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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未见过这么多的人。
人,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大声说话的人,很多时候,我以为他们在争吵、争执,我有些好奇又紧张地盯着他们,怕这场争执演变为进一步的行动,可随后,他们停止了对话,垂下眼睛,又有些时候,他们“吵”着“吵”着却爆出笑声,于是我知道,这只是他们日常交流的一种方式,习惯后就会觉得,这种方式原始、质朴,而可爱。
这是公元2000年11月11日,刚刚立冬后的这个礼拜六,我在上海火车站,等待一列上海至南京的火车。
我的手中攥着一张粉色的车票,票上的列车号以字母T打头,当地人告诉我,这是时下中国最快的列车,有人称它“子弹头”,上海到南京全程一共是两小时三十分钟。
红色电子显示屏闪出我车票上的列车号,同时,广播里的女声响了起来,顿时,一大群人“哗”地站起,向检票口涌去。
我拉着我的小行李箱,随着人流,慢慢挪到队伍里,人们贴得我很近,我的小行李箱总是蹭到后面一个男人的裤腿上,我觉得很尴尬,不时回头跟他抱歉,同时也希望他可以稍稍退后一点,可他似乎并不介意。
终于,我站在了月台上,鼻尖已细细渗出一层汗,十一月的天,却出奇的暖和,该有华氏六十度的样子,即便我穿得不多,套头卫衣,七分裤,平底鞋,而我周围的人,则是裹得严严实实,有些甚至已经穿上了薄款的棉衣,周围不时有人打量我,我知道,也许我看着和别人不太一样,又或许我那裸露的半截小腿在这裹得严实的人群当中太过晃眼,小时候每当天气转凉,瑜外婆便叮嘱我,不要总光着腿,她说,寒从底来。
我的一侧不远处,站着三五个年轻人,看样子和我差不多年纪,个个背着登山包,我觉得他们该是大学生,或许结伴去秋游,或许趁周末回家探亲,他们在热烈地讨论着手机型号的事情。
“我表哥刚买了一款西门子,白屏的,亮得不得了。”那个穿粉色绒线大衣的女生说道,她说南京话,我会听却不会说,这种方言我听瑜外婆和家里亲戚讲过,很好懂。
“哇塞,有钱人!我爸说我这学期拿了奖学金才带我买手机,我怎么这么命苦!”旁边一个高个子男生说道。
“么得事,跟他磨!”另一个女生接道,她的头发特别垂顺,据说是做了一种特别的化学处理,叫“离子烫”。
几个年轻人你一言我一语,在我听来,这些小小失落的背后却是和平年代的安宁所支撑,想起外婆们在自传中写下的句子,“哪怕拼了这整整一辈人,也要让后世子孙头顶天、脚立地,在自己的国土上尊严地活下去”,这一个礼拜以来,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让我时时想起这句话,外婆一辈的牺牲,换得今日亿万后人的自主和富足,我转过头,对那几个年轻人笑了笑,我希望中国人能够学会对陌生人微笑,予人玫瑰,手留余香。
白色的“子弹头”火车终于到站,我给自己买的是一张“一等座”车票,进了车厢,却没有看到外婆在自传里描述的那种宽大的沙发椅,现今的中国,也许在公共设施上,“等级”差距是不被倡导的。
列车掠过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富饶,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村舍皆是两层的小洋楼,粉墙黛瓦,秀丽婉约,每每要驶进一座城市的车站,一排排高楼大厦便铺天盖映入眼帘,让我惊叹不已,这和想象中的中国太不一样了。
我知道前方便是南京站了,突然,我的心“砰砰”直跳,竟是一种类似“近乡情怯”的味道。
随着人流往站外走去,出站口两边挤着很多来接站的人,我从甬道往前走,东张西望地寻找着,两边不时有人拦住我问:“小姐,要车吗?”第一次我停下脚步,我以为那是来接我的徐家后人,后来才搞清楚那是一些拉客的私车,再有这么问的我便微笑摇头不再理会,直到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将我仔细辨认着,又低头看看手中的照片。
“阿是小年啊?”男人开口问道。
“对。”我停了下来。
“美国来的?”他似乎还不放心,又进一步确认。
“不错,您是徐伯伯吧?”我早已将他认出。
“对,对,”对方边点头边温和地笑着,“来,箱子给我。”
他帮我拉过箱子,又试图帮我拎我背上的背包,我谢绝了,徐伯伯身边站着一个中年女人,笑着将我打量着。
“这是你徐伯母。”
“徐伯母好。”
“嗳,嗳,累了吧?冷不冷啊?”
“不冷。谢谢徐伯父和徐伯母来接我,给你们添麻烦了。”
“这孩子这么客气!普通话说这么好!”徐伯母笑道。
我的“普通话”打小便是瑾外婆一字一句教授,我的那些从中国去美国读书的同学都惊讶于我中国话发音的标准。
初次见面免不了一番寒暄,说了一阵子话这才随两位长辈去寻出租车,那一年,私家车在中国还未普及,即便是像徐伯伯这样一位博物馆的馆长,也没有担负一辆私家车的经济能力。
我被安排住在徐家女儿的房间,他们家的女儿比我大上几岁,在欧洲读书,一时没有假期回来。原本... -->>
我从未见过这么多的人。
人,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大声说话的人,很多时候,我以为他们在争吵、争执,我有些好奇又紧张地盯着他们,怕这场争执演变为进一步的行动,可随后,他们停止了对话,垂下眼睛,又有些时候,他们“吵”着“吵”着却爆出笑声,于是我知道,这只是他们日常交流的一种方式,习惯后就会觉得,这种方式原始、质朴,而可爱。
这是公元2000年11月11日,刚刚立冬后的这个礼拜六,我在上海火车站,等待一列上海至南京的火车。
我的手中攥着一张粉色的车票,票上的列车号以字母T打头,当地人告诉我,这是时下中国最快的列车,有人称它“子弹头”,上海到南京全程一共是两小时三十分钟。
红色电子显示屏闪出我车票上的列车号,同时,广播里的女声响了起来,顿时,一大群人“哗”地站起,向检票口涌去。
我拉着我的小行李箱,随着人流,慢慢挪到队伍里,人们贴得我很近,我的小行李箱总是蹭到后面一个男人的裤腿上,我觉得很尴尬,不时回头跟他抱歉,同时也希望他可以稍稍退后一点,可他似乎并不介意。
终于,我站在了月台上,鼻尖已细细渗出一层汗,十一月的天,却出奇的暖和,该有华氏六十度的样子,即便我穿得不多,套头卫衣,七分裤,平底鞋,而我周围的人,则是裹得严严实实,有些甚至已经穿上了薄款的棉衣,周围不时有人打量我,我知道,也许我看着和别人不太一样,又或许我那裸露的半截小腿在这裹得严实的人群当中太过晃眼,小时候每当天气转凉,瑜外婆便叮嘱我,不要总光着腿,她说,寒从底来。
我的一侧不远处,站着三五个年轻人,看样子和我差不多年纪,个个背着登山包,我觉得他们该是大学生,或许结伴去秋游,或许趁周末回家探亲,他们在热烈地讨论着手机型号的事情。
“我表哥刚买了一款西门子,白屏的,亮得不得了。”那个穿粉色绒线大衣的女生说道,她说南京话,我会听却不会说,这种方言我听瑜外婆和家里亲戚讲过,很好懂。
“哇塞,有钱人!我爸说我这学期拿了奖学金才带我买手机,我怎么这么命苦!”旁边一个高个子男生说道。
“么得事,跟他磨!”另一个女生接道,她的头发特别垂顺,据说是做了一种特别的化学处理,叫“离子烫”。
几个年轻人你一言我一语,在我听来,这些小小失落的背后却是和平年代的安宁所支撑,想起外婆们在自传中写下的句子,“哪怕拼了这整整一辈人,也要让后世子孙头顶天、脚立地,在自己的国土上尊严地活下去”,这一个礼拜以来,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让我时时想起这句话,外婆一辈的牺牲,换得今日亿万后人的自主和富足,我转过头,对那几个年轻人笑了笑,我希望中国人能够学会对陌生人微笑,予人玫瑰,手留余香。
白色的“子弹头”火车终于到站,我给自己买的是一张“一等座”车票,进了车厢,却没有看到外婆在自传里描述的那种宽大的沙发椅,现今的中国,也许在公共设施上,“等级”差距是不被倡导的。
列车掠过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富饶,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村舍皆是两层的小洋楼,粉墙黛瓦,秀丽婉约,每每要驶进一座城市的车站,一排排高楼大厦便铺天盖映入眼帘,让我惊叹不已,这和想象中的中国太不一样了。
我知道前方便是南京站了,突然,我的心“砰砰”直跳,竟是一种类似“近乡情怯”的味道。
随着人流往站外走去,出站口两边挤着很多来接站的人,我从甬道往前走,东张西望地寻找着,两边不时有人拦住我问:“小姐,要车吗?”第一次我停下脚步,我以为那是来接我的徐家后人,后来才搞清楚那是一些拉客的私车,再有这么问的我便微笑摇头不再理会,直到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将我仔细辨认着,又低头看看手中的照片。
“阿是小年啊?”男人开口问道。
“对。”我停了下来。
“美国来的?”他似乎还不放心,又进一步确认。
“不错,您是徐伯伯吧?”我早已将他认出。
“对,对,”对方边点头边温和地笑着,“来,箱子给我。”
他帮我拉过箱子,又试图帮我拎我背上的背包,我谢绝了,徐伯伯身边站着一个中年女人,笑着将我打量着。
“这是你徐伯母。”
“徐伯母好。”
“嗳,嗳,累了吧?冷不冷啊?”
“不冷。谢谢徐伯父和徐伯母来接我,给你们添麻烦了。”
“这孩子这么客气!普通话说这么好!”徐伯母笑道。
我的“普通话”打小便是瑾外婆一字一句教授,我的那些从中国去美国读书的同学都惊讶于我中国话发音的标准。
初次见面免不了一番寒暄,说了一阵子话这才随两位长辈去寻出租车,那一年,私家车在中国还未普及,即便是像徐伯伯这样一位博物馆的馆长,也没有担负一辆私家车的经济能力。
我被安排住在徐家女儿的房间,他们家的女儿比我大上几岁,在欧洲读书,一时没有假期回来。原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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