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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王木木把宇文柔奴及白青白三女也叫来了，因为接下来与卡巴斯基讨论的话题是医术和医药。
客厅中，人类生存史上首次高级别的古今中外医术大交流开始了。
卡巴斯基：“……王爷，话己至此，我们之间也不分你我了，所以，毛遂自荐，我先来讲讲我们欧洲现在的医疗状况。其实，现在，在我们这里，有两种人在看毛病。一是僧侣医生，包括我们的女巫在内，治病的主要方法是咒文和祈祷；另一种是有实际经验的医生。王爷，我看过你们哈佛医学院的教材，你们的说教有一套系统；而在我们这里，除了将病魔与神鬼对应外，具体的对症下药还处于原始医学转向经验医术阶段。
王爷，虽然我也是一个女巫，但是从理性的角度言，我不太喜欢僧侣医生。以前，医术原始，疾病与迷信混为一谈。人们治病通常依靠祈祷或请一些僧侣医生。比如，埃及最有名的医生——医神伊姆荷泰普(Imhotep)，被认为能包治百病，而且能够守护人类死后的灵魂。这些埃及医学中带有迷信色彩，但它在实践中也孕育了些实际的治疗方法和对疾病的认识，这些可从“纸草文”(Papyrus)中看见。所谓纸草文就是书写在一片片草本植物根茎上的文字。它有介绍妇科的、有介绍外科的、有介绍一般的医学理论的，等等。这些纸草文记载了带有迷信色彩咒文、魔术：也有各种经验药物，如止咳药、吸入药、熏蒸药、坐药及灌肠药等。外科方面记载了割开法(即把脓疮割开)、烧灼法，还写到眼科方面的手术。在卫生方面，如住宅与身体的清洁等都有规定，且常把动物的分泌物和动物身体的一部分作为药物。
其实，在你们中国，你们都知道，你们中国信仰的佛教是从印度传过来的。而医学是佛教徒的必修科目。因此，去中国传佛教的高僧，多少知道一些医术。许多中国人，一心皈依佛门，可以脱离病痛烦恼，可以治愈疾病，无非就是到和尚庙里去接受印度医术的住院治疗。光靠念经打坐，是不能治病的。
我们欧洲的医术，特别是地中海、东罗马帝国的医术，受到了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的影响，在一些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比如，“肛瘘切除术”和“金针拔内障”，都源自古印度人；而“穿颅术”等我们欧洲的医术则是由我们东罗马帝国引入了你们中国。这种医术，在你们国家的古代文献中叫“大秦医术”或“拂菻医术”。拂菻医术用“穿颅术”治疗眼睛失明，是一种具有震撼性的外来医术。
你们大宋的欧阳修主持编修的《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下》记载说，拂菻“有善医能开脑出虫，以愈目眚（音省）”，也就是通过头颅开刀治疗双目失明。这“穿颅术”治疗眼睛失明的基本原理就是，通过打开颅脑放血，降低颅内压，从而释放其对视觉神经的压迫，以达到恢复患者视觉功能的目的。
在公元前6世纪欧洲人希波克拉底写的《论视觉》中说道：“当眼睛毫无显著病症便失明时，应切开颅骨，将脑软组织分开，穿过颅骨使产生的液体全部流出。以这种方法治疗，病人便可治愈。”
从公元前6世纪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600多年。这是我们欧洲人比较成熟而且常用的一种医术了。
早在唐永淳元年，也就是公元682年，这年的阴历11月，唐高宗李治在主持嵩山封禅后回到长安不久，在没有任何明显症状的情况下突然双目失明。唐高宗的侍医秦鸣鹤熟悉拂菻医术。也有人考证过，秦鸣鹤是一位景教教徒，也就是基~~督徒。他在李治的脑袋上放出不少血出来，才使唐高宗重见光明。
说实在的，像唐高宗的这个病，如果不是落在熟悉拂菻医术的秦鸣鹤手里，而是落在你们中医手里。今天扎针，明天吃药。扎针无非就是眼睛周围那几个所谓的穴位，什么睛明、承泣、鱼腰、球后；远一点的就是什么太阳、风池、翳明、合谷之类。中医文献至今还没有眼睛瞎了，要扎百会和脑户的记载。至于吃药，那些酸不溜秋的中医生，今天开个方子祛风清脾，明天开个方子利胆除湿，后天开个方子泻肝降火。诸如此类的的方子，我也可以查出上百个有谱名、有汤头，不带加减的方剂来，让你吃下去箩筐一担中药。我敢说，中医生如果这样折腾唐高宗，那唐高宗如果能够苟延10天，我算他命大！”
王木木在想，也许在古代，这个放血术真是用得很普遍的。其实，对于像唐高宗这样生活条件优越而烦心之事又多的人，放放血也甚必要。王木木记得，即使在21世纪，在应急对付脑中风时，放血之术也被称为救命之法。
因为患了中风，脑部的微血管会慢慢破裂，遇到这种情形时，患者无论在什么地方，可以保持静止，不作搬动。因为，如果移动，会加速微血管的破裂。所以可以在原地把患者扶起坐稳以防止再摔倒，这时可以开始放血。放血可以用随便什么锐器，比如缝衣用的针也可以，在患者的十个手指头尖儿，没有什么固定穴道之说，大约距离手指甲一厘米处即可，刺上去，刺出血来，如果血不出来，还可用手挤，等十个手指头都流出血来，别多，每指一滴也可以了，大约几分钟之后，患者就会自然清醒。如果嘴也歪了，还可以拉拉他的耳朵，把耳朵拉红，在两耳的耳垂部位各刺两针，也各流两滴血，几分钟以后，嘴也能恢复原状。等患者一切恢复正常感觉没有异状时再送医院。这，放血法，一法多用，真是慈悲的流血事件了。
卡巴斯基还在炫耀：“王爷,其实我们都懂，唐高宗的这个眼病，“标”在眼睛，“本”在颅内。要进行这样的标本关系判断，没有足够的生理学、解剖学和病理学知识，是根本做不到的。
拂菻医术，除外科外，药物制造方面的先进性也非常明显。据《新唐书·拂菻传》记载，乾封二年，也就是公元667年，有一位拂菻使节献给高宗皇帝一种叫“底也伽”的药。事实上，这种药在隋朝的时候就传到中国去了。其证据就是朝鲜刊刻的《医方类聚》曾经引述了《五藏论》里边的话：“底野迦善除万病。”《五藏论》可见于《隋书·经籍志》。可见，这种药最早是在隋代的时候就进入你国的。
“底也伽”的英文叫theriaca，是一种解**。这种药是公元前一世纪的时候，由庞多斯的米特里达特四世国王（MithridatesVIofPontus）配制的。它由**、没药、肉桂、生姜、潘红花、蓖麻等混合配制而成。为了证明这个药的解毒功能，米特里达特四世国王曾经在犯人和奴隶身上反复做过试验。他先让犯人和奴隶被毒虫或毒蛇咬伤，然后再用这种药去解毒。试验的结果是屡试屡验，充分有效。以后，这个解**又经过了尼禄皇帝时期的一些医生做了改进，直到公元后2世纪，阿里纽斯（MarcusAureliusAntoninusAugustus），你们中国通常叫他奥古斯都，担任罗马帝国的皇帝的时候，才由罗马皇帝的御医盖伦做了最后定型。所以，后人也称这种解**为“盖仑丸”。
这种药不只是可以解昆虫和其它动物咬伤引起的中毒，还可以治疗其它疾病，尤其是与中毒有关的疾病。所以，欧洲人把它叫做“万应灵丹”，英文叫做universalpanacea。唐朝苏敬写的《新修本草》，也就是《唐本草》，在**部记载了这个药。
事实上，唐朝的医学对外开放程度很高。许多官员都接受过拜占庭医生和景教教徒，也就是基~~督徒的治疗。据史料记载，唐宪宗李纯，唐玄宗李隆基，唐天宝年间的大将杜环，都是接受过拂菻医术治疗过的著名人物，而且疗效很好。
从这里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早在唐朝的时候，中医与拂菻医术之间的差距实际上已经暴露出来了。一些中医生也在向先进的拂菻医术学习。比如，前面提到的高宗侍医秦鸣鹤就自觉学习过穿颅术……。”
王木木知道，卡巴斯基的话免不了有夸耀的成分，但其真实性可信。自已还依稀记得：卡巴斯基说的“底也伽”到19世纪的时候，这个药还在用。当时，还有人分析出里边的有效成分有64个。还有，这个药，在明朝末年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用汉文撰写了一部《职方外纪》，其中称：“土人制一药甚良，名的里亚加，能治百病，尤解诸毒。有试之者，先觅一毒蛇咬伤，毒发肿涨，乃以药少许咽之，无弗愈者，各国甚异之。”其中的的里亚加也就是“底也伽”或“盖仑丸”。
王木木知道，卡巴斯基的话都是有源之水，并非空口说白话，比如穿颅术，公元前4000年前的古代秘鲁就有头颅开刀的手术了。
王木木还知道，卡巴斯基说的印度向中国输入医术的事也没错：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是在西汉的时候。从那个时候起，印度来华的僧人在向中国人传佛教的同时也传了印度医术。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关于印度医术在中国的作为就已经有一些零星的记载了。后来，一些研究佛教医学史的学者发表意见说，晋朝道士陶弘景和葛洪记载的某些医方属于印度医术，不属于中国医术，甚至还有人为此找出了确凿证据。到了隋朝，印度医术已经有不少翻译著作出版了。《隋书·经籍志》就罗列了10部从印度翻译过来的医书目录。
现在的王木木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即，早在唐朝的时候，中医与拂菻医术之间的差距实际上已经暴露出来了。一些中医生也在向先进的拂菻医术学习。到宋朝，国势日渐衰微以后，能够控制的领土也越来越小，诸如此类的学习过程就中断了。
在南宋灭亡之后，中医遭遇了回回医，也就是阿拉伯医学。我国有人把回回医写成“祖国医学的组成部分”。其实错了。回回医是我们中国对阿拉伯医的一种说法，它属于阿拉伯医，不属于中医。有不少史料显示，回回医在中国威信曾经很高。一些中医束手无策的疾病，回回医可以轻易地解决。据元末陶宗仪所著《辍耕录》第224卷的一个记载，与唐朝秦鸣鹤做的那种穿颅手术相类似，回回医在我国做过开颅切除脑瘤的手术。这显然也是中医所望尘莫及的。不用说当时那些牛皮吹得咕咕叫的“金元四大家”完不成这样的手术，就是21世纪的“名老中医”也未必能完成这样的开颅手术。
王木木知道，回回医即伊斯兰医学，是信奉伊斯兰教的诸民族的古代医学,其主体是公元8一10世纪形成的阿拉伯医学。伊斯兰医学继承了古希腊医学的哲学原理和医术理论,即希波克拉底创立的“地、火、水、风”四元素说、... -->>
现在，王木木把宇文柔奴及白青白三女也叫来了，因为接下来与卡巴斯基讨论的话题是医术和医药。
客厅中，人类生存史上首次高级别的古今中外医术大交流开始了。
卡巴斯基：“……王爷，话己至此，我们之间也不分你我了，所以，毛遂自荐，我先来讲讲我们欧洲现在的医疗状况。其实，现在，在我们这里，有两种人在看毛病。一是僧侣医生，包括我们的女巫在内，治病的主要方法是咒文和祈祷；另一种是有实际经验的医生。王爷，我看过你们哈佛医学院的教材，你们的说教有一套系统；而在我们这里，除了将病魔与神鬼对应外，具体的对症下药还处于原始医学转向经验医术阶段。
王爷，虽然我也是一个女巫，但是从理性的角度言，我不太喜欢僧侣医生。以前，医术原始，疾病与迷信混为一谈。人们治病通常依靠祈祷或请一些僧侣医生。比如，埃及最有名的医生——医神伊姆荷泰普(Imhotep)，被认为能包治百病，而且能够守护人类死后的灵魂。这些埃及医学中带有迷信色彩，但它在实践中也孕育了些实际的治疗方法和对疾病的认识，这些可从“纸草文”(Papyrus)中看见。所谓纸草文就是书写在一片片草本植物根茎上的文字。它有介绍妇科的、有介绍外科的、有介绍一般的医学理论的，等等。这些纸草文记载了带有迷信色彩咒文、魔术：也有各种经验药物，如止咳药、吸入药、熏蒸药、坐药及灌肠药等。外科方面记载了割开法(即把脓疮割开)、烧灼法，还写到眼科方面的手术。在卫生方面，如住宅与身体的清洁等都有规定，且常把动物的分泌物和动物身体的一部分作为药物。
其实，在你们中国，你们都知道，你们中国信仰的佛教是从印度传过来的。而医学是佛教徒的必修科目。因此，去中国传佛教的高僧，多少知道一些医术。许多中国人，一心皈依佛门，可以脱离病痛烦恼，可以治愈疾病，无非就是到和尚庙里去接受印度医术的住院治疗。光靠念经打坐，是不能治病的。
我们欧洲的医术，特别是地中海、东罗马帝国的医术，受到了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的影响，在一些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比如，“肛瘘切除术”和“金针拔内障”，都源自古印度人；而“穿颅术”等我们欧洲的医术则是由我们东罗马帝国引入了你们中国。这种医术，在你们国家的古代文献中叫“大秦医术”或“拂菻医术”。拂菻医术用“穿颅术”治疗眼睛失明，是一种具有震撼性的外来医术。
你们大宋的欧阳修主持编修的《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下》记载说，拂菻“有善医能开脑出虫，以愈目眚（音省）”，也就是通过头颅开刀治疗双目失明。这“穿颅术”治疗眼睛失明的基本原理就是，通过打开颅脑放血，降低颅内压，从而释放其对视觉神经的压迫，以达到恢复患者视觉功能的目的。
在公元前6世纪欧洲人希波克拉底写的《论视觉》中说道：“当眼睛毫无显著病症便失明时，应切开颅骨，将脑软组织分开，穿过颅骨使产生的液体全部流出。以这种方法治疗，病人便可治愈。”
从公元前6世纪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600多年。这是我们欧洲人比较成熟而且常用的一种医术了。
早在唐永淳元年，也就是公元682年，这年的阴历11月，唐高宗李治在主持嵩山封禅后回到长安不久，在没有任何明显症状的情况下突然双目失明。唐高宗的侍医秦鸣鹤熟悉拂菻医术。也有人考证过，秦鸣鹤是一位景教教徒，也就是基~~督徒。他在李治的脑袋上放出不少血出来，才使唐高宗重见光明。
说实在的，像唐高宗的这个病，如果不是落在熟悉拂菻医术的秦鸣鹤手里，而是落在你们中医手里。今天扎针，明天吃药。扎针无非就是眼睛周围那几个所谓的穴位，什么睛明、承泣、鱼腰、球后；远一点的就是什么太阳、风池、翳明、合谷之类。中医文献至今还没有眼睛瞎了，要扎百会和脑户的记载。至于吃药，那些酸不溜秋的中医生，今天开个方子祛风清脾，明天开个方子利胆除湿，后天开个方子泻肝降火。诸如此类的的方子，我也可以查出上百个有谱名、有汤头，不带加减的方剂来，让你吃下去箩筐一担中药。我敢说，中医生如果这样折腾唐高宗，那唐高宗如果能够苟延10天，我算他命大！”
王木木在想，也许在古代，这个放血术真是用得很普遍的。其实，对于像唐高宗这样生活条件优越而烦心之事又多的人，放放血也甚必要。王木木记得，即使在21世纪，在应急对付脑中风时，放血之术也被称为救命之法。
因为患了中风，脑部的微血管会慢慢破裂，遇到这种情形时，患者无论在什么地方，可以保持静止，不作搬动。因为，如果移动，会加速微血管的破裂。所以可以在原地把患者扶起坐稳以防止再摔倒，这时可以开始放血。放血可以用随便什么锐器，比如缝衣用的针也可以，在患者的十个手指头尖儿，没有什么固定穴道之说，大约距离手指甲一厘米处即可，刺上去，刺出血来，如果血不出来，还可用手挤，等十个手指头都流出血来，别多，每指一滴也可以了，大约几分钟之后，患者就会自然清醒。如果嘴也歪了，还可以拉拉他的耳朵，把耳朵拉红，在两耳的耳垂部位各刺两针，也各流两滴血，几分钟以后，嘴也能恢复原状。等患者一切恢复正常感觉没有异状时再送医院。这，放血法，一法多用，真是慈悲的流血事件了。
卡巴斯基还在炫耀：“王爷,其实我们都懂，唐高宗的这个眼病，“标”在眼睛，“本”在颅内。要进行这样的标本关系判断，没有足够的生理学、解剖学和病理学知识，是根本做不到的。
拂菻医术，除外科外，药物制造方面的先进性也非常明显。据《新唐书·拂菻传》记载，乾封二年，也就是公元667年，有一位拂菻使节献给高宗皇帝一种叫“底也伽”的药。事实上，这种药在隋朝的时候就传到中国去了。其证据就是朝鲜刊刻的《医方类聚》曾经引述了《五藏论》里边的话：“底野迦善除万病。”《五藏论》可见于《隋书·经籍志》。可见，这种药最早是在隋代的时候就进入你国的。
“底也伽”的英文叫theriaca，是一种解**。这种药是公元前一世纪的时候，由庞多斯的米特里达特四世国王（MithridatesVIofPontus）配制的。它由**、没药、肉桂、生姜、潘红花、蓖麻等混合配制而成。为了证明这个药的解毒功能，米特里达特四世国王曾经在犯人和奴隶身上反复做过试验。他先让犯人和奴隶被毒虫或毒蛇咬伤，然后再用这种药去解毒。试验的结果是屡试屡验，充分有效。以后，这个解**又经过了尼禄皇帝时期的一些医生做了改进，直到公元后2世纪，阿里纽斯（MarcusAureliusAntoninusAugustus），你们中国通常叫他奥古斯都，担任罗马帝国的皇帝的时候，才由罗马皇帝的御医盖伦做了最后定型。所以，后人也称这种解**为“盖仑丸”。
这种药不只是可以解昆虫和其它动物咬伤引起的中毒，还可以治疗其它疾病，尤其是与中毒有关的疾病。所以，欧洲人把它叫做“万应灵丹”，英文叫做universalpanacea。唐朝苏敬写的《新修本草》，也就是《唐本草》，在**部记载了这个药。
事实上，唐朝的医学对外开放程度很高。许多官员都接受过拜占庭医生和景教教徒，也就是基~~督徒的治疗。据史料记载，唐宪宗李纯，唐玄宗李隆基，唐天宝年间的大将杜环，都是接受过拂菻医术治疗过的著名人物，而且疗效很好。
从这里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早在唐朝的时候，中医与拂菻医术之间的差距实际上已经暴露出来了。一些中医生也在向先进的拂菻医术学习。比如，前面提到的高宗侍医秦鸣鹤就自觉学习过穿颅术……。”
王木木知道，卡巴斯基的话免不了有夸耀的成分，但其真实性可信。自已还依稀记得：卡巴斯基说的“底也伽”到19世纪的时候，这个药还在用。当时，还有人分析出里边的有效成分有64个。还有，这个药，在明朝末年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用汉文撰写了一部《职方外纪》，其中称：“土人制一药甚良，名的里亚加，能治百病，尤解诸毒。有试之者，先觅一毒蛇咬伤，毒发肿涨，乃以药少许咽之，无弗愈者，各国甚异之。”其中的的里亚加也就是“底也伽”或“盖仑丸”。
王木木知道，卡巴斯基的话都是有源之水，并非空口说白话，比如穿颅术，公元前4000年前的古代秘鲁就有头颅开刀的手术了。
王木木还知道，卡巴斯基说的印度向中国输入医术的事也没错：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是在西汉的时候。从那个时候起，印度来华的僧人在向中国人传佛教的同时也传了印度医术。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关于印度医术在中国的作为就已经有一些零星的记载了。后来，一些研究佛教医学史的学者发表意见说，晋朝道士陶弘景和葛洪记载的某些医方属于印度医术，不属于中国医术，甚至还有人为此找出了确凿证据。到了隋朝，印度医术已经有不少翻译著作出版了。《隋书·经籍志》就罗列了10部从印度翻译过来的医书目录。
现在的王木木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即，早在唐朝的时候，中医与拂菻医术之间的差距实际上已经暴露出来了。一些中医生也在向先进的拂菻医术学习。到宋朝，国势日渐衰微以后，能够控制的领土也越来越小，诸如此类的学习过程就中断了。
在南宋灭亡之后，中医遭遇了回回医，也就是阿拉伯医学。我国有人把回回医写成“祖国医学的组成部分”。其实错了。回回医是我们中国对阿拉伯医的一种说法，它属于阿拉伯医，不属于中医。有不少史料显示，回回医在中国威信曾经很高。一些中医束手无策的疾病，回回医可以轻易地解决。据元末陶宗仪所著《辍耕录》第224卷的一个记载，与唐朝秦鸣鹤做的那种穿颅手术相类似，回回医在我国做过开颅切除脑瘤的手术。这显然也是中医所望尘莫及的。不用说当时那些牛皮吹得咕咕叫的“金元四大家”完不成这样的手术，就是21世纪的“名老中医”也未必能完成这样的开颅手术。
王木木知道，回回医即伊斯兰医学，是信奉伊斯兰教的诸民族的古代医学,其主体是公元8一10世纪形成的阿拉伯医学。伊斯兰医学继承了古希腊医学的哲学原理和医术理论,即希波克拉底创立的“地、火、水、风”四元素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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