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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记书
市文联老主席郝典患肺癌,已到了晚期。据说,躺在医院里,气喘得像拉风箱。只等着死神送他一张传票了。妻一再劝我去看看人家,说再大的仇气,对一个行将就木的人,也该原谅了。
说真心话,自从他住院那天起,我不是不想去看他,可一想到他当年对我做得那些缺德事儿,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这气一膨胀,就淹没了去看他的想法。
我是文联的元老,原在市委宣传部工作。文革后期,文联要恢复时,宣传部长找我谈话,说你不是爱写小说吗?正好是个好机会,去筹备文联吧!文联恢复后,真想当作家,就留下;不想留下,就还回来干你的老本行。
我选择了前者。
文联恢复后,几个被打倒的老作家,都站了起来,陆续上了班。过去,我做梦都难见到的老师,如今就在一个办公室办公。整天和心里崇拜的人在一起,浑身上下真舒坦。写作的劲头也大了。我不时拿出自己写得不是小说的小说,请老师指点。他们也不客气,既肯定优点,也指出缺点,并鼓励我大胆创新。
那时,文联刚搭起架子,组织并不健全。副主席由一个老作家兼着,正主席位子始终空着。空着就空着吧,除了开一把手会议,副主席代替之外,也不影响作家的创作。大家都为了一个目标,多写好作品,相处的很和谐。
不想,第二年配备了一个外行正主席,一下子就打乱了原来的秩序。正主席叫郝典,外号:黑点。原是文化局局长,特爱抓权,是个官迷心窍的官混子。因在文化局拉帮结派,被免了职。之后,他紧着投门子摸窗户,又是请客又是送礼,才保住了正局级,调入没权没势的文联当上了主席。他一来,还是老作派,拉一伙打一伙,顺者昌逆者亡。我属于逆者,自然在他的打击之列。开始,他还算对我客气,在打我之前,要调走我。我是个倔牛,要我走偏不走,我就是为了当作家才来文联的。不走,他就采取了第二步棋,打我“反革命”,文革虽过,但余毒甚深。郝典背地里整一份列举我“罪行”若干条的黑材料,悄悄送到了主抓文联工作的市委副书记办公桌上,目的是把我送到一个不掏钱居住的地方(监狱)。多亏这个书记是个既工作过细又爱惜人才的正派人,他没有急于在材料上批示,而是专门找我谈了一次话,了解真情后,将材料退了回去,才免我一难。
从此,我与郝典真的结怨了,见面都懒得搭理他。心里恨不得他马上被汽车撞死,或者患癌症,去见阎王爷。恨归恨,但人家是头儿我是兵,人在屋檐下,焉能不低头!此时,我便想,老作对也不是个事儿,我来文联为了什么?不是来树敌打仗的。关键是作出成绩来,不写出好文章,早晚也会让人家撵出去。于是,我把仇恨压在心里,除了应酬日常工作,就拼命地写作。你别说,变压力为动力,每年都有新作问世。
一计不行,另生一计,没打成我反革命,就在关键时候使绊子。那时机关面临着精简机构,以工代干人员合格的,留下来转干,不合格的开路走人。我是以工代干进得机关,因没文凭,被合理地卡住了。幸亏,我及时找到宣传部长,摆了一大堆成绩,才按特殊人才转了干。
此事使我悟到,特殊人才一定要有特殊的才能。有特殊才能的人,才有竞争力和说服力。从此,我的写作更加努力,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随着作品四面开花,时有作品获奖,我的名字常被人提起,郝典似乎对我改变了看法。他那对谁都沉着的脸,对我反而不断透出阳光来。有一次,我的一篇作品在海外获了奖,他还破例在文联全体会上表扬了我。
当我们的关系有些缓和时,又出了个过节,郝典排不动我,却对一个性格耿直不服他的老作家动了手脚,单位明明有钱,却硬卡着他一笔医药费不给报销。连病带气,这个老作家的病越来越重,不久就告别了人世。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使我更加仇视他。并打心眼里恼透了他。
我的成绩越来越大,捧回一个又一个大奖杯。尽管他一再表扬我,却暖不热我凉透了的心,以致他退了下来,再到这次患了癌症。
我终于决定去看他了。一来是妻子的再三劝说,二来是一篇与狗鱼有关的文章启发了我。文章说得是一位老渔民,常年捕鳗鱼,卖鳗鱼。因他上市的鳗鱼都是活的,常常卖大价钱。别的渔民也捕鳗鱼,卖鳗鱼,鱼捕上来时是活的,可一运出海后,因多数都死掉了,而卖不成大价钱。别人向他取经,他只是打哈哈,说瞎猫碰上个丝耗子。谁都不信,他就是个瞎猫,哪能一辈子都碰上死耗子呢!临死前,老渔民才把秘密告诉给儿子:原来,他每次都在盛鳗鱼的船舱里放几条狗鱼,因狗鱼和鳗鱼是天敌,敌我在一起,就不停地打架,就在这不停的打架中,冲淡了鳗鱼身上的惰性,保证了氧气流通,自然使它们活了下来。
我能有今天的成绩,如果没有老郝的挤兑,说不定下不了拼命创作的决心呢!
于是,我同妻子一块儿买了一份厚礼,打算礼拜天去看他。不想,礼拜六一大早就接到了单位“向郝典主席遗体告别”的电话。原来,礼拜五夜里,他就去世了。
在郝典的遗体旁,我思绪万千。不知怎么,泪水就流了下来。说真心话,此刻,我既有对他的怀念,又有对他的感激!
(“清风扬州“廉文化微型小说大赛征文)
张记书
市文联老主席郝典患肺癌,已到了晚期。据说,躺在医院里,气喘得像拉风箱。只等着死神送他一张传票了。妻一再劝我去看看人家,说再大的仇气,对一个行将就木的人,也该原谅了。
说真心话,自从他住院那天起,我不是不想去看他,可一想到他当年对我做得那些缺德事儿,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这气一膨胀,就淹没了去看他的想法。
我是文联的元老,原在市委宣传部工作。文革后期,文联要恢复时,宣传部长找我谈话,说你不是爱写小说吗?正好是个好机会,去筹备文联吧!文联恢复后,真想当作家,就留下;不想留下,就还回来干你的老本行。
我选择了前者。
文联恢复后,几个被打倒的老作家,都站了起来,陆续上了班。过去,我做梦都难见到的老师,如今就在一个办公室办公。整天和心里崇拜的人在一起,浑身上下真舒坦。写作的劲头也大了。我不时拿出自己写得不是小说的小说,请老师指点。他们也不客气,既肯定优点,也指出缺点,并鼓励我大胆创新。
那时,文联刚搭起架子,组织并不健全。副主席由一个老作家兼着,正主席位子始终空着。空着就空着吧,除了开一把手会议,副主席代替之外,也不影响作家的创作。大家都为了一个目标,多写好作品,相处的很和谐。
不想,第二年配备了一个外行正主席,一下子就打乱了原来的秩序。正主席叫郝典,外号:黑点。原是文化局局长,特爱抓权,是个官迷心窍的官混子。因在文化局拉帮结派,被免了职。之后,他紧着投门子摸窗户,又是请客又是送礼,才保住了正局级,调入没权没势的文联当上了主席。他一来,还是老作派,拉一伙打一伙,顺者昌逆者亡。我属于逆者,自然在他的打击之列。开始,他还算对我客气,在打我之前,要调走我。我是个倔牛,要我走偏不走,我就是为了当作家才来文联的。不走,他就采取了第二步棋,打我“反革命”,文革虽过,但余毒甚深。郝典背地里整一份列举我“罪行”若干条的黑材料,悄悄送到了主抓文联工作的市委副书记办公桌上,目的是把我送到一个不掏钱居住的地方(监狱)。多亏这个书记是个既工作过细又爱惜人才的正派人,他没有急于在材料上批示,而是专门找我谈了一次话,了解真情后,将材料退了回去,才免我一难。
从此,我与郝典真的结怨了,见面都懒得搭理他。心里恨不得他马上被汽车撞死,或者患癌症,去见阎王爷。恨归恨,但人家是头儿我是兵,人在屋檐下,焉能不低头!此时,我便想,老作对也不是个事儿,我来文联为了什么?不是来树敌打仗的。关键是作出成绩来,不写出好文章,早晚也会让人家撵出去。于是,我把仇恨压在心里,除了应酬日常工作,就拼命地写作。你别说,变压力为动力,每年都有新作问世。
一计不行,另生一计,没打成我反革命,就在关键时候使绊子。那时机关面临着精简机构,以工代干人员合格的,留下来转干,不合格的开路走人。我是以工代干进得机关,因没文凭,被合理地卡住了。幸亏,我及时找到宣传部长,摆了一大堆成绩,才按特殊人才转了干。
此事使我悟到,特殊人才一定要有特殊的才能。有特殊才能的人,才有竞争力和说服力。从此,我的写作更加努力,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随着作品四面开花,时有作品获奖,我的名字常被人提起,郝典似乎对我改变了看法。他那对谁都沉着的脸,对我反而不断透出阳光来。有一次,我的一篇作品在海外获了奖,他还破例在文联全体会上表扬了我。
当我们的关系有些缓和时,又出了个过节,郝典排不动我,却对一个性格耿直不服他的老作家动了手脚,单位明明有钱,却硬卡着他一笔医药费不给报销。连病带气,这个老作家的病越来越重,不久就告别了人世。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使我更加仇视他。并打心眼里恼透了他。
我的成绩越来越大,捧回一个又一个大奖杯。尽管他一再表扬我,却暖不热我凉透了的心,以致他退了下来,再到这次患了癌症。
我终于决定去看他了。一来是妻子的再三劝说,二来是一篇与狗鱼有关的文章启发了我。文章说得是一位老渔民,常年捕鳗鱼,卖鳗鱼。因他上市的鳗鱼都是活的,常常卖大价钱。别的渔民也捕鳗鱼,卖鳗鱼,鱼捕上来时是活的,可一运出海后,因多数都死掉了,而卖不成大价钱。别人向他取经,他只是打哈哈,说瞎猫碰上个丝耗子。谁都不信,他就是个瞎猫,哪能一辈子都碰上死耗子呢!临死前,老渔民才把秘密告诉给儿子:原来,他每次都在盛鳗鱼的船舱里放几条狗鱼,因狗鱼和鳗鱼是天敌,敌我在一起,就不停地打架,就在这不停的打架中,冲淡了鳗鱼身上的惰性,保证了氧气流通,自然使它们活了下来。
我能有今天的成绩,如果没有老郝的挤兑,说不定下不了拼命创作的决心呢!
于是,我同妻子一块儿买了一份厚礼,打算礼拜天去看他。不想,礼拜六一大早就接到了单位“向郝典主席遗体告别”的电话。原来,礼拜五夜里,他就去世了。
在郝典的遗体旁,我思绪万千。不知怎么,泪水就流了下来。说真心话,此刻,我既有对他的怀念,又有对他的感激!
(“清风扬州“廉文化微型小说大赛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