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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的表示，让我们到店里坐下。他的二女儿凤子似乎不在意，笑吟吟地端上一盘刚炸出的油糕，又盛上两碗红豆稀饭，摆在我和老杨面前，然后接替父亲站在油锅前去操作，鬼秧子乐叔擦着油渍渍的手指，坐到桌旁来陪我和老杨说话。
“你俩还是为寻万元户来的吧？”鬼秧子乐叔率先开口，直奔主题，一语中的“你老杨同志把俺侄子拉来也不顶啥！我没挣下一万块嘛！咱的县长亲身来也不顶啥，我不能哄咱县上的领导人嘛！披红戴花，多光荣多体面的事嘛，可惜咱不够格！咱而今要实事求是说话哩”
我和老杨不约而同地对视一下，他的眼镜片后的眼睛示意我开口，我更觉为难了。鬼秧子乐叔一开口，不仅堵死了老杨的嘴，把我也给毫不留情地冷冻起来了。我知道他的为人，就尽可能做些解释疑虑的工作。老杨当然不肯就此宣告失败，态度更加诚恳殷切了。现在形成的局面是，县委的两位文职干部几乎是在巴结一个卖油糕的个体致富户，甚至有几分乞求的意味，盼得他能应承自己挣下了一万元人民币。
“你们看嘛！平时不逢集，这街道上稀里八拉没有几个人，一天卖不下十斤面的油糕，能净落几块钱？三六九逢集，不过卖下三五十斤面，能挣多少钱？刮风下雨没人赶集，秋夏两季咱还要停业收庄稼，一年能卖多少钱，大略能算出来嘛！”鬼秧子乐叔数说起生意状况，甚至有点不耐烦了“挣是挣下了几个钱，也不能说赔本儿。可是离一万块老天爷，八年以后看咋样！”
看看再说下去也无用，老杨灰心丧气地告辞回县了。我正好顺路借便回一趟家。
老杨乘坐的吉普车驶出五里镇狭窄的街巷，鬼秧子乐叔把我叫进里屋，一直拉进他的凌乱而油污的住室，睁着惊疑不定的眼睛，压低声，一派严重而又神秘的气色：“好老侄儿，你给叔打实处说，他老杨来做啥？”
我向他证实，老杨没有坏心，确实是要表扬他，不仅披红戴花，还有奖品和奖金。
“胡訚糟践人哩！”他大概基本信下了我的话，疑神疑鬼的惊恐心情消除了，悻悻地说“只要你县上不要变来变去，按而今的政策往下行，老百姓就给你县长磕头叫爷哩！何必要你披訚啥红，戴訚啥花哩！”
“给万元户披红戴花，这也是解除农民心头疑虑的一种形式。”我说“比如你自己顾虑就不少”
“你记得不？六年上级发下‘六十条’，鼓励农民开荒种地度荒年。好，咱开了荒地，刚收了二四料，碗里稠了，跟着就来‘四清’运动，算帐呀，批判呀，还要退赔！‘六十条’上的政策又不算数了！”鬼秧子乐叔撇着薄薄的嘴唇，讥诮地说“翻来倒去，只有咱农民没理！我怎能不顾虑？那个戴眼镜的老杨前日一来，就跟我算帐，算我挣下挣不下一万元。我心里毛了，直是怕怕。我的爷！‘四清’又要来了吗？”
我再次向他解释，老杨可能一时急于完成县委交代的工作任务，急了点，他苦笑一下表示理解。这些历史的负担真是太沉重了
“老侄儿，不瞒你说，我准备收摊了。”鬼秧子乐叔神情黯然“真的。把余下的百十斤面粉卖完，收摊！”
“怎么回事呢？”我不解地问。
“自打老杨那日一来，我几夜睡不着觉了。”老汉有点难受“没钱用时发凄惶，挣下俩钱心里又怕怕。钱挣得越多，心里越发慌慌。我老是心里不踏实，老觉得祸事快来了。老杨前日来了，我后来跟俺二女子的老阿公一商量，你猜老亲家咋说？‘趁共产党而今迷糊了，挣几个钱赶紧撒手！共产党醒来，小心再来运动！’我就下狠心收摊”
鬼秧子乐叔说着，竟然动了感情，六十岁的老汉，居然流下眼泪，我才更深一层体察到过去的生活在他心里的沉积太厚太重了。我觉得我以往对他的某些卑而远之的心理，真是太不应该，完全是不了解他的愚蠢而鲁莽的举动。我喝着茶水，这才郑重其事地给他阐述党的方针，政策，时局和未来。企图向他证示：由一个人随心所欲地改变国家体制和政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中央是人民的中央，按照全体劳动者的意愿制定党政国策，完全可以信赖。
他苦笑一下，说他听听广播心眼就开了，要是听些杂言碎语，又不由地担心。我深知要彻底瓦解他心中的沉积层，还需要时间和生活的进一步发展。不过，他笑着说他可以改变前几天做出的收摊的打算，算是对我的宣传工作的令人鼓舞的兑现。农民啊！极左的政策造成的这一代如惊弓之鸟一样的农民啊！
县政府在元旦那天召开了表彰大会，十五个首先达到万元家当的农民，接受县委书记和县长给他们按照关中农村传统的褒奖习俗，在肩上披挂了红绸带，胸前戴上了斗大的红纸花，打扮得新郎似的，乘十多辆彩车，在县城游了一圈。鬼秧子乐叔也被通知来开会，我和他在会场匆匆一见，他的脸上有了光彩，有点愧疚地对我笑着，我也不便再说什么，料定对他不无好的感染吧？
大约又过了半年，又一个周日，我回到乡下老家，作为我们这个远离县城的偏僻山村的头条新闻，就是鬼秧子乐叔从五里镇扯旗拔寨，回到自家屋里，洗手不干了。我被一种好奇心所驱使，就找到他的舍下去打问。
深秋的冷月洒满庭院，落光了叶子的葡萄藤架下，鬼秧子乐叔正坐在一只小竹椅上喝茶。他的神色十分沉静，言语缓慢而凝重，手势也沉稳了。
“听说你从五里镇回来了？”
“回来了——不干咧。”
“怎么回事呢？”
“你先喝茶。”
我坐下喝茶。
“老侄呀！你总说叔顾虑多，心数多”他像打赌赢了时的口气“现时看，叔顾虑的事，没错！”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五里镇公社书记在广播上讲话，说乡村里耍神闹鬼，投机倒把，强奸妇女，偷人抢人，都是啥污染！还说所有污染的根子是‘一切向钱看’”
“这与你卖油糕有啥关系呢？”
“卖油糕是不是为挣钱？挣钱是不是‘向钱看’？‘向钱看’当然就是污染嘛！我给自己也会上纲挂线了。”鬼秧子乐叔说得很认真“公社书记在广播上连说带喊，嗓子都喊哑了！你看看，县长刚给万元户戴花没过半年，公社书记又这样说”
“没你的事！只是文艺和教育界”
“老侄儿，叔已经安置妥当了。”鬼秧子乐叔给我压着指头，说他早已谋划好了的措施“我干了三年多，确确实实挣了一点子钱。我把这钱全数存着，房不盖一间，家具也没添一件。我给娃们交代：日后要是来运动，要退赔，那好，咱把钱交给工作组。要是真的不来运动，那当然好，就算是爸给你们留下的家当，你们兄弟俩一人一半。这钱是我揉面团挣下的，我现时不敢花，你们也不要花。等我死了，随你们的便！我活着，你们不要想动它一张”
话说到这样的程度，可见心死如铁了。五里镇公社那位书记怎样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通演说，吓得鬼秧子乐叔缩手蜷足，关了油糕铺店，从五里镇回到自己的老窝里来了，而且把挣下的一笔款子，分文不花，准备着将来某场运动中退赔出去我曾经为冯幺爸在乡场上挺起了腰身而欢呼，也曾经为可爱的黑娃兄弟走进照像馆出尽洋相而鼓舞，我可实在没有想到，我的远门堂叔给我留下这样曲曲拐拐的心的轨迹！即使五里镇公社书记在广播演说中喊哑了嗓子，我看县城和五里镇的农贸市场依然熙熙攘攘，小铺小店里的个体户的生意也照样兴隆，唯有鬼秧子乐叔大约太诡秘了吧？太精明的人，有时也往往失算，倒比那些头脑简单一些的人更多一层忧虑吧？
今年春天，我从南方归来，到五里镇下汽车，走进街巷，看见鬼秧子乐叔和他的二女儿家的那片铺店地址上，已经竖起两层六间的楼房，外观十分漂亮，楼媚上书写着一排潇洒飘逸的行书字：“一字歌饺子馆。”
鬼秧子乐叔在门口看见我，连拽带拉，就把我拉上楼去了。下层三间，两间作饭厅，一间为作坊，二楼上开了一间雅座，供那些比较讲究的小镇上的“上层”人物莅临就餐。五六个青年男女，一律白衫白帽，很有气魄。坐下后，鬼秧子乐叔弄来几碟小菜，定要和我喝几盅。
“老侄儿呀！我这回豁出来罗！”鬼秧子乐叔呷下一口酒“啃个鸡爪子也算动了荤，咥（吃）个全鸡也是动了荤，我宁愿咥个全鸡！”
我惊异他的变化，不用问，他就告诉我，油糕铺息火灭灶的时月里，他心里其实很痒痒。看着那么多票子别人挣，心里那个味儿是很难忍受的。直到春节，两个女儿和女婿来拜年，向他声明，他不干，他们可要干了，而且要大干大闹，只是资金欠缺，要老丈人把那一笔款子借给他们兴建楼房。老汉阴沉着脸，说三天以后给他们回话。后来他和两个女儿家合股
“嗨！一号文件一下达，我就在心里骂五里镇公社书记，这回，你把嗓子吼出血，也吓不住我了！”鬼秧子乐叔畅快地笑着“人都说我诡，这回不诡啰！我把全部家当拿出来，摆在五里镇上了。咱一生担惊受怕，心里多刻了几道渠儿，而今，我要耍一回大胆哟！”
鬼秧子乐叔几口酒下肚，脸像猪肝一样红了，话多了，声壮了，简直没有我插言的缝隙，他自嘲地摆摆花白的脑袋，感慨地说：“叔这多年里，就像在月亮地里走路，把自个的影子当作鬼了，自己吓自己哈呀！”
“你这个饭馆的名字起得好！”我也受了他的情绪的感染，心情很畅快“‘一字歌’，很雅致，也有意思！”
“我请了几位中学教员，摆了一桌酒席，请他们给我的新饭馆起名。”鬼秧子乐叔十分得意“那些文墨人，起下二十多个名字，我就选中了这个，它合咱的心。”
我很畅快，就起身告辞。鬼秧子乐叔却兴致正高涨，死活不让走：“我还跟你没说完哩！”
我又坐下，他告诉我，前几天，五里镇公社开会，动员大家给学校捐款，多少不拒，一块两块欢迎，千元百元更好。鬼秧子乐叔当场站起，报了一万元，全场立时响起掌声。那个在广播上把一切乱七八糟的怪事都引申为“污染”的公社书记，带头站起来，当着千余人的面，代表五里镇几千名小学生向鬼秧子乐叔鞠躬致礼，感动得老汉热泪扑洒。
“人家领导问我有啥要求？我说，修好学校以后，把我的名字刻上，就这话。”鬼秧子乐叔说“我跟朱举人平排坐着了！”
我在五里镇读小学的时候，老师讲校史时，说五里镇小学的前身，是朱家寨在清末中了举的一位朱举人捐款兴建的。正堂上的一块青石碑上，记载着这位举人给家乡文化建设所作的义举，在世世代代的庄稼人中传为美谈。“文革”中，那块碑石给搬掉了，不知扔到什么角落里去了。前年，被谁从庄稼人打土坯的土壕里发现了，抬回五里镇小学，重新栽在花园里。鬼秧子乐叔也想在五里镇这个小小的社会里，留名青史，我可没有料到。
“公社答应了！”鬼秧子乐叔有点得意“公社书记亲自给我说，‘你的碑子跟朱举人的碑子并排放着。’”
“叔呀！你给咱家乡的子孙后代做下一件好事，群众不会忘记你的。”我喝了几口酒，对鬼秧子乐叔的进步大加称颂“你而今心里踏实了吧？再不”
鬼秧子乐叔灌下一杯酒，撇着嘴唇，讥诮地瞥我一眼，不以为然地摇摇头，打断我的话，眼里又露出那种诡秘的气象，说：“好老侄儿，不瞒你说，我捐出一万元来，权当这几年没挣。捐出去，让五里镇公社的每一户庄稼人都得一点好处，免得日后来了运动，乱口纷纷咬我。二来呢？我把一万块票子捐给你公社书记，你书记在成千人面前跟我握了手，亲口答应给我立碑，青石上刻下我的名字，看你日后还抓不抓我的‘污染’？”
鬼秧子乐叔得意地剖白他的诡秘的打算，又使我意料不及了。我正在心里琢磨着他的义举里所包含的新的意义，新的进步，新的心理变化却想不到他竟是出于这样的动机。
“我不能不考虑留下退路！”鬼秧子乐叔扬起头，瞪着眼瞅着我“傻瓜才只知朝前跑而不想退路哩！我捐出一万块，把上下左右的嘴都堵住，日后万一政策变卦了，看你咋好开口整我？”
他很得意地笑起来。
我喝不下去了，愉快的心情又转为沉重起来，点燃了一支烟
小说写到这里，本可告一段落；又一回想，觉得不免有图解政策之嫌；再想想，却无法完全回避。鬼秧子乐叔的所有诡秘的言行举措里，无一不折射着我们施行过的政策的余光。也许在世界上所有的不同肤色的农业人口中，鬼秧子乐叔的诡秘的心理算是一种独有的怪癖；因为世界上不同地域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农民毕竟有职业上的共同之处，譬如丰年的欢乐和灾年的忧愁，譬如对于粮食价格的升跌的担忧。独有鬼秧子乐叔除了御自然灾害之外，又多了一层奇特的又是根深蒂固的变态心理，使人难以揣摸准确令人可喜的是，而今刚刚成年的一代农民，譬如鬼秧子乐叔的二女儿凤子和她的丈夫，将不会循着鬼秧子乐叔曲里拐弯的心的轨迹思谋筹划他们的前程了！
无论如何，我仍然虔诚地祝愿，鬼秧子乐叔开张不久的“一字歌饺子馆”生意兴隆1984。10。21于西安东郊
热情的表示，让我们到店里坐下。他的二女儿凤子似乎不在意，笑吟吟地端上一盘刚炸出的油糕，又盛上两碗红豆稀饭，摆在我和老杨面前，然后接替父亲站在油锅前去操作，鬼秧子乐叔擦着油渍渍的手指，坐到桌旁来陪我和老杨说话。
“你俩还是为寻万元户来的吧？”鬼秧子乐叔率先开口，直奔主题，一语中的“你老杨同志把俺侄子拉来也不顶啥！我没挣下一万块嘛！咱的县长亲身来也不顶啥，我不能哄咱县上的领导人嘛！披红戴花，多光荣多体面的事嘛，可惜咱不够格！咱而今要实事求是说话哩”
我和老杨不约而同地对视一下，他的眼镜片后的眼睛示意我开口，我更觉为难了。鬼秧子乐叔一开口，不仅堵死了老杨的嘴，把我也给毫不留情地冷冻起来了。我知道他的为人，就尽可能做些解释疑虑的工作。老杨当然不肯就此宣告失败，态度更加诚恳殷切了。现在形成的局面是，县委的两位文职干部几乎是在巴结一个卖油糕的个体致富户，甚至有几分乞求的意味，盼得他能应承自己挣下了一万元人民币。
“你们看嘛！平时不逢集，这街道上稀里八拉没有几个人，一天卖不下十斤面的油糕，能净落几块钱？三六九逢集，不过卖下三五十斤面，能挣多少钱？刮风下雨没人赶集，秋夏两季咱还要停业收庄稼，一年能卖多少钱，大略能算出来嘛！”鬼秧子乐叔数说起生意状况，甚至有点不耐烦了“挣是挣下了几个钱，也不能说赔本儿。可是离一万块老天爷，八年以后看咋样！”
看看再说下去也无用，老杨灰心丧气地告辞回县了。我正好顺路借便回一趟家。
老杨乘坐的吉普车驶出五里镇狭窄的街巷，鬼秧子乐叔把我叫进里屋，一直拉进他的凌乱而油污的住室，睁着惊疑不定的眼睛，压低声，一派严重而又神秘的气色：“好老侄儿，你给叔打实处说，他老杨来做啥？”
我向他证实，老杨没有坏心，确实是要表扬他，不仅披红戴花，还有奖品和奖金。
“胡訚糟践人哩！”他大概基本信下了我的话，疑神疑鬼的惊恐心情消除了，悻悻地说“只要你县上不要变来变去，按而今的政策往下行，老百姓就给你县长磕头叫爷哩！何必要你披訚啥红，戴訚啥花哩！”
“给万元户披红戴花，这也是解除农民心头疑虑的一种形式。”我说“比如你自己顾虑就不少”
“你记得不？六年上级发下‘六十条’，鼓励农民开荒种地度荒年。好，咱开了荒地，刚收了二四料，碗里稠了，跟着就来‘四清’运动，算帐呀，批判呀，还要退赔！‘六十条’上的政策又不算数了！”鬼秧子乐叔撇着薄薄的嘴唇，讥诮地说“翻来倒去，只有咱农民没理！我怎能不顾虑？那个戴眼镜的老杨前日一来，就跟我算帐，算我挣下挣不下一万元。我心里毛了，直是怕怕。我的爷！‘四清’又要来了吗？”
我再次向他解释，老杨可能一时急于完成县委交代的工作任务，急了点，他苦笑一下表示理解。这些历史的负担真是太沉重了
“老侄儿，不瞒你说，我准备收摊了。”鬼秧子乐叔神情黯然“真的。把余下的百十斤面粉卖完，收摊！”
“怎么回事呢？”我不解地问。
“自打老杨那日一来，我几夜睡不着觉了。”老汉有点难受“没钱用时发凄惶，挣下俩钱心里又怕怕。钱挣得越多，心里越发慌慌。我老是心里不踏实，老觉得祸事快来了。老杨前日来了，我后来跟俺二女子的老阿公一商量，你猜老亲家咋说？‘趁共产党而今迷糊了，挣几个钱赶紧撒手！共产党醒来，小心再来运动！’我就下狠心收摊”
鬼秧子乐叔说着，竟然动了感情，六十岁的老汉，居然流下眼泪，我才更深一层体察到过去的生活在他心里的沉积太厚太重了。我觉得我以往对他的某些卑而远之的心理，真是太不应该，完全是不了解他的愚蠢而鲁莽的举动。我喝着茶水，这才郑重其事地给他阐述党的方针，政策，时局和未来。企图向他证示：由一个人随心所欲地改变国家体制和政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中央是人民的中央，按照全体劳动者的意愿制定党政国策，完全可以信赖。
他苦笑一下，说他听听广播心眼就开了，要是听些杂言碎语，又不由地担心。我深知要彻底瓦解他心中的沉积层，还需要时间和生活的进一步发展。不过，他笑着说他可以改变前几天做出的收摊的打算，算是对我的宣传工作的令人鼓舞的兑现。农民啊！极左的政策造成的这一代如惊弓之鸟一样的农民啊！
县政府在元旦那天召开了表彰大会，十五个首先达到万元家当的农民，接受县委书记和县长给他们按照关中农村传统的褒奖习俗，在肩上披挂了红绸带，胸前戴上了斗大的红纸花，打扮得新郎似的，乘十多辆彩车，在县城游了一圈。鬼秧子乐叔也被通知来开会，我和他在会场匆匆一见，他的脸上有了光彩，有点愧疚地对我笑着，我也不便再说什么，料定对他不无好的感染吧？
大约又过了半年，又一个周日，我回到乡下老家，作为我们这个远离县城的偏僻山村的头条新闻，就是鬼秧子乐叔从五里镇扯旗拔寨，回到自家屋里，洗手不干了。我被一种好奇心所驱使，就找到他的舍下去打问。
深秋的冷月洒满庭院，落光了叶子的葡萄藤架下，鬼秧子乐叔正坐在一只小竹椅上喝茶。他的神色十分沉静，言语缓慢而凝重，手势也沉稳了。
“听说你从五里镇回来了？”
“回来了——不干咧。”
“怎么回事呢？”
“你先喝茶。”
我坐下喝茶。
“老侄呀！你总说叔顾虑多，心数多”他像打赌赢了时的口气“现时看，叔顾虑的事，没错！”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五里镇公社书记在广播上讲话，说乡村里耍神闹鬼，投机倒把，强奸妇女，偷人抢人，都是啥污染！还说所有污染的根子是‘一切向钱看’”
“这与你卖油糕有啥关系呢？”
“卖油糕是不是为挣钱？挣钱是不是‘向钱看’？‘向钱看’当然就是污染嘛！我给自己也会上纲挂线了。”鬼秧子乐叔说得很认真“公社书记在广播上连说带喊，嗓子都喊哑了！你看看，县长刚给万元户戴花没过半年，公社书记又这样说”
“没你的事！只是文艺和教育界”
“老侄儿，叔已经安置妥当了。”鬼秧子乐叔给我压着指头，说他早已谋划好了的措施“我干了三年多，确确实实挣了一点子钱。我把这钱全数存着，房不盖一间，家具也没添一件。我给娃们交代：日后要是来运动，要退赔，那好，咱把钱交给工作组。要是真的不来运动，那当然好，就算是爸给你们留下的家当，你们兄弟俩一人一半。这钱是我揉面团挣下的，我现时不敢花，你们也不要花。等我死了，随你们的便！我活着，你们不要想动它一张”
话说到这样的程度，可见心死如铁了。五里镇公社那位书记怎样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通演说，吓得鬼秧子乐叔缩手蜷足，关了油糕铺店，从五里镇回到自己的老窝里来了，而且把挣下的一笔款子，分文不花，准备着将来某场运动中退赔出去我曾经为冯幺爸在乡场上挺起了腰身而欢呼，也曾经为可爱的黑娃兄弟走进照像馆出尽洋相而鼓舞，我可实在没有想到，我的远门堂叔给我留下这样曲曲拐拐的心的轨迹！即使五里镇公社书记在广播演说中喊哑了嗓子，我看县城和五里镇的农贸市场依然熙熙攘攘，小铺小店里的个体户的生意也照样兴隆，唯有鬼秧子乐叔大约太诡秘了吧？太精明的人，有时也往往失算，倒比那些头脑简单一些的人更多一层忧虑吧？
今年春天，我从南方归来，到五里镇下汽车，走进街巷，看见鬼秧子乐叔和他的二女儿家的那片铺店地址上，已经竖起两层六间的楼房，外观十分漂亮，楼媚上书写着一排潇洒飘逸的行书字：“一字歌饺子馆。”
鬼秧子乐叔在门口看见我，连拽带拉，就把我拉上楼去了。下层三间，两间作饭厅，一间为作坊，二楼上开了一间雅座，供那些比较讲究的小镇上的“上层”人物莅临就餐。五六个青年男女，一律白衫白帽，很有气魄。坐下后，鬼秧子乐叔弄来几碟小菜，定要和我喝几盅。
“老侄儿呀！我这回豁出来罗！”鬼秧子乐叔呷下一口酒“啃个鸡爪子也算动了荤，咥（吃）个全鸡也是动了荤，我宁愿咥个全鸡！”
我惊异他的变化，不用问，他就告诉我，油糕铺息火灭灶的时月里，他心里其实很痒痒。看着那么多票子别人挣，心里那个味儿是很难忍受的。直到春节，两个女儿和女婿来拜年，向他声明，他不干，他们可要干了，而且要大干大闹，只是资金欠缺，要老丈人把那一笔款子借给他们兴建楼房。老汉阴沉着脸，说三天以后给他们回话。后来他和两个女儿家合股
“嗨！一号文件一下达，我就在心里骂五里镇公社书记，这回，你把嗓子吼出血，也吓不住我了！”鬼秧子乐叔畅快地笑着“人都说我诡，这回不诡啰！我把全部家当拿出来，摆在五里镇上了。咱一生担惊受怕，心里多刻了几道渠儿，而今，我要耍一回大胆哟！”
鬼秧子乐叔几口酒下肚，脸像猪肝一样红了，话多了，声壮了，简直没有我插言的缝隙，他自嘲地摆摆花白的脑袋，感慨地说：“叔这多年里，就像在月亮地里走路，把自个的影子当作鬼了，自己吓自己哈呀！”
“你这个饭馆的名字起得好！”我也受了他的情绪的感染，心情很畅快“‘一字歌’，很雅致，也有意思！”
“我请了几位中学教员，摆了一桌酒席，请他们给我的新饭馆起名。”鬼秧子乐叔十分得意“那些文墨人，起下二十多个名字，我就选中了这个，它合咱的心。”
我很畅快，就起身告辞。鬼秧子乐叔却兴致正高涨，死活不让走：“我还跟你没说完哩！”
我又坐下，他告诉我，前几天，五里镇公社开会，动员大家给学校捐款，多少不拒，一块两块欢迎，千元百元更好。鬼秧子乐叔当场站起，报了一万元，全场立时响起掌声。那个在广播上把一切乱七八糟的怪事都引申为“污染”的公社书记，带头站起来，当着千余人的面，代表五里镇几千名小学生向鬼秧子乐叔鞠躬致礼，感动得老汉热泪扑洒。
“人家领导问我有啥要求？我说，修好学校以后，把我的名字刻上，就这话。”鬼秧子乐叔说“我跟朱举人平排坐着了！”
我在五里镇读小学的时候，老师讲校史时，说五里镇小学的前身，是朱家寨在清末中了举的一位朱举人捐款兴建的。正堂上的一块青石碑上，记载着这位举人给家乡文化建设所作的义举，在世世代代的庄稼人中传为美谈。“文革”中，那块碑石给搬掉了，不知扔到什么角落里去了。前年，被谁从庄稼人打土坯的土壕里发现了，抬回五里镇小学，重新栽在花园里。鬼秧子乐叔也想在五里镇这个小小的社会里，留名青史，我可没有料到。
“公社答应了！”鬼秧子乐叔有点得意“公社书记亲自给我说，‘你的碑子跟朱举人的碑子并排放着。’”
“叔呀！你给咱家乡的子孙后代做下一件好事，群众不会忘记你的。”我喝了几口酒，对鬼秧子乐叔的进步大加称颂“你而今心里踏实了吧？再不”
鬼秧子乐叔灌下一杯酒，撇着嘴唇，讥诮地瞥我一眼，不以为然地摇摇头，打断我的话，眼里又露出那种诡秘的气象，说：“好老侄儿，不瞒你说，我捐出一万元来，权当这几年没挣。捐出去，让五里镇公社的每一户庄稼人都得一点好处，免得日后来了运动，乱口纷纷咬我。二来呢？我把一万块票子捐给你公社书记，你书记在成千人面前跟我握了手，亲口答应给我立碑，青石上刻下我的名字，看你日后还抓不抓我的‘污染’？”
鬼秧子乐叔得意地剖白他的诡秘的打算，又使我意料不及了。我正在心里琢磨着他的义举里所包含的新的意义，新的进步，新的心理变化却想不到他竟是出于这样的动机。
“我不能不考虑留下退路！”鬼秧子乐叔扬起头，瞪着眼瞅着我“傻瓜才只知朝前跑而不想退路哩！我捐出一万块，把上下左右的嘴都堵住，日后万一政策变卦了，看你咋好开口整我？”
他很得意地笑起来。
我喝不下去了，愉快的心情又转为沉重起来，点燃了一支烟
小说写到这里，本可告一段落；又一回想，觉得不免有图解政策之嫌；再想想，却无法完全回避。鬼秧子乐叔的所有诡秘的言行举措里，无一不折射着我们施行过的政策的余光。也许在世界上所有的不同肤色的农业人口中，鬼秧子乐叔的诡秘的心理算是一种独有的怪癖；因为世界上不同地域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农民毕竟有职业上的共同之处，譬如丰年的欢乐和灾年的忧愁，譬如对于粮食价格的升跌的担忧。独有鬼秧子乐叔除了御自然灾害之外，又多了一层奇特的又是根深蒂固的变态心理，使人难以揣摸准确令人可喜的是，而今刚刚成年的一代农民，譬如鬼秧子乐叔的二女儿凤子和她的丈夫，将不会循着鬼秧子乐叔曲里拐弯的心的轨迹思谋筹划他们的前程了！
无论如何，我仍然虔诚地祝愿，鬼秧子乐叔开张不久的“一字歌饺子馆”生意兴隆1984。10。21于西安东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