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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核苷酸就是寡聚核苷酸，它是两个词组成的，一个是寡聚，一个是核苷酸。
这个词看起来很复杂，但实际上，就是起名字的中国学者文青病范了，起了一个看起来就麻烦的名字（我本来想查一下是哪位大侠起了诸如核苷酸、鸟嘌呤、胞嘧啶这样的蛋疼名字，查了半个小时都没查到，转念一想，我也是鸟蛋疼了才干这种事……）
核苷酸本身是一种基础分子，对生物体的意义和一氧化二氢差不多。而它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它的组成物上。核苷酸连在一起，就是核糖核苷酸，也就是RNA；再脱一下氧，叫脱氧核糖核苷酸，就是DNA。
而寡聚核苷酸，就是一群核苷酸聚集在一起，聚的还不多，总数在二十以下，所以谓之寡聚，变成了闲的没什么卵用的寡聚核苷酸。
当然了，寡聚核苷酸本身没啥卵用，但它是许多生物学实验的原材料，以至于大家拼命的想要生产，因为用量实在是太大了。
历史上，因为PCR得诺贝尔奖的穆里斯，在私人公司的寡聚核苷酸实验室里做主任，其工作就是不停的合成生产寡聚核苷酸，然后为公司的其他部门做实验提供原材料。
而与穆里斯同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迈克尔史密斯，也是因为发明了寡聚核苷酸定点诱变技术。
不过，迈克尔史密斯比穆里斯惨多了，他是79年做出的寡聚核苷酸定点诱变技术，而在那个年代，穆里斯使用的寡聚核苷酸生产方法，还没有发明出来呢。
所以，迈克尔史密斯不得不将大部分的时间，用来生产寡聚核苷酸。
这倒是科研人的常态，绝大多数的时间用来做了枯燥的重复劳动。
然而，在技术发展没有达到以前，枯燥的重复劳动又必不可少，有些可贵的成果也是在重复劳动中发现的。
从79年到83年，短短的四年间，生物技术发展的速度快的足够让人诺贝尔奖得主茫然，事实上，如果按照生物技术的发展速度来修改教科书的话，一年改两次肯定是不够的。
生物技术也由此进入了类似摩尔定律的时代。
对于身在其中的学者们来说，这是痛并快乐的时代，他们拼命的学习，拼命的做项目，亲身加入到了大时代的变化浪潮中，他们的成就，或许是前人百年都无法完成的。
而对正在学习中的大学生们来说，这个时代就只剩下痛了。别的学科的大学生还在抱怨，我们在大学里学的东西，到了社会上就没有用了——生物学科的大学生等到找工作的时候，回头看一下过去四年的课本，会发现里面的东西已经被修改的面目全非……
当然，大部分教材是来不及修改的，以至于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落后了多少。
事实上，就比例而言，中国的学者落后的更多，尤其是前沿技术，在中国的大部分研究者都看不懂英文的年代，大家想跟着美国爸爸的节奏实在太难，你看不懂前人的研究成果和文章，难道自己重新做一遍？
就是重新做，也是赶不上的。
美国人自从七十年代开始允许商业性私人生物公司以来，生物科学的应用技术一日千里，五年时间就能重新定义一次专业名词，追的人如果学的慢一点都要被落下，更不用说自己做了。
而当杨锐说出DNA合成仪的时候，不止来自地方大学的李文强等人不知道，几年前才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来的黄茂也没什么概念。
“实验室方法做核苷酸不行吗？咱们现在人手也不少了，调配两个人出来，应该是没问题的。”黄茂也就是听说过DNA合成仪，具体怎么样，他根本不清楚。
杨锐摇头，道：“DNA合成仪我已经买了，美国一家叫生物研究的公司早两年就开始尝试生产这种仪器了，咱们现在已经落后了对手，DNA合成仪到了以后，咱们首要工作是改造这台仪器，提高它的生产能力，然后再进行生产。当然，原来的实验室方法也继续做下来，用来做这段时间的实验原料。”
现在的DNA合成仪远没有到后世的水平，别说自动化生产核苷酸了，能正常工作都不容易，修修改改必不可少，如同早期电脑一样，用户自己编程序外挂件之类的都不算事，也别指望对方公司的工程师有维修能力，所谓第一代，就是除了开发者，其他人都弄不大明白的东西。
然而，就是这样的科研仪器也不是你想买就能买的，如果不是中美正在蜜月期，杨锐给钱也买不到仪器。
黄茂没见过东西，关注点也不同，先是诧异的问：“对手是谁？你刚才说，咱们现在已经落后了对手，咱们的对手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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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核苷酸就是寡聚核苷酸，它是两个词组成的，一个是寡聚，一个是核苷酸。
这个词看起来很复杂，但实际上，就是起名字的中国学者文青病范了，起了一个看起来就麻烦的名字（我本来想查一下是哪位大侠起了诸如核苷酸、鸟嘌呤、胞嘧啶这样的蛋疼名字，查了半个小时都没查到，转念一想，我也是鸟蛋疼了才干这种事……）
核苷酸本身是一种基础分子，对生物体的意义和一氧化二氢差不多。而它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它的组成物上。核苷酸连在一起，就是核糖核苷酸，也就是RNA；再脱一下氧，叫脱氧核糖核苷酸，就是DNA。
而寡聚核苷酸，就是一群核苷酸聚集在一起，聚的还不多，总数在二十以下，所以谓之寡聚，变成了闲的没什么卵用的寡聚核苷酸。
当然了，寡聚核苷酸本身没啥卵用，但它是许多生物学实验的原材料，以至于大家拼命的想要生产，因为用量实在是太大了。
历史上，因为PCR得诺贝尔奖的穆里斯，在私人公司的寡聚核苷酸实验室里做主任，其工作就是不停的合成生产寡聚核苷酸，然后为公司的其他部门做实验提供原材料。
而与穆里斯同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迈克尔史密斯，也是因为发明了寡聚核苷酸定点诱变技术。
不过，迈克尔史密斯比穆里斯惨多了，他是79年做出的寡聚核苷酸定点诱变技术，而在那个年代，穆里斯使用的寡聚核苷酸生产方法，还没有发明出来呢。
所以，迈克尔史密斯不得不将大部分的时间，用来生产寡聚核苷酸。
这倒是科研人的常态，绝大多数的时间用来做了枯燥的重复劳动。
然而，在技术发展没有达到以前，枯燥的重复劳动又必不可少，有些可贵的成果也是在重复劳动中发现的。
从79年到83年，短短的四年间，生物技术发展的速度快的足够让人诺贝尔奖得主茫然，事实上，如果按照生物技术的发展速度来修改教科书的话，一年改两次肯定是不够的。
生物技术也由此进入了类似摩尔定律的时代。
对于身在其中的学者们来说，这是痛并快乐的时代，他们拼命的学习，拼命的做项目，亲身加入到了大时代的变化浪潮中，他们的成就，或许是前人百年都无法完成的。
而对正在学习中的大学生们来说，这个时代就只剩下痛了。别的学科的大学生还在抱怨，我们在大学里学的东西，到了社会上就没有用了——生物学科的大学生等到找工作的时候，回头看一下过去四年的课本，会发现里面的东西已经被修改的面目全非……
当然，大部分教材是来不及修改的，以至于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落后了多少。
事实上，就比例而言，中国的学者落后的更多，尤其是前沿技术，在中国的大部分研究者都看不懂英文的年代，大家想跟着美国爸爸的节奏实在太难，你看不懂前人的研究成果和文章，难道自己重新做一遍？
就是重新做，也是赶不上的。
美国人自从七十年代开始允许商业性私人生物公司以来，生物科学的应用技术一日千里，五年时间就能重新定义一次专业名词，追的人如果学的慢一点都要被落下，更不用说自己做了。
而当杨锐说出DNA合成仪的时候，不止来自地方大学的李文强等人不知道，几年前才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来的黄茂也没什么概念。
“实验室方法做核苷酸不行吗？咱们现在人手也不少了，调配两个人出来，应该是没问题的。”黄茂也就是听说过DNA合成仪，具体怎么样，他根本不清楚。
杨锐摇头，道：“DNA合成仪我已经买了，美国一家叫生物研究的公司早两年就开始尝试生产这种仪器了，咱们现在已经落后了对手，DNA合成仪到了以后，咱们首要工作是改造这台仪器，提高它的生产能力，然后再进行生产。当然，原来的实验室方法也继续做下来，用来做这段时间的实验原料。”
现在的DNA合成仪远没有到后世的水平，别说自动化生产核苷酸了，能正常工作都不容易，修修改改必不可少，如同早期电脑一样，用户自己编程序外挂件之类的都不算事，也别指望对方公司的工程师有维修能力，所谓第一代，就是除了开发者，其他人都弄不大明白的东西。
然而，就是这样的科研仪器也不是你想买就能买的，如果不是中美正在蜜月期，杨锐给钱也买不到仪器。
黄茂没见过东西，关注点也不同，先是诧异的问：“对手是谁？你刚才说，咱们现在已经落后了对手，咱们的对手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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