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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12月8日,美国,华盛顿特区
星期五,雪
我的名字叫玛丽安·胡珀·亚当斯。
我是谁?我一直在问自己这个问题。
当然,我是罗伯特·威廉姆·胡珀和艾伦·斯特吉斯·胡珀的女儿。
亨利·布鲁克斯·亚当斯的妻子。
报纸称我为“社会名媛”。
家人和朋友们叫我“三叶草”。
其实很奇怪,我们三兄妹明明都有自己的名字,但它们似乎总被人遗忘,大家都喜欢叫我们的外号。我的哥哥爱德华·威廉·胡珀,外号“奈德”,我的姐姐艾伦·斯特吉斯·胡珀,外号“奈拉”,而我却叫“三叶草”。
可是,我指的不是名字、家世,头衔这些,而是作为一个个体独立于社会上的身份认知。
在自己举办的沙龙里,我曾听到有其他女人们私下议论我,说亨利惯坏了我,不该让我总是抛头露面主持沙龙;还说我太不知足,明明已经嫁给了如此出色的丈夫,而他的家庭是这个世界上最有名望的家族——是啊,试问哪个家庭能出来两届总统?
也许是我太贪心了,不愿安分守己?
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但父亲对我说,母亲嘱咐我要独立,要为自我而活;父亲也说,去做你喜欢的任何事,他永远的支持我。
哥哥和姐姐从小就很宠我,他们对我说“当三叶草找到第四片叶子时,就是人生最幸运的时刻。”
我曾认为亨利就是我的第四片叶子。
我爱他,甚至如初见时那般深深爱着他。
但十年过去了,我却知道,自己并没有找到幸运草。
感谢上帝,事情终于有了转机。
六月二十七日,是我和亨利结婚十周年的纪念日。他送我的礼物是一只叫做“侯爵”的小狗,它让我想起了老“公爵”,它们长得很像,但性格却十分不同。我喜欢小狗,但我更喜欢奈德和奈拉一起送我的一件礼物——一台照相机!
这台神奇的机器让我痴迷。我觉得图像比起文字更能让我表达自己的思想,通过镜头记录下的一瞬间,不只是原样复制,在照片里你会发现——你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就好像印刻在了照片里。
亨利很支持我学摄影,为我改建了三楼的房间,我不但有了自己独立的工作室,还有暗房。
尽管我拍出来的作品受到老师和朋友们的称赞,但我自己却并不满足,我总觉得相片中好像缺少了什么。我想要的不是虚伪的赞扬,而是真正的帮助。
现在是半夜,屋里很安静,唯一的光亮是来自桌子上台灯,亮度柔和。
外面飘着雪花,而侯爵就趴在我的脚下,暖融融的,让我觉得自己仿佛浮在半空中。我平常极少让它进我的工作室,说实话我不希望这个房间里有狗毛。
只要门开着,侯爵都会乖乖的趴在门口的地毯上,绝不会进来。一旦门关上了,它反而会闹,一边抓门,一边叫唤,往往会吵到亨利,他就会从楼下走上来,看是怎么回事。
今晚,我已经关上了门,而且放侯爵进来了,并偷偷摸摸地开始写这本日记。
这件事要瞒着亨利,我自己都有些不自在。甚至能听见我丈夫在楼下书房里——他看书时偶尔前倾或者他站起来时椅子发出的声响,偶尔的咳嗽声都会让我犹如惊弓之鸟——如果听见他走上楼来的脚步声,我会赶紧合上这本东西,把它藏起来。
我不能让他看见我在上面写的东西,我也不能告诉他我为什么要写这本日记。
我看了眼桌上摆的座钟。快要十一点了,我必须快点写。
因为很快整座房子就会彻底安静下来,亨利会踩的楼梯吱吱作响,手里会捧着一杯热牛奶,来到三楼接我。这是他习惯,等我喝了牛奶,我们会一起去卧房,准时十二点上床睡觉。
所以,我要抓紧时间。
事情还要追溯到一个月以前。
十一月三日是母亲去世三十四周年忌辰。我和亨利自从搬到华府,已经有四年没回去祭奠了,于是今年他带着我回到了波士顿。忌日那天,我们一家人去母亲坟前祭奠,完了之后,晚上有个小型的聚会,来的都是亲属,或者父亲和母亲以前的朋友。
宴会上,我遇到了一位许久未见的熟人——我上学时女子学校的校长,伊丽莎白·阿加西斯夫人。
女子学校是她和丈夫路易斯·阿加西斯④建立的。我第一次见到路易斯·阿加西斯先生,是在入学式上。我很早就从父亲口中听说过他,说实话阿加西斯先生在帕克小屋里每月举行的“周六俱乐部”聚会,在波士顿学界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入学典礼上,在场的学生都可以问他一个问题,而我大着胆子问,女子什么时候可以加入“周六俱乐部”,引得他发出了大笑。他的回答让我心生敬佩,他说:“只要解开那个谜题,任何人都可以加入,无论男女老少,希望有一天你能够加入。”
“周六俱乐部(the-Saturday-Club)”的成员称自己为“科学流浪者”——那不过是他们自我嘲弄的方式,这群头脑顶呱呱的科学先锋们,竟将自己比作乞丐和那不勒斯的流浪者,每每想到这个称呼,都让我忍俊不禁。然而,正是这群科学流浪者在聚会时,为我们的国家勾勒出了一所科学研究院的结构草图。内战爆发时,我作为一名美国卫生会志愿者参战,那时候有许多市民都想为战争尽一份力,他们积极提交个人发明。北军的将军们才发现,这些发明对作战有巨大的帮助。二月,阿加西斯先生得到了马赛诸塞州议员亨利·威尔森的支持。在威尔森的帮助下,他们重新拟定了一个议案。这份议案很快被递到了议会,三月三日林肯总统签署了一份国会法令——美国国家科学院成立⑤。
我最后一次见到阿加西斯先生,是在内战结束后。他为我颁发了“女子学院代表人物奖”,并称赞了我,他说为我感到很自豪,那天我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息。之后他们夫妻两人前往巴西进行了两次探险。很可惜,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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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12月8日,美国,华盛顿特区
星期五,雪
我的名字叫玛丽安·胡珀·亚当斯。
我是谁?我一直在问自己这个问题。
当然,我是罗伯特·威廉姆·胡珀和艾伦·斯特吉斯·胡珀的女儿。
亨利·布鲁克斯·亚当斯的妻子。
报纸称我为“社会名媛”。
家人和朋友们叫我“三叶草”。
其实很奇怪,我们三兄妹明明都有自己的名字,但它们似乎总被人遗忘,大家都喜欢叫我们的外号。我的哥哥爱德华·威廉·胡珀,外号“奈德”,我的姐姐艾伦·斯特吉斯·胡珀,外号“奈拉”,而我却叫“三叶草”。
可是,我指的不是名字、家世,头衔这些,而是作为一个个体独立于社会上的身份认知。
在自己举办的沙龙里,我曾听到有其他女人们私下议论我,说亨利惯坏了我,不该让我总是抛头露面主持沙龙;还说我太不知足,明明已经嫁给了如此出色的丈夫,而他的家庭是这个世界上最有名望的家族——是啊,试问哪个家庭能出来两届总统?
也许是我太贪心了,不愿安分守己?
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但父亲对我说,母亲嘱咐我要独立,要为自我而活;父亲也说,去做你喜欢的任何事,他永远的支持我。
哥哥和姐姐从小就很宠我,他们对我说“当三叶草找到第四片叶子时,就是人生最幸运的时刻。”
我曾认为亨利就是我的第四片叶子。
我爱他,甚至如初见时那般深深爱着他。
但十年过去了,我却知道,自己并没有找到幸运草。
感谢上帝,事情终于有了转机。
六月二十七日,是我和亨利结婚十周年的纪念日。他送我的礼物是一只叫做“侯爵”的小狗,它让我想起了老“公爵”,它们长得很像,但性格却十分不同。我喜欢小狗,但我更喜欢奈德和奈拉一起送我的一件礼物——一台照相机!
这台神奇的机器让我痴迷。我觉得图像比起文字更能让我表达自己的思想,通过镜头记录下的一瞬间,不只是原样复制,在照片里你会发现——你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就好像印刻在了照片里。
亨利很支持我学摄影,为我改建了三楼的房间,我不但有了自己独立的工作室,还有暗房。
尽管我拍出来的作品受到老师和朋友们的称赞,但我自己却并不满足,我总觉得相片中好像缺少了什么。我想要的不是虚伪的赞扬,而是真正的帮助。
现在是半夜,屋里很安静,唯一的光亮是来自桌子上台灯,亮度柔和。
外面飘着雪花,而侯爵就趴在我的脚下,暖融融的,让我觉得自己仿佛浮在半空中。我平常极少让它进我的工作室,说实话我不希望这个房间里有狗毛。
只要门开着,侯爵都会乖乖的趴在门口的地毯上,绝不会进来。一旦门关上了,它反而会闹,一边抓门,一边叫唤,往往会吵到亨利,他就会从楼下走上来,看是怎么回事。
今晚,我已经关上了门,而且放侯爵进来了,并偷偷摸摸地开始写这本日记。
这件事要瞒着亨利,我自己都有些不自在。甚至能听见我丈夫在楼下书房里——他看书时偶尔前倾或者他站起来时椅子发出的声响,偶尔的咳嗽声都会让我犹如惊弓之鸟——如果听见他走上楼来的脚步声,我会赶紧合上这本东西,把它藏起来。
我不能让他看见我在上面写的东西,我也不能告诉他我为什么要写这本日记。
我看了眼桌上摆的座钟。快要十一点了,我必须快点写。
因为很快整座房子就会彻底安静下来,亨利会踩的楼梯吱吱作响,手里会捧着一杯热牛奶,来到三楼接我。这是他习惯,等我喝了牛奶,我们会一起去卧房,准时十二点上床睡觉。
所以,我要抓紧时间。
事情还要追溯到一个月以前。
十一月三日是母亲去世三十四周年忌辰。我和亨利自从搬到华府,已经有四年没回去祭奠了,于是今年他带着我回到了波士顿。忌日那天,我们一家人去母亲坟前祭奠,完了之后,晚上有个小型的聚会,来的都是亲属,或者父亲和母亲以前的朋友。
宴会上,我遇到了一位许久未见的熟人——我上学时女子学校的校长,伊丽莎白·阿加西斯夫人。
女子学校是她和丈夫路易斯·阿加西斯④建立的。我第一次见到路易斯·阿加西斯先生,是在入学式上。我很早就从父亲口中听说过他,说实话阿加西斯先生在帕克小屋里每月举行的“周六俱乐部”聚会,在波士顿学界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入学典礼上,在场的学生都可以问他一个问题,而我大着胆子问,女子什么时候可以加入“周六俱乐部”,引得他发出了大笑。他的回答让我心生敬佩,他说:“只要解开那个谜题,任何人都可以加入,无论男女老少,希望有一天你能够加入。”
“周六俱乐部(the-Saturday-Club)”的成员称自己为“科学流浪者”——那不过是他们自我嘲弄的方式,这群头脑顶呱呱的科学先锋们,竟将自己比作乞丐和那不勒斯的流浪者,每每想到这个称呼,都让我忍俊不禁。然而,正是这群科学流浪者在聚会时,为我们的国家勾勒出了一所科学研究院的结构草图。内战爆发时,我作为一名美国卫生会志愿者参战,那时候有许多市民都想为战争尽一份力,他们积极提交个人发明。北军的将军们才发现,这些发明对作战有巨大的帮助。二月,阿加西斯先生得到了马赛诸塞州议员亨利·威尔森的支持。在威尔森的帮助下,他们重新拟定了一个议案。这份议案很快被递到了议会,三月三日林肯总统签署了一份国会法令——美国国家科学院成立⑤。
我最后一次见到阿加西斯先生,是在内战结束后。他为我颁发了“女子学院代表人物奖”,并称赞了我,他说为我感到很自豪,那天我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息。之后他们夫妻两人前往巴西进行了两次探险。很可惜,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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