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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艳丽的一块土！
沙土是桧木心的那种橙红，干净、清爽，每一片土都用海浪镶了边——好宽好白的精工花边，一座一座环起来足足有六十四个岛，个个都上了阳光的釉，然后就把自己亮在蓝天蓝海之间（那种坦率得毫无城府的蓝），像亮出一把得意而漂亮的牌。
我渴望它，已经很久了。
它的名字叫澎湖。“到澎湖去玩吗？”
“不是！”——我讨厌那个“玩”字。
“去找灵感吗？”
“不是！”——鬼才要找灵感。
“那么去干什么？”
干什么？我没有办法解释我要干什么，当我在东京产抚摸皇苑中的老旧城门，我想的是居庸关，当我在午后盹意的风中听密西西比，我想的是瀑布一般的黄河，血管中一旦有中国，你就永远不安！
于是，去澎湖就成了一种必要，当浊浪正浊，我要把剩在水面上的净土好好踩遍，不是去玩，是去朝山，是去谒水，是去每一时中国的土皋上献我的心香。
于是，我就到了澎湖，在晓色中。
“停车，停车，”我叫了起来“那是什么花？”
“小野菊。”
我跳下车去，路，伸展在两侧的干沙中，有树、有草、有花生藤，绿意遮不住那些粗莽的太阳色的大地，可是那花却把一切的荒凉压住了——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野菊，真的是“怒放”一大蓬，一大蓬的，薄薄的橙红花瓣显然只有从那种艳丽的沙土才能提炼出来——澎湖什么都是橙红的，哈蜜瓜的和嘉宝瓜的肉瓤全是那种颜色。
浓浓的艳色握在手里。车子切开风往前驰。
我想起儿子小的时候，路还走不稳，带他去玩，他没有物权观念，老是要去摘花，我严加告诫，但是，后来他很不服气的发现我在摘野花。我终于想起了一个解释的办法。
“人种的，不准摘。”我说“上帝种的，可以摘。”
他以后逢花便问：
“这是上帝种的还是人种的？”
澎湖到处都是上帝种的花，污染问题还没有伸展到这块漂亮干净的土上来，小野菊应该是县花。另外，还有一种仙人掌花，娇黄娇黄的，也开得到处都是——能一下子看到那么多野生的东西让我几乎眼湿。
应该做一套野花明信片的，我自己就至少找到了七八种花。大的、小的，盘地而生的，匍匐在岩缝里的，红的，白的，粉紫的，蓝紫的我忽然忧愁起来，它们在四季的海风里不知美了几千几万年了，但却很可能在一夜之间消失，文明总是来得太蛮悍，太赶尽杀绝
计程车司机姓许，广东人，喜欢说话，太太在家养猪，他开车导游，养着三个孩子——他显然对自己的行业十分醉心。
“客人都喜欢我，因为我这个人实实在在。我每一个风景都熟，我每一个地方都带人家去。”
我也几乎立刻就喜欢他了，我一向喜欢善于“侃空”的村夫，熟知小掌故的野老，或者说“善盖”的人，即使被唬得一愣一愣也在所不惜。
他的国语是广东腔的，台语却又是国语腔的，他短小精悍，全身晒得红红亮亮的，眼睛却因此衬得特别黑而灵动。
他的用辞十分“文明”他喜欢说：“不久的将来”
反正整个澎湖在他嘴里有数不清的“不久的将来。”
他带我到林投公园，吉上将的墓前：
“卢沟桥第一炮就是他打的呀，可是他不摆官架子，他还跟我玩过呢！”
他不厌其烦地告诉我“白沙乡”所以得名是因为它的沙子是白的，不是黑的——他说得那么自豪，好像那些沙子全是经他手漂白的一样。
牛车经过，人经过，计程车经过，几乎人人都跟他打招呼，他很得意：
“这里大家都认得我，——他们都坐过我的车呀！”
我真的很喜欢他了。
去看那棵老榕树真是惊讶，一截当年难船上的小树苗，被人捡起来，却在异域盘根错节地蔓延出几十条根（事实上，看起来是几十条树干），叶子一路绿下去，猛一看不像一棵树，倒像一座森林。
树并不好看，尤其每条根都用板子箍住，而且隔不多远又有水泥梁柱撑着，看来太匠气，远不及台南延平郡王祠里的大榕轩昂自得，但令人生敬的是那份生机，榕树几乎就是树中的汉民族——它简直硬是可以把空气都变成泥土，并且在其间扎根繁衍。
从一些正在拆除的旧房子看去，发现墙壁内层竟是海边礁石，想象中鲁恭王坏孔子壁，掘出那些典籍有多高兴，一个异乡客忽然发现一栋礁石暗墙也该有多高兴。可惜澎湖的新房子不这样盖了，现在是灰色水泥墙加粉红色水泥瓦，没有什么特色，但总比台北街头的马赛克高尚——马赛克把一幢幢的大厦别墅全弄得像大型厕所。
那种多孔多穴的礁石叫老砧石，仍然被用，不过只在田间使用了，澎湖风大，有一种摧尽生机的风叫“火烧风”澎湖的农人便只好细心地用老砧石围成园子，把蔬菜圈在里面种，有时甚至蒙上旧渔网，苍黑色的老砧石诘曲怪异，叠成墙看起来真像石堡，蔬菜就是碉堡中娇柔的公主。
在一方一方的蔬菜碉堡间有一条一条的“沙牛”——沙牛就是黄牛，但我喜欢沙牛这个乡人惯用的名字。
一路看老砧石的莱园，想着自己属于一个在风里、沙里以及最瘦的瘠地上和最无凭的大海里都能生存下去的民族，不禁满心鼓胀着欣悦，我心中一千次学孔丘凭车而轼的旧礼，我急于向许多事物致敬。
到了鲸鱼洞，我才忽然发现矗立壁立的玄武岩有多美丽！大、硬、黑而骄傲。
鲸鱼洞其实在退潮... -->>
好艳丽的一块土！
沙土是桧木心的那种橙红，干净、清爽，每一片土都用海浪镶了边——好宽好白的精工花边，一座一座环起来足足有六十四个岛，个个都上了阳光的釉，然后就把自己亮在蓝天蓝海之间（那种坦率得毫无城府的蓝），像亮出一把得意而漂亮的牌。
我渴望它，已经很久了。
它的名字叫澎湖。“到澎湖去玩吗？”
“不是！”——我讨厌那个“玩”字。
“去找灵感吗？”
“不是！”——鬼才要找灵感。
“那么去干什么？”
干什么？我没有办法解释我要干什么，当我在东京产抚摸皇苑中的老旧城门，我想的是居庸关，当我在午后盹意的风中听密西西比，我想的是瀑布一般的黄河，血管中一旦有中国，你就永远不安！
于是，去澎湖就成了一种必要，当浊浪正浊，我要把剩在水面上的净土好好踩遍，不是去玩，是去朝山，是去谒水，是去每一时中国的土皋上献我的心香。
于是，我就到了澎湖，在晓色中。
“停车，停车，”我叫了起来“那是什么花？”
“小野菊。”
我跳下车去，路，伸展在两侧的干沙中，有树、有草、有花生藤，绿意遮不住那些粗莽的太阳色的大地，可是那花却把一切的荒凉压住了——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野菊，真的是“怒放”一大蓬，一大蓬的，薄薄的橙红花瓣显然只有从那种艳丽的沙土才能提炼出来——澎湖什么都是橙红的，哈蜜瓜的和嘉宝瓜的肉瓤全是那种颜色。
浓浓的艳色握在手里。车子切开风往前驰。
我想起儿子小的时候，路还走不稳，带他去玩，他没有物权观念，老是要去摘花，我严加告诫，但是，后来他很不服气的发现我在摘野花。我终于想起了一个解释的办法。
“人种的，不准摘。”我说“上帝种的，可以摘。”
他以后逢花便问：
“这是上帝种的还是人种的？”
澎湖到处都是上帝种的花，污染问题还没有伸展到这块漂亮干净的土上来，小野菊应该是县花。另外，还有一种仙人掌花，娇黄娇黄的，也开得到处都是——能一下子看到那么多野生的东西让我几乎眼湿。
应该做一套野花明信片的，我自己就至少找到了七八种花。大的、小的，盘地而生的，匍匐在岩缝里的，红的，白的，粉紫的，蓝紫的我忽然忧愁起来，它们在四季的海风里不知美了几千几万年了，但却很可能在一夜之间消失，文明总是来得太蛮悍，太赶尽杀绝
计程车司机姓许，广东人，喜欢说话，太太在家养猪，他开车导游，养着三个孩子——他显然对自己的行业十分醉心。
“客人都喜欢我，因为我这个人实实在在。我每一个风景都熟，我每一个地方都带人家去。”
我也几乎立刻就喜欢他了，我一向喜欢善于“侃空”的村夫，熟知小掌故的野老，或者说“善盖”的人，即使被唬得一愣一愣也在所不惜。
他的国语是广东腔的，台语却又是国语腔的，他短小精悍，全身晒得红红亮亮的，眼睛却因此衬得特别黑而灵动。
他的用辞十分“文明”他喜欢说：“不久的将来”
反正整个澎湖在他嘴里有数不清的“不久的将来。”
他带我到林投公园，吉上将的墓前：
“卢沟桥第一炮就是他打的呀，可是他不摆官架子，他还跟我玩过呢！”
他不厌其烦地告诉我“白沙乡”所以得名是因为它的沙子是白的，不是黑的——他说得那么自豪，好像那些沙子全是经他手漂白的一样。
牛车经过，人经过，计程车经过，几乎人人都跟他打招呼，他很得意：
“这里大家都认得我，——他们都坐过我的车呀！”
我真的很喜欢他了。
去看那棵老榕树真是惊讶，一截当年难船上的小树苗，被人捡起来，却在异域盘根错节地蔓延出几十条根（事实上，看起来是几十条树干），叶子一路绿下去，猛一看不像一棵树，倒像一座森林。
树并不好看，尤其每条根都用板子箍住，而且隔不多远又有水泥梁柱撑着，看来太匠气，远不及台南延平郡王祠里的大榕轩昂自得，但令人生敬的是那份生机，榕树几乎就是树中的汉民族——它简直硬是可以把空气都变成泥土，并且在其间扎根繁衍。
从一些正在拆除的旧房子看去，发现墙壁内层竟是海边礁石，想象中鲁恭王坏孔子壁，掘出那些典籍有多高兴，一个异乡客忽然发现一栋礁石暗墙也该有多高兴。可惜澎湖的新房子不这样盖了，现在是灰色水泥墙加粉红色水泥瓦，没有什么特色，但总比台北街头的马赛克高尚——马赛克把一幢幢的大厦别墅全弄得像大型厕所。
那种多孔多穴的礁石叫老砧石，仍然被用，不过只在田间使用了，澎湖风大，有一种摧尽生机的风叫“火烧风”澎湖的农人便只好细心地用老砧石围成园子，把蔬菜圈在里面种，有时甚至蒙上旧渔网，苍黑色的老砧石诘曲怪异，叠成墙看起来真像石堡，蔬菜就是碉堡中娇柔的公主。
在一方一方的蔬菜碉堡间有一条一条的“沙牛”——沙牛就是黄牛，但我喜欢沙牛这个乡人惯用的名字。
一路看老砧石的莱园，想着自己属于一个在风里、沙里以及最瘦的瘠地上和最无凭的大海里都能生存下去的民族，不禁满心鼓胀着欣悦，我心中一千次学孔丘凭车而轼的旧礼，我急于向许多事物致敬。
到了鲸鱼洞，我才忽然发现矗立壁立的玄武岩有多美丽！大、硬、黑而骄傲。
鲸鱼洞其实在退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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