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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站起来，打断关书记的讲话：“关书记，我要说话。”
关书记只好点点头：“钱主任，你说。”他认识这个人，就是原来的车间主任钱德阳。
钱德阳居然掏出几页稿纸，捧在手里，显然有备而来，有板有眼地大声朗读起来：“下岗工人为什么不去改善自己的命运？是他们安于贫困，喜欢享受贫困的快乐？还是……？有人说：幸福生活是要靠追求的，城市贫民和下岗职工的困境是由于自身的原因而造成，社会为所有的人都提供了公平的机会。懒惰才是造成贫困的直接原因……“我要说，说这些话的人是站着说话不腰痛，因为他们没有当过昨天的工人。也不了解新中国工人所经历过的一切。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中，工人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并不实际参与国家管理，那年月，最流行的口号是：一生交给党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绝大多数人从进入工厂的大门开始起，就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从事繁重而重复的工作。个人理想都被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所淹没。在一浪接一浪的劳动竞赛和为国家多做贡献的义务劳动和加班中，我们失去了青春和个人理想，我们已将我们的未来与工厂和政府捆在了一起，因为政府许诺，我们有劳动的权力。当我们年老体弱时，政府会照顾我们的晚年。数十年低工资政策使我们微薄的薪水只能养家糊口，维持简单的一日三餐，我们哪有时间、精力和金钱去提高和充实自己？我们早变成了重复劳动生产的工具。
“当我们面临下岗的命运时，我们技能单一，年龄偏大，文化又低，数十年低工资政策使我们并无多少积蓄。４０岁左右的人正是上有老要供，下有小要养，家庭负担过重的时节，离开工厂，我们一无所有。你说，我们用什么去拼？用什么去改变我们的命运？从昔日的主人沉沦为今天废人，你说，我们的心情能否舒畅？心态能否平衡？
“高昂的医疗费可使正常的家庭因病而负债累累。高昂的学费使穷人的孩子难入学校大门。为了每天的一日三餐，为了儿女的学业，我们托亲求友找寻就业的机会，但这时仿佛所有的大门都向我们关闭。嫌我们年龄大，学历低。
“我们无钱办厂开店，想摆个小摊，卖个早点，却被城管警察追得鸡飞狗跳，一不小心，箩筐扁担、小摊血本全被抓进了城管衙门。我们要工作，要生活，政府要政绩，要城市形象。不是我们不努力，而是通过正常渠道改变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困难重重，所以我们才对前途悲观和绝望。
“工人的大量下岗，工人的权益丧失殆尽。还美其名曰：这是改革的阵痛，是改革必须发生的牺牲。最后，为了减轻负担，干脆通过企业改制用２万元打发工人，一脚将工人踢出厂门。能得到２万元的也没有几个，大多数都是拍拍耳光什么都得不到。工人几十年的血汗和奉献，抵不住一个公务员一年的年薪。使年老体弱，技能单一，体能下降的４０岁、５０岁工人只能在寒风中无奈的哼唱：北风那个吹，心里那个凉……”
关书记严肃地说：“钱主任啊，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钱德阳说：“关书记，这就是我们下岗职工的真心话。”
很多职工代表都鼓噪起来：怎么，话也不准我们说呀？二十多年的工龄，两万来块钱就买断了，这是哪里的王法？反正我们哪里也不去，厂在我们就在，厂亡我们就亡。为国家建设做过几十年无私贡献，在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前提下，被无情地踢向了社会。如今拖着油灯将尽的老迈身躯，为填肚子和缴社保硬扛着四处打工。国家财富的积累有国企下岗职工功劳，国家应当统筹解决我们的生活、养老、看病问题……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气势汹汹，闹哄哄的。
吴兴隆说：“大家说的这些事情，我们能解决的问题，就是买断工龄的问题。不能解决的，说了也是白说，要由政府机关去处理。大家可以找市长对话，找市委书记对话。不过，全国都这样子，我建议大家，不要浪费时间和精力，讲这些废话。同意买断方案的，马上到财务处办理手续，直接领现金。不同意的，可以暂时不办，钱也暂时不领，等到最后，还是要来办理。全市企业厂矿全部是这样子改制的，我们不是第一家，也不是最后一家。”
钱德阳气呼呼地说：“那这位吴老板的意思，我们同意也这样办，不同意也这样办，是吗？”
吴兴隆冷静地说：“全国一盘棋，都是这样子的。到哪里，都还是这样子。我劝一句，闹下去能闹到什么吗？不如干干脆脆，大家把手续办理完毕，该赚钱去赚钱，该养家糊口就去养家糊口。好不好？”
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站起来，打断关书记的讲话：“关书记，我要说话。”
关书记只好点点头：“钱主任，你说。”他认识这个人，就是原来的车间主任钱德阳。
钱德阳居然掏出几页稿纸，捧在手里，显然有备而来，有板有眼地大声朗读起来：“下岗工人为什么不去改善自己的命运？是他们安于贫困，喜欢享受贫困的快乐？还是……？有人说：幸福生活是要靠追求的，城市贫民和下岗职工的困境是由于自身的原因而造成，社会为所有的人都提供了公平的机会。懒惰才是造成贫困的直接原因……“我要说，说这些话的人是站着说话不腰痛，因为他们没有当过昨天的工人。也不了解新中国工人所经历过的一切。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中，工人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并不实际参与国家管理，那年月，最流行的口号是：一生交给党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绝大多数人从进入工厂的大门开始起，就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从事繁重而重复的工作。个人理想都被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所淹没。在一浪接一浪的劳动竞赛和为国家多做贡献的义务劳动和加班中，我们失去了青春和个人理想，我们已将我们的未来与工厂和政府捆在了一起，因为政府许诺，我们有劳动的权力。当我们年老体弱时，政府会照顾我们的晚年。数十年低工资政策使我们微薄的薪水只能养家糊口，维持简单的一日三餐，我们哪有时间、精力和金钱去提高和充实自己？我们早变成了重复劳动生产的工具。
“当我们面临下岗的命运时，我们技能单一，年龄偏大，文化又低，数十年低工资政策使我们并无多少积蓄。４０岁左右的人正是上有老要供，下有小要养，家庭负担过重的时节，离开工厂，我们一无所有。你说，我们用什么去拼？用什么去改变我们的命运？从昔日的主人沉沦为今天废人，你说，我们的心情能否舒畅？心态能否平衡？
“高昂的医疗费可使正常的家庭因病而负债累累。高昂的学费使穷人的孩子难入学校大门。为了每天的一日三餐，为了儿女的学业，我们托亲求友找寻就业的机会，但这时仿佛所有的大门都向我们关闭。嫌我们年龄大，学历低。
“我们无钱办厂开店，想摆个小摊，卖个早点，却被城管警察追得鸡飞狗跳，一不小心，箩筐扁担、小摊血本全被抓进了城管衙门。我们要工作，要生活，政府要政绩，要城市形象。不是我们不努力，而是通过正常渠道改变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困难重重，所以我们才对前途悲观和绝望。
“工人的大量下岗，工人的权益丧失殆尽。还美其名曰：这是改革的阵痛，是改革必须发生的牺牲。最后，为了减轻负担，干脆通过企业改制用２万元打发工人，一脚将工人踢出厂门。能得到２万元的也没有几个，大多数都是拍拍耳光什么都得不到。工人几十年的血汗和奉献，抵不住一个公务员一年的年薪。使年老体弱，技能单一，体能下降的４０岁、５０岁工人只能在寒风中无奈的哼唱：北风那个吹，心里那个凉……”
关书记严肃地说：“钱主任啊，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钱德阳说：“关书记，这就是我们下岗职工的真心话。”
很多职工代表都鼓噪起来：怎么，话也不准我们说呀？二十多年的工龄，两万来块钱就买断了，这是哪里的王法？反正我们哪里也不去，厂在我们就在，厂亡我们就亡。为国家建设做过几十年无私贡献，在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前提下，被无情地踢向了社会。如今拖着油灯将尽的老迈身躯，为填肚子和缴社保硬扛着四处打工。国家财富的积累有国企下岗职工功劳，国家应当统筹解决我们的生活、养老、看病问题……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气势汹汹，闹哄哄的。
吴兴隆说：“大家说的这些事情，我们能解决的问题，就是买断工龄的问题。不能解决的，说了也是白说，要由政府机关去处理。大家可以找市长对话，找市委书记对话。不过，全国都这样子，我建议大家，不要浪费时间和精力，讲这些废话。同意买断方案的，马上到财务处办理手续，直接领现金。不同意的，可以暂时不办，钱也暂时不领，等到最后，还是要来办理。全市企业厂矿全部是这样子改制的，我们不是第一家，也不是最后一家。”
钱德阳气呼呼地说：“那这位吴老板的意思，我们同意也这样办，不同意也这样办，是吗？”
吴兴隆冷静地说：“全国一盘棋，都是这样子的。到哪里，都还是这样子。我劝一句，闹下去能闹到什么吗？不如干干脆脆，大家把手续办理完毕，该赚钱去赚钱，该养家糊口就去养家糊口。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