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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老师，按照咱们与军部的约定，下一步就该是咱们学校与建国大学进行学术交流了，这次我打算派你跟队过去，有时间吧？”卜舫济在答应了唐宁为方敏争取的图书管理员请求之后向他问道。
唐宁知道虽然卜舫济这是在跟自己商量，但自己最好还是去，毕竟老头已经很给自己面子了，对别的老师他都是直接吩咐的，只有自己才特殊对待的来商量，而且其实自己也早就想出去转转，于是便点头答应了下来。
回到家之后，唐宁对三女说了一下自己下周要去长春，方敏和鲍小芸都是表示不舍，唯独娜塔莎怯生生的对唐宁说道：“亲爱的，我、我可以跟你一起去么？”
唐宁稍微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答道：“当然可以了，不过你怎么突然想去那么远的地方？”
“因为我来到中国的第一个城市就是长春，那个时候我们一家还都在一起，所以我想去找一找回忆！”娜塔莎解释道。
唐宁恍然大悟道：“哦，这样啊，那行、正好我一个人还觉得无聊呢，有你陪我那就太好了！”
唐宁一行这次去的建国大学是一所非常不好形容的学校，关东军建立这所学校的初衷是为了所谓的“民族协和”，其实就是为了给中国学生洗脑。（伪满洲国的建国大学跟现在韩国的建国大学不是一回事啊。）
在关东军占领东北之初，将东北大学、冯庸大学、交通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东北特别区法政大学、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奉天医学专门学校、吉林省医学专门学校、东北农业专科学校、哈尔滨学院及俄文师范专修科学校等公私立大学30多所高校全都给关了，只保留了满洲医科大学和英国人举办的奉天医科大学，当然了珍珠港之后奉天医大也被关了。
虽然建国大学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民族协和”的目标，但出乎所有意料的是，他是以完全相反的方式、以日本人不愿见到的方式实现的。
首先，关东军选择的副校长——作田荘一（校长由张景惠担任，但其实他只是挂名，所以实际上的校长就是作田荘一），就和河上肇关系密切，二者不仅是同乡，而且作田荘一1921年正是在河上肇的推荐下被聘入京都大学，1937年，河上肇被释放回家之后，作田荘一立刻去看望了河上肇，在当时的环境下，作出这种举动，可见二人关系的亲密，虽然他们的立场并不相同。
战后，河上肇的《自传叙》中更是收录了作田荘一所作的题为《面影与人格》的关于河上肇的评论。关东军选择这么一位来作为校长，可以看出作田荘一在当时伪装的还是很好的。。。作田荘一努力营造建国大学的学术氛围，他从北京大学请来了苏益信和鲍明钤，从朝鲜请来了崔南善，尽管受到华北驻屯军司令寺内寿一和朝鲜总督的反对，他也不动摇，他甚至还打算请胡适、甘地、托洛茨基等人来讲学......如此也不难理解日后发生中国学生被捕的事件时，作田荘一会选择辞职来抗议了。
建国大学的学费全部公费，并且很少有满洲国的高官的子女进入这所学校，可以说是没有徇私舞弊和人情后门之类的东西，因此也对贫穷的日本学生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他们受到号召，来到满洲国这片“民族协和”的乐土，结果到达之后，目睹了实际上的殖民统治之后，很多日本学生都极为愤怒，甚至有日本学生为此退学（建国大学一期学生三村文男）！
1945年考入建国大学的日本共产党前中央委员，水口春喜在其著作《“建国大学”的幻影》中还提到，在当时满洲国日本人吃白米，朝鲜人一半白米一半高粱米，中国人只能吃高粱米的配给制度下，建国大学的日本学生们主动提出将白米和高粱米掺在一起大家一起吃，根据建国大学医务室的报告，在入学的最初半年里，中国学生的体重增加，而日本学生的体重却有下降的趋势。
1944年，二期生参加毕业实习活动，跟随塾导石中广次到热河，石中把一名俘虏绑在木桩上，要求学生用杀俘虏来表现武士道精神，结果，不仅中国学生无人执行，连人数更多的日本学生也无人执行！石中只有在破口大骂之后自己动手去杀害抗日烈士。可以说，进入建国大学的很多日本学生，实践了真正的民族协和，而不是日本官方所宣传的那种，这一点在后来中国学生因为参加反满抗日斗争被捕时日本学生的表现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进入建国大学的中国学生更是大部分都有着高涨的爱国热情，他们私下里传阅各种书籍，这些书大致分为三类：中国历史；河上肇河合荣治郎等人及各种左派书籍；以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日本人是不敢一次性查封全部这些书籍的，只敢对某些个人下手，因为这样无疑就打脸这所号称建立这所“民族协和”高校的关东军的脸了。
受这种影响，有不少建国大学的中国学生离开大学，从山海关进入内地参加抗日战争。关东军当然不会坐视不管，1942年和1943年间，大约有几十名中国大学生因违反“治安维持法”而被捕，但令人感动的是，大部分日本学生对这种行为极为愤怒，并且还为狱中的中国同学送去日常生活用品，哪怕被狱吏大声责骂也不为所动，作田荘一更是以民族协和为理由要求关东军释放被捕的中国学生，遭到拒绝后便愤然辞职离去。同样的，当一些日本学生被强征入伍之后，中国学生无不为他们感到惋惜。
日本战败之后，不少建国大学的日本学生被苏军拘往西伯利亚，这些无辜的学生大部分都曾经支持过中国学生的抗日运动，此刻却被苏军无端的带到西伯利亚进行劳动。战后，建国大学的日本学生们积极行动，为中日友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老师，按照咱们与军部的约定，下一步就该是咱们学校与建国大学进行学术交流了，这次我打算派你跟队过去，有时间吧？”卜舫济在答应了唐宁为方敏争取的图书管理员请求之后向他问道。
唐宁知道虽然卜舫济这是在跟自己商量，但自己最好还是去，毕竟老头已经很给自己面子了，对别的老师他都是直接吩咐的，只有自己才特殊对待的来商量，而且其实自己也早就想出去转转，于是便点头答应了下来。
回到家之后，唐宁对三女说了一下自己下周要去长春，方敏和鲍小芸都是表示不舍，唯独娜塔莎怯生生的对唐宁说道：“亲爱的，我、我可以跟你一起去么？”
唐宁稍微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答道：“当然可以了，不过你怎么突然想去那么远的地方？”
“因为我来到中国的第一个城市就是长春，那个时候我们一家还都在一起，所以我想去找一找回忆！”娜塔莎解释道。
唐宁恍然大悟道：“哦，这样啊，那行、正好我一个人还觉得无聊呢，有你陪我那就太好了！”
唐宁一行这次去的建国大学是一所非常不好形容的学校，关东军建立这所学校的初衷是为了所谓的“民族协和”，其实就是为了给中国学生洗脑。（伪满洲国的建国大学跟现在韩国的建国大学不是一回事啊。）
在关东军占领东北之初，将东北大学、冯庸大学、交通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东北特别区法政大学、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奉天医学专门学校、吉林省医学专门学校、东北农业专科学校、哈尔滨学院及俄文师范专修科学校等公私立大学30多所高校全都给关了，只保留了满洲医科大学和英国人举办的奉天医科大学，当然了珍珠港之后奉天医大也被关了。
虽然建国大学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民族协和”的目标，但出乎所有意料的是，他是以完全相反的方式、以日本人不愿见到的方式实现的。
首先，关东军选择的副校长——作田荘一（校长由张景惠担任，但其实他只是挂名，所以实际上的校长就是作田荘一），就和河上肇关系密切，二者不仅是同乡，而且作田荘一1921年正是在河上肇的推荐下被聘入京都大学，1937年，河上肇被释放回家之后，作田荘一立刻去看望了河上肇，在当时的环境下，作出这种举动，可见二人关系的亲密，虽然他们的立场并不相同。
战后，河上肇的《自传叙》中更是收录了作田荘一所作的题为《面影与人格》的关于河上肇的评论。关东军选择这么一位来作为校长，可以看出作田荘一在当时伪装的还是很好的。。。作田荘一努力营造建国大学的学术氛围，他从北京大学请来了苏益信和鲍明钤，从朝鲜请来了崔南善，尽管受到华北驻屯军司令寺内寿一和朝鲜总督的反对，他也不动摇，他甚至还打算请胡适、甘地、托洛茨基等人来讲学......如此也不难理解日后发生中国学生被捕的事件时，作田荘一会选择辞职来抗议了。
建国大学的学费全部公费，并且很少有满洲国的高官的子女进入这所学校，可以说是没有徇私舞弊和人情后门之类的东西，因此也对贫穷的日本学生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他们受到号召，来到满洲国这片“民族协和”的乐土，结果到达之后，目睹了实际上的殖民统治之后，很多日本学生都极为愤怒，甚至有日本学生为此退学（建国大学一期学生三村文男）！
1945年考入建国大学的日本共产党前中央委员，水口春喜在其著作《“建国大学”的幻影》中还提到，在当时满洲国日本人吃白米，朝鲜人一半白米一半高粱米，中国人只能吃高粱米的配给制度下，建国大学的日本学生们主动提出将白米和高粱米掺在一起大家一起吃，根据建国大学医务室的报告，在入学的最初半年里，中国学生的体重增加，而日本学生的体重却有下降的趋势。
1944年，二期生参加毕业实习活动，跟随塾导石中广次到热河，石中把一名俘虏绑在木桩上，要求学生用杀俘虏来表现武士道精神，结果，不仅中国学生无人执行，连人数更多的日本学生也无人执行！石中只有在破口大骂之后自己动手去杀害抗日烈士。可以说，进入建国大学的很多日本学生，实践了真正的民族协和，而不是日本官方所宣传的那种，这一点在后来中国学生因为参加反满抗日斗争被捕时日本学生的表现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进入建国大学的中国学生更是大部分都有着高涨的爱国热情，他们私下里传阅各种书籍，这些书大致分为三类：中国历史；河上肇河合荣治郎等人及各种左派书籍；以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日本人是不敢一次性查封全部这些书籍的，只敢对某些个人下手，因为这样无疑就打脸这所号称建立这所“民族协和”高校的关东军的脸了。
受这种影响，有不少建国大学的中国学生离开大学，从山海关进入内地参加抗日战争。关东军当然不会坐视不管，1942年和1943年间，大约有几十名中国大学生因违反“治安维持法”而被捕，但令人感动的是，大部分日本学生对这种行为极为愤怒，并且还为狱中的中国同学送去日常生活用品，哪怕被狱吏大声责骂也不为所动，作田荘一更是以民族协和为理由要求关东军释放被捕的中国学生，遭到拒绝后便愤然辞职离去。同样的，当一些日本学生被强征入伍之后，中国学生无不为他们感到惋惜。
日本战败之后，不少建国大学的日本学生被苏军拘往西伯利亚，这些无辜的学生大部分都曾经支持过中国学生的抗日运动，此刻却被苏军无端的带到西伯利亚进行劳动。战后，建国大学的日本学生们积极行动，为中日友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