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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毅：
你好！
三月七日午休后刚打开电脑，邮箱就开始缓慢地接收一封有附件的来信。
等待的时候，我站起来走向窗口。这也是写作《圣天门口》的六年时间养成的习惯，用故意不将电话放在顺手处等小伎俩，迫使自己在不自觉的长时间写作过程中，站起来，哪怕只是在屋子里走几步。甚至因此认为，长篇小说艺术的特质也是这样，既不会遥不可及，又无法唾手可得。所称小说即是人生，完全可以融合在与写作密切相关或者毫不相关的日常中，对一些熟知事物潜意识的挑衅与超越。
窗台上，一对斑鸠正在轮番整理那只整个冬天都是空着的鸟巢。虽然自己用了百分之百的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心情，看来看去仍然不清楚是不是那旧时相识。去年的这个时候，《圣天门口》刚刚交给出版社，大约是陪伴了整整六年的缘故，那一阵只要开启电脑，我一定要先双击那个熟悉文档，然后才相信，从春播到秋收，个人文学纪年中，又一个写作季节真的结束了。小斑鸠就是在这种时刻飞来的。小斑鸠来时，书房的窗台上养着一株西湖玫瑰、一株铁树和一蔸几年前老父亲送给我的半人高的文竹。我这人与花草没缘分，越是认真打理，它们生长的样子，越是像受着虐待。一定是铁树上的枯枝吸引了鸟们，我眼前才会上演鸠占鹊巢的一幕。曾经有喜鹊在此徘徊，后来的斑鸠却在它们辛苦衔来的几根细枝上，构建了从春到秋生下几窝蛋，孵出一群小鸟的鸟巢。依据小时候在大别山区积累起来的民间知识，这种脖子上披着少许彩色羽毛的灰斑鸠，唯有孵蛋时，才想到鸟巢，平常时候只喜欢栖息在茂密的竹林里，和阔叶浓厚的大樟树上。在夏季，小斑鸠从出壳到飞腾也就十来天。之后，就是空巢，直到又有斑鸠来，如此周而复始。我不奇怪自己一直将它们当成是同一对夫妻鸟，写作的情绪与灵感通常就是来源于这类不同寻常的判断。就算是最普通的鸟也能找出个性，对于小说家，也是一种基本的才能。真正的小说家，是用悲哀和悲伤养育而成的，命中注定要恋旧，假如我眼里的小斑鸠，每次都是新来的，历史和命运就会被我演变成一种时尚，那种心态下的写作，必然是披着小说外衣的某种广告或策划文案。
前几天，武汉落了一场很大的雪。这些年，此地老是不落雪。近两年落雪的场次多了些，时节却比从前延迟许多，春节前很难见到雪景，偶尔有，也是粗制滥造，一如今日某些畅销书，名曰小说，其实是一些书界肖小胡乱涂鸦。融雪的水渍和潮湿，没有完全干。归来的斑鸠等不到居住标准符合人的想法，就孵进巢里，我以为它又要下蛋了，没想到只是试试，时间不长，它便腾空而起。就在这时候，我所设定的电邮收毕的铃声响了起来，转身一看，邮件标题竟然是“请看附件??周毅”。
花了两个小时，将你这书信体的文章读完后，很奇怪春节前的那封电邮，竟然是你发来的。曾经对李修文说，徐春萍夸奖你那篇文章写得十分好。若不提起，过去现在和将来我都会以为，先前那封既无标题，又不署名的电邮作者是《文学报》的徐春萍。这种电报体率性随心的文字，《圣天门口》的责任编辑杨柳也是惯用的。不过，杨柳的文字非常事务性，永远都是询问一些和解释一些具体东西。经你一说，又觉得没错，这也是你的文字性情。因为文学而相识的这些年，也就是一九九八年发大洪水，你来武汉采访时见过一面。你还好，不像同期从上海来的新闻界朋友，随身带着救灾衣物，硬要塞给我们一些。这仅有的一次见面，远不如当年周介人先生约你所写那篇评论我的小说的文章记忆深刻。是否因应电邮和短信的特征，后来接触到你文章之外的文字，正是这般简约精准，就像金庸小说中的众女侠，不仅长袖善舞，更以行使独门暗器见血封喉为特权。换个角度来想，有些事情本来就是只要说清楚就行，无须浪费笔墨，如此才可以将有限心血流淌成汪洋大水。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是说做人的态度，用在写作上，是要我们坚决地放弃那些泛爱滥情，以及做梦也要做得比别人有才华的虚妄。由此我想到长篇小说文体，就像传统中国家庭中的老大，注定要为命运承担更多分量。诗歌和散文可以是清风云霞，飞瀑流泉，长篇小说永远只能落实在茫茫土地上，任何浪荡花腔，都会酿成可以预见的荒废与颓败。小说容易得到万千宠爱，同时也容易受到无情奚落，亦酷似现代人对茫茫大地的爱恨之切。说起来，也是人之常情。当老大的总是吃力不讨好，又不能学弟妹们，不时地用精神撒娇放纵自己的原欲，往往如牛重负沧桑早至。这种特质在当下尤为突出。
一开始就同你说斑鸠窝是有目的的。小说这种被人当作俗物的文体，本质上绝非俗物，只是因为写作的人低俗了，阅读的人低俗了。那对斑鸠，在喜鹊弃置的几根细枝之上，再添些许杂草，不是也成了鸟巢！喜鹊不是这样，它是一位真正的小说家。为了搭建一座真正的窝，不惜舍弃已经形成的规模，它所弃之如敝屣的开头，被斑鸠捡了去当成宝贝似的金窝银窝。呈现经典小说一样的喜鹊，将自己的窝发表在苍茫的树梢和现代化的高压线塔上，如同天造地设的风景。说实话，如果不是五岁女儿做出决定，让我们付出三盆花草全部枯死的代价，加上九个月不能开窗户，看上去尽是些丑陋粪便的所谓鸟巢，早就在弹指之间灰飞烟灭了。如果小说可以是一群鸟的生活，真正的小说肯定是在空中高蹈的喜鹊和喜鹊窝。那些必不可少的混珠，当然就是斑鸠和斑鸠窝了。小说精髓总是处在可望而不可即的位置上，没有人能独占，也没有人能够真正予以摧毁。所以小说的模样，正是喜鹊的模样。小说的声音，正是喜鹊的声音。无论是独立枝头，还是穿越云天，喜鹊是从容的，安详的，优雅的，高贵的，哪怕迫害就要发生，也还是有尊严的。斑鸠们除了正好相反的品行外，还有一些习惯让人生厌：鬼头鬼脑，从不正眼看人，永远有事没事地故弄玄虚，好好地也要猛地一拍翅膀，发出惊心动魄的音响，不晓得的还以为真有惊悚悬念发生，定下神来去看，卖那么大的关子，根本不是要一飞冲天，往往只是蹿出百步之遥。实际效果，如同人之哗众取宠。
将北岛的诗句改一改：粗鄙虽是粗鄙者的通行证，优雅绝非优雅者的墓志铭。这是我对近年来长篇小说的总体看法。粗鄙是一种个人精神状态，优雅则是个人精神达到极致状态时的灵魂结晶。但凡粗鄙小说者，写作意志算不得太坚定，甚至就是正在学舌的孩子，听得几句从大人们嘴里冒出来的脏话，便好奇地在某个最不应该的场合里突然大声地说出来，使得一些人像遭电击那样发出种种强度不等的痉挛。这样的反应算不得审美范畴。以这种的心境要想混迹在长篇小说领域，就不行了。长篇小说的写作状态是不能招之即来，枯坐斗室的长期孤独也不会挥之即去。粗鄙是对他人的，须得营造一些嘈杂环境才能用武。优雅是为了自身，不仅不怕，还渴望独处的境界更高尚和更奇特。所以，进入长篇小说写作领域的人，需要达到较高的修养境界。这样想来，就会发现，世上各类事物，形而上也好，形而下也好，一直被我们用艰难系数分解得清清楚楚。无法例外的写作，将长篇小说当成人所景仰的青藏高原。那样的海拔，那样的敬畏，完全由不得我们。即便是我等资深与熟练的写作者，一旦失去敬畏，生命在小说中延续的过程就会事实终止。我很庆幸，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写开头，不惜先后废弃足以构成一部时下热门的所谓小长篇的近二十万字。这种潜意识表达，足以证实我对小说高原的深深敬畏。
长篇小说神韵必须有优雅的。长篇小说风骨必须是高贵的。
在写作这部小说的早期和中期，我用的是另一个名字：《雪杭》。它来自那年冬天，在杭州遇上的一场大雪。“圣”的概念明晰之前，曾经有过多次，突然中断正在进行的写作，怔怔地为自己创造出“雪杭”这个词而不知所措。我很偏爱它，却不晓得是否真的合适。随着书写的进展，女儿也出生了。在她长成一副小女生的模样后，我们送她到东湖边的一所芭蕾舞学校进行训练，真实想法是希望纠正女儿那长得不甚理想的腿形。女儿的芭蕾舞教师名叫奥丽加，是俄罗斯圣彼得堡芭蕾舞团的演员，因意外受伤才转而从教。学芭蕾舞的女儿不够天鹅的份，只能称作“咪咪鹅”。每逢上课，奥丽加总是提前来到练功房，以一系列的独舞作为热身。那种惊人的优雅，不用说当家长的成年人，就连三五岁的“咪咪鹅”们也会情不自禁地站在门外，不敢有任何多余的声音或动作，唯恐有不当打扰。练习课结束，奥丽加同她一群“咪咪鹅”互致告别礼，当家长的便会带着孩子离开。很久之后，我们才在无意之中发现，与孩子们别过了，奥丽加收拾起自己的舞蹈服，在胸前划一个十字后，必定会回到练功房正中央，行一个深深的谢幕礼。有时候，几个担任助教的中国女孩尚在一旁说着课后的闲话；有时候，还有因故没有走开的家长和孩子。最是在那些人去练功房空，只有奥丽加独自一人的时刻，这种充满感恩的谢幕，哪怕已经重复过一百次，仍旧百倍地让人震撼不已。曾经在阅读中见到类似的文学描写，在亲眼目睹这一幕之后，才算真的明白，这些绝非只是对艺术的由衷热爱，而是往心灵深处引领的一种圣洁。那一瞬间，我突然想到，自己正在书写的这座小镇也应该冠名：圣天门口。
优雅是一种圣，高贵是一种圣，尊严也是一种圣。一个“圣”字，解开我心中郁积八百年的情结。对圣的发现，不只让这部小说拨云见日，更是使其挺起人在历史中的风骨，哪怕是马鹞子这一类的命运，也不再被历史抛弃。身为书写者，如果没有小说中日益彰显的优雅、高贵与尊严时刻相伴，信息时代的六年沉默，就会形同六年苦役。年复一年不与外界接触的书作，因为有了圣，才不枯燥，才有写小说二十几年来，最为光彩幸福的体验。很佩服你一下子就从洋洋百万言中，抓住马鹞子的“轻轻一死”。也很奇怪，每当多数人集中挑剔小说中的某些地方，总是你在没有半点沟通的前提下，道出我之所以如此书写的真相。那个马鹞子前半生是何等威风，如何让他死去是一个很困扰的问题。一开始写成这个样子，没有一点刻意，本想先这样交代过去，留待后来再做修改。想不到这就是他的命运，后来几次尝试都失败了，再多的文字，也比不上这“轻轻一死”。我把这一点当成马鹞子个人命运中的优雅与高贵，一个人生前做不到的，用最后的死亡来实现了。
如果不是“轻轻一死”，难保马鹞子不会重陷旧时文学怪圈，继续在反面人物形象的认识中无法自拔。有了这最后的优雅与高贵，先前的马鹞子，便羽化登仙一般轻轻地化去，连同所有的仇恨，豪杰一生竟然比不过那阵短短的清风，换来些永久的感化。一般人都会将俄罗斯女孩譬如成美丽的白天鹅。教芭蕾舞的奥丽加，在空无一人的练功房中行一鞠深情的谢幕礼后的离去，被我在心里与马鹞子的“轻轻一死”混为一团。那些同样渐行渐远的身影，留给我们的是毫无二致的一串串比飞翔的天... -->>
周毅：
你好！
三月七日午休后刚打开电脑，邮箱就开始缓慢地接收一封有附件的来信。
等待的时候，我站起来走向窗口。这也是写作《圣天门口》的六年时间养成的习惯，用故意不将电话放在顺手处等小伎俩，迫使自己在不自觉的长时间写作过程中，站起来，哪怕只是在屋子里走几步。甚至因此认为，长篇小说艺术的特质也是这样，既不会遥不可及，又无法唾手可得。所称小说即是人生，完全可以融合在与写作密切相关或者毫不相关的日常中，对一些熟知事物潜意识的挑衅与超越。
窗台上，一对斑鸠正在轮番整理那只整个冬天都是空着的鸟巢。虽然自己用了百分之百的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心情，看来看去仍然不清楚是不是那旧时相识。去年的这个时候，《圣天门口》刚刚交给出版社，大约是陪伴了整整六年的缘故，那一阵只要开启电脑，我一定要先双击那个熟悉文档，然后才相信，从春播到秋收，个人文学纪年中，又一个写作季节真的结束了。小斑鸠就是在这种时刻飞来的。小斑鸠来时，书房的窗台上养着一株西湖玫瑰、一株铁树和一蔸几年前老父亲送给我的半人高的文竹。我这人与花草没缘分，越是认真打理，它们生长的样子，越是像受着虐待。一定是铁树上的枯枝吸引了鸟们，我眼前才会上演鸠占鹊巢的一幕。曾经有喜鹊在此徘徊，后来的斑鸠却在它们辛苦衔来的几根细枝上，构建了从春到秋生下几窝蛋，孵出一群小鸟的鸟巢。依据小时候在大别山区积累起来的民间知识，这种脖子上披着少许彩色羽毛的灰斑鸠，唯有孵蛋时，才想到鸟巢，平常时候只喜欢栖息在茂密的竹林里，和阔叶浓厚的大樟树上。在夏季，小斑鸠从出壳到飞腾也就十来天。之后，就是空巢，直到又有斑鸠来，如此周而复始。我不奇怪自己一直将它们当成是同一对夫妻鸟，写作的情绪与灵感通常就是来源于这类不同寻常的判断。就算是最普通的鸟也能找出个性，对于小说家，也是一种基本的才能。真正的小说家，是用悲哀和悲伤养育而成的，命中注定要恋旧，假如我眼里的小斑鸠，每次都是新来的，历史和命运就会被我演变成一种时尚，那种心态下的写作，必然是披着小说外衣的某种广告或策划文案。
前几天，武汉落了一场很大的雪。这些年，此地老是不落雪。近两年落雪的场次多了些，时节却比从前延迟许多，春节前很难见到雪景，偶尔有，也是粗制滥造，一如今日某些畅销书，名曰小说，其实是一些书界肖小胡乱涂鸦。融雪的水渍和潮湿，没有完全干。归来的斑鸠等不到居住标准符合人的想法，就孵进巢里，我以为它又要下蛋了，没想到只是试试，时间不长，它便腾空而起。就在这时候，我所设定的电邮收毕的铃声响了起来，转身一看，邮件标题竟然是“请看附件??周毅”。
花了两个小时，将你这书信体的文章读完后，很奇怪春节前的那封电邮，竟然是你发来的。曾经对李修文说，徐春萍夸奖你那篇文章写得十分好。若不提起，过去现在和将来我都会以为，先前那封既无标题，又不署名的电邮作者是《文学报》的徐春萍。这种电报体率性随心的文字，《圣天门口》的责任编辑杨柳也是惯用的。不过，杨柳的文字非常事务性，永远都是询问一些和解释一些具体东西。经你一说，又觉得没错，这也是你的文字性情。因为文学而相识的这些年，也就是一九九八年发大洪水，你来武汉采访时见过一面。你还好，不像同期从上海来的新闻界朋友，随身带着救灾衣物，硬要塞给我们一些。这仅有的一次见面，远不如当年周介人先生约你所写那篇评论我的小说的文章记忆深刻。是否因应电邮和短信的特征，后来接触到你文章之外的文字，正是这般简约精准，就像金庸小说中的众女侠，不仅长袖善舞，更以行使独门暗器见血封喉为特权。换个角度来想，有些事情本来就是只要说清楚就行，无须浪费笔墨，如此才可以将有限心血流淌成汪洋大水。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是说做人的态度，用在写作上，是要我们坚决地放弃那些泛爱滥情，以及做梦也要做得比别人有才华的虚妄。由此我想到长篇小说文体，就像传统中国家庭中的老大，注定要为命运承担更多分量。诗歌和散文可以是清风云霞，飞瀑流泉，长篇小说永远只能落实在茫茫土地上，任何浪荡花腔，都会酿成可以预见的荒废与颓败。小说容易得到万千宠爱，同时也容易受到无情奚落，亦酷似现代人对茫茫大地的爱恨之切。说起来，也是人之常情。当老大的总是吃力不讨好，又不能学弟妹们，不时地用精神撒娇放纵自己的原欲，往往如牛重负沧桑早至。这种特质在当下尤为突出。
一开始就同你说斑鸠窝是有目的的。小说这种被人当作俗物的文体，本质上绝非俗物，只是因为写作的人低俗了，阅读的人低俗了。那对斑鸠，在喜鹊弃置的几根细枝之上，再添些许杂草，不是也成了鸟巢！喜鹊不是这样，它是一位真正的小说家。为了搭建一座真正的窝，不惜舍弃已经形成的规模，它所弃之如敝屣的开头，被斑鸠捡了去当成宝贝似的金窝银窝。呈现经典小说一样的喜鹊，将自己的窝发表在苍茫的树梢和现代化的高压线塔上，如同天造地设的风景。说实话，如果不是五岁女儿做出决定，让我们付出三盆花草全部枯死的代价，加上九个月不能开窗户，看上去尽是些丑陋粪便的所谓鸟巢，早就在弹指之间灰飞烟灭了。如果小说可以是一群鸟的生活，真正的小说肯定是在空中高蹈的喜鹊和喜鹊窝。那些必不可少的混珠，当然就是斑鸠和斑鸠窝了。小说精髓总是处在可望而不可即的位置上，没有人能独占，也没有人能够真正予以摧毁。所以小说的模样，正是喜鹊的模样。小说的声音，正是喜鹊的声音。无论是独立枝头，还是穿越云天，喜鹊是从容的，安详的，优雅的，高贵的，哪怕迫害就要发生，也还是有尊严的。斑鸠们除了正好相反的品行外，还有一些习惯让人生厌：鬼头鬼脑，从不正眼看人，永远有事没事地故弄玄虚，好好地也要猛地一拍翅膀，发出惊心动魄的音响，不晓得的还以为真有惊悚悬念发生，定下神来去看，卖那么大的关子，根本不是要一飞冲天，往往只是蹿出百步之遥。实际效果，如同人之哗众取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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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神韵必须有优雅的。长篇小说风骨必须是高贵的。
在写作这部小说的早期和中期，我用的是另一个名字：《雪杭》。它来自那年冬天，在杭州遇上的一场大雪。“圣”的概念明晰之前，曾经有过多次，突然中断正在进行的写作，怔怔地为自己创造出“雪杭”这个词而不知所措。我很偏爱它，却不晓得是否真的合适。随着书写的进展，女儿也出生了。在她长成一副小女生的模样后，我们送她到东湖边的一所芭蕾舞学校进行训练，真实想法是希望纠正女儿那长得不甚理想的腿形。女儿的芭蕾舞教师名叫奥丽加，是俄罗斯圣彼得堡芭蕾舞团的演员，因意外受伤才转而从教。学芭蕾舞的女儿不够天鹅的份，只能称作“咪咪鹅”。每逢上课，奥丽加总是提前来到练功房，以一系列的独舞作为热身。那种惊人的优雅，不用说当家长的成年人，就连三五岁的“咪咪鹅”们也会情不自禁地站在门外，不敢有任何多余的声音或动作，唯恐有不当打扰。练习课结束，奥丽加同她一群“咪咪鹅”互致告别礼，当家长的便会带着孩子离开。很久之后，我们才在无意之中发现，与孩子们别过了，奥丽加收拾起自己的舞蹈服，在胸前划一个十字后，必定会回到练功房正中央，行一个深深的谢幕礼。有时候，几个担任助教的中国女孩尚在一旁说着课后的闲话；有时候，还有因故没有走开的家长和孩子。最是在那些人去练功房空，只有奥丽加独自一人的时刻，这种充满感恩的谢幕，哪怕已经重复过一百次，仍旧百倍地让人震撼不已。曾经在阅读中见到类似的文学描写，在亲眼目睹这一幕之后，才算真的明白，这些绝非只是对艺术的由衷热爱，而是往心灵深处引领的一种圣洁。那一瞬间，我突然想到，自己正在书写的这座小镇也应该冠名：圣天门口。
优雅是一种圣，高贵是一种圣，尊严也是一种圣。一个“圣”字，解开我心中郁积八百年的情结。对圣的发现，不只让这部小说拨云见日，更是使其挺起人在历史中的风骨，哪怕是马鹞子这一类的命运，也不再被历史抛弃。身为书写者，如果没有小说中日益彰显的优雅、高贵与尊严时刻相伴，信息时代的六年沉默，就会形同六年苦役。年复一年不与外界接触的书作，因为有了圣，才不枯燥，才有写小说二十几年来，最为光彩幸福的体验。很佩服你一下子就从洋洋百万言中，抓住马鹞子的“轻轻一死”。也很奇怪，每当多数人集中挑剔小说中的某些地方，总是你在没有半点沟通的前提下，道出我之所以如此书写的真相。那个马鹞子前半生是何等威风，如何让他死去是一个很困扰的问题。一开始写成这个样子，没有一点刻意，本想先这样交代过去，留待后来再做修改。想不到这就是他的命运，后来几次尝试都失败了，再多的文字，也比不上这“轻轻一死”。我把这一点当成马鹞子个人命运中的优雅与高贵，一个人生前做不到的，用最后的死亡来实现了。
如果不是“轻轻一死”，难保马鹞子不会重陷旧时文学怪圈，继续在反面人物形象的认识中无法自拔。有了这最后的优雅与高贵，先前的马鹞子，便羽化登仙一般轻轻地化去，连同所有的仇恨，豪杰一生竟然比不过那阵短短的清风，换来些永久的感化。一般人都会将俄罗斯女孩譬如成美丽的白天鹅。教芭蕾舞的奥丽加，在空无一人的练功房中行一鞠深情的谢幕礼后的离去，被我在心里与马鹞子的“轻轻一死”混为一团。那些同样渐行渐远的身影，留给我们的是毫无二致的一串串比飞翔的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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