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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六年底，民军进入河南以后，当地饥民纷纷蚁附，民军实力陡然增长。在此后的一个月内，民军在河南中西部地区横冲直撞，接连攻克了一系列州县。
河南是大明朝柔软的腹部，统治力量薄弱，加上思想准备不足，官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十二月，官军在挨了一系列组合拳之后，渐渐清醒过来，对民军发起了反扑。新任河南巡抚玄默率汤九洲、左良玉两大帅在舞阳、保安、泌阳三次打败民军。
民军人数虽多，但都是些乌合之众，战斗力不强，只能避实击虚，无法与官军进行野战争锋。在被官军痛殴几次之后，民军在平原无法立足，开始向河南西部和湖广的山区转移。
山区是民军的避风港，每当民军受伤的时候，就会躲进深山老林里休养，等到恢复元气之后再出来活动。官军在平原地区虽然能战胜民军，但是没有力量进山围剿，一旦民军进入山中，官军只能望山兴叹。
这是长期困扰官军的一个问题，也是明末民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一个主要原因。
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决定了这场战争的胜负，也决定了明朝的命运。
然而，当局者并没有认清这个问题，也没有朝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向去努力，文官集团往往纸上谈兵，提出一些与解决问题毫无益处的战略，做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布局，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国家长期消耗下去，最终被活活拖垮。
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民军大规模向山区转移，急坏了一个人，此人就是郧阳抚治蒋允仪。
郧阳位于陕西、河南、四川、湖广四省交界处，属于四不管地区，辖区内崇山峻岭，是落草为寇的好去处，自古以来就容易产生匪患，号称“盗贼薮渊”。
民军在向山区转移的时候，郧阳是必经之地，也是理想的目的地，于是这里很快就成了民军的总部基地。
蒋允仪看到大量民军聚集到郧阳地区，料到民军早晚会对郧阳城发起攻击，自己既无力阻止民军进入，也很难保证郧阳城门不失，他己经看到，自己的悲剧很快就要上演，于是他大声疾呼。
他向皇帝上疏诉苦：郧阳是个穷苦的地方，他到任两年来干了不少工作，又是修城，又是积米，又是制造武器，又是练兵，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由于郧阳底子太薄，这点成绩只能免强维持局面。就像是一个穷苦人家，弄了一斗米就能度过灾年一样，只能维持生计，干不了别的事情。
言外之意就是民军进入郧阳我无力阻拦，郧阳失守我也负不了责任。
虽然蒋允仪表示“臣不愧死，亦应愤死”，“所惜者皇上封疆耳”，但是从他说话的意思看，为自己解套，打预防针的意图在忧国忧君这个高尚的外衣下，呼之欲出。
蒋允仪说得很委婉，但是他说得有道理，小小的郧阳确实对付不了如潮水般涌来的民军。不过他的道理并没有被接受，因为崇祯是一个只看结果，不看原因的人，他没有功夫研究原因，而是非常直接、毫不留情地追究责任，他最擅长的事情就是办人。
陕西出了问题，办胡廷宴，主抚出了问题，办杨鹤，山西出了问题，办宋统殷，河南出了问题，办樊尚燝。民军一路流窜，大明的总督、巡抚掉了一地。
按照这个规律，现在民军流窜到郧阳，该办蒋允仪了。
果不其然，没过多久，崇祯下令把蒋允仪革职拿问，同时启用大名兵备道卢象升为右佥都御史兼郧阳抚治。
事实上，蒋允仪并非庸碌之辈，他在郧阳任上颇有政绩，深得民心，因此，当锦衣卫抓捕蒋允仪的时候，当地老百姓哭声一片。
崇祯不讲程序正义，只知道杀鸡骇猴，杀一儆佰。所有被他处理过的人，都觉得自己很冤，不管他换人的结果如何，他的做法必然会失去人心，长此以往，没有人再会为朱家王朝卖命了。随着时局逐渐艰危，这种做法的负面作用也越来越大，以至于明朝灭亡之际，崇祯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好在接替蒋允仪出任郧阳抚治的卢象升也不是等闲之辈，卢象升进士出人，为人忠义，政绩突出，历年的考核都是“治行卓异”，最为难得的是，卢象升虽然是一个文人，却勇武有胆略，有“了却君王天下事”之志，因此被吏部会推出任郧阳抚治这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职务（只有艰苦的差事才没有人走后门）。
卢象升受命于危难之时，但他还并不是挑大梁的，真正的中流砥柱是新任五省总督陈奇瑜。
陈奇瑜是山西保德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当过洛阳知县、礼科给事中、陕西副使等职，崇祯五年，延绥巡抚张福臻的部下发生哗变，被崇祯罢免，当时任陕西右布政使的陈奇瑜接替张福臻出任延绥巡抚。
陈奇瑜上任时正赶上洪承畴在陕西对民军大开杀戒，陈奇瑜乘风破浪，指挥部下剿杀了截山虎、一条龙、开山鹞、马红狼、隔沟飞、一块铁等，战绩不俗，使延绥一带“诸渠魁略尽”。
光说不练假把式，光练不说傻把式。
陈奇瑜当过礼科给事中，嘴上功夫相当了得，据说当年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时，陈奇瑜也跟风弹劾。
因此陈奇瑜不仅干得好，而且说得比干得还要好。他在给皇帝的奏疏中说道，在皇上的英明领导下，将士们争先效命，擒斩了匪首一百七... -->>
崇祯六年底，民军进入河南以后，当地饥民纷纷蚁附，民军实力陡然增长。在此后的一个月内，民军在河南中西部地区横冲直撞，接连攻克了一系列州县。
河南是大明朝柔软的腹部，统治力量薄弱，加上思想准备不足，官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十二月，官军在挨了一系列组合拳之后，渐渐清醒过来，对民军发起了反扑。新任河南巡抚玄默率汤九洲、左良玉两大帅在舞阳、保安、泌阳三次打败民军。
民军人数虽多，但都是些乌合之众，战斗力不强，只能避实击虚，无法与官军进行野战争锋。在被官军痛殴几次之后，民军在平原无法立足，开始向河南西部和湖广的山区转移。
山区是民军的避风港，每当民军受伤的时候，就会躲进深山老林里休养，等到恢复元气之后再出来活动。官军在平原地区虽然能战胜民军，但是没有力量进山围剿，一旦民军进入山中，官军只能望山兴叹。
这是长期困扰官军的一个问题，也是明末民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一个主要原因。
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决定了这场战争的胜负，也决定了明朝的命运。
然而，当局者并没有认清这个问题，也没有朝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向去努力，文官集团往往纸上谈兵，提出一些与解决问题毫无益处的战略，做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布局，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国家长期消耗下去，最终被活活拖垮。
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民军大规模向山区转移，急坏了一个人，此人就是郧阳抚治蒋允仪。
郧阳位于陕西、河南、四川、湖广四省交界处，属于四不管地区，辖区内崇山峻岭，是落草为寇的好去处，自古以来就容易产生匪患，号称“盗贼薮渊”。
民军在向山区转移的时候，郧阳是必经之地，也是理想的目的地，于是这里很快就成了民军的总部基地。
蒋允仪看到大量民军聚集到郧阳地区，料到民军早晚会对郧阳城发起攻击，自己既无力阻止民军进入，也很难保证郧阳城门不失，他己经看到，自己的悲剧很快就要上演，于是他大声疾呼。
他向皇帝上疏诉苦：郧阳是个穷苦的地方，他到任两年来干了不少工作，又是修城，又是积米，又是制造武器，又是练兵，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由于郧阳底子太薄，这点成绩只能免强维持局面。就像是一个穷苦人家，弄了一斗米就能度过灾年一样，只能维持生计，干不了别的事情。
言外之意就是民军进入郧阳我无力阻拦，郧阳失守我也负不了责任。
虽然蒋允仪表示“臣不愧死，亦应愤死”，“所惜者皇上封疆耳”，但是从他说话的意思看，为自己解套，打预防针的意图在忧国忧君这个高尚的外衣下，呼之欲出。
蒋允仪说得很委婉，但是他说得有道理，小小的郧阳确实对付不了如潮水般涌来的民军。不过他的道理并没有被接受，因为崇祯是一个只看结果，不看原因的人，他没有功夫研究原因，而是非常直接、毫不留情地追究责任，他最擅长的事情就是办人。
陕西出了问题，办胡廷宴，主抚出了问题，办杨鹤，山西出了问题，办宋统殷，河南出了问题，办樊尚燝。民军一路流窜，大明的总督、巡抚掉了一地。
按照这个规律，现在民军流窜到郧阳，该办蒋允仪了。
果不其然，没过多久，崇祯下令把蒋允仪革职拿问，同时启用大名兵备道卢象升为右佥都御史兼郧阳抚治。
事实上，蒋允仪并非庸碌之辈，他在郧阳任上颇有政绩，深得民心，因此，当锦衣卫抓捕蒋允仪的时候，当地老百姓哭声一片。
崇祯不讲程序正义，只知道杀鸡骇猴，杀一儆佰。所有被他处理过的人，都觉得自己很冤，不管他换人的结果如何，他的做法必然会失去人心，长此以往，没有人再会为朱家王朝卖命了。随着时局逐渐艰危，这种做法的负面作用也越来越大，以至于明朝灭亡之际，崇祯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好在接替蒋允仪出任郧阳抚治的卢象升也不是等闲之辈，卢象升进士出人，为人忠义，政绩突出，历年的考核都是“治行卓异”，最为难得的是，卢象升虽然是一个文人，却勇武有胆略，有“了却君王天下事”之志，因此被吏部会推出任郧阳抚治这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职务（只有艰苦的差事才没有人走后门）。
卢象升受命于危难之时，但他还并不是挑大梁的，真正的中流砥柱是新任五省总督陈奇瑜。
陈奇瑜是山西保德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当过洛阳知县、礼科给事中、陕西副使等职，崇祯五年，延绥巡抚张福臻的部下发生哗变，被崇祯罢免，当时任陕西右布政使的陈奇瑜接替张福臻出任延绥巡抚。
陈奇瑜上任时正赶上洪承畴在陕西对民军大开杀戒，陈奇瑜乘风破浪，指挥部下剿杀了截山虎、一条龙、开山鹞、马红狼、隔沟飞、一块铁等，战绩不俗，使延绥一带“诸渠魁略尽”。
光说不练假把式，光练不说傻把式。
陈奇瑜当过礼科给事中，嘴上功夫相当了得，据说当年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时，陈奇瑜也跟风弹劾。
因此陈奇瑜不仅干得好，而且说得比干得还要好。他在给皇帝的奏疏中说道，在皇上的英明领导下，将士们争先效命，擒斩了匪首一百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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