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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回小说大师张恨水(后代记)张友鸾
张恨水(1895—1967)是我们同时代的一位章回小说大师。
他终身从事新闻工作,写小说原是他的副业。由于他努力写作,惨淡经营,他的小说为读者所喜爱,自然而然地他成为小说专门家了。
他的作品在一百一十部以上,还没有人把它整理出一个完整书目。字数远远超过千万,也从来没有人加以统计。
二十年代中期起,乃至整个三十年代,他的作品被大量印行。由于出版他的作品,有人争取承受“版权”特意因为他组织一个出版社。由于改编电影,有人争取“摄制专有权”大打官司。各个剧种,以及曲艺评弹,纷纷改编他的作品。在当时作家之中,这种情况是颇为突出的。
他的读者遍及各个阶层。作品的刻画入微,描写生动,文字浅显,口语自然,达到“老妪都解”的境界。内容主要在反对封建,反对军阀、官僚的统治,反对一切社会不良现象;主张抗战,主张恋爱真诚的婚姻自主。他的思想似乎是旧民主主义的,在当时却自有他一定的进步意义。
我不知道我们的图书馆收藏他的作品有多少。在十年动乱中,这是被封存不供借阅的“**”它被“否”了,说是黄色读物。现在,更多的人说他是鸳鸯蝴蝶派,是礼拜六派。有的大学生很想研究一下“张恨水及其作品”却只是趑趄不前,他们害怕会被打成“小鸳鸯、小蝴蝶”
现代文学史家对于这样一位有影响的作家,全都避而不谈。使人联想到“汉代也许没有杨子云”这个历史故事。他的作品好,你表扬;他的作品不好,你批判。视而不见,不能不说是文学史家的失职。
还有不得不提的,是他的国际声誉。举个例说: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书目里,收藏有他的小说近六十种。有些大学图书馆,也分别藏有三二十种。大学毕业生考博士张恨水研究是论文的专题。是不是应该告诉他们:“张恨水是鸳鸯蝴蝶派,快快停止你们的研究吧!”或者我们也来研究一下张恨水,重新作出适当的评价呢?
这里,为我们研究者提供一点浅薄的研究参考资料。二
张恨水的小说,根据写作和发表时间的先后,约可分为四个时期。每一时期有客观上不同的时代背景,有主观上的思想嬗变的痕迹。艺术技巧上也可看出,他从幼稚到成熟、到得心应手、挥洒自如,末年却是可悲叹的衰退。初期
所有作家都一样,起初总有一个模拟练习写作时期,这个时期的作品,不问可知是幼稚的。
他的处*女作,是一篇武侠小说,他自己到后来也记不得全题,但能隐约想起题目中有一个“侠”字。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发表,更没有想到将来要成为小说作家,只是写好了念给弟弟妹妹们听,说故事好玩。一股“创作欲”开始萌芽。这时他十七岁。论年龄,他开笔不算太早,然而这毕竟还算不得真正写作的起点站。
十八岁,死去了父亲。十九岁,由于家庭包办婚姻的不如意,在成亲后不几天,他就离开家,出外谋生。一直没有稳定的职业,挣扎在饥饿线上,流浪江南。对于世态人情,有切身的体会。当时的生活十分困苦,却给后来写作提供了源泉。
也就是十九岁那一年,他在苏州,写了旧新娘、桃花劫各三四千字。二十岁,写青衫泪,大概穷途末路,发牢骚,寄幻想于未来。原计划写成长篇,可是只写到十七回为止,没有写完。二十一岁,写未婚妻、紫玉成烟。二十三岁,写未婚夫。二十四岁,写南国相思谱,曾在芜湖工商日报连载,是否登完,不得而知。
这些早期习作,都是文言的。在叙述描写之中,夹杂许多诗词,用以表露文采。他寄了一些给小说月报的编者恽铁樵,得到回信称赞,但始终未见发表。
二十四岁的后期,他开始写白话小说。一篇真假宝玉约三千字;一篇小说**游地府记,约一万字。他记得是在民国日报连载的。他的“创作欲”这时已经上升到“发表欲”以在报刊上看到自己的名字为乐事,并不计较稿费。事实上,报刊对于这样初事写作的人,肯寄点邮票作为报酬,就算得相当重视的了。
时间是民国初年,社会还完全在封建势力支配之下。知识分子从帖括中解放出来,为时未久,能够致力于小说的创作,原是难能可贵的。但从他初期作品那些篇名中,却看不出有什么重要意义的题材。可以说,那只是追求时好,投合编者口胃,争取发表而已。
当时报刊,按照小说故事情节,分为:社会小说,言情小说,政治小说,爱国小说,伦理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等等。在比重上,言情小说的读者最普遍,编者最欢迎,作者最多,因而又细分作:爱情小说,哀情小说,奇情小说,侠情小说等等。他的初期作品,无疑是属于言情小说一类。他自己说,写青衫泪是模拟花月痕的。其实不仅如此。当时言情小说作者当作典范的,还有青楼梦、海上花列传、海上繁华梦等小说。走这条路子,决非“取法乎上”是很明白的。
然而值得庆幸的,他走这条路没有走通,到此止步了。二期
1919年秋天,他来到北京,先在益世报做校对,后在上海申报驻京办事处做编辑。“五四”运动的浪涛,震撼着所有青年人,他自然也无从例外。只是他爱好钻研古典文学,装了一肚皮词章,对于文学改良刍议,虽然原是赞同,究竟不无保留。他有了正式工作以后,收入不甚菲薄,就不大想写作了。因为却不过朋友的情面,到京第二年,给芜湖工商日报写了一篇皖江潮,约莫七八万字。这篇之后,有四五年他没有再写小说。
写皖江潮这一年,他二十六岁。从写作时间的连续性说,应是他初期作品的最末一篇。但无论就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看,却属于第二期作品的第一篇。因为他开始从旧式言情小说的窠臼中摆脱出来,走向讽刺和谴责的路子了。他自己不大重视这一篇,我却认为这是他从事写作以来的重要转折点,是关键性的一篇。
1924年4月,益世报总编辑成舍我,离开报社,自己创办世界晚报。他们是老同事,在益世报的时候,互相唱和,诗酒留连(春明外史中有杨杏园和舒九成联句的描写,就记的是他和成舍我吟诗故事),很谈得来。成舍我“知人善任”心目中早安排了他在晚报担任的角色,约请他主编一版副刊,并言定写一篇连载小说。他接受了,副刊取名夜光,小说取名春明外史。自此以后,他无论在哪家报社担任何种职务,总归要兼编一个副刊,自撰一篇、甚至两篇小说,按日连载,这成了惯例。一般是每天刊登五百字左右。春明外史共有一百多万字,直到1929年才告结束。也就是说,他二十岁时写起,三十五岁才写完。这篇之后,接着他又在世界晚报发表了斯人记。1925年2月,成舍我于晚报之外,又创办了世界日报。仍然请他兼编一个副刊,取名明珠(另外有个新文艺副刊,刘半农主编)。他先发表的连载,题为新斩鬼传。针对当时社会不良现象,备极讽嘲。因为写的是抽象人物,尽管也很淋漓尽致,一般读者不能十分理解“叫座”的能力不高。这篇登完,接着发表了金粉世家,却又引起热烈的**。特别是有文化的家庭妇女,都很爱读;那些阅读能力差的、目力不济的老太太,天天让人念给她听。受欢迎的情况,可以想见。这篇小说也很长,报上连载好几年。结束后,他继续给世界日报写了第二皇后。不知为了什么原因,这篇没有在报上登完。
自从春明外史在报上发表,很吸引读者,大大有助于报纸发行量,因而北京有几家大报,都来请他写小说。这个期间,他同时给益世报写京尘幻影录,给晨报写天上人间(此篇后来上海画报转载)。这两篇都没有像春明外史、金粉世家那么轰动。
虽然早年他曾在上海报纸上发表小说,但是篇幅不长,数量不多,时间不久,一抹而过,没有被人注意,不生什么影响。及至他在北京发表多篇小说,成了很有名气的作家;只是当时交通不便,北京报纸的发行网限在华北,南方难于看到,他也仅仅为北方人所知。1929年,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主编严独鹤,来游北京,知道他是北京人所喜爱的作家,又从报上读到他的小说,就浼人介绍,约他给新闻报写一个长篇。他答应了,拟了故事梗概,取名啼笑因缘。稿子陆续寄出。当第一部分寄去之后,似乎并未得到十分重视,被搁置五个月,才开始刊载。这一炮打得响亮,很快就成为家弦户诵的读物。新闻报是当时发行最多、面向全国的报纸。长篇小说,在它是聊备一格,看作与印数多少无关的。谁知登了啼笑因缘,销数猛增;广告刊户,纷纷要求小说靠近的地位。张恨水成了新闻报的财神,读者崇拜的偶像。以前新闻报连载小说,是由所谓“名家”轮流执笔的;自此以后,这个席位,却归他包办了。陆续发表的有太平花、现代青年、燕归来、夜深沉、秦淮世家、水浒新传等长篇,一直到上海被日寇占领、和内地邮件不通时为止。
这一时期,客观上他是南北驰名,约他写小说的报社函电交至;主观上却正精力充沛,一天不写小说就一天不痛快。他以惊人的速度,分别同时在各地报刊上发表的长篇,有:北京新晨报的满城风雨,剑胆琴心(后在南京晚报重刊,改名世外群龙传),水浒别传,欢喜冤家(后改名天河配);北平朝报的鸡犬神仙;北平真光电影院画报的银汉双星;沈阳新民晚报的春明新史,黄金时代(后在旅行杂志重刊,改名似水流年);旅行杂志的秘密谷,如此江山,平沪通车;申报的小西天,换巢鸾凤;上海晶报的锦片前程;太原日报和南京晚报同时连载的过渡时代;南京新民报的旧时京华,武汉日报的屠沽列传等篇。
上海世界书局出于“生意经”愿意多出稿费,请他写小说,而以不经报纸刊载为条件。他接受了这个条件,写了三部:满江红,落霞孤鹜,美人恩。1935年,成舍我在上海办立报,创刊时约他去编副刊花果山,兼写长篇连载,题名艺术之宫。这是他第二期作品的最后一篇。
1924年到1935年,这十一二年间,是他写作的黄金时期。年龄从二十九岁到四十岁,正是年富力强,想象能力非常发达。所有小说,主要矛头都是指向封建主义。特别谴责那些统治阶级军阀与官僚,为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大众鸣不平。从春明外史起,到艺术之宫止,都是这个基调。在夜深沉的序言里,他说:“这里所写,就是军阀财阀以及有钱人的子弟,好事不干,就凭着几个钱,来玩弄女性。而另一方面,写些赶马车的、皮鞋匠以及说戏的,为着挽救一个卖唱女子,受尽了那些军阀财阀的气。”他用深刻而通俗的笔调,写他观察入微的熟悉生活,所以能够那么娓娓动人。也有人说:他的小说,果然揭露了一些问题,只是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某些篇的结局,呈现一片迷惘状态,是很不足取的。这种批评,原有一定的道理,指出了他的缺点和不足。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处于“五四”运动的初期,新思潮开始萌芽,是大革命的前夕。有那样一位作家,站在劳苦大众一边,为之呼吁,引起读者的共鸣,肯定他的进步意义,承认他的作品是于革命有利的。
三期
“九·一八”事变后,为了保卫家园,敌忾同仇,他开始写抗战小说。起初写的是短篇,合印成集,取名弯弓集,显然是以“射日”为隐语。其后在很多作品中,都插入一些抗敌御侮的情节,然而究竟还不是以抗战为中心内容。正式以抗战为主题,却是1936年后写的作品。
立报初创时期,我担任总编辑,和他同住在德邻公寓,朝夕相晤。我们都不喜欢当时那个上海城市,嫌她太嘈杂、太乱。因之,在接受成舍我之约时,都说定短期帮忙,唱个“打*炮戏”大约四五月后,他接到北平朋友来信,说是冀东敌伪组织,开了一张北平文化人的黑名单,将要采取行动。他因在小说中宣传抗日,也被列名其内。随着,家中来了电报,嘱令“勿归”他踌躇彷徨之际,我便建议他举家南迁,到南京去办一张小型报。我把办报计划,说给他听。他欣然同意,就拿出稿费当资金,叫我先回南京,从事筹备。真正用自己劳动得来的血汗钱来办报的,在我的记忆中,除了他还没有第二个。
1936年4月,南京人报出版。他是社长,我是副社长兼经理,后来又兼总编辑。日常事务,由我承担;只是提纲挈领的大事,才向他请示。这样做,也是我们在上海商量好的,要保证他有足够的写作时间。虽则如此,为了号召读者,他还是编一个综合性副刊,取名南华经。每天刊登他两篇连载小说,一名鼓角声中,一名中原豪侠传。从此连续不断写了多部宣传抗战的小说,其中有:申报连载的东北四连长,新闻报连载的热血之花、续啼笑因缘,中央日报连载的天明寨、风雪之夜。1937年底,日寇进逼南京。11月,南京人报宣布停刊,把印刷器材拆卸,附木船运赴重庆。我和他各自拖着庞大的家眷,先后西上。我经过汉口,接受陈铭德之约,到重庆参加新民报的筹备工作。1938年,在重庆,印刷器材运到,我问他,有无复刊南京人报之意。那时由各地撤退到重庆的新闻记者很多,是不难组织一个办报班子的。但他考虑到各种困难,愿意继续从事写作,不再办报了。于是,我介绍他和陈铭德相识,拉他加入新民报。起初编一个副刊,取名最后关头。
这时候,他仍然不废抗战小说的写作,在报上连载的有:时事新报的冲锋(后出书改名巷战之夜,曾拟改名天津卫),香港立报的红花港、潜出血(未完),汉口串报的游击队,立煌晚报的前线的安徽、安徽的前线,香港国民日报的大江东去,上海百新书店出书的虎贲万岁。他是安徽潜山人,抗战小说有许多是家乡人提供的素材,可歌可泣,亲切动人。他很希望他的小说能成为具体的动力,所以宁愿在立煌晚报那样地方性小报上发表,号召子弟兵。他是强烈的爱国主义者,写抗战小说如此之多,而且都是长篇,谁比得上呢?
为了抗战,他歌颂了那些浴血献身、出生入死的人,也表扬了那些敌忾同仇、毁家纾难的人。到了重庆,号称“大后方”所见所闻,有的是:口头抗战,心里投降的政府;争权夺利,枪口向内的新军阀;贪污腐化,对人民残酷压迫剥削的官僚。浑浑噩噩,醉生梦死的人们,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度着“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生活。通货膨胀,民不聊生,走私猖獗,偏有人在滚油锅里捞钱,大发其“国难财”一切现象,使他目骇心惊,痛恨无比。用这些不利于抗战的因素,作为题材,加以鞭挞。先后在重庆新民报连载的有:疯狂,偶像,牛马走(解放后出书,改名魍魉世界),八十一梦,第二条路(后改名傲霜花)。又还在旅行杂志发表了蜀道难、负贩列传(后改名丹凤街)。他写这些批判谴责小说,目的只在促进抗战,不过取材于另一侧面而已。
第三时期较短于第二时期,他的作品也较少。除了这个原因以外,也还由于:这个时期生活极不安定,由北平到上海、南京,定居未久,西行入蜀,几年之后,再回北平,饱尝转徙流离之苦;其次是,身体较差,在南京时生了一场病,好多时没有复原;其三是,由于连年战争,交通梗阻,许多报纸停刊“英雄无用武之地”有作品也无处发表。但是,他还是写了二三十部长篇小说,所可惋惜的,是没有写出第二时期那样动辄百万言的巨构了。
末期
抗战结束后,他任北平新民报经理,兼编一个副刊北海,连载小说巴山夜雨、五子登科。1948年,由于一些人事上的不协调,他辞去新民报职务,准备从事专业写作。却没有料到,1949年忽然中风。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这自然是致命的打击。经过急救,幸得不死,但口角歪斜,流涎不止,发音感觉到困难,记忆能力既大大衰退,想象能力更远非昔比。只因写作已成习惯,在能起坐的时候,就又提起笔来。
1950年,我来北京开会,他正在病中,听得朋友说,他终身卖文,辛苦劳动,薄有积蓄,却被一个恶友坑骗,席卷逃去国外。除了一座房子是不动产以外,几乎一无所有。家中人口众多,嗷嗷待哺。他又气又急,所以得了病。后来,他卖了大房子,买了一个小院,生活暂时得以维持。只是水准大大降低,每天孩子们都吃窝窝头就咸菜。他见着心中不安,于是不等病好,就又从事写作。这样压榨出来的作品,当然缺乏挥洒自如那种意境了。
他自己也感到写作能力的衰退,这就把写长篇小说改为中短篇,把创作改为再创作。从古代爱情故事中觅取题材,写作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秋江、白蛇传、孟姜女、孔雀东南飞、磨镜记、牛郎织女、凤求凰等篇。这些作品,尽管一般还保持他原有的风格,然而也有许多是异样的。五十年代末,记得他曾和我说:“以前语言辞汇,摇笔即来;如今寻思半晌,却还得不到一个适当的。”可见这时期的写作,对他而言,即使是愉快的,也愉快得很有限了。
他并非无意从事长篇创作,病后也曾试写一篇记者外传,小说中胪述了他所熟识的一些新闻记者的故事,实际与新闻业务无甚关联。当时在上海新闻日报连载,没有结束,却中止了,没有续写下去,也说明他精力不继了。
这是他一生从事写作的第四个时期。为什么称为“末期”而不称作“晚期”呢?因为一般作家,到了老年,身体衰病,往往搁笔不再写作;个别的作家,老而弥健,晚期的作品,火候到了十分,常被读者赞赏为“顶峰”之作。两者他都不是。他这个时期的作品是硬挤出来的,虽未必一无是处,但和早期诸作,究竟不可同日而语。我于惋惜之余,不得不将这个时期定为“末期”
三
张恨水的作品,要全部一一加以评介,势不可能,也无此必要。这里,按写作年代的先后,试对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八十一梦这四部书,作一简单说明,介绍产生的客观背景和思想内容。这四部书,都是重版多次,发行范围广,影响较大的。有人把这四部书看作是他的“代表作”我也同意。
春明外史
春明外史1924年4月12日起,在北京世界晚报连载,每天刊登不足一千字,直到1929年1月24日结束,一共登了五十七个月。大体上,这是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蓝本的一部谴责性小说。主角杨杏园,约略加怪现状中的“九死一生”但描写杨杏园先后和何梨云、李冬青的恋爱,有许多曲折的故事,不像“九死一生”被写得那么干巴巴的。书中主角被安排做新闻记者,为的容易引出当时政治上、社会上种种千奇百怪的内幕新闻,从而加以谴责。艺术手段是婉而多讽,也不像怪现状写的那么剑拔弩张。鲁迅介绍清末谴责小说,说他们所用手法“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儒林外史略同。”春明外史尽管有个杨杏园做主角,但他所用手法,却不能离开这个窠臼。这已不是第一次使用这个手法,以先,他在芜湖报纸上发表的皖江潮,也正如此。只是他到北京之后,接触方面广,听到东西多,题材十分丰富,和在芜湖时不一样罢了。皖江潮原是一个大题目,但在报上刊载不到一年,也没有写完。他自己对于这部小说并不怎么关心,后来简直是忘怀了。他能记得起的,是听说当地学生,曾经截取其中一部分,编成戏剧演出。可见当时是发生过一定的影响的。
春明外史写的是二十年代的北京,笔锋触及各个阶层,书中人物,都有所指,今天的“老北京”们,是不难为它作索隐的。在世界晚报连载的时候,读者把它看作是新闻版外的“新闻”吸引力是非常之大,很多人花一个“大子儿”买张晚报,就为的要知道这版外新闻如何发展,如何结局的。当时很多报纸都登有连载小说,像益世报一天刊载五六篇,却从来没有一篇像春明外史那么叫座。作者诅詈那个时代,揭发抨击某一些人和某一些现象,乃是出于当时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正义感和责任感。某些地方,刻划形容,的确也似乎太过,那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与“丑诋私敌”之作是不同的。几十年后,读这部小说,还觉得当时情景,历历如在目前。年轻的人,没有那些经历,却可从此中得到一课历史知识,看出旧社会的丑恶面貌,也是有益的。
小说是二十年代的产物。半个多世纪以来,祖国飞速的进步,从封建、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差距之大,是无法估量的。人们的思想意识,显然今非昔比。今天读二十年代的小说,如果不了解当时历史环境,就难以读下去,更不用说什么分析批判了。例如说,小说中有些并不甚进步的地方,还存在残余的封建道德伦理观。但是,也应指出,当时一般人确有这种观念存在。对于恋爱问题,处理得也不十分好,把男女相爱和妓院**,写来无甚分别了。青年学生的思想活动,有时是走在时代的前面的,作者缺乏这种经验,对某些新事物的出现,有时流露出抵触情绪。这都是严重不足之处。幸而好,它没有据有小说主体的地位。再还有,小说中旧诗太多,也是承袭封建时期作家表露才情的旧习;当然,我们还记得,他最初写小说是走的花月痕的路子,这部小说,是他蜕变过程中必然会留下的一些痕迹。金粉世家
认真写小说,把写小说当作著述事业,实际他是从金粉世家开始的。这部小说,1926年在北京世界日报连载,1932年刊完,全长共九十来万字。小说以一个豪门弃妇做引子,写出了这个豪门的盛衰。目的在暴露北洋军阀卵翼下的官僚们,如何钩心斗角,如何骄奢淫逸;他们的家庭成员,那一群寄生虫,如何醉生梦死,如何糜烂堕落。因为小说写的是姓金的国务总理的家庭,于是许多大官僚,尤其是当过国务总理的,特别是姓“钱”的,都以为是写自己,生怕自己的阴私被揭发。事实上是,他是新闻记者,朋友多,日常闲谈,每以豪门生活为资料,他选取了其中好多模特儿,集中在姓金的一家,谁看像谁,就算是谁吧。
金粉世家在他所写小说之中,是结构最严谨的一部。在此之前,他的写作,是意兴所至,涉笔成趣。即使如春明外史,那是名作了,除了杨杏园故事以外,多半是随时听到新闻,随时编作小说,可以写一百回,也可以写二百回,是讲不到什么章法的,及至写金粉世家,却是以小说家的地位写小说,精心布局,有个完整的计划。比如写金家诸子,各有爱好,彼此性格不同,错综复杂的故事梗概,都是预先想好了的。至于白描手段,是他之所长,在本书中也有所表现。
主要的故事,通过一个平常人家的女儿冷清秋,和国务总理的小儿子金燕西,从恋爱、结婚,到被遗弃、逃走的凄凉结局。中心的意思是指出“齐大非偶”这是他的婚姻观。
是不是他就主张“门当户对”呢?那就不知道了。
小说在报上连载时,受到读者的注意,是为的许多人很想知道大官僚的私生活,和一些宦海密闻。对于故事情节兴趣更为浓厚的,却是那些具有一般文化水平的妇女们,包括老太太群在内。抗战时期在重庆,我曾陪他出度过朋友的家宴,他的读者那些太太、老太太们,纷纷向他提出问题,议论这部小说人物处理的当否,并追问背景和那些人物后来真正的结局。一部小说在发表苦干年后,还得到读者如此关心,可见不是寻常之作。
我曾有设想:金粉世家如果不是章回小说,而是用的现代语法,它就是家;如果不是小说,而是写成戏剧,它就是雷雨。这可能不算阿私所好的偏见吧?啼笑因缘
1925年,我进世界日报,和他朝夕共处。他最爱听戏,常约我去。有一次,记者门觉夫,请我们到四海升平园去听高翠兰唱大鼓,说是唱得极好。偏巧我那天有事,没有去成,两三天后,恨水和我... -->>
章回小说大师张恨水(后代记)张友鸾
张恨水(1895—1967)是我们同时代的一位章回小说大师。
他终身从事新闻工作,写小说原是他的副业。由于他努力写作,惨淡经营,他的小说为读者所喜爱,自然而然地他成为小说专门家了。
他的作品在一百一十部以上,还没有人把它整理出一个完整书目。字数远远超过千万,也从来没有人加以统计。
二十年代中期起,乃至整个三十年代,他的作品被大量印行。由于出版他的作品,有人争取承受“版权”特意因为他组织一个出版社。由于改编电影,有人争取“摄制专有权”大打官司。各个剧种,以及曲艺评弹,纷纷改编他的作品。在当时作家之中,这种情况是颇为突出的。
他的读者遍及各个阶层。作品的刻画入微,描写生动,文字浅显,口语自然,达到“老妪都解”的境界。内容主要在反对封建,反对军阀、官僚的统治,反对一切社会不良现象;主张抗战,主张恋爱真诚的婚姻自主。他的思想似乎是旧民主主义的,在当时却自有他一定的进步意义。
我不知道我们的图书馆收藏他的作品有多少。在十年动乱中,这是被封存不供借阅的“**”它被“否”了,说是黄色读物。现在,更多的人说他是鸳鸯蝴蝶派,是礼拜六派。有的大学生很想研究一下“张恨水及其作品”却只是趑趄不前,他们害怕会被打成“小鸳鸯、小蝴蝶”
现代文学史家对于这样一位有影响的作家,全都避而不谈。使人联想到“汉代也许没有杨子云”这个历史故事。他的作品好,你表扬;他的作品不好,你批判。视而不见,不能不说是文学史家的失职。
还有不得不提的,是他的国际声誉。举个例说: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书目里,收藏有他的小说近六十种。有些大学图书馆,也分别藏有三二十种。大学毕业生考博士张恨水研究是论文的专题。是不是应该告诉他们:“张恨水是鸳鸯蝴蝶派,快快停止你们的研究吧!”或者我们也来研究一下张恨水,重新作出适当的评价呢?
这里,为我们研究者提供一点浅薄的研究参考资料。二
张恨水的小说,根据写作和发表时间的先后,约可分为四个时期。每一时期有客观上不同的时代背景,有主观上的思想嬗变的痕迹。艺术技巧上也可看出,他从幼稚到成熟、到得心应手、挥洒自如,末年却是可悲叹的衰退。初期
所有作家都一样,起初总有一个模拟练习写作时期,这个时期的作品,不问可知是幼稚的。
他的处*女作,是一篇武侠小说,他自己到后来也记不得全题,但能隐约想起题目中有一个“侠”字。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发表,更没有想到将来要成为小说作家,只是写好了念给弟弟妹妹们听,说故事好玩。一股“创作欲”开始萌芽。这时他十七岁。论年龄,他开笔不算太早,然而这毕竟还算不得真正写作的起点站。
十八岁,死去了父亲。十九岁,由于家庭包办婚姻的不如意,在成亲后不几天,他就离开家,出外谋生。一直没有稳定的职业,挣扎在饥饿线上,流浪江南。对于世态人情,有切身的体会。当时的生活十分困苦,却给后来写作提供了源泉。
也就是十九岁那一年,他在苏州,写了旧新娘、桃花劫各三四千字。二十岁,写青衫泪,大概穷途末路,发牢骚,寄幻想于未来。原计划写成长篇,可是只写到十七回为止,没有写完。二十一岁,写未婚妻、紫玉成烟。二十三岁,写未婚夫。二十四岁,写南国相思谱,曾在芜湖工商日报连载,是否登完,不得而知。
这些早期习作,都是文言的。在叙述描写之中,夹杂许多诗词,用以表露文采。他寄了一些给小说月报的编者恽铁樵,得到回信称赞,但始终未见发表。
二十四岁的后期,他开始写白话小说。一篇真假宝玉约三千字;一篇小说**游地府记,约一万字。他记得是在民国日报连载的。他的“创作欲”这时已经上升到“发表欲”以在报刊上看到自己的名字为乐事,并不计较稿费。事实上,报刊对于这样初事写作的人,肯寄点邮票作为报酬,就算得相当重视的了。
时间是民国初年,社会还完全在封建势力支配之下。知识分子从帖括中解放出来,为时未久,能够致力于小说的创作,原是难能可贵的。但从他初期作品那些篇名中,却看不出有什么重要意义的题材。可以说,那只是追求时好,投合编者口胃,争取发表而已。
当时报刊,按照小说故事情节,分为:社会小说,言情小说,政治小说,爱国小说,伦理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等等。在比重上,言情小说的读者最普遍,编者最欢迎,作者最多,因而又细分作:爱情小说,哀情小说,奇情小说,侠情小说等等。他的初期作品,无疑是属于言情小说一类。他自己说,写青衫泪是模拟花月痕的。其实不仅如此。当时言情小说作者当作典范的,还有青楼梦、海上花列传、海上繁华梦等小说。走这条路子,决非“取法乎上”是很明白的。
然而值得庆幸的,他走这条路没有走通,到此止步了。二期
1919年秋天,他来到北京,先在益世报做校对,后在上海申报驻京办事处做编辑。“五四”运动的浪涛,震撼着所有青年人,他自然也无从例外。只是他爱好钻研古典文学,装了一肚皮词章,对于文学改良刍议,虽然原是赞同,究竟不无保留。他有了正式工作以后,收入不甚菲薄,就不大想写作了。因为却不过朋友的情面,到京第二年,给芜湖工商日报写了一篇皖江潮,约莫七八万字。这篇之后,有四五年他没有再写小说。
写皖江潮这一年,他二十六岁。从写作时间的连续性说,应是他初期作品的最末一篇。但无论就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看,却属于第二期作品的第一篇。因为他开始从旧式言情小说的窠臼中摆脱出来,走向讽刺和谴责的路子了。他自己不大重视这一篇,我却认为这是他从事写作以来的重要转折点,是关键性的一篇。
1924年4月,益世报总编辑成舍我,离开报社,自己创办世界晚报。他们是老同事,在益世报的时候,互相唱和,诗酒留连(春明外史中有杨杏园和舒九成联句的描写,就记的是他和成舍我吟诗故事),很谈得来。成舍我“知人善任”心目中早安排了他在晚报担任的角色,约请他主编一版副刊,并言定写一篇连载小说。他接受了,副刊取名夜光,小说取名春明外史。自此以后,他无论在哪家报社担任何种职务,总归要兼编一个副刊,自撰一篇、甚至两篇小说,按日连载,这成了惯例。一般是每天刊登五百字左右。春明外史共有一百多万字,直到1929年才告结束。也就是说,他二十岁时写起,三十五岁才写完。这篇之后,接着他又在世界晚报发表了斯人记。1925年2月,成舍我于晚报之外,又创办了世界日报。仍然请他兼编一个副刊,取名明珠(另外有个新文艺副刊,刘半农主编)。他先发表的连载,题为新斩鬼传。针对当时社会不良现象,备极讽嘲。因为写的是抽象人物,尽管也很淋漓尽致,一般读者不能十分理解“叫座”的能力不高。这篇登完,接着发表了金粉世家,却又引起热烈的**。特别是有文化的家庭妇女,都很爱读;那些阅读能力差的、目力不济的老太太,天天让人念给她听。受欢迎的情况,可以想见。这篇小说也很长,报上连载好几年。结束后,他继续给世界日报写了第二皇后。不知为了什么原因,这篇没有在报上登完。
自从春明外史在报上发表,很吸引读者,大大有助于报纸发行量,因而北京有几家大报,都来请他写小说。这个期间,他同时给益世报写京尘幻影录,给晨报写天上人间(此篇后来上海画报转载)。这两篇都没有像春明外史、金粉世家那么轰动。
虽然早年他曾在上海报纸上发表小说,但是篇幅不长,数量不多,时间不久,一抹而过,没有被人注意,不生什么影响。及至他在北京发表多篇小说,成了很有名气的作家;只是当时交通不便,北京报纸的发行网限在华北,南方难于看到,他也仅仅为北方人所知。1929年,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主编严独鹤,来游北京,知道他是北京人所喜爱的作家,又从报上读到他的小说,就浼人介绍,约他给新闻报写一个长篇。他答应了,拟了故事梗概,取名啼笑因缘。稿子陆续寄出。当第一部分寄去之后,似乎并未得到十分重视,被搁置五个月,才开始刊载。这一炮打得响亮,很快就成为家弦户诵的读物。新闻报是当时发行最多、面向全国的报纸。长篇小说,在它是聊备一格,看作与印数多少无关的。谁知登了啼笑因缘,销数猛增;广告刊户,纷纷要求小说靠近的地位。张恨水成了新闻报的财神,读者崇拜的偶像。以前新闻报连载小说,是由所谓“名家”轮流执笔的;自此以后,这个席位,却归他包办了。陆续发表的有太平花、现代青年、燕归来、夜深沉、秦淮世家、水浒新传等长篇,一直到上海被日寇占领、和内地邮件不通时为止。
这一时期,客观上他是南北驰名,约他写小说的报社函电交至;主观上却正精力充沛,一天不写小说就一天不痛快。他以惊人的速度,分别同时在各地报刊上发表的长篇,有:北京新晨报的满城风雨,剑胆琴心(后在南京晚报重刊,改名世外群龙传),水浒别传,欢喜冤家(后改名天河配);北平朝报的鸡犬神仙;北平真光电影院画报的银汉双星;沈阳新民晚报的春明新史,黄金时代(后在旅行杂志重刊,改名似水流年);旅行杂志的秘密谷,如此江山,平沪通车;申报的小西天,换巢鸾凤;上海晶报的锦片前程;太原日报和南京晚报同时连载的过渡时代;南京新民报的旧时京华,武汉日报的屠沽列传等篇。
上海世界书局出于“生意经”愿意多出稿费,请他写小说,而以不经报纸刊载为条件。他接受了这个条件,写了三部:满江红,落霞孤鹜,美人恩。1935年,成舍我在上海办立报,创刊时约他去编副刊花果山,兼写长篇连载,题名艺术之宫。这是他第二期作品的最后一篇。
1924年到1935年,这十一二年间,是他写作的黄金时期。年龄从二十九岁到四十岁,正是年富力强,想象能力非常发达。所有小说,主要矛头都是指向封建主义。特别谴责那些统治阶级军阀与官僚,为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大众鸣不平。从春明外史起,到艺术之宫止,都是这个基调。在夜深沉的序言里,他说:“这里所写,就是军阀财阀以及有钱人的子弟,好事不干,就凭着几个钱,来玩弄女性。而另一方面,写些赶马车的、皮鞋匠以及说戏的,为着挽救一个卖唱女子,受尽了那些军阀财阀的气。”他用深刻而通俗的笔调,写他观察入微的熟悉生活,所以能够那么娓娓动人。也有人说:他的小说,果然揭露了一些问题,只是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某些篇的结局,呈现一片迷惘状态,是很不足取的。这种批评,原有一定的道理,指出了他的缺点和不足。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处于“五四”运动的初期,新思潮开始萌芽,是大革命的前夕。有那样一位作家,站在劳苦大众一边,为之呼吁,引起读者的共鸣,肯定他的进步意义,承认他的作品是于革命有利的。
三期
“九·一八”事变后,为了保卫家园,敌忾同仇,他开始写抗战小说。起初写的是短篇,合印成集,取名弯弓集,显然是以“射日”为隐语。其后在很多作品中,都插入一些抗敌御侮的情节,然而究竟还不是以抗战为中心内容。正式以抗战为主题,却是1936年后写的作品。
立报初创时期,我担任总编辑,和他同住在德邻公寓,朝夕相晤。我们都不喜欢当时那个上海城市,嫌她太嘈杂、太乱。因之,在接受成舍我之约时,都说定短期帮忙,唱个“打*炮戏”大约四五月后,他接到北平朋友来信,说是冀东敌伪组织,开了一张北平文化人的黑名单,将要采取行动。他因在小说中宣传抗日,也被列名其内。随着,家中来了电报,嘱令“勿归”他踌躇彷徨之际,我便建议他举家南迁,到南京去办一张小型报。我把办报计划,说给他听。他欣然同意,就拿出稿费当资金,叫我先回南京,从事筹备。真正用自己劳动得来的血汗钱来办报的,在我的记忆中,除了他还没有第二个。
1936年4月,南京人报出版。他是社长,我是副社长兼经理,后来又兼总编辑。日常事务,由我承担;只是提纲挈领的大事,才向他请示。这样做,也是我们在上海商量好的,要保证他有足够的写作时间。虽则如此,为了号召读者,他还是编一个综合性副刊,取名南华经。每天刊登他两篇连载小说,一名鼓角声中,一名中原豪侠传。从此连续不断写了多部宣传抗战的小说,其中有:申报连载的东北四连长,新闻报连载的热血之花、续啼笑因缘,中央日报连载的天明寨、风雪之夜。1937年底,日寇进逼南京。11月,南京人报宣布停刊,把印刷器材拆卸,附木船运赴重庆。我和他各自拖着庞大的家眷,先后西上。我经过汉口,接受陈铭德之约,到重庆参加新民报的筹备工作。1938年,在重庆,印刷器材运到,我问他,有无复刊南京人报之意。那时由各地撤退到重庆的新闻记者很多,是不难组织一个办报班子的。但他考虑到各种困难,愿意继续从事写作,不再办报了。于是,我介绍他和陈铭德相识,拉他加入新民报。起初编一个副刊,取名最后关头。
这时候,他仍然不废抗战小说的写作,在报上连载的有:时事新报的冲锋(后出书改名巷战之夜,曾拟改名天津卫),香港立报的红花港、潜出血(未完),汉口串报的游击队,立煌晚报的前线的安徽、安徽的前线,香港国民日报的大江东去,上海百新书店出书的虎贲万岁。他是安徽潜山人,抗战小说有许多是家乡人提供的素材,可歌可泣,亲切动人。他很希望他的小说能成为具体的动力,所以宁愿在立煌晚报那样地方性小报上发表,号召子弟兵。他是强烈的爱国主义者,写抗战小说如此之多,而且都是长篇,谁比得上呢?
为了抗战,他歌颂了那些浴血献身、出生入死的人,也表扬了那些敌忾同仇、毁家纾难的人。到了重庆,号称“大后方”所见所闻,有的是:口头抗战,心里投降的政府;争权夺利,枪口向内的新军阀;贪污腐化,对人民残酷压迫剥削的官僚。浑浑噩噩,醉生梦死的人们,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度着“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生活。通货膨胀,民不聊生,走私猖獗,偏有人在滚油锅里捞钱,大发其“国难财”一切现象,使他目骇心惊,痛恨无比。用这些不利于抗战的因素,作为题材,加以鞭挞。先后在重庆新民报连载的有:疯狂,偶像,牛马走(解放后出书,改名魍魉世界),八十一梦,第二条路(后改名傲霜花)。又还在旅行杂志发表了蜀道难、负贩列传(后改名丹凤街)。他写这些批判谴责小说,目的只在促进抗战,不过取材于另一侧面而已。
第三时期较短于第二时期,他的作品也较少。除了这个原因以外,也还由于:这个时期生活极不安定,由北平到上海、南京,定居未久,西行入蜀,几年之后,再回北平,饱尝转徙流离之苦;其次是,身体较差,在南京时生了一场病,好多时没有复原;其三是,由于连年战争,交通梗阻,许多报纸停刊“英雄无用武之地”有作品也无处发表。但是,他还是写了二三十部长篇小说,所可惋惜的,是没有写出第二时期那样动辄百万言的巨构了。
末期
抗战结束后,他任北平新民报经理,兼编一个副刊北海,连载小说巴山夜雨、五子登科。1948年,由于一些人事上的不协调,他辞去新民报职务,准备从事专业写作。却没有料到,1949年忽然中风。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这自然是致命的打击。经过急救,幸得不死,但口角歪斜,流涎不止,发音感觉到困难,记忆能力既大大衰退,想象能力更远非昔比。只因写作已成习惯,在能起坐的时候,就又提起笔来。
1950年,我来北京开会,他正在病中,听得朋友说,他终身卖文,辛苦劳动,薄有积蓄,却被一个恶友坑骗,席卷逃去国外。除了一座房子是不动产以外,几乎一无所有。家中人口众多,嗷嗷待哺。他又气又急,所以得了病。后来,他卖了大房子,买了一个小院,生活暂时得以维持。只是水准大大降低,每天孩子们都吃窝窝头就咸菜。他见着心中不安,于是不等病好,就又从事写作。这样压榨出来的作品,当然缺乏挥洒自如那种意境了。
他自己也感到写作能力的衰退,这就把写长篇小说改为中短篇,把创作改为再创作。从古代爱情故事中觅取题材,写作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秋江、白蛇传、孟姜女、孔雀东南飞、磨镜记、牛郎织女、凤求凰等篇。这些作品,尽管一般还保持他原有的风格,然而也有许多是异样的。五十年代末,记得他曾和我说:“以前语言辞汇,摇笔即来;如今寻思半晌,却还得不到一个适当的。”可见这时期的写作,对他而言,即使是愉快的,也愉快得很有限了。
他并非无意从事长篇创作,病后也曾试写一篇记者外传,小说中胪述了他所熟识的一些新闻记者的故事,实际与新闻业务无甚关联。当时在上海新闻日报连载,没有结束,却中止了,没有续写下去,也说明他精力不继了。
这是他一生从事写作的第四个时期。为什么称为“末期”而不称作“晚期”呢?因为一般作家,到了老年,身体衰病,往往搁笔不再写作;个别的作家,老而弥健,晚期的作品,火候到了十分,常被读者赞赏为“顶峰”之作。两者他都不是。他这个时期的作品是硬挤出来的,虽未必一无是处,但和早期诸作,究竟不可同日而语。我于惋惜之余,不得不将这个时期定为“末期”
三
张恨水的作品,要全部一一加以评介,势不可能,也无此必要。这里,按写作年代的先后,试对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八十一梦这四部书,作一简单说明,介绍产生的客观背景和思想内容。这四部书,都是重版多次,发行范围广,影响较大的。有人把这四部书看作是他的“代表作”我也同意。
春明外史
春明外史1924年4月12日起,在北京世界晚报连载,每天刊登不足一千字,直到1929年1月24日结束,一共登了五十七个月。大体上,这是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蓝本的一部谴责性小说。主角杨杏园,约略加怪现状中的“九死一生”但描写杨杏园先后和何梨云、李冬青的恋爱,有许多曲折的故事,不像“九死一生”被写得那么干巴巴的。书中主角被安排做新闻记者,为的容易引出当时政治上、社会上种种千奇百怪的内幕新闻,从而加以谴责。艺术手段是婉而多讽,也不像怪现状写的那么剑拔弩张。鲁迅介绍清末谴责小说,说他们所用手法“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儒林外史略同。”春明外史尽管有个杨杏园做主角,但他所用手法,却不能离开这个窠臼。这已不是第一次使用这个手法,以先,他在芜湖报纸上发表的皖江潮,也正如此。只是他到北京之后,接触方面广,听到东西多,题材十分丰富,和在芜湖时不一样罢了。皖江潮原是一个大题目,但在报上刊载不到一年,也没有写完。他自己对于这部小说并不怎么关心,后来简直是忘怀了。他能记得起的,是听说当地学生,曾经截取其中一部分,编成戏剧演出。可见当时是发生过一定的影响的。
春明外史写的是二十年代的北京,笔锋触及各个阶层,书中人物,都有所指,今天的“老北京”们,是不难为它作索隐的。在世界晚报连载的时候,读者把它看作是新闻版外的“新闻”吸引力是非常之大,很多人花一个“大子儿”买张晚报,就为的要知道这版外新闻如何发展,如何结局的。当时很多报纸都登有连载小说,像益世报一天刊载五六篇,却从来没有一篇像春明外史那么叫座。作者诅詈那个时代,揭发抨击某一些人和某一些现象,乃是出于当时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正义感和责任感。某些地方,刻划形容,的确也似乎太过,那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与“丑诋私敌”之作是不同的。几十年后,读这部小说,还觉得当时情景,历历如在目前。年轻的人,没有那些经历,却可从此中得到一课历史知识,看出旧社会的丑恶面貌,也是有益的。
小说是二十年代的产物。半个多世纪以来,祖国飞速的进步,从封建、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差距之大,是无法估量的。人们的思想意识,显然今非昔比。今天读二十年代的小说,如果不了解当时历史环境,就难以读下去,更不用说什么分析批判了。例如说,小说中有些并不甚进步的地方,还存在残余的封建道德伦理观。但是,也应指出,当时一般人确有这种观念存在。对于恋爱问题,处理得也不十分好,把男女相爱和妓院**,写来无甚分别了。青年学生的思想活动,有时是走在时代的前面的,作者缺乏这种经验,对某些新事物的出现,有时流露出抵触情绪。这都是严重不足之处。幸而好,它没有据有小说主体的地位。再还有,小说中旧诗太多,也是承袭封建时期作家表露才情的旧习;当然,我们还记得,他最初写小说是走的花月痕的路子,这部小说,是他蜕变过程中必然会留下的一些痕迹。金粉世家
认真写小说,把写小说当作著述事业,实际他是从金粉世家开始的。这部小说,1926年在北京世界日报连载,1932年刊完,全长共九十来万字。小说以一个豪门弃妇做引子,写出了这个豪门的盛衰。目的在暴露北洋军阀卵翼下的官僚们,如何钩心斗角,如何骄奢淫逸;他们的家庭成员,那一群寄生虫,如何醉生梦死,如何糜烂堕落。因为小说写的是姓金的国务总理的家庭,于是许多大官僚,尤其是当过国务总理的,特别是姓“钱”的,都以为是写自己,生怕自己的阴私被揭发。事实上是,他是新闻记者,朋友多,日常闲谈,每以豪门生活为资料,他选取了其中好多模特儿,集中在姓金的一家,谁看像谁,就算是谁吧。
金粉世家在他所写小说之中,是结构最严谨的一部。在此之前,他的写作,是意兴所至,涉笔成趣。即使如春明外史,那是名作了,除了杨杏园故事以外,多半是随时听到新闻,随时编作小说,可以写一百回,也可以写二百回,是讲不到什么章法的,及至写金粉世家,却是以小说家的地位写小说,精心布局,有个完整的计划。比如写金家诸子,各有爱好,彼此性格不同,错综复杂的故事梗概,都是预先想好了的。至于白描手段,是他之所长,在本书中也有所表现。
主要的故事,通过一个平常人家的女儿冷清秋,和国务总理的小儿子金燕西,从恋爱、结婚,到被遗弃、逃走的凄凉结局。中心的意思是指出“齐大非偶”这是他的婚姻观。
是不是他就主张“门当户对”呢?那就不知道了。
小说在报上连载时,受到读者的注意,是为的许多人很想知道大官僚的私生活,和一些宦海密闻。对于故事情节兴趣更为浓厚的,却是那些具有一般文化水平的妇女们,包括老太太群在内。抗战时期在重庆,我曾陪他出度过朋友的家宴,他的读者那些太太、老太太们,纷纷向他提出问题,议论这部小说人物处理的当否,并追问背景和那些人物后来真正的结局。一部小说在发表苦干年后,还得到读者如此关心,可见不是寻常之作。
我曾有设想:金粉世家如果不是章回小说,而是用的现代语法,它就是家;如果不是小说,而是写成戏剧,它就是雷雨。这可能不算阿私所好的偏见吧?啼笑因缘
1925年,我进世界日报,和他朝夕共处。他最爱听戏,常约我去。有一次,记者门觉夫,请我们到四海升平园去听高翠兰唱大鼓,说是唱得极好。偏巧我那天有事,没有去成,两三天后,恨水和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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