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进步的两栖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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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头一片阒黑。在广大的棕榈丛中,唯一的一些光点,就是刚点燃的几枝小小瓦斯火炬。但是在棕榈树丛的上头,却悬挂着满空熠熠耀眼的星星。假如你将城市抛在脑后,当夜幕低垂,你就会发觉自己置身于太空之中。但是人类的属性不断增长,终于将自己包围在一种视觉上的温室效应之中,忘了自己是谁,从何而来。对许多人来说,大自然已经成为电视的同义词,等同于植物盆栽与笼中鸟,在这种情形下,要看到天空,最合适的地方就是天文台。
要找餐厅并不容易,但我一路颠仆踉跄地走向由总馆发出的一点遥远的微光,强迫自己穿越棕榈树间的矮树丛,终于来到游泳池,池上的所有灯光皆已点亮。在游泳池里,有三四只甘蔗蟾蜍在上上下下游动着。我怀疑它们是否都得取得游泳证才准许下水,因为有一只蟾蜍正端坐在游泳池的入口,监督着整场好戏。一切均已就绪,我想。整个白天,脊椎动物占据了游泳池,蟾蜍不许现身。到了晚上,是该轮到两栖类来利用这些设施。
我走上露天餐厅,所有的桌子都点了蜡烛。马拉福有十间茅屋,即布尔,餐厅里也有同样数目的餐桌。
安娜与荷西坐定位置。她还是身着红色连衣裙,我留意到她还穿着一双黑色高跟鞋。荷西仍是那一套黑色亚麻西装,唯一的不同是脖子上系了条红色手帕。那手帕和安娜的连衣裙配得恰到好处,或许是同一块布料做成。
我坐在隔壁桌,我们互相轻轻点了点头。作为一个单身旅者,我已经学会独处的艺术,不会去要求别人和我共用餐桌。到了夜里,午后的徒步之旅已经结束,我对安娜与荷西已不再有任何要求。此刻他们全然属于彼此。
罗拉坐在餐厅的另一端,我也向她点点头。另一张桌子坐了一个黑发男子,脸上胡须斑白,年纪应该比我大了十岁。当晚稍后我知道他是个意大利人,名叫马利欧。一对二十出头的夫妇坐在他的邻桌。他们的确是来度蜜月的,不仅隔个桌子双手紧握,偶尔两人还会靠在一起,来个深情的长吻。那天晚上我和这两个年轻人也曾有几句对话。他们来自西雅图,名唤马克与依芙琳。
再远一点坐着约翰,就是那位来机场接我们的英国人。他不断在作着笔记。这点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我自己也有同样的习性,等着吃午餐或晚餐的时刻,总爱在本子上涂鸦。我从没想过要写本小说。后来我知道他是个英国作家,来自伦敦城外克罗伊登的约翰?史普克。我一听说他是个作家,就自动假设他是属于畅销书作者的那一小群,他们在冬天里可以到南太平洋的小岛上享受几个月的假期,为新的小说寻找灵感。不过事实上他只会在这里待几天,而且他是来参与一个电视节目的制播工作。是的,你说对了!还是跨越千禧年、日期变更线啦、全球挑战之类的。都是这一套,薇拉,都是这一套!
我没看到比尔。或许他在房里做瑜伽运动,好让他有可能再活个六十年。
晚餐的服务生是两个穿着传统斐济裙装、耳朵上别了红花的土著男子,其中一位把花别在左耳上,这表示他还没有任何女伴。另一位则是别在右耳上,因此他是已婚。假如我是塔弗尼岛上的居民,就得经历这种屈辱的社会经验——在几个月之前,将花朵从右耳换到左耳。
我点了半瓶波尔多白葡萄酒,还有一瓶矿泉水。马拉福总是有两种餐点可供选择,我们在登记住进旅馆时,已经选了第一种晚餐。当时我满脑子都是传统斐济人的饮食习惯,因此我决定选鱼比较安全。
安娜与荷西谈话的声音非常细微,因此我一开始只能捕捉到一点片段。然而,饶是如此都足以引起我的好奇心。听起来像是他们在讨论什么事,或是在为这个或是那个联合声明作出结尾。是的,不是这个就是那个。
荷西说:“我们是完美无瑕的艺术作品,数十亿年的鬼斧神工。而我们的构造素材,竟是如此廉价。”此后有几句话听不清楚,然后又断断续续传来几句荷西所说的话:“童话故事的门敞开着。”安娜严肃地点点头:“我们是沙漏里的惊天美钻。”
对话情形大约如此,或是更正确地说,流进我的耳朵里,让我可以清楚听到的片段大约就是如此。
他们在往返对话的同时,比尔终于从棕榈树丛中逛了出来,身着黄色百慕大短裤,及一件花色斑斓的夏威夷衬衫。罗拉一定是在我之前便留意到他的到场,因为正当他进门的同时,她便紧紧抓住那本寂寞的星球,热切地读了起来,如此热切,以至我可以肯定她一个字都没读进去。这没什么用的。比尔在门口小站片刻,两眼贪婪地横扫晚餐厅内的全景,然后,没有一点迟疑,便投身到罗拉的餐桌。她在书本后面完全崩溃,因此我再也看不到她的颈子,她当然没抬头看他一眼。她让我想起一只乌龟悻悻然躲进它的壳里寻求安慰,我还记得为她很感到遗憾,但同时也觉得,如果她在机场不是用那么反感的态度对待这位野地动物学者,情况就会好得多。或许我确实有种报复的快感。
邻桌的对话显得更加决断。安娜说:“创造一个人得花上几十亿年,魂飞魄散却只在转瞬之间。”
我小心翼翼地从衬衫口袋里取出笔记本。我竟忘了带笔!荷西稍稍提高了声调,清晰吐出如下充满智慧的言语,我的苦恼急剧升高:
“看在不偏不倚的眼里,这个世界并非仅此一回的现象,且是针对理性的永续牵扯。假如理性确实存在,换句话说,假如中立的理性确实存在,那么来自内在的声音说话了。那么小丑说话了。”
安娜意有所指地点点头。然后她加上自己的叙述:
“小丑觉得自己在长大,他的手臂和两腿在成长,他觉得自己并非纯属虚构想象。他觉得自己那神人同性的动物口中冒出了珐琅和象牙。现在他感觉到脊椎动物轻盈的脊椎骨在长袍之下,他感觉到稳定的脉搏跳动着,将温暖的液体注入他的体内。”
我不假思索地站了起来,穿过房间,走到那位英国人面前,他在等待上菜的时刻,不断振笔疾书。现在他已经用过前菜,但将纸笔都放在一边。我躬身说道:“对不起我注意到你在写笔记。能否将笔借给我,只要一会儿。”
他抬头看着我,带点询问与示好的表情。
“乐意之至!”他说“这支拿去吧!”
他从衣服内侧口袋里摸出一支黑色百乐画笔。他在将笔交给我之前,宣示性地把玩片刻。
“我一定会把它还给你。”我向他保证。
但他只是摇摇那颗聪明过人的头,说他最不匮乏的东西就是黑色画笔,尤其在这遥远的岛上。我对他表示衷心的感谢,然后我们再度自我介绍一番,比在机场上的会晤更加仔细。
我设法简短介绍自己的野地研究,他很留心地听着;确实非常用心。现在我已经有了一把年纪,对人们的留神注意有了全新的感觉,他伸出手自我介绍:
“约翰?史普克!”他说“作家,英国来的。”
“你在这里写什么作品吗?”我问。
他摇摇头解释道,是英国广播公司派他到岛上来参与一个电视节目的制作,谈跨越千禧年的主题。他带点讥讽地说道,他们认为这是未来起始的地点,比英国千禧年的起始时间整整提前十二个小时。他同时提到他写的几本小说,其中之一被翻译成挪威文。
我再度谢过他的笔,正打算回到我的餐桌,他快活地呼唤道:“写点漂亮的东西”
我迅速转身,他附带说道:“并代我致意。”
唉!我不知道,薇拉,或许我该转寄这位富裕英国人的心意给你,虽然我当时并不是真的要写信给你。
但我此刻正在写信给你,关于我在马拉福植物园第一个晚上的经验,那么你会比较了解几个月后在沙拉满加发生的事。
比尔想尽办法要罗拉离开她的寂寞的星球。她那实在有限的反应,似乎就只是要制止这位晚餐同伴要求谈话的入侵意图。
那对年轻的新婚夫妇隔着沙拉盘,狼吞虎咽地亲吻着,这再度让我想到食人族的习性。我自己国家的文化在社交上,是可以接受公开吸吮舔弄别人,即使隔着餐桌。但是比较不能改变的饮食活动就会有禁忌。我想象在传统的斐济文化里或许正好相反。在这里,当众公然亲吻是不行的,用餐时刻自然也不应该。另一方面,食用人类内脏则是可以接受的行为。
那位意大利人寂寞地望着他那杯红酒,所有在场的人当中,他看起来是最苦闷的一个。他望着那对年轻美国夫妇时,满眼的心事,让我想到无主的野狗。
我再度入座,听见荷西谈到“单调的异国风味”接下来的轻声低语无法捕捉,但是接下来荷西所说的话显然挑动了这位红衣女郎,因为下一刻她开怀笑了起来,身体坐正,言之凿凿地演说如下:
“整个世界充满了渴望。事物愈是强大有力,愈能感觉缺乏救援。有谁能听到沙粒的声音?谁会侧耳倾听蝼蚁卑微的渴想?假使一切皆不存在,一切便无所求。”
她的眼光曾在厅内游移数回,但她总是迅速转回头,因此几乎不可能注意到我正在写下她所说的每一个字。她不知道我会讲西班牙文,也无法肯定我能够清楚听到她的话语,她只知道我或许正忙着作笔记,描述我在大洋洲研究的各种蜥蜴。
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得让自己满足于捕捉到那断断续续的对话,红黑之间压低音量的嗡嗡声响:“小精灵愈是接近永恒的灭绝,谈话愈是毫无意义。”安娜提出自己的主张,边质疑地望着她的配偶。他说:“没有伤心欲绝的小丑,没有这般的异常现象,小精灵世界将和秘密花园一般,隐密而无法看见。”
我隐隐约约地怀疑,我偷听到的那些片段必然可以组成一幅较大的拼图,而如果我听到的愈少,要拼凑起来自然更加困难。但是食物已经送了上来,我得将笔记本搁在一边。我拦截到的那一点只言片语横竖是太分散了。直到餐点结束,荷西才又开始发言,声音稍大了一些:
“小丑有如童话故事里的间谍,在小精灵之间不安地游移。他的结语已经完成,却无人得以诉说。他只看见了小丑。也唯有小丑认得他是谁。”
安娜踌躇片刻之后回道:
“小精灵试想着,是否有些难以臆想而自己想不到的想法。但他们百思不得。银幕上的形象不会跳将出来,跑进戏院里,攻击放映机。唯有小丑能够找到通往座位的路。”
我不敢保证这是一字无误的记录。但是,真的,他们确实是在谈论这类的话。
餐桌已经收拾干净,此时那位意大利人走了过来。当他朝着我的桌子走来时,一脸无礼地向安娜与荷西点头,然后伸出手来自我介绍。是的,这就是马利欧,过去十五年来,他从苏伐出发,不用租船契约,乘着自己做的游艇四处游历。这不在他原始计划之内,只是在二十年前,他曾经通过苏伊士运河到了印度、印尼和大洋洲,但他始终没存够钱回到那不勒斯。
他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你会打桥牌吗?”他问道。
我耸了耸肩,因为我虽然桥牌打得很好,却不能肯定那天晚上纸牌会是我最想做的事;热带之夜显得太过神奇。但是当他说我们的对手将是那对西班牙夫妇时,我便欣然同意。他解释道,之前几个晚上他们的牌友是一位荷兰人,但是那天他已经开船前往凡纳雷福岛去了。
因此我们加入两位西班牙人的阵营,玩了几局。每一次都是安娜与荷西叫牌,或是设下陷阱让我和意大利人去跳。他们的玩法不仅精准得令人佩服,并且有如行云流水毫不费力,在牌局之中,还能纵情于他们那疯狂的休闲活动,说着西班牙文的警句,我记下一些文字与词语,像是“太古时期定音鼓”“这无耻的卵囊竟四面八方地恣意生长”“潇洒的灵长类”“尼安德塔人同父异母的兄弟成了观光景点”“日常生活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幻觉已消化了一半”“灵魂的血浆”“蛋白质飨宴的安全气囊”“有机硬碟”以及“知觉的果冻”
有两次我是庄家,有机会脱手不玩,便写下我偷听到的几个字。这些是我唯一记下来的言辞,古老而百试不爽的配方与格言。我已经诊断安娜与荷西是一对诗人,带有托雷氏症候群,而且我不否认,如果我不是随时得注意那从北到南又从南到北的诗句,我的牌技会显得好很多。我突然想到,或许他们的重点,就是要让东西方的玩家分心。
最后马利欧终于受不了了。要说他把牌摔到桌上是有点夸张,但是他如此明明白白地将牌搁在旁边,吓得我几乎跳了起来。他摇摇头,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他们有透视眼!”
安娜看着他,带着一点几乎是恶作剧的满足感,马利欧开始寻求我的协助。
“梅花5!”他几乎是尖叫着说“但是在我喊过之后,法兰克还是可能有a。就像他们永远都知道我们拿到什么牌。”
我思忖着,他也许还不知道自己说得很对,因为这对配合得天衣无缝的佳偶,显然不是来度他们的第一次蜜月,但他们或许真有能力读懂对方的心思。而且为何不是呢,我冒失地想着。我们坐在这里,一个蛊惑人心的热带夜晚,四个观察力敏锐的灵长类,置身属于自己的银河系涡状星云里,头顶上是密如毛毯的星辰。我们从地球上,在银河系的群岛中,从这毫不起眼的潟湖里,费尽千辛万苦从原始脊椎动物进化而来,和我们一样的生物同伴们正努力送出太空探测器和无线电波,想和其他同样进步的生物取得某种认知上的接触,他们或许和我们的围栏相隔在许多光年之外,在另一个太阳系的另一个岸边;而这些其他的高度进化之后的生物,或许很可能长得比较像海星,而非哺乳动物,这一切努力却无法将这点计算在内。因此,假如有两个灵魂伴侣,他们不仅住在同一个星球上,还属于同一物种与国家,甚至有点珍贵的默契,让他们可以成为彼此的反影,那么他们为何必然没有能力在牌桌上,针对那五十二张牌的颜色与数字,交换某种基本的电磁波讯号?啊,是的,这热带的夜晚欣悦快活,我一定已经遭到感染,而且我那不精确的估算可害苦了我,这其实也不是第一次。
我的景况并未迅速改善,因为现在有几个相关的问题冒出头来。马利欧想知道,如果牌桌上的每一个人牌技都不相上下,那么其中一组连赢八局的几率有多高呢?我说这全在于拿到好牌的运气,但是同一组人连拿八次好牌的机会太过渺茫,因此在考虑过所有因素之后,接受以下这个说法较为容易:安娜与荷西的牌技比较好。
安娜完全沉浸在幸福之中。她甚至不愿试着隐藏自己的满足感,而且这显然不是她第一次赢牌。她甚至将手搭在马利欧的肩膀上表示安慰,他悻悻然地表示敬谢不敏。
现在荷西将机会与几率的问题转移到触及我的专业部分。我想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我是否认为这个星球上生物的进化,是单纯地受到一系列不可预期的机会突变所驱动,或者有某种自然科学所忽略的机制存在?例如,假使有人想要了解进化的目的地或意图,我是否认为这样的想法缺乏理性?
我想我叹了一口气,并不是因为我觉得他提出的问题显得天真幼稚,而是,他再度将对话导向我那天觉得特别敏感的问题。但我还是给了他一个教科书上的答案,以为可以就此结束相关的话题。
他说:“我们有两只手两只脚。我们可以坐在牌桌上打桥牌是天经地义的事,也可以驾驶太空船到月球上。不过这一切都是纯属巧合吗?”
“这要看你所谓的‘巧合’是什么意思,”我指出“突变是巧合没错。只不过总是要靠环境来决定哪些突变的结果有权生存下来。”
他继续说道:“因此你相信这些侥幸的结果,多少也让这个宇宙了解了自己本身的历史与时空?”
荷西挥挥手有如指向漆黑的夜空,那也正是他的问题所指的方向。
我正打算说些突变与物竞天择的话,他却截断我的话头说:“如果目的只是为了找到一些客观的理由,那么我不懂为什么,大家的外观看起来都大同小异”
安娜狡猾地微笑着。她将手放上他的颈子,迅速在他脸颊上轻啄一下,有如要制止他。然后她转身向我,解嘲地说:“他只是很气有人说其他星球的智慧生物一定和我们长得有点像。”
“那么我想他是错了。”我说。
但他并没那么容易屈服。
“他们一定会有神经系统,当然还有可以用来思考的器官。如果他们没有两只多余的前肢,就很难发展出这些来。”
“为什么是两只?”我还击。
我想他应该输了,但他又打了回来。
“那就够了啊!”他说。
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是该撤退的一方。他当时确实击中要害,让我有点迷惑。两只手两只脚就够了,虽然这并不是实验科学的推论方式。自从哲学推翻了亚里斯多德的“目的因”教条至今,岂非只是五百年时间而已?
“而且就长期来说,”他说“没有什么道理要保留多余的手脚,至少不该保留个千百万年。”
正好有只蟾蜍跳到我们所在的地板上,或许刚游完泳上来。我向下指着它,声音里带着一点洋洋得意:“我们有两只手两只脚,那是遗传自像那样的四肢。我们也可以将我们神经系统的基本设计归因于此。这个物种是一种蟾蜍,更正确的说法是它的学名bufomarinus。”
我抓起蟾蜍,指指它的眼睛、鼻头、嘴巴、舌头、喉咙和鼓膜。我简短说明了该动物的心脏、肺脏、血管、胃、胆囊、胰脏、肝脏、肾脏、睾丸与尿道。最后我谈到它的骨骼结构、脊髓、肋骨与四肢。我把它放走之时,另外谈了一点演化的理论,从两栖类到爬虫类,然后从爬虫类到鸟类与哺乳类。
但我并未低估了他。
“因此两栖类的手长得很好,”他说“它们应该要赢得牌局,而且这不只是运气而已。比起其他的动物来说,它们算是先驱。它们具有足以创造人类的一切。”
“事后孔明是比较容易的。”我说。
“迟了总比没有好。”他坚持道“有两个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我们有两只手两只脚。其一,我们是像这种四肢动物的后代。其二是这很实用。”
“那么如果两栖类有六只脚呢?”
“我们就不会坐在这里进行这场理性辩论,或者其中有两肢必须退化掉。我们曾经有个尾巴,动物在进行某些活动时会派上用场,但我们如果坐在电脑前面,或是坐在太空船里,它就会显得碍手碍脚。”
我想我稍稍陷入了椅子中央。荷西把最近这几天我在自问的问题全说了出来。在我们的诸多灾难之后,薇拉,我想了很多。我们为何失去了桑妮亚?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我问自己这个问题。我们为何保不住她?如果我的学生在考试卷上提出这个问题,我一定会给他们不及格。但我们是人类,而人类有种寻求意义的倾向,即使在没有任何意义的情况之下。
“最终征服太空的,并不是节肢动物,也不是软体动物,这么说当然没错。”
“而且,”他说“有一天从远方的另一个太阳系里,穿过大气层送来神秘问候卡的生物,也不太可能会有像乌贼或千足虫之类的构造。”
安娜开始笑了起来。
“看我怎么告诉你的?”她大叫着。
安娜与荷西开始提出很多关于自然科学的问题,不久马利欧也加入。或许是在热带里的反应让我觉得这种受人瞩目的感觉颇为受用,因此我滔滔不绝地提出一些现代古生物学与进化生物学的问题领域。但我开始留意起我的对手。荷西有几度以一种颇为幽默的方式,提出一些让我在专业上有点下不了台的问题。我不会说我在这些对话当中学到了什么,但我对自然科学里许多不确定的问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这是我从未注意到的。
荷西相信,地球生命的进化,绝对不是单纯的物理现象,而是一连串有意义的过程。他指出,像人类的意识这么重要的特色,就不能只是为了生存而奋斗之后、任意产生的特性,而它根本就是进化的目标。一个星球可以发展出更为专门的感觉系统,这几乎是自然的律法,他也提出几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这个过程。在没有任何内在遗传联结的状况下,地球上的生命之所以进化出眼睛与视觉,以及它不只一次向上发展,或是发展出直立行走的能力;因此在自然之中,也有一种潜在的渴望,要拥有远眺智慧的能力。
比较伤感的是,我在少年时代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那是受到皮尔?泰赫?加登的影响。但接着我开始研究生物学,自然将这种进化目的论全抛在脑后。为了科学之故,我觉得我得提出一点反驳。我代表的是一个庄严的殿堂,或许有点庄严过度了。
我同意他的说法,在生命的历史上,看、飞、游泳或直立行走的能力,都曾经一再进化。例如,眼睛就被发明过四五十次,而昆虫演化出翅膀供飞行之用,时间比爬虫类早了一亿年。最先飞行的脊椎动物是翼手龙。它们大概在两亿年前演化完成,然后和恐龙一同灭绝。翼手龙的飞行方式很像大型蝙蝠,我解释道,它们没有羽毛,因此不可能是现代鸟类的始祖。始祖鸟是最古老的鸟类,一亿五千万年前便已存在,它其实是一只小型的恐龙。鸟类翅膀和羽毛的演化情形与翼手龙截然不同
“翅膀和羽毛,”他插嘴道“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一夕之间吗?或是大自然‘知道’它要怎么走?”<... -->>
外头一片阒黑。在广大的棕榈丛中,唯一的一些光点,就是刚点燃的几枝小小瓦斯火炬。但是在棕榈树丛的上头,却悬挂着满空熠熠耀眼的星星。假如你将城市抛在脑后,当夜幕低垂,你就会发觉自己置身于太空之中。但是人类的属性不断增长,终于将自己包围在一种视觉上的温室效应之中,忘了自己是谁,从何而来。对许多人来说,大自然已经成为电视的同义词,等同于植物盆栽与笼中鸟,在这种情形下,要看到天空,最合适的地方就是天文台。
要找餐厅并不容易,但我一路颠仆踉跄地走向由总馆发出的一点遥远的微光,强迫自己穿越棕榈树间的矮树丛,终于来到游泳池,池上的所有灯光皆已点亮。在游泳池里,有三四只甘蔗蟾蜍在上上下下游动着。我怀疑它们是否都得取得游泳证才准许下水,因为有一只蟾蜍正端坐在游泳池的入口,监督着整场好戏。一切均已就绪,我想。整个白天,脊椎动物占据了游泳池,蟾蜍不许现身。到了晚上,是该轮到两栖类来利用这些设施。
我走上露天餐厅,所有的桌子都点了蜡烛。马拉福有十间茅屋,即布尔,餐厅里也有同样数目的餐桌。
安娜与荷西坐定位置。她还是身着红色连衣裙,我留意到她还穿着一双黑色高跟鞋。荷西仍是那一套黑色亚麻西装,唯一的不同是脖子上系了条红色手帕。那手帕和安娜的连衣裙配得恰到好处,或许是同一块布料做成。
我坐在隔壁桌,我们互相轻轻点了点头。作为一个单身旅者,我已经学会独处的艺术,不会去要求别人和我共用餐桌。到了夜里,午后的徒步之旅已经结束,我对安娜与荷西已不再有任何要求。此刻他们全然属于彼此。
罗拉坐在餐厅的另一端,我也向她点点头。另一张桌子坐了一个黑发男子,脸上胡须斑白,年纪应该比我大了十岁。当晚稍后我知道他是个意大利人,名叫马利欧。一对二十出头的夫妇坐在他的邻桌。他们的确是来度蜜月的,不仅隔个桌子双手紧握,偶尔两人还会靠在一起,来个深情的长吻。那天晚上我和这两个年轻人也曾有几句对话。他们来自西雅图,名唤马克与依芙琳。
再远一点坐着约翰,就是那位来机场接我们的英国人。他不断在作着笔记。这点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我自己也有同样的习性,等着吃午餐或晚餐的时刻,总爱在本子上涂鸦。我从没想过要写本小说。后来我知道他是个英国作家,来自伦敦城外克罗伊登的约翰?史普克。我一听说他是个作家,就自动假设他是属于畅销书作者的那一小群,他们在冬天里可以到南太平洋的小岛上享受几个月的假期,为新的小说寻找灵感。不过事实上他只会在这里待几天,而且他是来参与一个电视节目的制播工作。是的,你说对了!还是跨越千禧年、日期变更线啦、全球挑战之类的。都是这一套,薇拉,都是这一套!
我没看到比尔。或许他在房里做瑜伽运动,好让他有可能再活个六十年。
晚餐的服务生是两个穿着传统斐济裙装、耳朵上别了红花的土著男子,其中一位把花别在左耳上,这表示他还没有任何女伴。另一位则是别在右耳上,因此他是已婚。假如我是塔弗尼岛上的居民,就得经历这种屈辱的社会经验——在几个月之前,将花朵从右耳换到左耳。
我点了半瓶波尔多白葡萄酒,还有一瓶矿泉水。马拉福总是有两种餐点可供选择,我们在登记住进旅馆时,已经选了第一种晚餐。当时我满脑子都是传统斐济人的饮食习惯,因此我决定选鱼比较安全。
安娜与荷西谈话的声音非常细微,因此我一开始只能捕捉到一点片段。然而,饶是如此都足以引起我的好奇心。听起来像是他们在讨论什么事,或是在为这个或是那个联合声明作出结尾。是的,不是这个就是那个。
荷西说:“我们是完美无瑕的艺术作品,数十亿年的鬼斧神工。而我们的构造素材,竟是如此廉价。”此后有几句话听不清楚,然后又断断续续传来几句荷西所说的话:“童话故事的门敞开着。”安娜严肃地点点头:“我们是沙漏里的惊天美钻。”
对话情形大约如此,或是更正确地说,流进我的耳朵里,让我可以清楚听到的片段大约就是如此。
他们在往返对话的同时,比尔终于从棕榈树丛中逛了出来,身着黄色百慕大短裤,及一件花色斑斓的夏威夷衬衫。罗拉一定是在我之前便留意到他的到场,因为正当他进门的同时,她便紧紧抓住那本寂寞的星球,热切地读了起来,如此热切,以至我可以肯定她一个字都没读进去。这没什么用的。比尔在门口小站片刻,两眼贪婪地横扫晚餐厅内的全景,然后,没有一点迟疑,便投身到罗拉的餐桌。她在书本后面完全崩溃,因此我再也看不到她的颈子,她当然没抬头看他一眼。她让我想起一只乌龟悻悻然躲进它的壳里寻求安慰,我还记得为她很感到遗憾,但同时也觉得,如果她在机场不是用那么反感的态度对待这位野地动物学者,情况就会好得多。或许我确实有种报复的快感。
邻桌的对话显得更加决断。安娜说:“创造一个人得花上几十亿年,魂飞魄散却只在转瞬之间。”
我小心翼翼地从衬衫口袋里取出笔记本。我竟忘了带笔!荷西稍稍提高了声调,清晰吐出如下充满智慧的言语,我的苦恼急剧升高:
“看在不偏不倚的眼里,这个世界并非仅此一回的现象,且是针对理性的永续牵扯。假如理性确实存在,换句话说,假如中立的理性确实存在,那么来自内在的声音说话了。那么小丑说话了。”
安娜意有所指地点点头。然后她加上自己的叙述:
“小丑觉得自己在长大,他的手臂和两腿在成长,他觉得自己并非纯属虚构想象。他觉得自己那神人同性的动物口中冒出了珐琅和象牙。现在他感觉到脊椎动物轻盈的脊椎骨在长袍之下,他感觉到稳定的脉搏跳动着,将温暖的液体注入他的体内。”
我不假思索地站了起来,穿过房间,走到那位英国人面前,他在等待上菜的时刻,不断振笔疾书。现在他已经用过前菜,但将纸笔都放在一边。我躬身说道:“对不起我注意到你在写笔记。能否将笔借给我,只要一会儿。”
他抬头看着我,带点询问与示好的表情。
“乐意之至!”他说“这支拿去吧!”
他从衣服内侧口袋里摸出一支黑色百乐画笔。他在将笔交给我之前,宣示性地把玩片刻。
“我一定会把它还给你。”我向他保证。
但他只是摇摇那颗聪明过人的头,说他最不匮乏的东西就是黑色画笔,尤其在这遥远的岛上。我对他表示衷心的感谢,然后我们再度自我介绍一番,比在机场上的会晤更加仔细。
我设法简短介绍自己的野地研究,他很留心地听着;确实非常用心。现在我已经有了一把年纪,对人们的留神注意有了全新的感觉,他伸出手自我介绍:
“约翰?史普克!”他说“作家,英国来的。”
“你在这里写什么作品吗?”我问。
他摇摇头解释道,是英国广播公司派他到岛上来参与一个电视节目的制作,谈跨越千禧年的主题。他带点讥讽地说道,他们认为这是未来起始的地点,比英国千禧年的起始时间整整提前十二个小时。他同时提到他写的几本小说,其中之一被翻译成挪威文。
我再度谢过他的笔,正打算回到我的餐桌,他快活地呼唤道:“写点漂亮的东西”
我迅速转身,他附带说道:“并代我致意。”
唉!我不知道,薇拉,或许我该转寄这位富裕英国人的心意给你,虽然我当时并不是真的要写信给你。
但我此刻正在写信给你,关于我在马拉福植物园第一个晚上的经验,那么你会比较了解几个月后在沙拉满加发生的事。
比尔想尽办法要罗拉离开她的寂寞的星球。她那实在有限的反应,似乎就只是要制止这位晚餐同伴要求谈话的入侵意图。
那对年轻的新婚夫妇隔着沙拉盘,狼吞虎咽地亲吻着,这再度让我想到食人族的习性。我自己国家的文化在社交上,是可以接受公开吸吮舔弄别人,即使隔着餐桌。但是比较不能改变的饮食活动就会有禁忌。我想象在传统的斐济文化里或许正好相反。在这里,当众公然亲吻是不行的,用餐时刻自然也不应该。另一方面,食用人类内脏则是可以接受的行为。
那位意大利人寂寞地望着他那杯红酒,所有在场的人当中,他看起来是最苦闷的一个。他望着那对年轻美国夫妇时,满眼的心事,让我想到无主的野狗。
我再度入座,听见荷西谈到“单调的异国风味”接下来的轻声低语无法捕捉,但是接下来荷西所说的话显然挑动了这位红衣女郎,因为下一刻她开怀笑了起来,身体坐正,言之凿凿地演说如下:
“整个世界充满了渴望。事物愈是强大有力,愈能感觉缺乏救援。有谁能听到沙粒的声音?谁会侧耳倾听蝼蚁卑微的渴想?假使一切皆不存在,一切便无所求。”
她的眼光曾在厅内游移数回,但她总是迅速转回头,因此几乎不可能注意到我正在写下她所说的每一个字。她不知道我会讲西班牙文,也无法肯定我能够清楚听到她的话语,她只知道我或许正忙着作笔记,描述我在大洋洲研究的各种蜥蜴。
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得让自己满足于捕捉到那断断续续的对话,红黑之间压低音量的嗡嗡声响:“小精灵愈是接近永恒的灭绝,谈话愈是毫无意义。”安娜提出自己的主张,边质疑地望着她的配偶。他说:“没有伤心欲绝的小丑,没有这般的异常现象,小精灵世界将和秘密花园一般,隐密而无法看见。”
我隐隐约约地怀疑,我偷听到的那些片段必然可以组成一幅较大的拼图,而如果我听到的愈少,要拼凑起来自然更加困难。但是食物已经送了上来,我得将笔记本搁在一边。我拦截到的那一点只言片语横竖是太分散了。直到餐点结束,荷西才又开始发言,声音稍大了一些:
“小丑有如童话故事里的间谍,在小精灵之间不安地游移。他的结语已经完成,却无人得以诉说。他只看见了小丑。也唯有小丑认得他是谁。”
安娜踌躇片刻之后回道:
“小精灵试想着,是否有些难以臆想而自己想不到的想法。但他们百思不得。银幕上的形象不会跳将出来,跑进戏院里,攻击放映机。唯有小丑能够找到通往座位的路。”
我不敢保证这是一字无误的记录。但是,真的,他们确实是在谈论这类的话。
餐桌已经收拾干净,此时那位意大利人走了过来。当他朝着我的桌子走来时,一脸无礼地向安娜与荷西点头,然后伸出手来自我介绍。是的,这就是马利欧,过去十五年来,他从苏伐出发,不用租船契约,乘着自己做的游艇四处游历。这不在他原始计划之内,只是在二十年前,他曾经通过苏伊士运河到了印度、印尼和大洋洲,但他始终没存够钱回到那不勒斯。
他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你会打桥牌吗?”他问道。
我耸了耸肩,因为我虽然桥牌打得很好,却不能肯定那天晚上纸牌会是我最想做的事;热带之夜显得太过神奇。但是当他说我们的对手将是那对西班牙夫妇时,我便欣然同意。他解释道,之前几个晚上他们的牌友是一位荷兰人,但是那天他已经开船前往凡纳雷福岛去了。
因此我们加入两位西班牙人的阵营,玩了几局。每一次都是安娜与荷西叫牌,或是设下陷阱让我和意大利人去跳。他们的玩法不仅精准得令人佩服,并且有如行云流水毫不费力,在牌局之中,还能纵情于他们那疯狂的休闲活动,说着西班牙文的警句,我记下一些文字与词语,像是“太古时期定音鼓”“这无耻的卵囊竟四面八方地恣意生长”“潇洒的灵长类”“尼安德塔人同父异母的兄弟成了观光景点”“日常生活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幻觉已消化了一半”“灵魂的血浆”“蛋白质飨宴的安全气囊”“有机硬碟”以及“知觉的果冻”
有两次我是庄家,有机会脱手不玩,便写下我偷听到的几个字。这些是我唯一记下来的言辞,古老而百试不爽的配方与格言。我已经诊断安娜与荷西是一对诗人,带有托雷氏症候群,而且我不否认,如果我不是随时得注意那从北到南又从南到北的诗句,我的牌技会显得好很多。我突然想到,或许他们的重点,就是要让东西方的玩家分心。
最后马利欧终于受不了了。要说他把牌摔到桌上是有点夸张,但是他如此明明白白地将牌搁在旁边,吓得我几乎跳了起来。他摇摇头,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他们有透视眼!”
安娜看着他,带着一点几乎是恶作剧的满足感,马利欧开始寻求我的协助。
“梅花5!”他几乎是尖叫着说“但是在我喊过之后,法兰克还是可能有a。就像他们永远都知道我们拿到什么牌。”
我思忖着,他也许还不知道自己说得很对,因为这对配合得天衣无缝的佳偶,显然不是来度他们的第一次蜜月,但他们或许真有能力读懂对方的心思。而且为何不是呢,我冒失地想着。我们坐在这里,一个蛊惑人心的热带夜晚,四个观察力敏锐的灵长类,置身属于自己的银河系涡状星云里,头顶上是密如毛毯的星辰。我们从地球上,在银河系的群岛中,从这毫不起眼的潟湖里,费尽千辛万苦从原始脊椎动物进化而来,和我们一样的生物同伴们正努力送出太空探测器和无线电波,想和其他同样进步的生物取得某种认知上的接触,他们或许和我们的围栏相隔在许多光年之外,在另一个太阳系的另一个岸边;而这些其他的高度进化之后的生物,或许很可能长得比较像海星,而非哺乳动物,这一切努力却无法将这点计算在内。因此,假如有两个灵魂伴侣,他们不仅住在同一个星球上,还属于同一物种与国家,甚至有点珍贵的默契,让他们可以成为彼此的反影,那么他们为何必然没有能力在牌桌上,针对那五十二张牌的颜色与数字,交换某种基本的电磁波讯号?啊,是的,这热带的夜晚欣悦快活,我一定已经遭到感染,而且我那不精确的估算可害苦了我,这其实也不是第一次。
我的景况并未迅速改善,因为现在有几个相关的问题冒出头来。马利欧想知道,如果牌桌上的每一个人牌技都不相上下,那么其中一组连赢八局的几率有多高呢?我说这全在于拿到好牌的运气,但是同一组人连拿八次好牌的机会太过渺茫,因此在考虑过所有因素之后,接受以下这个说法较为容易:安娜与荷西的牌技比较好。
安娜完全沉浸在幸福之中。她甚至不愿试着隐藏自己的满足感,而且这显然不是她第一次赢牌。她甚至将手搭在马利欧的肩膀上表示安慰,他悻悻然地表示敬谢不敏。
现在荷西将机会与几率的问题转移到触及我的专业部分。我想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我是否认为这个星球上生物的进化,是单纯地受到一系列不可预期的机会突变所驱动,或者有某种自然科学所忽略的机制存在?例如,假使有人想要了解进化的目的地或意图,我是否认为这样的想法缺乏理性?
我想我叹了一口气,并不是因为我觉得他提出的问题显得天真幼稚,而是,他再度将对话导向我那天觉得特别敏感的问题。但我还是给了他一个教科书上的答案,以为可以就此结束相关的话题。
他说:“我们有两只手两只脚。我们可以坐在牌桌上打桥牌是天经地义的事,也可以驾驶太空船到月球上。不过这一切都是纯属巧合吗?”
“这要看你所谓的‘巧合’是什么意思,”我指出“突变是巧合没错。只不过总是要靠环境来决定哪些突变的结果有权生存下来。”
他继续说道:“因此你相信这些侥幸的结果,多少也让这个宇宙了解了自己本身的历史与时空?”
荷西挥挥手有如指向漆黑的夜空,那也正是他的问题所指的方向。
我正打算说些突变与物竞天择的话,他却截断我的话头说:“如果目的只是为了找到一些客观的理由,那么我不懂为什么,大家的外观看起来都大同小异”
安娜狡猾地微笑着。她将手放上他的颈子,迅速在他脸颊上轻啄一下,有如要制止他。然后她转身向我,解嘲地说:“他只是很气有人说其他星球的智慧生物一定和我们长得有点像。”
“那么我想他是错了。”我说。
但他并没那么容易屈服。
“他们一定会有神经系统,当然还有可以用来思考的器官。如果他们没有两只多余的前肢,就很难发展出这些来。”
“为什么是两只?”我还击。
我想他应该输了,但他又打了回来。
“那就够了啊!”他说。
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是该撤退的一方。他当时确实击中要害,让我有点迷惑。两只手两只脚就够了,虽然这并不是实验科学的推论方式。自从哲学推翻了亚里斯多德的“目的因”教条至今,岂非只是五百年时间而已?
“而且就长期来说,”他说“没有什么道理要保留多余的手脚,至少不该保留个千百万年。”
正好有只蟾蜍跳到我们所在的地板上,或许刚游完泳上来。我向下指着它,声音里带着一点洋洋得意:“我们有两只手两只脚,那是遗传自像那样的四肢。我们也可以将我们神经系统的基本设计归因于此。这个物种是一种蟾蜍,更正确的说法是它的学名bufomarinus。”
我抓起蟾蜍,指指它的眼睛、鼻头、嘴巴、舌头、喉咙和鼓膜。我简短说明了该动物的心脏、肺脏、血管、胃、胆囊、胰脏、肝脏、肾脏、睾丸与尿道。最后我谈到它的骨骼结构、脊髓、肋骨与四肢。我把它放走之时,另外谈了一点演化的理论,从两栖类到爬虫类,然后从爬虫类到鸟类与哺乳类。
但我并未低估了他。
“因此两栖类的手长得很好,”他说“它们应该要赢得牌局,而且这不只是运气而已。比起其他的动物来说,它们算是先驱。它们具有足以创造人类的一切。”
“事后孔明是比较容易的。”我说。
“迟了总比没有好。”他坚持道“有两个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我们有两只手两只脚。其一,我们是像这种四肢动物的后代。其二是这很实用。”
“那么如果两栖类有六只脚呢?”
“我们就不会坐在这里进行这场理性辩论,或者其中有两肢必须退化掉。我们曾经有个尾巴,动物在进行某些活动时会派上用场,但我们如果坐在电脑前面,或是坐在太空船里,它就会显得碍手碍脚。”
我想我稍稍陷入了椅子中央。荷西把最近这几天我在自问的问题全说了出来。在我们的诸多灾难之后,薇拉,我想了很多。我们为何失去了桑妮亚?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我问自己这个问题。我们为何保不住她?如果我的学生在考试卷上提出这个问题,我一定会给他们不及格。但我们是人类,而人类有种寻求意义的倾向,即使在没有任何意义的情况之下。
“最终征服太空的,并不是节肢动物,也不是软体动物,这么说当然没错。”
“而且,”他说“有一天从远方的另一个太阳系里,穿过大气层送来神秘问候卡的生物,也不太可能会有像乌贼或千足虫之类的构造。”
安娜开始笑了起来。
“看我怎么告诉你的?”她大叫着。
安娜与荷西开始提出很多关于自然科学的问题,不久马利欧也加入。或许是在热带里的反应让我觉得这种受人瞩目的感觉颇为受用,因此我滔滔不绝地提出一些现代古生物学与进化生物学的问题领域。但我开始留意起我的对手。荷西有几度以一种颇为幽默的方式,提出一些让我在专业上有点下不了台的问题。我不会说我在这些对话当中学到了什么,但我对自然科学里许多不确定的问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这是我从未注意到的。
荷西相信,地球生命的进化,绝对不是单纯的物理现象,而是一连串有意义的过程。他指出,像人类的意识这么重要的特色,就不能只是为了生存而奋斗之后、任意产生的特性,而它根本就是进化的目标。一个星球可以发展出更为专门的感觉系统,这几乎是自然的律法,他也提出几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这个过程。在没有任何内在遗传联结的状况下,地球上的生命之所以进化出眼睛与视觉,以及它不只一次向上发展,或是发展出直立行走的能力;因此在自然之中,也有一种潜在的渴望,要拥有远眺智慧的能力。
比较伤感的是,我在少年时代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那是受到皮尔?泰赫?加登的影响。但接着我开始研究生物学,自然将这种进化目的论全抛在脑后。为了科学之故,我觉得我得提出一点反驳。我代表的是一个庄严的殿堂,或许有点庄严过度了。
我同意他的说法,在生命的历史上,看、飞、游泳或直立行走的能力,都曾经一再进化。例如,眼睛就被发明过四五十次,而昆虫演化出翅膀供飞行之用,时间比爬虫类早了一亿年。最先飞行的脊椎动物是翼手龙。它们大概在两亿年前演化完成,然后和恐龙一同灭绝。翼手龙的飞行方式很像大型蝙蝠,我解释道,它们没有羽毛,因此不可能是现代鸟类的始祖。始祖鸟是最古老的鸟类,一亿五千万年前便已存在,它其实是一只小型的恐龙。鸟类翅膀和羽毛的演化情形与翼手龙截然不同
“翅膀和羽毛,”他插嘴道“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一夕之间吗?或是大自然‘知道’它要怎么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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