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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晓军队不可轻动，勋贵的核心利益不易侵犯，因此，大动作可以按捺，小刀子却可以慢慢地割。先在军功勋贵集团内部搞分化平衡，提拔如田氏这种势力不强、影响力相对局限的勋贵家族，后面再培植庶族寒门将领，当然这注定是个漫长的水磨工夫的事情，急躁不得。
另一方面，在对军政令系统做“小手术”式调整之后，刘文济又下诏重新设立枢密直学士一职，以内阁学士、知制诰曹利用充任，重置的理由则是他不通军务，但军国大事，不能不熟悉，因以此职作为皇帝与枢密院之间联系的桥梁，加强沟通......
一系列幅度不大，但显着加强皇帝权威动作下来，包括文官系统内一些眼光毒辣的人，都察觉到今上那颗并不端拱的心，而对此感受最为深刻的，毫无疑问乃是军队体系，尤其是军功老贵家族。
不过，军队里的实权派们，却并没有就此表示些什么。帝国军制，给了他们近乎超然的地位与待遇，同样对所有人也都有一套摆在台面上的限制，台下怎么做是一回事，但谁敢在台面上搞形成规则共识的事情，则将面对来自上下的挤压。
另一方面，刘文济的系列操作，也都在既定规则之内，并没有动摇勋贵们对军队的主导地位。总不能期待每个皇帝都如康宗一样吧，而由平康时代走向端拱时代过程中产生的不适感，所有人都得慢慢接受，并且，是臣子去适应皇帝，这是由强势皇权决定的。
端拱三年春，许昌王、中书令刘曜上奏，安南王刘文涣薨于交趾。
刘曜，世祖皇帝幼子，母周宜妃，生于开宝十九年，初封韩公，康宗继位后晋爵许昌郡王。前者，以刘继昌落马遭贬，依常例选宗室入政事堂。
皇帝刘文济二请赵王刘昉出山，仍为其所拒，又邀掌管宗正的燕王刘昭，不出意外，刘昭也选择婉拒。二王悉拒，不得已之下，刘文济只能把目光投向其他人了。
世祖诸子，除了赵、燕两大亲王之外，在京的只剩蜀王刘晅以及许昌王刘曜了，最终，在一翻考察之后，刘文济敲定以许昌王刘曜入政事堂，拜中书令，同时监管理藩院，除了平衡朝局之外，主要搞外交，尤其是与四方封国、藩属之间的交往联系。
“安东事件”仍未调查清楚，但不论真假如何，都给了刘文济一个警醒。随着这一年加强对各藩国的关注，获取众多政治、军事、经济情报之后，刘文济也意识到，血脉相连的帝国与诸封国交流频繁，但正在往正常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发展。
这种趋势，作为中央帝国的皇帝，刘文济心中很膈应，那是一种事务脱离掌控的不适感，但是面对这种趋势，他又不得不冷静下来，审慎分析，理性对待。
封国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但域外封国，却仍是一个新鲜事务，也需要一种全新的方式去相处，若宥于旧眼光、老故事，必然会出问题。
安东国状况不断，就是一种极其明显的征兆与体现了。事实上，刘文济心中也清楚，中央帝国与诸大小封国之间关系往来，必需有一套更实际、更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规则办法，使之走向正常化，否则，只会在越来越多的矛盾与拉扯中，渐行渐远。
地域上的距离，本就让世祖之后皇室宗亲间的情分难以长期保留，利益二字或许冰冷，但对双方而言，却可以让各自冷静理性地对待双方之间的关系。
当然，这份关系的发展走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将以帝国中央的意志为主导，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刘文济对许昌王刘曜的委任，是寄予厚望的，实权也很重，同时，刘曜的年纪（比刘文济还小五岁）足以陪他一起构建一套更进一步的新宗藩体系。
当刘曜向刘文济汇报安南王刘文涣之薨时，也是一次对尚在形成中的“新宗藩体系”的实践机会。不过在此之前，礼节人情还是要先讲的。
回京夺位失败后，刘文涣于端拱元年初夏，便再次黯然离京，南归封国。在途中，就染上了肺疾，回到安南，久治不愈，终于三年春离世。
刘文涣的一生，多少带着些悲情色彩，他出身高贵，才智不凡，胸怀大志，或有孤傲之时，少有松懈之日。少年时期，是世祖疼爱的千里马，青年时期也是太宗寄予厚望的皇长子，只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遇人不淑，宏图大志，尽成一空。
当然，刘文济这个对手对他的影响，比表面呈现的要大得多。虽然他们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直接面临竞争，但一出手，就直接踩着他的肩膀登上至尊之位。
悲情固然难免，但堂堂的安南王，也难让人同情，因为天下没什么有资格去同情他。人生最后的一年多，虽然饱受病痛折磨，但大抵也是刘文涣活得最清醒、最从容的一段时光了。
临死之前，刘文涣还将后事安排好了，立四子刘继丹为嗣，继承王位，同时以王后刘娥监国。刘文涣一共有四个儿子，常妃所生的刘继元、刘继初，毫无疑问被排除在候选人之列。
剩下的只能从三子刘继诚与四子刘继丹中挑选，二人年纪都不大，一个十四，一个十一，最终选择了刘继丹，因为他无母，王后刘娥的枕边风厉害。在刘文涣养病的这段时间里，安南国很多事务，实则就是刘娥在帮忙处置，并且处置得不错，优秀的政治能力让刘文涣意外之余，也促使他做出了最终关乎安南国命运的决定。
而依封国制，刘文涣的这些安排，还需上表京城，请中枢朝廷确认，批复授册，遣使宣告之后，方具备法律效力。
为此事，刘文济还专门召集政事堂诸宰，举行了一场廷议，在王位继承问题上，倒也没有太大意见，安南王的决定总还是要尊重一二。唯一的异议，只在王后刘娥监国的问题上，经历了慕容太后干政甚至仍在经历着的大汉宰相们，对“牝鸡司晨”这种情况格外看不惯。
然而，仔细斟酌下来，却又找不到其他更合适的办法，总不能把安南这样的“大国”，直接交给一个11岁的娃娃吧，再不乐意，也只能捏着鼻子先认了，等刘继丹长大，再作区处。
寇准对安南还是很有感情的，他单独面圣时，向刘文济提出另外一个处置办法，将安南国收回，重归中央直辖。然而可以想象的，刘文济断然否决，分家容易，合家难。即便不考虑其他影响，刘文济不能不顾虑世祖、太宗分封之政的强大影响力，这份影响来源于诸多既得利益者的强力维护。
最终决定，照准安南所表，以集贤殿大学士、礼部侍郎杨亿加安南宣慰使衔，南下交趾，代表朝廷进行抚慰，立新王，授金册。
这同样是打破常规的一个举措，因为按照最初的制度，封国王位世袭，新王需要亲自到京城接受册封。这种做法，体现的是制定此等规矩的世祖皇帝的强势掌控之心，但在端拱三年，显然早已不合时宜，因而做出一些顺势的改变，也是理所应当。
从此，帝国中枢开始正式转变对各封国关系政策了。于安南国而言，随着新王刘继丹的继位，也开启了一段错综复杂、斗争频繁的混乱时期。
王太后刘娥的执政，注定充满了挑战与困难，后宫有赵太妃不甘寂寞，在朝有赵氏家族及刘文涣心腹旧臣们，同时，国内有诸多叛服不定的蛮夷之属，饱受白眼、心怀怨愤的刘继元、刘继礼兄弟也对失去王位耿耿于怀。（这两个儿子，刘文涣感情很复杂，将其远远地安排在西南的文州与万州镇守，眼不见为净。）
诸方势力，种种矛盾，在没有刘文涣的强力支持后，刘娥的摄政之路肉眼可见的艰辛，而他能依靠的力量实在不多，唯一的优势就在于，前后先王遗命，后有朝廷敕旨，并且牢牢地将新王刘继丹置于羽翼之下......
pS：在收到刘文涣去世的消息后，刘文济曾大哭一场，长大成熟后的兄弟俩，渐行渐远，那是时局的推动，历史的选择，但曾经有那么一段日子，兄友弟恭，一同环抱世祖之膝，欢声笑语。
与康宗刘文澎，二人或许都有一定代沟，但二人之间，却总是有一份兄弟之情。如果刘文涣活着，那么“各自安好”，待其薨，有些情感也就压制不住了。
太宗皇帝拢共就三个儿子，如今，三去其二，并且都是英年早逝，这同样给刘文济带来不小的心理压力，也促使他做出了早立太子之决定。
知晓军队不可轻动，勋贵的核心利益不易侵犯，因此，大动作可以按捺，小刀子却可以慢慢地割。先在军功勋贵集团内部搞分化平衡，提拔如田氏这种势力不强、影响力相对局限的勋贵家族，后面再培植庶族寒门将领，当然这注定是个漫长的水磨工夫的事情，急躁不得。
另一方面，在对军政令系统做“小手术”式调整之后，刘文济又下诏重新设立枢密直学士一职，以内阁学士、知制诰曹利用充任，重置的理由则是他不通军务，但军国大事，不能不熟悉，因以此职作为皇帝与枢密院之间联系的桥梁，加强沟通......
一系列幅度不大，但显着加强皇帝权威动作下来，包括文官系统内一些眼光毒辣的人，都察觉到今上那颗并不端拱的心，而对此感受最为深刻的，毫无疑问乃是军队体系，尤其是军功老贵家族。
不过，军队里的实权派们，却并没有就此表示些什么。帝国军制，给了他们近乎超然的地位与待遇，同样对所有人也都有一套摆在台面上的限制，台下怎么做是一回事，但谁敢在台面上搞形成规则共识的事情，则将面对来自上下的挤压。
另一方面，刘文济的系列操作，也都在既定规则之内，并没有动摇勋贵们对军队的主导地位。总不能期待每个皇帝都如康宗一样吧，而由平康时代走向端拱时代过程中产生的不适感，所有人都得慢慢接受，并且，是臣子去适应皇帝，这是由强势皇权决定的。
端拱三年春，许昌王、中书令刘曜上奏，安南王刘文涣薨于交趾。
刘曜，世祖皇帝幼子，母周宜妃，生于开宝十九年，初封韩公，康宗继位后晋爵许昌郡王。前者，以刘继昌落马遭贬，依常例选宗室入政事堂。
皇帝刘文济二请赵王刘昉出山，仍为其所拒，又邀掌管宗正的燕王刘昭，不出意外，刘昭也选择婉拒。二王悉拒，不得已之下，刘文济只能把目光投向其他人了。
世祖诸子，除了赵、燕两大亲王之外，在京的只剩蜀王刘晅以及许昌王刘曜了，最终，在一翻考察之后，刘文济敲定以许昌王刘曜入政事堂，拜中书令，同时监管理藩院，除了平衡朝局之外，主要搞外交，尤其是与四方封国、藩属之间的交往联系。
“安东事件”仍未调查清楚，但不论真假如何，都给了刘文济一个警醒。随着这一年加强对各藩国的关注，获取众多政治、军事、经济情报之后，刘文济也意识到，血脉相连的帝国与诸封国交流频繁，但正在往正常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发展。
这种趋势，作为中央帝国的皇帝，刘文济心中很膈应，那是一种事务脱离掌控的不适感，但是面对这种趋势，他又不得不冷静下来，审慎分析，理性对待。
封国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但域外封国，却仍是一个新鲜事务，也需要一种全新的方式去相处，若宥于旧眼光、老故事，必然会出问题。
安东国状况不断，就是一种极其明显的征兆与体现了。事实上，刘文济心中也清楚，中央帝国与诸大小封国之间关系往来，必需有一套更实际、更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规则办法，使之走向正常化，否则，只会在越来越多的矛盾与拉扯中，渐行渐远。
地域上的距离，本就让世祖之后皇室宗亲间的情分难以长期保留，利益二字或许冰冷，但对双方而言，却可以让各自冷静理性地对待双方之间的关系。
当然，这份关系的发展走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将以帝国中央的意志为主导，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刘文济对许昌王刘曜的委任，是寄予厚望的，实权也很重，同时，刘曜的年纪（比刘文济还小五岁）足以陪他一起构建一套更进一步的新宗藩体系。
当刘曜向刘文济汇报安南王刘文涣之薨时，也是一次对尚在形成中的“新宗藩体系”的实践机会。不过在此之前，礼节人情还是要先讲的。
回京夺位失败后，刘文涣于端拱元年初夏，便再次黯然离京，南归封国。在途中，就染上了肺疾，回到安南，久治不愈，终于三年春离世。
刘文涣的一生，多少带着些悲情色彩，他出身高贵，才智不凡，胸怀大志，或有孤傲之时，少有松懈之日。少年时期，是世祖疼爱的千里马，青年时期也是太宗寄予厚望的皇长子，只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遇人不淑，宏图大志，尽成一空。
当然，刘文济这个对手对他的影响，比表面呈现的要大得多。虽然他们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直接面临竞争，但一出手，就直接踩着他的肩膀登上至尊之位。
悲情固然难免，但堂堂的安南王，也难让人同情，因为天下没什么有资格去同情他。人生最后的一年多，虽然饱受病痛折磨，但大抵也是刘文涣活得最清醒、最从容的一段时光了。
临死之前，刘文涣还将后事安排好了，立四子刘继丹为嗣，继承王位，同时以王后刘娥监国。刘文涣一共有四个儿子，常妃所生的刘继元、刘继初，毫无疑问被排除在候选人之列。
剩下的只能从三子刘继诚与四子刘继丹中挑选，二人年纪都不大，一个十四，一个十一，最终选择了刘继丹，因为他无母，王后刘娥的枕边风厉害。在刘文涣养病的这段时间里，安南国很多事务，实则就是刘娥在帮忙处置，并且处置得不错，优秀的政治能力让刘文涣意外之余，也促使他做出了最终关乎安南国命运的决定。
而依封国制，刘文涣的这些安排，还需上表京城，请中枢朝廷确认，批复授册，遣使宣告之后，方具备法律效力。
为此事，刘文济还专门召集政事堂诸宰，举行了一场廷议，在王位继承问题上，倒也没有太大意见，安南王的决定总还是要尊重一二。唯一的异议，只在王后刘娥监国的问题上，经历了慕容太后干政甚至仍在经历着的大汉宰相们，对“牝鸡司晨”这种情况格外看不惯。
然而，仔细斟酌下来，却又找不到其他更合适的办法，总不能把安南这样的“大国”，直接交给一个11岁的娃娃吧，再不乐意，也只能捏着鼻子先认了，等刘继丹长大，再作区处。
寇准对安南还是很有感情的，他单独面圣时，向刘文济提出另外一个处置办法，将安南国收回，重归中央直辖。然而可以想象的，刘文济断然否决，分家容易，合家难。即便不考虑其他影响，刘文济不能不顾虑世祖、太宗分封之政的强大影响力，这份影响来源于诸多既得利益者的强力维护。
最终决定，照准安南所表，以集贤殿大学士、礼部侍郎杨亿加安南宣慰使衔，南下交趾，代表朝廷进行抚慰，立新王，授金册。
这同样是打破常规的一个举措，因为按照最初的制度，封国王位世袭，新王需要亲自到京城接受册封。这种做法，体现的是制定此等规矩的世祖皇帝的强势掌控之心，但在端拱三年，显然早已不合时宜，因而做出一些顺势的改变，也是理所应当。
从此，帝国中枢开始正式转变对各封国关系政策了。于安南国而言，随着新王刘继丹的继位，也开启了一段错综复杂、斗争频繁的混乱时期。
王太后刘娥的执政，注定充满了挑战与困难，后宫有赵太妃不甘寂寞，在朝有赵氏家族及刘文涣心腹旧臣们，同时，国内有诸多叛服不定的蛮夷之属，饱受白眼、心怀怨愤的刘继元、刘继礼兄弟也对失去王位耿耿于怀。（这两个儿子，刘文涣感情很复杂，将其远远地安排在西南的文州与万州镇守，眼不见为净。）
诸方势力，种种矛盾，在没有刘文涣的强力支持后，刘娥的摄政之路肉眼可见的艰辛，而他能依靠的力量实在不多，唯一的优势就在于，前后先王遗命，后有朝廷敕旨，并且牢牢地将新王刘继丹置于羽翼之下......
pS：在收到刘文涣去世的消息后，刘文济曾大哭一场，长大成熟后的兄弟俩，渐行渐远，那是时局的推动，历史的选择，但曾经有那么一段日子，兄友弟恭，一同环抱世祖之膝，欢声笑语。
与康宗刘文澎，二人或许都有一定代沟，但二人之间，却总是有一份兄弟之情。如果刘文涣活着，那么“各自安好”，待其薨，有些情感也就压制不住了。
太宗皇帝拢共就三个儿子，如今，三去其二，并且都是英年早逝，这同样给刘文济带来不小的心理压力，也促使他做出了早立太子之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