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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高太后、宋哲宗时才爆发的。其时，他早死了。
再回到宋神宗的“孤寒”上来。
在现在，在这里，在宋神宗，所谓的“孤寒”就是因为孤独而心凉、透心凉。所以，其“孤寒”就是缺乏正常社会接触。他的亲生母亲和**的女人都喜欢苏轼的诗文，爱屋及乌，也都认同反变法派的主张。如此，在**，他的肌肤之亲自有人趋之若鹜，但他的精神世界，他的一大半的社会接触都处于“话不投机”的状态。“话不投机半句多”，他内心能不孤独吗？
一般，我们可以认为，首先，它这个“孤寒”是由社会关系缺陷造成的；其次，它是不愉快的、苦恼的；最后，它是一种主观感觉而不是一种客观状态。宋神宗的境遇不就是如此吗？
宋神宗的“孤寒”类型应属情绪性隔绝型，即“孤寒”者不愿意与周围人来往；而不是社会性隔绝型，即孤独者不具有朋友或亲属的关系网。
一般，“孤寒”产生的原因多而复杂，比如事业上的挫折，缺乏与异性的交往，失去父母的挚爱，夫妻感情不和，周围没有朋友等。此外，孤独的产生，也与人的性格有关。比如有的人情绪易变，常常大起大落，容易得罪别人，因而使自己陷入一种孤独的状态；还有的人善于算计，凡事总爱斤斤计较，考虑个人的得失太重，因此造成了人际交往的障碍。
无疑，“孤寒”或“孤独”是一种人们不愿接受的状态，它给人们带来的是种种消极的体验，如沮丧、失助、抑郁、烦躁、自卑、绝望等，因此孤独对人体健康有很大的危害。据统计，身体健康但精神孤独的人在十年之中的死亡数量要比那些身体健康而合群的人死亡数多一倍。人的精神孤独所引起的死亡率与吸烟、肥胖症、高血压引起的死亡率一样高。所以，孤独者应对自己进行一番冷静、客观、合理的估计，特别要留意发现自身的一些长处，以增强自己的自信。其实，孤独者的一些行为，常常使他们处于一种不讨人喜欢的地位。比如他们很少注意谈话的对方。在谈话中只注意自己，同对方谈的很少，常常突然改变话题，不善于及时填补谈话的间隙。这些情况，王木木觉得宋神宗都有。
王木木觉得，从宋神宗的性格看，做事有点冲动，有点偏激，凡事都有走极端的趋向。有钻牛角尖的倾向。这种性格的人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绕不过去的弯子，又缺少解决问题的方法，很可能会被“挂起”、被“消号”。
早在二十多年前的1062年，宋仁宗去世的前一年，未来的宋神宗赵顼还是个14岁的少年，无忧无虑地在皇宫中读书。虽然他管仁宗叫爷爷，但他的父亲赵宗实，只是宋仁宗的养子。
大臣们苦口婆心：养子也算儿子。
但宋仁宗耿耿于怀，没有亲生儿子，他迟迟不愿立储。直到“包青天”包拯开口，宋仁宗才终于下了一道诏书，正式确认28岁的赵宗实为太子。
这一道圣旨，承认了赵宗实的正式地位，也等于内定了宗实独子赵顼将来的皇位。
一年后，宋仁宗就去世了，一直担惊受怕的赵宗实终于登基成为宋英宗。但是如同一个定律：任何一个生活在父辈光环下的第二代，注定是被人拿来比较的。所以宋英宗从当上皇帝第一天起，就被自己的心理压力逼疯了。勉强当政4年，两腿一蹬去见宋仁宗，把担子扔给了儿子。19岁的赵顼成为宋神宗。
所以宋神宗从小到大，就生活在皇家温室里。
因为老爹，他一早就注定是皇位接**班人；因为爷爷，他从小就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好榜样。至于多年不立太子、做成功人物继承者的压力和阴影，都让他老爹一肩扛了。他所做的，无非是悠哉度日，好好读书，等着当皇帝。
宋神宗天性好学，还是个小学童的时候读书便常常废寝忘食。人家提醒他吃饭，他说：“听读方乐，哪里知饥？”这使得父皇英宗为之担心，常嘱咐侍从制止。听课时，神宗总是正衣冠，拱手，一副谦恭相，甚至大暑天也不叫人挥扇。老师讲到舜帝孝友的事，他十分倾慕。他不仅尊重老师，对朝中官僚也很有礼。有一次，老师孙思恭讲孟子“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寡助之至，亲戚叛之”时，广引古今助顺之事，而没讲众叛亲离。神宗说：“微子是商纣王之兄，抱祭器而降周，这不是亲戚叛之吗？”神宗博涉多闻，提问的问题经常出人意料，讲官时有答不上来的。有个讲官苏子容说：“我每次进讲，未尝不出汗啊！”
宋神宗他生活优越，不为生计所苦，做皇帝前，整日里就是放眼世界，激扬文字，针砭时弊，评头论足，粪土当年万户侯；宋神宗有志，也想有为，他知道为此就一定要有才。所以，他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立志做一个有大学问的人。宋神宗很自觉，他一不走马斗鸡，二不惹事生非，一天到晚认真读书。随着年岁的增长，他日益成为了一个热血少年，有满腔抱负，恨不能破茧而出、直上凌云。但是温室里出来的花朵总是经不起暴风骤雨的，宋神宗这棵皇室里孵育的芽苗，不更世事，所以，存在决定意识，他的人格上就缺乏了平衡朝局的手段、就缺乏了循序渐进的耐心、就缺乏了消弭矛盾的智慧。他的人生少了几个字：轫、忍、智、装，这就注定了他所推动的“熙宁变法”，虽以大智慧、大手笔启动，终以大争议、大悲剧的姿态，留痕在中国的历史长河里。
神宗接手的北宋王朝，从总体上看，的确存在危机。太平日子过久了，土地兼并和佃户问题十分严重，官僚机构和军队不断膨胀，所以财政吃紧。而6年之内，两次皇帝大丧，多次自然灾害，让朝廷的账本上竟然是空的。
年轻的皇帝急了。他看到一本空账，就认定全国山河一片穷。北宋的锦绣江山，在他激情的眼里，不过是摇摇欲坠。焉能不改革？
再没有政治经验，神宗此刻也知道，必须得到朝廷大臣的支持。他首先把询问的目光投向了爷爷“庆历新政”时的干将富弼。垂垂老矣的富弼，早被“新政”搭档范仲淹的倒霉下场给吓坏了，他瞪着一双浑浊的老眼，瞧了瞧这位血气方刚的皇帝，答道：“改革？陛下刚登基，应该广布德政，我希望国家二十年内不动干戈。”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宋神宗继位当了皇帝。这年他才20岁，血气方刚，有创功建业的雄心大志。《宋史·神宗本纪》上说他：“小心谦抑，敬畏辅相；求直言，察民隐，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不治宫室，不事幸游，励精图治，将大有为。”他去华务实，总是推托而终身不受尊号。他认为皇帝的名号当与其道、德、业相配，自己只不过承了祖宗之业来统治，没什么名分可称誉，凡虚文繁礼都当革去。尊号于他一无加损，虽加百字何益？一些大臣说，陛下的尊号数十次不许改，我们这些大臣有何功可蒙那么多的恩，乞请降低我们的衔位。宋神宗经常向富有政治经验的曹太皇太后请教，也十分注意听取大臣们的意见，屡下诏广求直言，深入了解实际，再裁之以圣断。有一天朝毕，重臣富弼特地留下，对他说，陛下曾宣谕要君臣悉心尽节，不要有什么隐晦。如果大臣们各怀私意，则会相疑而废事。神宗说，我夙夜劳顿，正希望大臣一心，共成国家大事。执政须是不执己见，务求妥当。富弼说，许多大臣有一番抱负，愿尽心侍奉陛下，但有的怕违逆圣意，或怕为小人攻讦，或怕事大难行。神宗说，我唯一适从的是义理，与大臣议事，有理便从，就怕大臣们畏人言不肯尽言啊。宋神宗的这一择义理而从之的原则，在处理众人拥呼的事时坚持，在只有少数人有理的时候也恪守。王安石欲用朱柬之管理左藏库，朱柬之推辞说：“左藏库是禁火区，我年事高，值班不方便。听说要提拔个人到进奏院，忘了姓名，我想跟他换一下。”王安石同意了。第二天他推荐某人管左藏库，神宗问：“为什么不用朱柬之呢？”王安石十分惊讶，皇上对外事知道得竟如此清楚。
宋神宗要改革，就一定会踢开阻碍改革的挡路石，也要寻找一能支撑自己的指南车。既然老臣们和自己根本想不到一起，那他们的就是挡路石，既然王安石有许多奇思妙想，那，你就做我的改革之臣吧。
当时的王安石，是士大夫中的精英，改革派的灵魂，可谓天下愤青和热血男共同景仰之人。被老臣们接二连三的训斥弄得很不高兴的神宗，立刻把这位偶像抓了过来，作为改革的指导老师。
王安石说：当然要变法，只要君臣一心，不要说汉唐盛世，便是再现尧舜，又有何难。这番话有如一剂强心针，神宗立刻神采飞扬，拍案而起：这才是我的知音呀！
于是，不再理会朝廷上下的反对，宋神宗于1069年二月果断地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宰相职），农田法、水利法、青苗法、均输法、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保马法、方田法……先后颁行天下，“熙宁变法”如火如荼地开始了。
历代成功的改革，都必然有秦孝公和商鞅这种君臣绝配的影子，而神宗和王安石只能算半对。
以宋神宗这番性情这样智谋，必然去做一个理想主义者。一旦他找到了认定的治国义理，便会身酬壮志。这时候的宋神宗，不单是一个文雅的儒士，时代的愤青，还有惊人的英武。当年曾公亮力荐王安石当参知政事，唐介说他难当大任，宋神宗反问：“文学不可任呢？经术不可任呢？还是吏事不可任？”唐介说：“安石好学而泥古，议论迂阔。如为政，必然会作许多变更。”宋神宗又问侍读孙固，孙固说：“安石文章品行甚高，在侍从的职位上比较好。当宰相要有度量，安石狷狭少容，还是吕公著、司马光、韩维这些人合适。”宋神宗对王安石说：“人皆不知你，以为你只知经术，不晓世务。”王安石回答说：“经术正是用来经划世务的。”宋神宗又问：“你施政以何为先？”王安石说：“末世风俗，贤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无道，贱者不得行礼，贵者得行无礼。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王安石这个人争议颇多，神宗在重重压力下，力排众议，很有主见又风险很大地起用了他。宋神宗与王安石十分默契，主持了著名的“熙宁变法”，其中包括富国之法、强兵之术以及整顿教育和科举等。但是变法得罪了许多人，也有急功近利的毛病，以致迅速招致满朝非议，威胁着他的政权。曹太皇太后力劝宋神宗：祖宗法度不宜轻改。民间苦于青苗法、助役法。王安石有才学，但怨之者甚众。如要保全他，不如暂时外放出去。宋神宗却坚持说，群臣中只有王安石为国家当事。后来王安石在诸多矛盾中不自安而请辞，宋神宗四次挽留不成，便封他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
宋神宗忠于改革，在改革中，他对“同一战壕中”的战友很有情谊，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是空前的。王安石所推行任何改革法案，他都无条件支持。只要看看这张因反对改革而被罢黜的大臣名单，就知道神宗有多么坚决了——御史中丞吕公著、御史刘述、刘琦、钱镠、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杨宗愈，翰林学士范镇；甚至，欧阳修这样的名臣、富弼、文彦博这样的三朝宰辅……这张名单上，并非都是高傲守旧的贵族，相反，不少人品格卓越，政绩出众，有的甚至是要求变法的急先锋。
神宗力排众议的决心，不可谓不大。但结果呢？朝廷上下，不管什么派系，都彻底和王安石划清界限。
王安石是一个了不起的改革家，但他的方案，超越了他的时代；他的措施，忽视了人的因素。韩琦、司马光都劝过神宗，王安石“个性刚愎、不通人情”，这种性格并不适合拜相。当年王安石在包拯手下为官，一次宴会，包拯劝酒，王安石愣是从头到尾拒绝，幸好宽厚的包拯只是一笑而过。但新法不是一杯酒，想喝就让大家陪你喝，不想喝就让满桌人都不喝。一个不懂得通融，缺少包容，不会恰当地和稀泥的宰相，必然会事事掣肘。
宋神宗也渐渐意识到了，他越是努力推行新法，越让自己和王安石陷于孤立。大规模的人事调动，已经震慑不住反对派，反而让中间派也走上坚定反对的道路。在他和王安石的手下，竟然无一可用之人。
宋神宗的嘴角，掠过了一抹苦笑：他们不理解我，没关系，我是为天下人的幸福而奋战的。
但这份自信在改革的第五个年头里，被彻底粉碎了——1047年，全国反对新法的声浪高涨，天旱无雨，饥荒蔓延。正当宋神宗心焦如焚时，宦官郑侠跪倒在地，送上一卷《流民图》，恳求神宗过目。画卷上，不是百姓安乐，而是流离失所、卖儿卖女的惨状。
狂热的坚持，绝对的自信，在这幅地狱般的画卷前崩溃了。宋神宗终于同意撤换王安石，启用韩绛、吕惠卿。但很快，宋神宗察觉到吕惠卿不是可以托付之人。至此，宋神宗不得不亲自动手，独撑变法大局。
虽然后来王安石短暂复出了半年，但可以说，从看到《流民图》的这一刻起，庙堂之高，国家之大，真正忧心于变法的，只剩下宋神宗这位孤独的独行侠了。
当时，王安石罢相后，是变法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即从宋神宗“参考群策，而断自朕志”的阶段，过渡到他事必躬亲、独断专行的元丰新政时期。10年的岁月，把一个20岁的皇帝变成了30岁的圣君，他已有了政治经验，拿朱熹的话来说，就是学了王安石的“伎俩”，不再用别人来辅弼。他的稳健多虑、求言虚己，已为这10年的风雨荡涤得更加深沉内向。而他的奋发有为、坚毅慷慨，渐渐变成独断与偏激。他不能听到反新法的言论。苏轼仅仅用诗非议新法，他便将其下到大牢关了130天，造成迫**害文士并波及30多位大臣的事件。尽管如此，元丰新法还是在熙宁变法的基础上有了新的推进。
宋代远承汉唐，近启明清，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时期。宋初开国之君建立起一套不同于汉唐的体制，改变了汉唐社会以开拓向外、宣武播文为特征的体制，而代之为以强内虚外、沉潜向内为特点的文治靖国策略。这是唐末五代战乱之后的必然选择。**集权政治，较为自由的经济政策，较为宽松开明的文化形态，这三者共同构成了宋朝文治靖国体制。强内虚外、沉潜向内是痛苦的、得有耐心的，只有宋太祖懂得其中的道理，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都曾憋不住气想对外发泄一番，结果都不得不缩回了头。宋神宗则聪明过头，不单用打仗来表达，他还要从体制上来个翻江倒海，夺回汉唐盛气，这就不是得罪几个人那么简单了，而是与历史大势相抵牾。宋神宗遂成悲剧人物，会感叹：“朕好孤寒”了。
而直到宋神宗36岁去世，他都没法改变这个僵局，他为百姓福祉的变法，遭到百姓的激烈反对；他作为皇帝，他却被大臣们孤立；他的改革引起的争议，加剧了朝廷中的党争，他却无法压制下去；他想扩张，打不过人家，兵力不行，后勤不足……。
王木木叹息，如果这位皇帝，从小能经风雨，见世面，在汴京的郊区又有一片卡廷森林。那么，不知21世纪的王木木将会读到一段怎样的历史。唉，历史的车轮不会倒转，从某种程度上说，宋神宗是为了变法忧劳而死的。但他死后留下的国家，却是一个变法失败、党争纷起的国家，财政危机日益严重，百姓贫苦不堪，对西夏和土藩的军事连年失利。这一切，都和他富国强兵的心愿截然相反。
……
王木木内心一直在给宋神宗打分，宋神宗当然不完美，缺点很多，甚至被很多史学家定位为终结北宋朝的始作佣者。王木木则觉得，无论从理性分析，还是从感性的接触看，如果能跨越时空办个厂长经理学习班，宋神宗一定是四分之三以上的皇帝的学习榜样……。
王木木还在清理头绪，分析案情。扈三娘过来跟他说，汴水楼的麦党佬乔装打扮的找你来了，东张西望，鬼鬼祟祟，心神不宁，满脸神秘，不知为啥。王爷，快去吧！早去早回，晚上做好东西给你吃！
是在高太后、宋哲宗时才爆发的。其时，他早死了。
再回到宋神宗的“孤寒”上来。
在现在，在这里，在宋神宗，所谓的“孤寒”就是因为孤独而心凉、透心凉。所以，其“孤寒”就是缺乏正常社会接触。他的亲生母亲和**的女人都喜欢苏轼的诗文，爱屋及乌，也都认同反变法派的主张。如此，在**，他的肌肤之亲自有人趋之若鹜，但他的精神世界，他的一大半的社会接触都处于“话不投机”的状态。“话不投机半句多”，他内心能不孤独吗？
一般，我们可以认为，首先，它这个“孤寒”是由社会关系缺陷造成的；其次，它是不愉快的、苦恼的；最后，它是一种主观感觉而不是一种客观状态。宋神宗的境遇不就是如此吗？
宋神宗的“孤寒”类型应属情绪性隔绝型，即“孤寒”者不愿意与周围人来往；而不是社会性隔绝型，即孤独者不具有朋友或亲属的关系网。
一般，“孤寒”产生的原因多而复杂，比如事业上的挫折，缺乏与异性的交往，失去父母的挚爱，夫妻感情不和，周围没有朋友等。此外，孤独的产生，也与人的性格有关。比如有的人情绪易变，常常大起大落，容易得罪别人，因而使自己陷入一种孤独的状态；还有的人善于算计，凡事总爱斤斤计较，考虑个人的得失太重，因此造成了人际交往的障碍。
无疑，“孤寒”或“孤独”是一种人们不愿接受的状态，它给人们带来的是种种消极的体验，如沮丧、失助、抑郁、烦躁、自卑、绝望等，因此孤独对人体健康有很大的危害。据统计，身体健康但精神孤独的人在十年之中的死亡数量要比那些身体健康而合群的人死亡数多一倍。人的精神孤独所引起的死亡率与吸烟、肥胖症、高血压引起的死亡率一样高。所以，孤独者应对自己进行一番冷静、客观、合理的估计，特别要留意发现自身的一些长处，以增强自己的自信。其实，孤独者的一些行为，常常使他们处于一种不讨人喜欢的地位。比如他们很少注意谈话的对方。在谈话中只注意自己，同对方谈的很少，常常突然改变话题，不善于及时填补谈话的间隙。这些情况，王木木觉得宋神宗都有。
王木木觉得，从宋神宗的性格看，做事有点冲动，有点偏激，凡事都有走极端的趋向。有钻牛角尖的倾向。这种性格的人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绕不过去的弯子，又缺少解决问题的方法，很可能会被“挂起”、被“消号”。
早在二十多年前的1062年，宋仁宗去世的前一年，未来的宋神宗赵顼还是个14岁的少年，无忧无虑地在皇宫中读书。虽然他管仁宗叫爷爷，但他的父亲赵宗实，只是宋仁宗的养子。
大臣们苦口婆心：养子也算儿子。
但宋仁宗耿耿于怀，没有亲生儿子，他迟迟不愿立储。直到“包青天”包拯开口，宋仁宗才终于下了一道诏书，正式确认28岁的赵宗实为太子。
这一道圣旨，承认了赵宗实的正式地位，也等于内定了宗实独子赵顼将来的皇位。
一年后，宋仁宗就去世了，一直担惊受怕的赵宗实终于登基成为宋英宗。但是如同一个定律：任何一个生活在父辈光环下的第二代，注定是被人拿来比较的。所以宋英宗从当上皇帝第一天起，就被自己的心理压力逼疯了。勉强当政4年，两腿一蹬去见宋仁宗，把担子扔给了儿子。19岁的赵顼成为宋神宗。
所以宋神宗从小到大，就生活在皇家温室里。
因为老爹，他一早就注定是皇位接**班人；因为爷爷，他从小就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好榜样。至于多年不立太子、做成功人物继承者的压力和阴影，都让他老爹一肩扛了。他所做的，无非是悠哉度日，好好读书，等着当皇帝。
宋神宗天性好学，还是个小学童的时候读书便常常废寝忘食。人家提醒他吃饭，他说：“听读方乐，哪里知饥？”这使得父皇英宗为之担心，常嘱咐侍从制止。听课时，神宗总是正衣冠，拱手，一副谦恭相，甚至大暑天也不叫人挥扇。老师讲到舜帝孝友的事，他十分倾慕。他不仅尊重老师，对朝中官僚也很有礼。有一次，老师孙思恭讲孟子“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寡助之至，亲戚叛之”时，广引古今助顺之事，而没讲众叛亲离。神宗说：“微子是商纣王之兄，抱祭器而降周，这不是亲戚叛之吗？”神宗博涉多闻，提问的问题经常出人意料，讲官时有答不上来的。有个讲官苏子容说：“我每次进讲，未尝不出汗啊！”
宋神宗他生活优越，不为生计所苦，做皇帝前，整日里就是放眼世界，激扬文字，针砭时弊，评头论足，粪土当年万户侯；宋神宗有志，也想有为，他知道为此就一定要有才。所以，他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立志做一个有大学问的人。宋神宗很自觉，他一不走马斗鸡，二不惹事生非，一天到晚认真读书。随着年岁的增长，他日益成为了一个热血少年，有满腔抱负，恨不能破茧而出、直上凌云。但是温室里出来的花朵总是经不起暴风骤雨的，宋神宗这棵皇室里孵育的芽苗，不更世事，所以，存在决定意识，他的人格上就缺乏了平衡朝局的手段、就缺乏了循序渐进的耐心、就缺乏了消弭矛盾的智慧。他的人生少了几个字：轫、忍、智、装，这就注定了他所推动的“熙宁变法”，虽以大智慧、大手笔启动，终以大争议、大悲剧的姿态，留痕在中国的历史长河里。
神宗接手的北宋王朝，从总体上看，的确存在危机。太平日子过久了，土地兼并和佃户问题十分严重，官僚机构和军队不断膨胀，所以财政吃紧。而6年之内，两次皇帝大丧，多次自然灾害，让朝廷的账本上竟然是空的。
年轻的皇帝急了。他看到一本空账，就认定全国山河一片穷。北宋的锦绣江山，在他激情的眼里，不过是摇摇欲坠。焉能不改革？
再没有政治经验，神宗此刻也知道，必须得到朝廷大臣的支持。他首先把询问的目光投向了爷爷“庆历新政”时的干将富弼。垂垂老矣的富弼，早被“新政”搭档范仲淹的倒霉下场给吓坏了，他瞪着一双浑浊的老眼，瞧了瞧这位血气方刚的皇帝，答道：“改革？陛下刚登基，应该广布德政，我希望国家二十年内不动干戈。”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宋神宗继位当了皇帝。这年他才20岁，血气方刚，有创功建业的雄心大志。《宋史·神宗本纪》上说他：“小心谦抑，敬畏辅相；求直言，察民隐，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不治宫室，不事幸游，励精图治，将大有为。”他去华务实，总是推托而终身不受尊号。他认为皇帝的名号当与其道、德、业相配，自己只不过承了祖宗之业来统治，没什么名分可称誉，凡虚文繁礼都当革去。尊号于他一无加损，虽加百字何益？一些大臣说，陛下的尊号数十次不许改，我们这些大臣有何功可蒙那么多的恩，乞请降低我们的衔位。宋神宗经常向富有政治经验的曹太皇太后请教，也十分注意听取大臣们的意见，屡下诏广求直言，深入了解实际，再裁之以圣断。有一天朝毕，重臣富弼特地留下，对他说，陛下曾宣谕要君臣悉心尽节，不要有什么隐晦。如果大臣们各怀私意，则会相疑而废事。神宗说，我夙夜劳顿，正希望大臣一心，共成国家大事。执政须是不执己见，务求妥当。富弼说，许多大臣有一番抱负，愿尽心侍奉陛下，但有的怕违逆圣意，或怕为小人攻讦，或怕事大难行。神宗说，我唯一适从的是义理，与大臣议事，有理便从，就怕大臣们畏人言不肯尽言啊。宋神宗的这一择义理而从之的原则，在处理众人拥呼的事时坚持，在只有少数人有理的时候也恪守。王安石欲用朱柬之管理左藏库，朱柬之推辞说：“左藏库是禁火区，我年事高，值班不方便。听说要提拔个人到进奏院，忘了姓名，我想跟他换一下。”王安石同意了。第二天他推荐某人管左藏库，神宗问：“为什么不用朱柬之呢？”王安石十分惊讶，皇上对外事知道得竟如此清楚。
宋神宗要改革，就一定会踢开阻碍改革的挡路石，也要寻找一能支撑自己的指南车。既然老臣们和自己根本想不到一起，那他们的就是挡路石，既然王安石有许多奇思妙想，那，你就做我的改革之臣吧。
当时的王安石，是士大夫中的精英，改革派的灵魂，可谓天下愤青和热血男共同景仰之人。被老臣们接二连三的训斥弄得很不高兴的神宗，立刻把这位偶像抓了过来，作为改革的指导老师。
王安石说：当然要变法，只要君臣一心，不要说汉唐盛世，便是再现尧舜，又有何难。这番话有如一剂强心针，神宗立刻神采飞扬，拍案而起：这才是我的知音呀！
于是，不再理会朝廷上下的反对，宋神宗于1069年二月果断地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宰相职），农田法、水利法、青苗法、均输法、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保马法、方田法……先后颁行天下，“熙宁变法”如火如荼地开始了。
历代成功的改革，都必然有秦孝公和商鞅这种君臣绝配的影子，而神宗和王安石只能算半对。
以宋神宗这番性情这样智谋，必然去做一个理想主义者。一旦他找到了认定的治国义理，便会身酬壮志。这时候的宋神宗，不单是一个文雅的儒士，时代的愤青，还有惊人的英武。当年曾公亮力荐王安石当参知政事，唐介说他难当大任，宋神宗反问：“文学不可任呢？经术不可任呢？还是吏事不可任？”唐介说：“安石好学而泥古，议论迂阔。如为政，必然会作许多变更。”宋神宗又问侍读孙固，孙固说：“安石文章品行甚高，在侍从的职位上比较好。当宰相要有度量，安石狷狭少容，还是吕公著、司马光、韩维这些人合适。”宋神宗对王安石说：“人皆不知你，以为你只知经术，不晓世务。”王安石回答说：“经术正是用来经划世务的。”宋神宗又问：“你施政以何为先？”王安石说：“末世风俗，贤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无道，贱者不得行礼，贵者得行无礼。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王安石这个人争议颇多，神宗在重重压力下，力排众议，很有主见又风险很大地起用了他。宋神宗与王安石十分默契，主持了著名的“熙宁变法”，其中包括富国之法、强兵之术以及整顿教育和科举等。但是变法得罪了许多人，也有急功近利的毛病，以致迅速招致满朝非议，威胁着他的政权。曹太皇太后力劝宋神宗：祖宗法度不宜轻改。民间苦于青苗法、助役法。王安石有才学，但怨之者甚众。如要保全他，不如暂时外放出去。宋神宗却坚持说，群臣中只有王安石为国家当事。后来王安石在诸多矛盾中不自安而请辞，宋神宗四次挽留不成，便封他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
宋神宗忠于改革，在改革中，他对“同一战壕中”的战友很有情谊，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是空前的。王安石所推行任何改革法案，他都无条件支持。只要看看这张因反对改革而被罢黜的大臣名单，就知道神宗有多么坚决了——御史中丞吕公著、御史刘述、刘琦、钱镠、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杨宗愈，翰林学士范镇；甚至，欧阳修这样的名臣、富弼、文彦博这样的三朝宰辅……这张名单上，并非都是高傲守旧的贵族，相反，不少人品格卓越，政绩出众，有的甚至是要求变法的急先锋。
神宗力排众议的决心，不可谓不大。但结果呢？朝廷上下，不管什么派系，都彻底和王安石划清界限。
王安石是一个了不起的改革家，但他的方案，超越了他的时代；他的措施，忽视了人的因素。韩琦、司马光都劝过神宗，王安石“个性刚愎、不通人情”，这种性格并不适合拜相。当年王安石在包拯手下为官，一次宴会，包拯劝酒，王安石愣是从头到尾拒绝，幸好宽厚的包拯只是一笑而过。但新法不是一杯酒，想喝就让大家陪你喝，不想喝就让满桌人都不喝。一个不懂得通融，缺少包容，不会恰当地和稀泥的宰相，必然会事事掣肘。
宋神宗也渐渐意识到了，他越是努力推行新法，越让自己和王安石陷于孤立。大规模的人事调动，已经震慑不住反对派，反而让中间派也走上坚定反对的道路。在他和王安石的手下，竟然无一可用之人。
宋神宗的嘴角，掠过了一抹苦笑：他们不理解我，没关系，我是为天下人的幸福而奋战的。
但这份自信在改革的第五个年头里，被彻底粉碎了——1047年，全国反对新法的声浪高涨，天旱无雨，饥荒蔓延。正当宋神宗心焦如焚时，宦官郑侠跪倒在地，送上一卷《流民图》，恳求神宗过目。画卷上，不是百姓安乐，而是流离失所、卖儿卖女的惨状。
狂热的坚持，绝对的自信，在这幅地狱般的画卷前崩溃了。宋神宗终于同意撤换王安石，启用韩绛、吕惠卿。但很快，宋神宗察觉到吕惠卿不是可以托付之人。至此，宋神宗不得不亲自动手，独撑变法大局。
虽然后来王安石短暂复出了半年，但可以说，从看到《流民图》的这一刻起，庙堂之高，国家之大，真正忧心于变法的，只剩下宋神宗这位孤独的独行侠了。
当时，王安石罢相后，是变法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即从宋神宗“参考群策，而断自朕志”的阶段，过渡到他事必躬亲、独断专行的元丰新政时期。10年的岁月，把一个20岁的皇帝变成了30岁的圣君，他已有了政治经验，拿朱熹的话来说，就是学了王安石的“伎俩”，不再用别人来辅弼。他的稳健多虑、求言虚己，已为这10年的风雨荡涤得更加深沉内向。而他的奋发有为、坚毅慷慨，渐渐变成独断与偏激。他不能听到反新法的言论。苏轼仅仅用诗非议新法，他便将其下到大牢关了130天，造成迫**害文士并波及30多位大臣的事件。尽管如此，元丰新法还是在熙宁变法的基础上有了新的推进。
宋代远承汉唐，近启明清，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时期。宋初开国之君建立起一套不同于汉唐的体制，改变了汉唐社会以开拓向外、宣武播文为特征的体制，而代之为以强内虚外、沉潜向内为特点的文治靖国策略。这是唐末五代战乱之后的必然选择。**集权政治，较为自由的经济政策，较为宽松开明的文化形态，这三者共同构成了宋朝文治靖国体制。强内虚外、沉潜向内是痛苦的、得有耐心的，只有宋太祖懂得其中的道理，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都曾憋不住气想对外发泄一番，结果都不得不缩回了头。宋神宗则聪明过头，不单用打仗来表达，他还要从体制上来个翻江倒海，夺回汉唐盛气，这就不是得罪几个人那么简单了，而是与历史大势相抵牾。宋神宗遂成悲剧人物，会感叹：“朕好孤寒”了。
而直到宋神宗36岁去世，他都没法改变这个僵局，他为百姓福祉的变法，遭到百姓的激烈反对；他作为皇帝，他却被大臣们孤立；他的改革引起的争议，加剧了朝廷中的党争，他却无法压制下去；他想扩张，打不过人家，兵力不行，后勤不足……。
王木木叹息，如果这位皇帝，从小能经风雨，见世面，在汴京的郊区又有一片卡廷森林。那么，不知21世纪的王木木将会读到一段怎样的历史。唉，历史的车轮不会倒转，从某种程度上说，宋神宗是为了变法忧劳而死的。但他死后留下的国家，却是一个变法失败、党争纷起的国家，财政危机日益严重，百姓贫苦不堪，对西夏和土藩的军事连年失利。这一切，都和他富国强兵的心愿截然相反。
……
王木木内心一直在给宋神宗打分，宋神宗当然不完美，缺点很多，甚至被很多史学家定位为终结北宋朝的始作佣者。王木木则觉得，无论从理性分析，还是从感性的接触看，如果能跨越时空办个厂长经理学习班，宋神宗一定是四分之三以上的皇帝的学习榜样……。
王木木还在清理头绪，分析案情。扈三娘过来跟他说，汴水楼的麦党佬乔装打扮的找你来了，东张西望，鬼鬼祟祟，心神不宁，满脸神秘，不知为啥。王爷，快去吧！早去早回，晚上做好东西给你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