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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方到站,是本次列车终点站——上海”
“上海到了。”打瞌睡的人睁开了眼睛。
“到终点站了。”急性子的人脱了鞋,站在椅子上取行李了。
那伙新疆喀市的中年人开始制定活动方案:“找到旅社,首先洗澡。打电话去重型机械厂联系。然后——吃西餐!”
“对,吃西餐!”他们全都兴奋起来。这伙人,是从全国各地大学毕业后去到新疆的,有北京人,有福州人,有江苏人。虽然说话还保持着乡音,可从外表到性格却都很象新疆人了:皮肤粗糙,性格豪放。从南京上车,陈信随意问问他们新疆的情况,他们便兴致勃勃地大谈起来:新疆各个民族是多么风趣,那里的歌儿多么好听,舞多么好看,小姑娘多么活泼。而他们在那里生活的又是如何有趣:炸鱼,打猎。他们谈锋很健,说的十分有趣,叫人由不得羡慕起他们来。
“小伙子,在上海呆多少时间哪?”其中的北京人拍拍陈信的肩膀。
陈信正对着窗外出神,回过头笑了:“这次来,就不回去了。”
“调回来了?”
“调回来了。”
“老婆孩子呢?”
“哪有啊!”陈信红红脸“要有还能回来?”
“真有决心。”他又重重地拍了拍陈信的肩“你们上海人,离了上海就活不了。”
“上海是我们的故乡呀!”他说。
“可除了故乡外,还有偌大个世界呢。”
陈信不说话,笑笑。
“人,要善于从各种各样的生活里吸取乐趣。到哈尔滨,就溜冰;到广州,就游泳;去新疆,吃抓羊肉;去上海,吃西餐命运把你安排在哪里,你就把哪里的欢乐发掘出来,尽情享受。也许,这就是人生的乐趣吧。”
陈信仍然是笑笑。他心不在焉的,眼睛看着窗外疾速掠过的田野。那是被细心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绣花似地织上庄稼的田野。一片黄,一片青,一片绿,河边边上,还缀着一个紫色的三角形。土地的利用率真高,并且划分得那么精致细巧。看惯北方一望无际辽阔的沃土的眼睛,会觉得有点狭隘和拥挤,可也不得不承认,这里的一切象是水洗过似的清新、秀丽。这就是江南,这就是上海的郊外。哦,上海!
火车驶过田野,驶进矮矮的围墙,进市区了。瞧,工厂、楼房、街道、公共汽车、行人上海,越来越近,越来越具体了。陈信的眼眶湿润了。心,怦怦地跳动起来。十年前,他从这里离开,上海越来越远,越来越渺茫的时候,他何曾想过回来。似乎没有想,可又似乎是想的。在农村,他拉犁,拉耨,收麦,挖河,跑招工,跑招生后来终于上了师范专科学校,毕业了,分到那个地方一所中学。应该说有了自食其力的工作,有了归宿,努力可以告终,可以建立新的生活。然而,他却没有找到归宿的安定感,他似乎觉得目的地还没到达,没有到达。冥冥之中,他还在盼望着什么,等待着什么。当“四人帮”打倒后,大批知青回上海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在等什么,目的地究竟是什么。
十年中,他回过上海,探亲,休假,出差。可每次来上海,却只感到同上海的疏远,越来越远了。他是个外地人,陌生人。上海,多么瞧不起外地人,他受不了上海人那种占绝对优势的神气,受不了那种傲视。而在熟人朋友面前,他也同样地受不了那种怜悯和惋惜。因为在怜悯和惋惜后面,仍然是傲视。他又不得不折服,上海是好,是先进,是优越。百货公司里有最充裕、最丰富的商品;人们穿的是最时髦、最摩登的服饰;饭店的饮食是最清洁、最讲究的;电影院里上映的是最新的片子。上海,似乎是代表着中国文化生活的时代新潮流。更何况,在这里有着他的家,他的家,妈妈、哥哥、弟弟、爸爸的亡灵他噙着眼泪微笑了。为了归来,他什么都可以牺牲,都可以放弃。于是,一听说妈妈要退休,他立即行动起来,首先是要恢复知识青年的身份,至于上学、工作这一段历史,不要了,抹去吧,只要争得几只公章反正,他打了一仗,紧张而激烈,却是胜利了。
火车进站了,他把窗户推上去,一阵凉风扑面而来,上海的风。他看见了弟弟,小家伙长大了,长得真高,真好看。弟弟也看见了他,跟着火车跑着,笑着叫:“二哥!”他的心不由缩了一下,升起了一丝歉意。可他立即想起十年前,火车开动时,哥哥这么追着火车,给他送行,他的心又平静了。
车停了,弟弟气喘吁吁地追上来了。陈信只顾着和弟弟说话,传行李,也没听见那群快活的中年人在向他告别。
“大哥、大嫂和囡囡都来了,在外头。一份电报只好买一张站台票。二哥,你的东西多吗?”
“能对付,姆妈好吧?”
“还好,她在家里烧饭。今天早上三点钟她就去买菜。”弟弟说。
他还想说什么,可是鼻子酸酸的,嗓子眼被什么堵住了。于是便低下头,什么也不说了。他不说,弟弟也不说了。
他们这样默默地走过长长的站台,哥哥、嫂嫂、囡囡都在出口处等着,一拥而上抢走他的东西,可走了没几步便又还给了他,因为太重了。大家都笑了起来。大哥搂住他的肩膀,弟弟勾住他的胳膊,嫂嫂抱着囡囡在后面压阵。囡囡嘴里一直在唱着一支很怪的儿歌:“二叔叔坏,二叔叔坏,二叔叔出口转内销”大家便一起笑。
“手续都齐了?”大哥问“明天我请假陪你去劳动局。”
“我陪二哥去好了,我没事。”弟弟说。
陈信的心又是微微一动,他回头看看弟弟,微笑着说:“好的,阿三陪我。”
转了两辆公共汽车,到家了。一进门,妈妈叫了声:“阿信。”便低下头抹眼泪。三个儿子不知怎么安慰她,心中空有千种温情,无奈于不会表达,也不好意思表达。只是看着她,轮流地说:“这有啥哭头?这有啥哭头?”倒是嫂嫂有办法,把妈妈劝止了泪。
“吃饭,吃饭。”大家轻松了,互相招呼着。饭桌临时从妈妈住的六平方米小间搬到了哥哥嫂嫂的大房间。陈信环视了一下房间,见这间以前他们三兄弟合住的屋子变了许多。墙上贴着淡绿的贴墙布,装饰着壁灯、油画。新添的一套家具十分漂亮,式样完全根据房间的大小长短样式做的,颜色也很别致。
“这叫什么颜色?”陈信问。
弟弟内行地回答:“咸菜色。现在很兴的。”
囡囡把个凳子搬到五斗橱跟前,爬上去,熟练地按了一下录音机的键子,屋子里立刻充满了节奏强烈的乐曲,把人的情绪一下子激起来了。
“生活得不错!”陈信兴奋地说。
大哥抱歉似地笑着,半天才答非所问地说:“好了,你总算回来了。”
嫂嫂端了菜进来,笑着说:“回来了,该找对象结婚了。”
“嗨,我这么把年纪,长得又丑,谁要我?”陈信说。
大家都笑了。
桌子上已经满满地摆了十几样菜:肉丁花生,酱排骨,鲫鱼汤大家都往陈信跟前夹菜,连囡囡也夹,陈信碟子里的菜堆成了一座山,大家还是接连不断地夹菜,似乎为了补偿老二在外十年的艰辛。尤其是大哥,几乎把那碗阿信最爱吃的炒鳝丝扣在他盘子里。他虽然要比陈信大三岁,可从来都受着弟弟的保护。他长得又高又细,小时候,外号叫“长豇谷”功课虽则很好,室外反映却很慢。玩起来十分笨拙。跳长绳,绳到他脚下必定绊住;官兵捉强盗,有他的那方必定要输。因此,伙伴们都不要他一起玩。阿信就不答应了,他说:“哥哥要不来,我也不来。我不来就要和你们捣蛋,干脆大家不来。”他是说得出做得出的。大家一则怕他捣蛋,他捣起来可是了不得的;二则,少了他这样个挺会玩挺会闹的角色,也确有点可惜,于是就妥协了。后来,哥哥眼睛近视了,配了副眼镜,样子更象老夫子,外号便叫作“书头”不知因为什么,陈信认为这个外号要比“长豇谷”更具有羞辱性。所以他一旦听人叫,立即就在那人后脑勺上敲个“毛栗子”慢慢地,人们便不敢叫了。再后来,到了“文化革命”初中六七届的他和高中六七届的哥哥,同时面临分配。政策很明确,翻成老百姓的话便更简洁了——两丁抽一。愁坏了妈妈,妈妈流着眼泪直说:“手心手背,唉,这手心手背”陈信看不下去了,说:“我去插队。哥哥老实,出去要吃亏的。让哥哥留上海,我去!”他去了,哥哥送他。傻呼呼地站在送行的人群外边,一句话也不说,眼睛也不敢看他。当火车开动的时候,他却挤上前,抓住陈信的手,跟着火车跑。火车把他的手拉开了,他还跟着火车跑,跑
现在,他终于回来了。彼此都有一肚子的感慨。可陈家兄弟是很不善于表达感情的,所有的情感都表现在具体的行动上。吃过饭,哥哥立即泡来了茶,嫂嫂去天井里的“违章建筑”为他整理床铺,弟弟到浴室帮他排队当他酒足饭饱,洗了个热水澡,躺在“违章建筑”那张同弟弟合睡的大床上时,他感到舒适得象醉了。干净暧和的被子发出一种好闻的气息,床头写字台上开着台灯,橙色的灯光柔和地照亮着这间简陋的小屋,枕边有一迭期刊,不知是谁放的,反正家里人都知道陈信睡觉要靠小说催眠的,并且都记得。哦,家,这就是家。他,漂流十年终于到家了。他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安心,没有看书便合上眼睛,睡着了。黄昏时,他醒了一下,不知是谁进来把台灯关了,他在黑暗中睁了睁眼睛,心想:“我回来了。”然后又闭上眼睛,沉沉地、安心地睡去了。
一早就出门,去劳动局办了手续,弟弟陪他一起去。汽车站旁边有一块三角形的空地,如今摆满了裁剪摊子和缝纫机。一个脖子上挂着皮尺的小伙子向他们迎来,说:“要裁衣服吗?”他们摇摇头,他便让开了。陈信好奇地回头看看他,见小伙子穿得衣帽整齐,上身瓦尔特服,下身喇叭裤,象是一个活的模特儿在招徐顾客。弟弟拉拉他:“车来了。这都是待业青年,上海这种人可多了。”陈信怔了一下,看看弟弟,弟弟已经挤进上车的人群里,拥在刚停靠的汽车门口,正回头叫他:“二哥,快来!”
“等下一部吧。”陈信望着满腾腾的车厢和站上拥挤的人,犹豫着说。
“越往后越挤,上吧!”弟弟的声音象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挤吧,力气他是有的。他扒开人,使劲往里钻,好容易抓住了车门的栏杆,踏上了踏板。他又抖擞了一下,重新振起,象纵深进军,终于在一片哇哇乱叫声中挤到了窗口座位旁边,抓住了扶把。然而他感到十分不舒服,怎么站都站不好,一会儿碰前边人的头,一会儿碰后边人的腰。左右前后都得不到个合适位置。周围的乘客纷纷埋怨起来:
“你这人怎么站的。”
“象排门板一样。”
“外地人挤车子真是笨!”
“谁是外地人?”弟弟挤了过来,他十分愤怒,眼看着要和人家吵起来了。陈信赶紧拉住他:“算了算了,挤成这样子还吵什么。”
弟弟轻声说:“二哥,你这样:朝这边侧着身子。哎,对了对了,左手拉把手,这样就好了,是吧?”
确实好了许多,陈信吁了一口气,总算找到了个安定的位置。虽然还是挤,胸口紧贴着一个背,背上又紧贴着一个胸脯。但究竟能站稳脚了。他扭头看看,见人们象是有个默契,全都向左侧着身子,一个紧挨一个。这种排列方法确实足以使车厢容纳量达到最大限度。他想起那个他曾生活过的偏僻小城,人们挤汽车都是拚着命横挤,一无科学的考虑,搞得拥挤不堪,紧张不堪,而实际上,汽车里的人却并不多。上海人是十分善于在狭小的空间内生活的。
“下一站西藏中路,下车的同志请准备。”扩音机里传出售票员的报站声,她用普通话和上海话各报了一遍。这些售票员姑娘的神情就象皇后一样,又高傲又冷淡,好在有严格的工作制度,客观上还是给予了乘客们一定的方便。他又想起那地方的汽车和售票员。汽车就象是从轰炸区开来的,满是灰尘和伤疤,常常不等关门便开跑了。售票员既没有为人民服务的热情,也没有工作制度,不报站名,还经常把车门夹住乘客的后边衣服。到底是上海,一切都是井井有条,在这样的环境里,由不得也要认真起来。
下了车,弟弟带他穿过一条街,这街上是个热闹的自由市场,有菜、鱼、鸡、鸭;有羊毛衫、拖鞋、皮包、发夹;有生风炉炸油墩子的,卖小馄饨的;还有卖纸扎的灯笼,泥做的娃娃,竖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民间玩具。陈信忍不住笑了,他没想到,大上海也会有这样的“集”这集市,同前面繁华的现代的南京路相映成趣。
弟弟说:“现在上海这种地方可多了,政府还鼓励待业青年自找出路呢!”
一提到待业青年,陈信的眉头不由皱了一下。他停了一会儿问道:“阿三,今年你怎么搞的?又没考上学校。”
弟弟低下了头:“我也不知怎么搞的,我读书好象很笨。”
“明年你还准备考吧?”
弟弟不说话,沉默了半天嗫嚅了一句:“大概也还考不上。”
“你这么没信心就行了吗?”陈信有点生气。
弟弟厚道地笑笑:“我读书怎么也读不进,我不是读书的料呀!”
“我和大哥想读书没有读,你有得读却不读。你是我们家唯一可以上大学的,却不争气。”
弟弟不响。
“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呢?”
弟弟又笑笑,还是不响。这时,突然听身后有人叫:“陈信。”
回头一看,见是一个三十几岁的年轻女人,手里牵着一个很白很好看的男孩子。她烫着长波浪,穿着很时新。陈信一时上想不起是谁了。
“不认识了?我就老成这样了吗?”
“哦,是你,袁小昕!真认不出了,但不是因为老,而是因为漂亮了。”陈信笑了起来。
袁小昕也笑了:“真该死!一个集体户共事两年,居然会认不出来。我看你是忘本了。”
“不,我是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你不是第一批招工走的吗?现在还在淮北煤矿?”
“不,去年调回来了。”
“怎么回来的?”
“一言难尽。你呢?”
“我也调回来了,昨天刚到。”
“哦。”她的口气很平静“张新虎、方芳也都调回来了。”
陈信兴奋地说:“太好了!我们一个集体户回来了一大半,什么时候找个时间聚聚。唉,总算熬出头了。”
她没说话,只是淡淡一笑,眼角堆起了薄薄的一迭皱纹。
“舅舅,”忽然那孩子对着陈信发言了“你头上有白头发,和外公一样的。”
陈信笑了,弯下腰握住孩子的手:“儿子?”他问袁小昕。
“是我妹妹的。”她脸红了,赶忙解释“我还没结婚呢。要结了婚,哪能回来。”
“啊!”陈信不由有点吃惊,他知道袁小昕是同大哥一届的,有三十三、四岁了吧“回来了,怎么还不抓紧解决?”
“怎么说呢,这种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陈信沉默了。
她抚摸着孩子毛茸茸的脑袋,轻声说:“有时候,我觉得为了回上海,付出的代价有点不合算了。”
“不要这么说,能回来终究是好的。”陈信安慰她。
“大阿姨,电影要迟到了。”孩子大声提醒道。
“噢,我们走了。”她抬起头对着陈信笑了“对不起,扫了你的兴。你和我不一样,你是男的,又年轻,来日方长会幸福的。”
陈信望着她的背影在人群中消失,心情不由有点沉重。
“真是死蟹一只。”耳边忽然响起一个声音,是弟弟在说。
“什么死蟹一只?”他诧异地回头问。
“三十几岁还没有朋友,死蟹一只,僵掉了。”弟弟解释着。
“袁小昕并不是找不到,她是有想法的,你没听她说,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你懂吧?”
不知弟弟是懂了还是没有懂,他不以为然地一笑:“反正是个老大难,三十几岁不结婚的男人哪儿有?要么是有缺陷或者条件极差的,要么就是条件极好,要求极高,这种人又是喜欢找年轻漂亮的。现在二十几岁的小姑娘都接上班了,多的是。”
陈信想说,还会有一种情况,是一直没寻找到爱情的。可又一想,这话和阿三说,他未必理解。这一批小青年和他他这一代似乎大大两样了。他斜眼瞅瞅弟弟:“你可真内行。”
弟弟自负地笑了,这小家伙,连哥哥话里的刺儿都听不出来。陈信又有点不过意,便和缓了口气说:“你现在每天的时间是怎样安排的呢?”
“也没什么事情,反正就是看看电视,听听半导体,困困觉。”
“你到底有什么打算呢?”陈信又提出了这个问题。
弟弟不响,一直走到劳动局大楼下,上了台阶,他才说:“我蛮想工作的。”
陈信站住了脚,弟弟走了几级台阶回过头来说:“走呀!”弟弟的眼睛是坦然而诚恳的,陈信却避开了他的眼睛。
上班了。妈妈的工厂很远,路上需要转三辆汽车,花一小时另二十分钟。厂里分配他开车床,这是他从来没接触过的,一切都要从头学起。他戏称自己是三十岁学生意的老学徒。其实,难的倒并不是车床技术,而是要习惯和适应新的生活、新的节奏。这里的节奏是快速的——下了第一辆汽车,必须跑步到第二个车站,正好赶上车到站;下了第二辆,又是跑步到第三个站这一环扣着一环,脱掉一环也不行。要想抽支烟,或者思想开个小差,都是不允许的。三班倒的工作制也是他难以习惯的。一周夜班欠下的觉,下两个星期也还不掉,于是,他老感到睡不够。两个月下来,他的脸盘已瘦了一圈。不过,人家都说瘦了好,好看了。在外地的那种胖是虚胖、海胖,吃面粉发的,并非健康的象征。
不管怎么样,他总是回上海了,他心满意足。然而,满足之余,有时他却又会感到心里空落落的,象是少了什么。十年中,他那无穷无尽的思念,现在是没有了。这思念叫人好苦,吃不下,睡不着。这思念叫他认准了目标,不屈不挠地为之奋斗。这思念是渗透了他,充满了他,如今没有了,倒真有点不习惯,常常感到茫然。不过,他认为自己是乐极生悲,回上海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好好建立新的生活吧!至于,究竟是什么样的新生活,他尚未正式考虑。因为,一切仅只刚刚开始呢!
这天早班下班了,他拖着两条足足站了八小时的发麻的腿,洗了澡,换了衣服,走出厂门,到了汽车站,车站上简直是人山人海,人行道上站不下了,漫了大半条马路。起码有三辆汽车脱班,才会造成这种局势。他等了十分钟,汽车连影儿都不见,大家牢骚满腹,议论纷纷,估计是出了交通事故。他等得心里发烦,一赌气,转身离开了车站,走吧!走几站路,直接坐第二路汽车。上次,比他小一岁的李师傅曾经带他走过,左一穿,右一绕,可以省不少路呢。他凭着记忆向前走去,穿过一条弄堂,走上一条石子路面窄窄的小街。街两边满满地坐着人,有的在洗刷马桶,有的烧饭炒菜,有的织毛线缝衣服,有的看书做作业,有的下棋打乒乓,还有的在铺板上蒙头睡觉把小小的街面挤得更窄了。他转头左右看看,两边的屋子象是鸽子笼,又象是口琴的格子。又小又矮,从窗口望进去,里面尽是床,床,大的、小的、双层的、折叠的。因此一切娱乐、一切工作、一切活动,不得不移到室外进行。要是上班的都下班了呢?要是下雨下雪呢?要是儿子大了要结婚呢?要是原来在五彩缤纷的橱窗,令人目眩的广告,光彩夺目的时装和最新电影预告的后面,却还有这么窄的街,这么挤的屋,这么可怜的生活。看来,上海也并非想象中的那样完美。
走了有半小时,才到汽车站。他挤上了车,现在他已经学会如何侧着身子,将自己一米八十的身躯安置在最有限的空间,再不会被人误以为是外地人了。当他回到家时,已经六点多钟了,又饿又累。原以为家里已有一桌热腾腾的饭菜在等他,岂不知连饭还没烧熟。原来妈妈下午去淮海路买东西,街上人多,店里人多,车上人更多,老太太如何挤得过人家,结果回来晚了。饭还是上长日班的嫂嫂回来烧上的。妈妈一边忙着洗菜切菜,一边埋怨弟弟:“这个阿三呀!什么事也不干,一天到晚就是听听半导体睡睡觉。你见我晚回来,帮我把肉丝切切也好呀!唉,这个阿三!”
陈信憋着一肚子火走进“违章建筑”屋里黑洞洞的,简直伸手不见五指。却听见半导体没有调准频道的嗡嗡声,似乎在讲话,又似乎在唱歌。他摸到床沿去,一下子绊在一条腿上,把他吓了一大跳。床上坐起一个人:“二哥,下班了啊?”
陈信打开台灯,忍不住发火道:“阿三,你日子过得太无聊了。成天在家没事,也帮妈妈干点家务嘛!”
“下午我去买了米,还拖了地板。”弟弟辩解道。
“买米拖地板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象你这么大,在农村拉犁子,割麦子。”
弟弟不响了。
“你也二十岁了,脑子里该考虑点问题,干点正事了。起来起来,一个人,怎么甘心生活得这么窝囊。你要振作起来,哪还象个年轻人哪!”
弟弟不声不响地走出了“违章建筑”大哥也回来了,又冲着他说:“三三,你大了,该懂事了。哥哥嫂嫂在外工作了一天,回来总想好好休息,你应该帮帮忙啊!”陈信在“违章建筑”里又接了上去:“如果你每天在温习功课考大学,我们一点不会责备你不于家务。相反,还会给你创造条件”
弟弟仍然不响,妈妈过来打圆场了:“好了好了,也怪我,走以前没和阿三交代。饭马上就好了,先吃点饼干吧!阿三,去拷点醋。”等阿三走开,妈妈又对两个大儿子说:“我宁可阿三在家里窝着,也不愿他出去闯祸。这些没工作的孩子,象他这样,还算听话的,好的啦。”
七点半,饭菜终于烧好了。大家在妈妈睡觉的六平方小屋里围着饭桌吃饭。因为饭前阿三引起的不愉快,气氛有点沉闷,谁都不想说话。没有闲话下饭,食欲似乎也受了影响。大嫂也许为了使气氛活跃起来,挑开了话题:“我们局里成立了‘青少年之友’,其实就是婚姻介绍所呀。阿信要不要我去帮你领张表格?”
“我吃饱饭没事干了。”陈信勉强笑着说“我不想结婚。”
“瞎讲!”妈妈说话了“人怎么可以不结婚。我就不信象你这种相貌人品,会找不到老婆。”
“现在身高一米八十的最吃香了,小姑娘都喜欢高个子。”弟弟笑嘻嘻地说,已经把刚才受的责备全忘了,他是... -->>
“前方到站,是本次列车终点站——上海”
“上海到了。”打瞌睡的人睁开了眼睛。
“到终点站了。”急性子的人脱了鞋,站在椅子上取行李了。
那伙新疆喀市的中年人开始制定活动方案:“找到旅社,首先洗澡。打电话去重型机械厂联系。然后——吃西餐!”
“对,吃西餐!”他们全都兴奋起来。这伙人,是从全国各地大学毕业后去到新疆的,有北京人,有福州人,有江苏人。虽然说话还保持着乡音,可从外表到性格却都很象新疆人了:皮肤粗糙,性格豪放。从南京上车,陈信随意问问他们新疆的情况,他们便兴致勃勃地大谈起来:新疆各个民族是多么风趣,那里的歌儿多么好听,舞多么好看,小姑娘多么活泼。而他们在那里生活的又是如何有趣:炸鱼,打猎。他们谈锋很健,说的十分有趣,叫人由不得羡慕起他们来。
“小伙子,在上海呆多少时间哪?”其中的北京人拍拍陈信的肩膀。
陈信正对着窗外出神,回过头笑了:“这次来,就不回去了。”
“调回来了?”
“调回来了。”
“老婆孩子呢?”
“哪有啊!”陈信红红脸“要有还能回来?”
“真有决心。”他又重重地拍了拍陈信的肩“你们上海人,离了上海就活不了。”
“上海是我们的故乡呀!”他说。
“可除了故乡外,还有偌大个世界呢。”
陈信不说话,笑笑。
“人,要善于从各种各样的生活里吸取乐趣。到哈尔滨,就溜冰;到广州,就游泳;去新疆,吃抓羊肉;去上海,吃西餐命运把你安排在哪里,你就把哪里的欢乐发掘出来,尽情享受。也许,这就是人生的乐趣吧。”
陈信仍然是笑笑。他心不在焉的,眼睛看着窗外疾速掠过的田野。那是被细心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绣花似地织上庄稼的田野。一片黄,一片青,一片绿,河边边上,还缀着一个紫色的三角形。土地的利用率真高,并且划分得那么精致细巧。看惯北方一望无际辽阔的沃土的眼睛,会觉得有点狭隘和拥挤,可也不得不承认,这里的一切象是水洗过似的清新、秀丽。这就是江南,这就是上海的郊外。哦,上海!
火车驶过田野,驶进矮矮的围墙,进市区了。瞧,工厂、楼房、街道、公共汽车、行人上海,越来越近,越来越具体了。陈信的眼眶湿润了。心,怦怦地跳动起来。十年前,他从这里离开,上海越来越远,越来越渺茫的时候,他何曾想过回来。似乎没有想,可又似乎是想的。在农村,他拉犁,拉耨,收麦,挖河,跑招工,跑招生后来终于上了师范专科学校,毕业了,分到那个地方一所中学。应该说有了自食其力的工作,有了归宿,努力可以告终,可以建立新的生活。然而,他却没有找到归宿的安定感,他似乎觉得目的地还没到达,没有到达。冥冥之中,他还在盼望着什么,等待着什么。当“四人帮”打倒后,大批知青回上海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在等什么,目的地究竟是什么。
十年中,他回过上海,探亲,休假,出差。可每次来上海,却只感到同上海的疏远,越来越远了。他是个外地人,陌生人。上海,多么瞧不起外地人,他受不了上海人那种占绝对优势的神气,受不了那种傲视。而在熟人朋友面前,他也同样地受不了那种怜悯和惋惜。因为在怜悯和惋惜后面,仍然是傲视。他又不得不折服,上海是好,是先进,是优越。百货公司里有最充裕、最丰富的商品;人们穿的是最时髦、最摩登的服饰;饭店的饮食是最清洁、最讲究的;电影院里上映的是最新的片子。上海,似乎是代表着中国文化生活的时代新潮流。更何况,在这里有着他的家,他的家,妈妈、哥哥、弟弟、爸爸的亡灵他噙着眼泪微笑了。为了归来,他什么都可以牺牲,都可以放弃。于是,一听说妈妈要退休,他立即行动起来,首先是要恢复知识青年的身份,至于上学、工作这一段历史,不要了,抹去吧,只要争得几只公章反正,他打了一仗,紧张而激烈,却是胜利了。
火车进站了,他把窗户推上去,一阵凉风扑面而来,上海的风。他看见了弟弟,小家伙长大了,长得真高,真好看。弟弟也看见了他,跟着火车跑着,笑着叫:“二哥!”他的心不由缩了一下,升起了一丝歉意。可他立即想起十年前,火车开动时,哥哥这么追着火车,给他送行,他的心又平静了。
车停了,弟弟气喘吁吁地追上来了。陈信只顾着和弟弟说话,传行李,也没听见那群快活的中年人在向他告别。
“大哥、大嫂和囡囡都来了,在外头。一份电报只好买一张站台票。二哥,你的东西多吗?”
“能对付,姆妈好吧?”
“还好,她在家里烧饭。今天早上三点钟她就去买菜。”弟弟说。
他还想说什么,可是鼻子酸酸的,嗓子眼被什么堵住了。于是便低下头,什么也不说了。他不说,弟弟也不说了。
他们这样默默地走过长长的站台,哥哥、嫂嫂、囡囡都在出口处等着,一拥而上抢走他的东西,可走了没几步便又还给了他,因为太重了。大家都笑了起来。大哥搂住他的肩膀,弟弟勾住他的胳膊,嫂嫂抱着囡囡在后面压阵。囡囡嘴里一直在唱着一支很怪的儿歌:“二叔叔坏,二叔叔坏,二叔叔出口转内销”大家便一起笑。
“手续都齐了?”大哥问“明天我请假陪你去劳动局。”
“我陪二哥去好了,我没事。”弟弟说。
陈信的心又是微微一动,他回头看看弟弟,微笑着说:“好的,阿三陪我。”
转了两辆公共汽车,到家了。一进门,妈妈叫了声:“阿信。”便低下头抹眼泪。三个儿子不知怎么安慰她,心中空有千种温情,无奈于不会表达,也不好意思表达。只是看着她,轮流地说:“这有啥哭头?这有啥哭头?”倒是嫂嫂有办法,把妈妈劝止了泪。
“吃饭,吃饭。”大家轻松了,互相招呼着。饭桌临时从妈妈住的六平方米小间搬到了哥哥嫂嫂的大房间。陈信环视了一下房间,见这间以前他们三兄弟合住的屋子变了许多。墙上贴着淡绿的贴墙布,装饰着壁灯、油画。新添的一套家具十分漂亮,式样完全根据房间的大小长短样式做的,颜色也很别致。
“这叫什么颜色?”陈信问。
弟弟内行地回答:“咸菜色。现在很兴的。”
囡囡把个凳子搬到五斗橱跟前,爬上去,熟练地按了一下录音机的键子,屋子里立刻充满了节奏强烈的乐曲,把人的情绪一下子激起来了。
“生活得不错!”陈信兴奋地说。
大哥抱歉似地笑着,半天才答非所问地说:“好了,你总算回来了。”
嫂嫂端了菜进来,笑着说:“回来了,该找对象结婚了。”
“嗨,我这么把年纪,长得又丑,谁要我?”陈信说。
大家都笑了。
桌子上已经满满地摆了十几样菜:肉丁花生,酱排骨,鲫鱼汤大家都往陈信跟前夹菜,连囡囡也夹,陈信碟子里的菜堆成了一座山,大家还是接连不断地夹菜,似乎为了补偿老二在外十年的艰辛。尤其是大哥,几乎把那碗阿信最爱吃的炒鳝丝扣在他盘子里。他虽然要比陈信大三岁,可从来都受着弟弟的保护。他长得又高又细,小时候,外号叫“长豇谷”功课虽则很好,室外反映却很慢。玩起来十分笨拙。跳长绳,绳到他脚下必定绊住;官兵捉强盗,有他的那方必定要输。因此,伙伴们都不要他一起玩。阿信就不答应了,他说:“哥哥要不来,我也不来。我不来就要和你们捣蛋,干脆大家不来。”他是说得出做得出的。大家一则怕他捣蛋,他捣起来可是了不得的;二则,少了他这样个挺会玩挺会闹的角色,也确有点可惜,于是就妥协了。后来,哥哥眼睛近视了,配了副眼镜,样子更象老夫子,外号便叫作“书头”不知因为什么,陈信认为这个外号要比“长豇谷”更具有羞辱性。所以他一旦听人叫,立即就在那人后脑勺上敲个“毛栗子”慢慢地,人们便不敢叫了。再后来,到了“文化革命”初中六七届的他和高中六七届的哥哥,同时面临分配。政策很明确,翻成老百姓的话便更简洁了——两丁抽一。愁坏了妈妈,妈妈流着眼泪直说:“手心手背,唉,这手心手背”陈信看不下去了,说:“我去插队。哥哥老实,出去要吃亏的。让哥哥留上海,我去!”他去了,哥哥送他。傻呼呼地站在送行的人群外边,一句话也不说,眼睛也不敢看他。当火车开动的时候,他却挤上前,抓住陈信的手,跟着火车跑。火车把他的手拉开了,他还跟着火车跑,跑
现在,他终于回来了。彼此都有一肚子的感慨。可陈家兄弟是很不善于表达感情的,所有的情感都表现在具体的行动上。吃过饭,哥哥立即泡来了茶,嫂嫂去天井里的“违章建筑”为他整理床铺,弟弟到浴室帮他排队当他酒足饭饱,洗了个热水澡,躺在“违章建筑”那张同弟弟合睡的大床上时,他感到舒适得象醉了。干净暧和的被子发出一种好闻的气息,床头写字台上开着台灯,橙色的灯光柔和地照亮着这间简陋的小屋,枕边有一迭期刊,不知是谁放的,反正家里人都知道陈信睡觉要靠小说催眠的,并且都记得。哦,家,这就是家。他,漂流十年终于到家了。他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安心,没有看书便合上眼睛,睡着了。黄昏时,他醒了一下,不知是谁进来把台灯关了,他在黑暗中睁了睁眼睛,心想:“我回来了。”然后又闭上眼睛,沉沉地、安心地睡去了。
一早就出门,去劳动局办了手续,弟弟陪他一起去。汽车站旁边有一块三角形的空地,如今摆满了裁剪摊子和缝纫机。一个脖子上挂着皮尺的小伙子向他们迎来,说:“要裁衣服吗?”他们摇摇头,他便让开了。陈信好奇地回头看看他,见小伙子穿得衣帽整齐,上身瓦尔特服,下身喇叭裤,象是一个活的模特儿在招徐顾客。弟弟拉拉他:“车来了。这都是待业青年,上海这种人可多了。”陈信怔了一下,看看弟弟,弟弟已经挤进上车的人群里,拥在刚停靠的汽车门口,正回头叫他:“二哥,快来!”
“等下一部吧。”陈信望着满腾腾的车厢和站上拥挤的人,犹豫着说。
“越往后越挤,上吧!”弟弟的声音象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挤吧,力气他是有的。他扒开人,使劲往里钻,好容易抓住了车门的栏杆,踏上了踏板。他又抖擞了一下,重新振起,象纵深进军,终于在一片哇哇乱叫声中挤到了窗口座位旁边,抓住了扶把。然而他感到十分不舒服,怎么站都站不好,一会儿碰前边人的头,一会儿碰后边人的腰。左右前后都得不到个合适位置。周围的乘客纷纷埋怨起来:
“你这人怎么站的。”
“象排门板一样。”
“外地人挤车子真是笨!”
“谁是外地人?”弟弟挤了过来,他十分愤怒,眼看着要和人家吵起来了。陈信赶紧拉住他:“算了算了,挤成这样子还吵什么。”
弟弟轻声说:“二哥,你这样:朝这边侧着身子。哎,对了对了,左手拉把手,这样就好了,是吧?”
确实好了许多,陈信吁了一口气,总算找到了个安定的位置。虽然还是挤,胸口紧贴着一个背,背上又紧贴着一个胸脯。但究竟能站稳脚了。他扭头看看,见人们象是有个默契,全都向左侧着身子,一个紧挨一个。这种排列方法确实足以使车厢容纳量达到最大限度。他想起那个他曾生活过的偏僻小城,人们挤汽车都是拚着命横挤,一无科学的考虑,搞得拥挤不堪,紧张不堪,而实际上,汽车里的人却并不多。上海人是十分善于在狭小的空间内生活的。
“下一站西藏中路,下车的同志请准备。”扩音机里传出售票员的报站声,她用普通话和上海话各报了一遍。这些售票员姑娘的神情就象皇后一样,又高傲又冷淡,好在有严格的工作制度,客观上还是给予了乘客们一定的方便。他又想起那地方的汽车和售票员。汽车就象是从轰炸区开来的,满是灰尘和伤疤,常常不等关门便开跑了。售票员既没有为人民服务的热情,也没有工作制度,不报站名,还经常把车门夹住乘客的后边衣服。到底是上海,一切都是井井有条,在这样的环境里,由不得也要认真起来。
下了车,弟弟带他穿过一条街,这街上是个热闹的自由市场,有菜、鱼、鸡、鸭;有羊毛衫、拖鞋、皮包、发夹;有生风炉炸油墩子的,卖小馄饨的;还有卖纸扎的灯笼,泥做的娃娃,竖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民间玩具。陈信忍不住笑了,他没想到,大上海也会有这样的“集”这集市,同前面繁华的现代的南京路相映成趣。
弟弟说:“现在上海这种地方可多了,政府还鼓励待业青年自找出路呢!”
一提到待业青年,陈信的眉头不由皱了一下。他停了一会儿问道:“阿三,今年你怎么搞的?又没考上学校。”
弟弟低下了头:“我也不知怎么搞的,我读书好象很笨。”
“明年你还准备考吧?”
弟弟不说话,沉默了半天嗫嚅了一句:“大概也还考不上。”
“你这么没信心就行了吗?”陈信有点生气。
弟弟厚道地笑笑:“我读书怎么也读不进,我不是读书的料呀!”
“我和大哥想读书没有读,你有得读却不读。你是我们家唯一可以上大学的,却不争气。”
弟弟不响。
“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呢?”
弟弟又笑笑,还是不响。这时,突然听身后有人叫:“陈信。”
回头一看,见是一个三十几岁的年轻女人,手里牵着一个很白很好看的男孩子。她烫着长波浪,穿着很时新。陈信一时上想不起是谁了。
“不认识了?我就老成这样了吗?”
“哦,是你,袁小昕!真认不出了,但不是因为老,而是因为漂亮了。”陈信笑了起来。
袁小昕也笑了:“真该死!一个集体户共事两年,居然会认不出来。我看你是忘本了。”
“不,我是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你不是第一批招工走的吗?现在还在淮北煤矿?”
“不,去年调回来了。”
“怎么回来的?”
“一言难尽。你呢?”
“我也调回来了,昨天刚到。”
“哦。”她的口气很平静“张新虎、方芳也都调回来了。”
陈信兴奋地说:“太好了!我们一个集体户回来了一大半,什么时候找个时间聚聚。唉,总算熬出头了。”
她没说话,只是淡淡一笑,眼角堆起了薄薄的一迭皱纹。
“舅舅,”忽然那孩子对着陈信发言了“你头上有白头发,和外公一样的。”
陈信笑了,弯下腰握住孩子的手:“儿子?”他问袁小昕。
“是我妹妹的。”她脸红了,赶忙解释“我还没结婚呢。要结了婚,哪能回来。”
“啊!”陈信不由有点吃惊,他知道袁小昕是同大哥一届的,有三十三、四岁了吧“回来了,怎么还不抓紧解决?”
“怎么说呢,这种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陈信沉默了。
她抚摸着孩子毛茸茸的脑袋,轻声说:“有时候,我觉得为了回上海,付出的代价有点不合算了。”
“不要这么说,能回来终究是好的。”陈信安慰她。
“大阿姨,电影要迟到了。”孩子大声提醒道。
“噢,我们走了。”她抬起头对着陈信笑了“对不起,扫了你的兴。你和我不一样,你是男的,又年轻,来日方长会幸福的。”
陈信望着她的背影在人群中消失,心情不由有点沉重。
“真是死蟹一只。”耳边忽然响起一个声音,是弟弟在说。
“什么死蟹一只?”他诧异地回头问。
“三十几岁还没有朋友,死蟹一只,僵掉了。”弟弟解释着。
“袁小昕并不是找不到,她是有想法的,你没听她说,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你懂吧?”
不知弟弟是懂了还是没有懂,他不以为然地一笑:“反正是个老大难,三十几岁不结婚的男人哪儿有?要么是有缺陷或者条件极差的,要么就是条件极好,要求极高,这种人又是喜欢找年轻漂亮的。现在二十几岁的小姑娘都接上班了,多的是。”
陈信想说,还会有一种情况,是一直没寻找到爱情的。可又一想,这话和阿三说,他未必理解。这一批小青年和他他这一代似乎大大两样了。他斜眼瞅瞅弟弟:“你可真内行。”
弟弟自负地笑了,这小家伙,连哥哥话里的刺儿都听不出来。陈信又有点不过意,便和缓了口气说:“你现在每天的时间是怎样安排的呢?”
“也没什么事情,反正就是看看电视,听听半导体,困困觉。”
“你到底有什么打算呢?”陈信又提出了这个问题。
弟弟不响,一直走到劳动局大楼下,上了台阶,他才说:“我蛮想工作的。”
陈信站住了脚,弟弟走了几级台阶回过头来说:“走呀!”弟弟的眼睛是坦然而诚恳的,陈信却避开了他的眼睛。
上班了。妈妈的工厂很远,路上需要转三辆汽车,花一小时另二十分钟。厂里分配他开车床,这是他从来没接触过的,一切都要从头学起。他戏称自己是三十岁学生意的老学徒。其实,难的倒并不是车床技术,而是要习惯和适应新的生活、新的节奏。这里的节奏是快速的——下了第一辆汽车,必须跑步到第二个车站,正好赶上车到站;下了第二辆,又是跑步到第三个站这一环扣着一环,脱掉一环也不行。要想抽支烟,或者思想开个小差,都是不允许的。三班倒的工作制也是他难以习惯的。一周夜班欠下的觉,下两个星期也还不掉,于是,他老感到睡不够。两个月下来,他的脸盘已瘦了一圈。不过,人家都说瘦了好,好看了。在外地的那种胖是虚胖、海胖,吃面粉发的,并非健康的象征。
不管怎么样,他总是回上海了,他心满意足。然而,满足之余,有时他却又会感到心里空落落的,象是少了什么。十年中,他那无穷无尽的思念,现在是没有了。这思念叫人好苦,吃不下,睡不着。这思念叫他认准了目标,不屈不挠地为之奋斗。这思念是渗透了他,充满了他,如今没有了,倒真有点不习惯,常常感到茫然。不过,他认为自己是乐极生悲,回上海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好好建立新的生活吧!至于,究竟是什么样的新生活,他尚未正式考虑。因为,一切仅只刚刚开始呢!
这天早班下班了,他拖着两条足足站了八小时的发麻的腿,洗了澡,换了衣服,走出厂门,到了汽车站,车站上简直是人山人海,人行道上站不下了,漫了大半条马路。起码有三辆汽车脱班,才会造成这种局势。他等了十分钟,汽车连影儿都不见,大家牢骚满腹,议论纷纷,估计是出了交通事故。他等得心里发烦,一赌气,转身离开了车站,走吧!走几站路,直接坐第二路汽车。上次,比他小一岁的李师傅曾经带他走过,左一穿,右一绕,可以省不少路呢。他凭着记忆向前走去,穿过一条弄堂,走上一条石子路面窄窄的小街。街两边满满地坐着人,有的在洗刷马桶,有的烧饭炒菜,有的织毛线缝衣服,有的看书做作业,有的下棋打乒乓,还有的在铺板上蒙头睡觉把小小的街面挤得更窄了。他转头左右看看,两边的屋子象是鸽子笼,又象是口琴的格子。又小又矮,从窗口望进去,里面尽是床,床,大的、小的、双层的、折叠的。因此一切娱乐、一切工作、一切活动,不得不移到室外进行。要是上班的都下班了呢?要是下雨下雪呢?要是儿子大了要结婚呢?要是原来在五彩缤纷的橱窗,令人目眩的广告,光彩夺目的时装和最新电影预告的后面,却还有这么窄的街,这么挤的屋,这么可怜的生活。看来,上海也并非想象中的那样完美。
走了有半小时,才到汽车站。他挤上了车,现在他已经学会如何侧着身子,将自己一米八十的身躯安置在最有限的空间,再不会被人误以为是外地人了。当他回到家时,已经六点多钟了,又饿又累。原以为家里已有一桌热腾腾的饭菜在等他,岂不知连饭还没烧熟。原来妈妈下午去淮海路买东西,街上人多,店里人多,车上人更多,老太太如何挤得过人家,结果回来晚了。饭还是上长日班的嫂嫂回来烧上的。妈妈一边忙着洗菜切菜,一边埋怨弟弟:“这个阿三呀!什么事也不干,一天到晚就是听听半导体睡睡觉。你见我晚回来,帮我把肉丝切切也好呀!唉,这个阿三!”
陈信憋着一肚子火走进“违章建筑”屋里黑洞洞的,简直伸手不见五指。却听见半导体没有调准频道的嗡嗡声,似乎在讲话,又似乎在唱歌。他摸到床沿去,一下子绊在一条腿上,把他吓了一大跳。床上坐起一个人:“二哥,下班了啊?”
陈信打开台灯,忍不住发火道:“阿三,你日子过得太无聊了。成天在家没事,也帮妈妈干点家务嘛!”
“下午我去买了米,还拖了地板。”弟弟辩解道。
“买米拖地板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象你这么大,在农村拉犁子,割麦子。”
弟弟不响了。
“你也二十岁了,脑子里该考虑点问题,干点正事了。起来起来,一个人,怎么甘心生活得这么窝囊。你要振作起来,哪还象个年轻人哪!”
弟弟不声不响地走出了“违章建筑”大哥也回来了,又冲着他说:“三三,你大了,该懂事了。哥哥嫂嫂在外工作了一天,回来总想好好休息,你应该帮帮忙啊!”陈信在“违章建筑”里又接了上去:“如果你每天在温习功课考大学,我们一点不会责备你不于家务。相反,还会给你创造条件”
弟弟仍然不响,妈妈过来打圆场了:“好了好了,也怪我,走以前没和阿三交代。饭马上就好了,先吃点饼干吧!阿三,去拷点醋。”等阿三走开,妈妈又对两个大儿子说:“我宁可阿三在家里窝着,也不愿他出去闯祸。这些没工作的孩子,象他这样,还算听话的,好的啦。”
七点半,饭菜终于烧好了。大家在妈妈睡觉的六平方小屋里围着饭桌吃饭。因为饭前阿三引起的不愉快,气氛有点沉闷,谁都不想说话。没有闲话下饭,食欲似乎也受了影响。大嫂也许为了使气氛活跃起来,挑开了话题:“我们局里成立了‘青少年之友’,其实就是婚姻介绍所呀。阿信要不要我去帮你领张表格?”
“我吃饱饭没事干了。”陈信勉强笑着说“我不想结婚。”
“瞎讲!”妈妈说话了“人怎么可以不结婚。我就不信象你这种相貌人品,会找不到老婆。”
“现在身高一米八十的最吃香了,小姑娘都喜欢高个子。”弟弟笑嘻嘻地说,已经把刚才受的责备全忘了,他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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