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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军队,不能不有所顾忌。在吴佩孚的建议下,7月10日,曹锟致电北京公使团,请其注意日本暗中助段的事实。美、英、法三国压迫日本公使表示态度。14日,日本公使被迫发表宣言,表示决不助段。
为给直系打气,7月11日张作霖致曹锟一电,说他已经派遣第28师先行进关,关内奉军派张景惠为司令。他估计关内奉直联军已有七八万人,可以应付东西两线的战争。并向曹锟担保:“我辈骨肉至交,当此危急存亡关头,不能不竭力相助。”
得到日本人的保证,又有奉系在后支持,直皖战争开始。皖军西路段芝贵部(辖第十五师刘询、边防军第一师曲同丰、第3师陈文运)自涿州攻占高碑店(直军西路总指挥为吴佩孚,后路总指挥为王承斌,东路总指挥为曹,兵力为第3师及曹铰、王承斌、萧耀南、彭寿莘等混成旅,约四万余人,皖军东路徐树铮,兵力为边防第一、第三师、陆军第九、第十三、第十五师, 又三混成旅,约六万人)。
张作霖见皖系军队主力已调向北京以南,后方空虚,准备乘机起事。他以破获了皖系在东三省有颠覆活动为名,宣布徐树铮八大罪状,并通电清君侧。
为避免两线作战,段祺瑞要求徐世昌以总统令要求各路军队退回原防,这样一来,奉军则不得入关。张作霖一不做二不休,联系顺直省议会、天津总商会、直隶商会联合会通电宣布段祺瑞三大罪状:
“……视东海(总统徐世昌)为傀儡,待同官若奴隶,颐指气使,炙手可热。靳云鹏虽其门生,然既为总理,论体制应在督办之上。乃段祺瑞于院部有关系之文函,均亲笔批有交院、交部字样。其下属奉命转达于院部者,则直书曰奉督办谕,交总理总长办理等字样,俨以元首自居。今更擅改元首已盖印之命令,逼令元首之印绶,自由擅发,试问纪纲何在?此其大罪一。信任曹陆,借用日款五万万元,将东三省森林矿产及满蒙热河铁路之权,拱手以授日人,又将胶济、高徐、顺济等铁路与日本订立合同,使山东亦将为东三省之续。甚至订立军事协约,而日本军队侵入北满,假借参战练兵,而日本军官揽我兵权。至于赞成签订德约,主张直接交涉,无一不为媚外之作用,以自亡其国,此其大罪二。段于袁项城时,往往以项城任用权术,利用金钱收买下级军官,唆使反抗上官之举为不然。不料自彼执政以来,变本加厉。……广用金钱,结合各省军队以自固,以致军队日多,财源日竭。此其大罪三。”
这个电报末尾且指责段祺瑞并非如一般人所说的很廉洁,它指出:“天津义租界房屋,乃徐树铮于民国元年所得汉阳之款,以十三万元分润段而购置者;曾云霈以安福党费为段兴造春夏秋冬四季式之房屋;又复辟讨逆余款二百万元,尽入私囊;段在中日汇业银行有股份一百万元。”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何况证据板上钉钉?张作霖准备多时的作战计划迅速传达到各部:汲金纯28师沿京奉线出山海关攻唐山、天津;张景惠率第16师出赤峰,攻多伦、沽源、赤城,进逼张家口。
在7月13日张作霖宣布派军入关以前,段对“讨直”之战是很有信心的,他曾吹嘘说,战争开始,只消五天就可以攻下保定,他的自信是认为奉军不会帮助直军。因为他认为张作霖虽然和徐树铮不和,但张和直系的曹锟、李纯也有很大的矛盾,因此段估计张作霖一定是在关外坐视成败,不会在直皖冲突中轻易下注。也就是说张作霖会保持中立的。段认为只要张作霖保持中立,他就有把握击败直军。怎知13日接到奉军第16、28两师大军已经开进关来的军报,接着又获悉奉军已在京奉路、津浦路以及马厂、军粮城一带布防,这一来可真让他着慌了。
本来,从7月11日起,直皖两军前线已有了小规模的冲突。北京城中已时闻炮声。传说边防军和刘询的第十五师有不愿出战的表示,每与直军接触,均着着后退。迨奉军入关,安福系真的慌了手脚,乃由曹汝霖、傅良佐往谒徐世昌,请求颁发停战令。
段系手忙脚乱,一方面压迫徐世昌下了停战令,另一方面又觉得当前情势必需速战,否则军心不易维持,所以在7月14日下午又召集特别军事大会,决议立即下达总攻击令,同时为了鼓励士气,特传檄全国,讨伐直军。
7月14日,直皖两军在北京东西两面的京津铁路和京汉铁路线上的涿州、高碑店、琉璃河一带开战。西线直军遭边防军进攻受挫,退出高碑店。东路边防军由徐树铮坐镇,进攻直军所据杨村,未决胜负。奉军汤玉麟部奉命越过潮河,直插密云与怀柔,威胁皖军后背。
7月17日,直皖两军已经开火了,广州军政府也发表通电,声讨段祺瑞。
湖北方面,直系的王占元对于直皖濒于开战之时,突然采取了断然行动,软禁了寄寓湖北的湖南督军吴光新。原来北京政府发表了段祺瑞的内亲吴光新为湖南督军后,北军已完全退出湖南,他乃和前任湘督张敬尧阴谋攫取湖北,助攻直军,且密令吴光新的旧部,驻守河南信阳的赵云龙攻夺河南。可是鄂督王占元不是傻瓜,不待吴张动手,他便先下手为强,借请宴为名,把吴光新约到督署款宴,席散后吴光新即被软禁,吴部哗变,亦被直军解散。张敬尧这次倒很聪明,闻风先遁。
系军队,不能不有所顾忌。在吴佩孚的建议下,7月10日,曹锟致电北京公使团,请其注意日本暗中助段的事实。美、英、法三国压迫日本公使表示态度。14日,日本公使被迫发表宣言,表示决不助段。
为给直系打气,7月11日张作霖致曹锟一电,说他已经派遣第28师先行进关,关内奉军派张景惠为司令。他估计关内奉直联军已有七八万人,可以应付东西两线的战争。并向曹锟担保:“我辈骨肉至交,当此危急存亡关头,不能不竭力相助。”
得到日本人的保证,又有奉系在后支持,直皖战争开始。皖军西路段芝贵部(辖第十五师刘询、边防军第一师曲同丰、第3师陈文运)自涿州攻占高碑店(直军西路总指挥为吴佩孚,后路总指挥为王承斌,东路总指挥为曹,兵力为第3师及曹铰、王承斌、萧耀南、彭寿莘等混成旅,约四万余人,皖军东路徐树铮,兵力为边防第一、第三师、陆军第九、第十三、第十五师, 又三混成旅,约六万人)。
张作霖见皖系军队主力已调向北京以南,后方空虚,准备乘机起事。他以破获了皖系在东三省有颠覆活动为名,宣布徐树铮八大罪状,并通电清君侧。
为避免两线作战,段祺瑞要求徐世昌以总统令要求各路军队退回原防,这样一来,奉军则不得入关。张作霖一不做二不休,联系顺直省议会、天津总商会、直隶商会联合会通电宣布段祺瑞三大罪状:
“……视东海(总统徐世昌)为傀儡,待同官若奴隶,颐指气使,炙手可热。靳云鹏虽其门生,然既为总理,论体制应在督办之上。乃段祺瑞于院部有关系之文函,均亲笔批有交院、交部字样。其下属奉命转达于院部者,则直书曰奉督办谕,交总理总长办理等字样,俨以元首自居。今更擅改元首已盖印之命令,逼令元首之印绶,自由擅发,试问纪纲何在?此其大罪一。信任曹陆,借用日款五万万元,将东三省森林矿产及满蒙热河铁路之权,拱手以授日人,又将胶济、高徐、顺济等铁路与日本订立合同,使山东亦将为东三省之续。甚至订立军事协约,而日本军队侵入北满,假借参战练兵,而日本军官揽我兵权。至于赞成签订德约,主张直接交涉,无一不为媚外之作用,以自亡其国,此其大罪二。段于袁项城时,往往以项城任用权术,利用金钱收买下级军官,唆使反抗上官之举为不然。不料自彼执政以来,变本加厉。……广用金钱,结合各省军队以自固,以致军队日多,财源日竭。此其大罪三。”
这个电报末尾且指责段祺瑞并非如一般人所说的很廉洁,它指出:“天津义租界房屋,乃徐树铮于民国元年所得汉阳之款,以十三万元分润段而购置者;曾云霈以安福党费为段兴造春夏秋冬四季式之房屋;又复辟讨逆余款二百万元,尽入私囊;段在中日汇业银行有股份一百万元。”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何况证据板上钉钉?张作霖准备多时的作战计划迅速传达到各部:汲金纯28师沿京奉线出山海关攻唐山、天津;张景惠率第16师出赤峰,攻多伦、沽源、赤城,进逼张家口。
在7月13日张作霖宣布派军入关以前,段对“讨直”之战是很有信心的,他曾吹嘘说,战争开始,只消五天就可以攻下保定,他的自信是认为奉军不会帮助直军。因为他认为张作霖虽然和徐树铮不和,但张和直系的曹锟、李纯也有很大的矛盾,因此段估计张作霖一定是在关外坐视成败,不会在直皖冲突中轻易下注。也就是说张作霖会保持中立的。段认为只要张作霖保持中立,他就有把握击败直军。怎知13日接到奉军第16、28两师大军已经开进关来的军报,接着又获悉奉军已在京奉路、津浦路以及马厂、军粮城一带布防,这一来可真让他着慌了。
本来,从7月11日起,直皖两军前线已有了小规模的冲突。北京城中已时闻炮声。传说边防军和刘询的第十五师有不愿出战的表示,每与直军接触,均着着后退。迨奉军入关,安福系真的慌了手脚,乃由曹汝霖、傅良佐往谒徐世昌,请求颁发停战令。
段系手忙脚乱,一方面压迫徐世昌下了停战令,另一方面又觉得当前情势必需速战,否则军心不易维持,所以在7月14日下午又召集特别军事大会,决议立即下达总攻击令,同时为了鼓励士气,特传檄全国,讨伐直军。
7月14日,直皖两军在北京东西两面的京津铁路和京汉铁路线上的涿州、高碑店、琉璃河一带开战。西线直军遭边防军进攻受挫,退出高碑店。东路边防军由徐树铮坐镇,进攻直军所据杨村,未决胜负。奉军汤玉麟部奉命越过潮河,直插密云与怀柔,威胁皖军后背。
7月17日,直皖两军已经开火了,广州军政府也发表通电,声讨段祺瑞。
湖北方面,直系的王占元对于直皖濒于开战之时,突然采取了断然行动,软禁了寄寓湖北的湖南督军吴光新。原来北京政府发表了段祺瑞的内亲吴光新为湖南督军后,北军已完全退出湖南,他乃和前任湘督张敬尧阴谋攫取湖北,助攻直军,且密令吴光新的旧部,驻守河南信阳的赵云龙攻夺河南。可是鄂督王占元不是傻瓜,不待吴张动手,他便先下手为强,借请宴为名,把吴光新约到督署款宴,席散后吴光新即被软禁,吴部哗变,亦被直军解散。张敬尧这次倒很聪明,闻风先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