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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一般人遇到了这样的事，也就只能是暗自窝火，不再多言。何勇不，他直接走过去，要那两个年轻人起来，把位置还给他。两人不还，不但不还，还犯了一个中国人通常都有的坏毛病，说话带脏。何勇要他再说一句，他说了，于是何勇就打了他。我在旁边，不能不参加。
那一架，我们并没有打赢。因为九镇通往市区的公路两旁都是农村，中途上车者一般都是务农的人，能拿着锄头修理地球的人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有劲，而我和何勇又还太年轻。何勇被打得一鼻子血，我问他：“你何必啊？就为了一个座位，我拉你都拉不住。”
他说：“什么何必？我问你，什么何必？让位子，我是好心，我是让给那个老婆娘坐，不坐就给我。这个杂种比我们还壮实些，我的位置为什么要给他坐啊？他是大妈妈（方言，正房太太的意思）生的？他还骂我的娘，我不打？”
我没有再回答。我知道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说得也并不是没有道理。
第二件事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个时候的何勇早就不用再坐公车，不用再给人让位，更没人敢去骂他娘，还打他。记得那几年，每天他都要往家里买几十斤的酒和菜。为什么？因为他要请客。朋友、朋友的朋友、他想结交的人、想结交他的人，甚至专门闻风而来吃白食的人，只要来了就吃。什么叫流水席？他家里每天的晚餐就是流水席，人换了，菜再来。
某一次，兄弟相聚，酒到正酣，我说：“兄弟，你何必啊？赚几个钱不容易，你这么搞有意思吗？这条路上，树大招风。”
他看了我半天，点燃一根烟之后，将眼光移开，望着地面，非常低沉地给我说：“老三，而今这几年，是不是觉得自己想搞个什么生意啊，帮人摆平件什么事啊，各方各面的关系都好搞些哒？都给面子哒？”
我没有回答，我知道他还有话要说。果然，吐出了一口烟之后，他又转头看着我，眼光凌厉而复杂，说：“你以为他们是喜欢我们啊，是佩服我们，是尊重我们啊？不是的，告诉你，他们是怕我们，就像是走在路上，怕一个手上提着刀的癫子一样地怕我们。晓得不？不摆酒？呵呵，你以为我真是钱多了？”
说到这里，他的声音更加低沉，几不可闻。他说：“只有摆酒的时候，每天看着他们在我屋里喝酒，我才感受到了尊重。那种笑，都笑得让我舒服。钱？钱算个什么？狗都不如！”
同样，我也没有回答；不但没有回答，我甚至再也没有劝过他。因为我了解他，他所体会到的一切，在我的生命中也同样刻骨铭心。
皮铁明则和何勇不同，他绝对不会去为了一个位置与人打架，更不会为了得到别人的尊重而去散尽千金。何勇的强大在于他的争，皮铁明的强大却在于他的不争，他有着一颗我和何勇都没有的平静而坚定的心。
所有的一切，皮铁明都只向自己交代，自己觉得舒服了那就是舒服。无论何时何地，你看到皮铁明，他的脸上都带着笑，不做作，也不盛意，就是那样淡然自如。在能够坐着的时候，他绝对不会站着；在能够躺着的时候，他也绝对不会坐着，就连走路，他都是一副全身发软，任由惯性往前拖的感觉。他说过一句话：“摆着个架子怎么过都是假的，自己开心，平平淡淡、自自然然才是真的。”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皮铁明虽然没有坐上我与何勇的位置，一直以来却是我们兄弟中受到最多尊重与称赞的人。
认识鸭子比上面二位要稍微晚点。鸭子有个非常少见的姓，漆，名叫漆遥。他不算九镇人，是跟着开餐馆的父母一起到九镇之后，才认识了我们。
还记得，我七岁的一天，跟何勇、皮铁明两人正在吃一只我二哥出差时从四川带回来的烧鸡。这个东西在当时非常少见，好东西当与兄弟分享。于是，我打开家里的碗柜，把鸡偷了出来。我们正吃得津津有味，蓦然抬首，发现身边四五米处站了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陌生小孩。他靠在墙上，一言不发，死死地盯着我们这边。
何勇招呼他过来一起吃。鸭子半句客气话没有，抓起烧鸡就吃。烧鸡吃完，我们也就成了兄弟。因此他最初落下的外号是鸡。后来，大家嫌鸡不合适，外号就慢慢地变成了鸭子。
鸭子来自乡下，但他偏偏是我们当中看上去最洋气、最斯文的人。他不像皮铁明，他从来不穿拖鞋上街；也不像何勇，无论多热的夏天，他也不会光着上身在街上晃悠；也不像我，他从来不会迟到。他就像是活在一个守则中的人，永远都是那么规规矩矩、古井不波、精准至极。
他一生中唯一做过一件不在情理中的事情，是在13岁那年，看完了《岳飞传》之后，在满腔热血的刺激之下，学着岳飞在背后文上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帮他文身的我，用了一根打火机烧过的普通绣花针和一瓶英雄牌蓝墨水。
为此，他后悔了十年。90年代，他去了一趟深圳，回来之后，他脱下衣服给我看。巨丑无比的四个大字已经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极为秀美的太极图。他专门找了当地最好的一家文身店，耗费巨资，改正了童年的错误。
1987年，初三的皮铁明因为成绩太差，创纪录地连续留了三次级。他家里又太穷，实在是承受不住再这样继续浪费钱财，于是托关系将他搞到九镇的小煤场去上班了。
没过多久，鸭子与何勇两人则因为在街上与人打架，让派出所当场逮住，拘留了几天之后，被校长亲自踢出校门，整天跟着另外一个极为要好的朋友唐一林一起，开始了打流（方言，混黑道、混社会）生涯。在被学校开除，与王丽分手之后那段最难熬的日子里面，全九镇不说我半句坏话，愿意时时刻刻陪在我身边的人就只有他们三个。
我当然很高兴能和他们在一起，但是今天不行，今天有了太多太多的外人。
“我不去了，没得意思，饭都没有吃完呢，你去玩吧。”我边说边站起身，想把皮铁明手里的小说抽出来。
“啪”，他却一把将书远远地丢在了沙发上，伸出手拉着我就要走。我还想挣扎，却听到他说：“莫啰唆，女伢儿都约好了。”
我的名声已经臭了，我不应该再去沾惹任何一个女孩。可是，我是一个年轻人，一个才17岁，终日无所事事、无聊之极、精力无处发泄的年轻人。我抗拒不了几个最好的兄弟和一群年轻的姑娘组成的聚会所能带来的诱惑。所以，那天我还是跟着去了，去参加这个一月一次，属于九镇所有青春男女的狂欢盛宴。其实，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晚确实是一个盛宴。不过，不是我预想的那种盛宴，而是血雨腥风的流子（方言，混混）的盛宴。
我早被命运所注定的人生也就从此开始正式转弯，走向了这个让我臭名昭著、罪孽缠身的未来。
nbsp;一般人遇到了这样的事，也就只能是暗自窝火，不再多言。何勇不，他直接走过去，要那两个年轻人起来，把位置还给他。两人不还，不但不还，还犯了一个中国人通常都有的坏毛病，说话带脏。何勇要他再说一句，他说了，于是何勇就打了他。我在旁边，不能不参加。
那一架，我们并没有打赢。因为九镇通往市区的公路两旁都是农村，中途上车者一般都是务农的人，能拿着锄头修理地球的人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有劲，而我和何勇又还太年轻。何勇被打得一鼻子血，我问他：“你何必啊？就为了一个座位，我拉你都拉不住。”
他说：“什么何必？我问你，什么何必？让位子，我是好心，我是让给那个老婆娘坐，不坐就给我。这个杂种比我们还壮实些，我的位置为什么要给他坐啊？他是大妈妈（方言，正房太太的意思）生的？他还骂我的娘，我不打？”
我没有再回答。我知道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说得也并不是没有道理。
第二件事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个时候的何勇早就不用再坐公车，不用再给人让位，更没人敢去骂他娘，还打他。记得那几年，每天他都要往家里买几十斤的酒和菜。为什么？因为他要请客。朋友、朋友的朋友、他想结交的人、想结交他的人，甚至专门闻风而来吃白食的人，只要来了就吃。什么叫流水席？他家里每天的晚餐就是流水席，人换了，菜再来。
某一次，兄弟相聚，酒到正酣，我说：“兄弟，你何必啊？赚几个钱不容易，你这么搞有意思吗？这条路上，树大招风。”
他看了我半天，点燃一根烟之后，将眼光移开，望着地面，非常低沉地给我说：“老三，而今这几年，是不是觉得自己想搞个什么生意啊，帮人摆平件什么事啊，各方各面的关系都好搞些哒？都给面子哒？”
我没有回答，我知道他还有话要说。果然，吐出了一口烟之后，他又转头看着我，眼光凌厉而复杂，说：“你以为他们是喜欢我们啊，是佩服我们，是尊重我们啊？不是的，告诉你，他们是怕我们，就像是走在路上，怕一个手上提着刀的癫子一样地怕我们。晓得不？不摆酒？呵呵，你以为我真是钱多了？”
说到这里，他的声音更加低沉，几不可闻。他说：“只有摆酒的时候，每天看着他们在我屋里喝酒，我才感受到了尊重。那种笑，都笑得让我舒服。钱？钱算个什么？狗都不如！”
同样，我也没有回答；不但没有回答，我甚至再也没有劝过他。因为我了解他，他所体会到的一切，在我的生命中也同样刻骨铭心。
皮铁明则和何勇不同，他绝对不会去为了一个位置与人打架，更不会为了得到别人的尊重而去散尽千金。何勇的强大在于他的争，皮铁明的强大却在于他的不争，他有着一颗我和何勇都没有的平静而坚定的心。
所有的一切，皮铁明都只向自己交代，自己觉得舒服了那就是舒服。无论何时何地，你看到皮铁明，他的脸上都带着笑，不做作，也不盛意，就是那样淡然自如。在能够坐着的时候，他绝对不会站着；在能够躺着的时候，他也绝对不会坐着，就连走路，他都是一副全身发软，任由惯性往前拖的感觉。他说过一句话：“摆着个架子怎么过都是假的，自己开心，平平淡淡、自自然然才是真的。”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皮铁明虽然没有坐上我与何勇的位置，一直以来却是我们兄弟中受到最多尊重与称赞的人。
认识鸭子比上面二位要稍微晚点。鸭子有个非常少见的姓，漆，名叫漆遥。他不算九镇人，是跟着开餐馆的父母一起到九镇之后，才认识了我们。
还记得，我七岁的一天，跟何勇、皮铁明两人正在吃一只我二哥出差时从四川带回来的烧鸡。这个东西在当时非常少见，好东西当与兄弟分享。于是，我打开家里的碗柜，把鸡偷了出来。我们正吃得津津有味，蓦然抬首，发现身边四五米处站了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陌生小孩。他靠在墙上，一言不发，死死地盯着我们这边。
何勇招呼他过来一起吃。鸭子半句客气话没有，抓起烧鸡就吃。烧鸡吃完，我们也就成了兄弟。因此他最初落下的外号是鸡。后来，大家嫌鸡不合适，外号就慢慢地变成了鸭子。
鸭子来自乡下，但他偏偏是我们当中看上去最洋气、最斯文的人。他不像皮铁明，他从来不穿拖鞋上街；也不像何勇，无论多热的夏天，他也不会光着上身在街上晃悠；也不像我，他从来不会迟到。他就像是活在一个守则中的人，永远都是那么规规矩矩、古井不波、精准至极。
他一生中唯一做过一件不在情理中的事情，是在13岁那年，看完了《岳飞传》之后，在满腔热血的刺激之下，学着岳飞在背后文上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帮他文身的我，用了一根打火机烧过的普通绣花针和一瓶英雄牌蓝墨水。
为此，他后悔了十年。90年代，他去了一趟深圳，回来之后，他脱下衣服给我看。巨丑无比的四个大字已经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极为秀美的太极图。他专门找了当地最好的一家文身店，耗费巨资，改正了童年的错误。
1987年，初三的皮铁明因为成绩太差，创纪录地连续留了三次级。他家里又太穷，实在是承受不住再这样继续浪费钱财，于是托关系将他搞到九镇的小煤场去上班了。
没过多久，鸭子与何勇两人则因为在街上与人打架，让派出所当场逮住，拘留了几天之后，被校长亲自踢出校门，整天跟着另外一个极为要好的朋友唐一林一起，开始了打流（方言，混黑道、混社会）生涯。在被学校开除，与王丽分手之后那段最难熬的日子里面，全九镇不说我半句坏话，愿意时时刻刻陪在我身边的人就只有他们三个。
我当然很高兴能和他们在一起，但是今天不行，今天有了太多太多的外人。
“我不去了，没得意思，饭都没有吃完呢，你去玩吧。”我边说边站起身，想把皮铁明手里的小说抽出来。
“啪”，他却一把将书远远地丢在了沙发上，伸出手拉着我就要走。我还想挣扎，却听到他说：“莫啰唆，女伢儿都约好了。”
我的名声已经臭了，我不应该再去沾惹任何一个女孩。可是，我是一个年轻人，一个才17岁，终日无所事事、无聊之极、精力无处发泄的年轻人。我抗拒不了几个最好的兄弟和一群年轻的姑娘组成的聚会所能带来的诱惑。所以，那天我还是跟着去了，去参加这个一月一次，属于九镇所有青春男女的狂欢盛宴。其实，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晚确实是一个盛宴。不过，不是我预想的那种盛宴，而是血雨腥风的流子（方言，混混）的盛宴。
我早被命运所注定的人生也就从此开始正式转弯，走向了这个让我臭名昭著、罪孽缠身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