，其中亦谓：“为晋王作剑，藏雄送雌。”“尺破柱得剑，欲报晋君。”“将尺首及剑见晋君。”这与《列异传》《搜神记》不同流，它也承认铸剑故事发生在北方的晋国而不在江南的吴越。《孝子传》在《隋书·经籍志》里记有多部，如晋辅国将军萧广济所撰十五卷、南朝宋员外郎郑缉之所撰十卷、南朝宋师觉授所撰八卷(鲁迅关于老莱子的材料即得于师著)、宋躬所撰二十卷等，但《御览》所辑未注为何本。刘向也有《孝子传》，隋时已亡失。鲁迅《<二十四孝图>》中提到“郭巨埋儿”故事实见于刘向的《孝子图》，不是《孝子传》，大约那是一个通俗读本。《御览》辑《孝子传》逸文显然是依从《列士传》所说，而不取《列异传》，这是值得重视的。但将眉间尺列为孝子倒是一个很滑稽的事情：眉间尺的复仇不是为了抗暴而是为了尽孝。这样一来忠孝却不能两全了，因为报父仇则必须弑君，忠君则不可能做孝子了。但是儒家学说有一个很好的解释：“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是孟子游说魏国时对梁惠王说的话(《见孟子·梁惠王》)，似乎孟子已有预见，后来传说梁惠王果为眉间尺所杀。因此表扬眉间尺为义士和孝子均不成为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