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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了疤，并且再长新芽，以供我下次攀摘。
我把树芽带回台北，放在冰箱里，不时取出几枝，切碎，和蛋，炒得喷香的放在餐桌上，我的丈夫和孩子争着嚷着炒得太少了。
我把香椿挟进嘴里，急急地品味那奇异的芳烈的气味，世界仿佛一刹时凝止下来，浮士德的魔鬼给予的种种尘世欢乐之后仍然迟迟说不出口的那句话，我觉得我是能说的。
“太完美了，让时间在这一瞬间停止吧！”
不纯是为了那树芽的美味，而是为了那背后种种因缘，岛上最南端的小城，城里的老宅，老宅的故园，园中的树，象征父亲也象征母亲的树。
万物于人原来蚵以如此亲和的。吃，原来也可以像宗教一般庄严肃穆的。
韭菜合子
我有时候绕路跑到信义路四段，专为买几个韭菜合子。
我不喜欢油炸的那种，我喜欢干炕的。买韭菜合子的时候，心情照例是开朗的，即使排队等也觉高兴——因为毕竟证明吾道不孤，有那么多人喜欢它！我喜欢看那两个人合作无间的一个杆，一个炕，那种美好的搭配间仿佛有一种韵律似的，那种和谐不下于钟跟鼓的完美韵律，或日跟夜的循环交错的完美韵律。
我其实并不喜欢韭菜的冲味，但却仍旧去买——只因为喜欢买，喜欢看热烫鼓腹的合子被一把长铁叉翻取出来的刹那。
我又喜欢“合子”那两个字，一切“有容”的食物都令我觉得神秘有趣，像包子、饺子、春卷，都各自含容着一个奇异的小世界，像宇宙包容着银河，一只合子也包容着一片小小的乾坤。
合子是北方的食物，一口咬下仿佛能咀嚼整个河套平原，那些麦田，那些杂粮，那些硬茧的手！那些一场骤雨乍过在后院里新剪的春韭。
我爱这种食物。
有一次，我找到漳州街，去买山东煎饼（一种杂粮混制的极薄的饼），但去晚了，房子拆了，我惆怅的站在路边，看那跋扈的大厦傲然地在搭钢筋，我不知到哪里去找那失落的饼。
而韭菜合子侥幸还在满街贩卖。
我是去买一样吃食吗？抑是去找寻一截可以摸可以嚼的乡愁？
瓜子
丈夫喜欢瓜子，我渐渐也喜欢上了，老远也跑到西宁南路去买，因为他们在封套上印着“徐州”两个字。徐州是我没有去过的故乡。
人是一种麻烦的生物。
我们原来不必有一片屋顶的，可是我们要。
屋顶之外原来不必有四壁的，可是我们要。
四壁之间又为什么非有一盏秋香绿的灯呢？灯下又为什么非有一张桌子呢？桌子上摆完了三餐又为什么偏要一壶茶呢？茶边凭什么非要碟瓜子不可呢？
可是，我们要，因为我们是人，我们要属于自己的安排。
欲求，也可以是正大光明的，也可以是“此心可质天地的”偶尔，夜深时，我们各自看着书或看着报，各自嗑着瓜子，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下一句也许是愁烦小女儿不知从哪里搞来一只猫，偷偷放在阳台上养，中间一句也许是谈一个二十年前老友的婚姻，而下面一句也许忽然想到组团到美国演出还差多少经费。
我们说着话，瓜子壳渐渐堆成一座山。
许多事，许多事，许多说了的和没说的全在嗑瓜子的时刻完成。
孩子们也爱瓜子，可是不会嗑，我们把嗑好的白白的瓜子仁放在他们白白的小手上，他们总是一口吃了，回过头来说：“还要！”
我们笑着把他们支走了。
嗑瓜子对我来说是过年的项目之一。小时候，听大人说：“有钱天天过年，没钱天天过关。”
而嗑瓜子让我有天天过年的感觉。
事实上，哪一夜不是除夕呢？每一夜，我们都要告别前身，每一黎明，我们都要面对更新的自己。
今夜，我们要不要一壶对坐，就着一灯一桌共一盘瓜子，说一兜说不完的话？
蚵仔面线
我带小女儿从永康街走，两侧是饼香葱香以及烤鸡腿烤玉米烤蕃薯的香。
走过“米苔目”和肉糠的摊子，我带她在一锅蚵仔面线前站住。
“要不要吃一碗？”
她惊奇地看着那粘糊糊的线面，同意了，我给她叫了一碗，自己站在旁边看她吃。
她吃完一碗说：
“太好吃了，我还要一碗！”
我又给她叫了一碗。
以后，她变成了蚵仔面线迷，又以后，不知怎么演变了，家里竟定出了一个法定的蚵仔面线日，规定每星期二一定要带他们吃一次，作为消夜。这件事原来也没有认真，但直到有一天，因为有事不能带他们去，小女儿竟委屈地躲在床上偷哭，我们才发现事情原来比我们想象的要顶真。
那以后，到了星期二，即使是下雨，我们也只得去端一碗回来。不下雨的时候，我们便手拉手的去那摊边坐下，一边吃，一边看满街流动的彩色和声音。
一碗蚵仔面线里，有我们对这块土地的爱。
一个湖南人，一个江苏人，在这个岛上相遇，相爱，生了一儿一女，四个人坐在街缘的摊子上，摊子在永康街（多么好听的一条街），而台北的街市总让我又悲又喜，环着永康的是连云，是临沂，是丽水，是青田（出产多么好的石头的地方啊！）而稍远的地方有属于孩子妈妈原籍的那条铜山街，更远一点，有属于孩手父亲的长沙街，我出生的地方叫金华，金华如今是一条街，我住过的地方是重庆和南京和柳州，重庆、南京和柳州各是一条路，临别那块大陆是在广州，一到广州街总使我黯然，下船的地方是基隆，奇怪，连基隆也有一条路。
台北的路伸出纵横的手臂抱住中国的版图，而台北却又不失其为台北。
只是吃一碗蚵仔面线，只是在小小窄窄的永康街，却有我们和我们儿女对这块土地无限的爱。
结了疤，并且再长新芽，以供我下次攀摘。
我把树芽带回台北，放在冰箱里，不时取出几枝，切碎，和蛋，炒得喷香的放在餐桌上，我的丈夫和孩子争着嚷着炒得太少了。
我把香椿挟进嘴里，急急地品味那奇异的芳烈的气味，世界仿佛一刹时凝止下来，浮士德的魔鬼给予的种种尘世欢乐之后仍然迟迟说不出口的那句话，我觉得我是能说的。
“太完美了，让时间在这一瞬间停止吧！”
不纯是为了那树芽的美味，而是为了那背后种种因缘，岛上最南端的小城，城里的老宅，老宅的故园，园中的树，象征父亲也象征母亲的树。
万物于人原来蚵以如此亲和的。吃，原来也可以像宗教一般庄严肃穆的。
韭菜合子
我有时候绕路跑到信义路四段，专为买几个韭菜合子。
我不喜欢油炸的那种，我喜欢干炕的。买韭菜合子的时候，心情照例是开朗的，即使排队等也觉高兴——因为毕竟证明吾道不孤，有那么多人喜欢它！我喜欢看那两个人合作无间的一个杆，一个炕，那种美好的搭配间仿佛有一种韵律似的，那种和谐不下于钟跟鼓的完美韵律，或日跟夜的循环交错的完美韵律。
我其实并不喜欢韭菜的冲味，但却仍旧去买——只因为喜欢买，喜欢看热烫鼓腹的合子被一把长铁叉翻取出来的刹那。
我又喜欢“合子”那两个字，一切“有容”的食物都令我觉得神秘有趣，像包子、饺子、春卷，都各自含容着一个奇异的小世界，像宇宙包容着银河，一只合子也包容着一片小小的乾坤。
合子是北方的食物，一口咬下仿佛能咀嚼整个河套平原，那些麦田，那些杂粮，那些硬茧的手！那些一场骤雨乍过在后院里新剪的春韭。
我爱这种食物。
有一次，我找到漳州街，去买山东煎饼（一种杂粮混制的极薄的饼），但去晚了，房子拆了，我惆怅的站在路边，看那跋扈的大厦傲然地在搭钢筋，我不知到哪里去找那失落的饼。
而韭菜合子侥幸还在满街贩卖。
我是去买一样吃食吗？抑是去找寻一截可以摸可以嚼的乡愁？
瓜子
丈夫喜欢瓜子，我渐渐也喜欢上了，老远也跑到西宁南路去买，因为他们在封套上印着“徐州”两个字。徐州是我没有去过的故乡。
人是一种麻烦的生物。
我们原来不必有一片屋顶的，可是我们要。
屋顶之外原来不必有四壁的，可是我们要。
四壁之间又为什么非有一盏秋香绿的灯呢？灯下又为什么非有一张桌子呢？桌子上摆完了三餐又为什么偏要一壶茶呢？茶边凭什么非要碟瓜子不可呢？
可是，我们要，因为我们是人，我们要属于自己的安排。
欲求，也可以是正大光明的，也可以是“此心可质天地的”偶尔，夜深时，我们各自看着书或看着报，各自嗑着瓜子，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下一句也许是愁烦小女儿不知从哪里搞来一只猫，偷偷放在阳台上养，中间一句也许是谈一个二十年前老友的婚姻，而下面一句也许忽然想到组团到美国演出还差多少经费。
我们说着话，瓜子壳渐渐堆成一座山。
许多事，许多事，许多说了的和没说的全在嗑瓜子的时刻完成。
孩子们也爱瓜子，可是不会嗑，我们把嗑好的白白的瓜子仁放在他们白白的小手上，他们总是一口吃了，回过头来说：“还要！”
我们笑着把他们支走了。
嗑瓜子对我来说是过年的项目之一。小时候，听大人说：“有钱天天过年，没钱天天过关。”
而嗑瓜子让我有天天过年的感觉。
事实上，哪一夜不是除夕呢？每一夜，我们都要告别前身，每一黎明，我们都要面对更新的自己。
今夜，我们要不要一壶对坐，就着一灯一桌共一盘瓜子，说一兜说不完的话？
蚵仔面线
我带小女儿从永康街走，两侧是饼香葱香以及烤鸡腿烤玉米烤蕃薯的香。
走过“米苔目”和肉糠的摊子，我带她在一锅蚵仔面线前站住。
“要不要吃一碗？”
她惊奇地看着那粘糊糊的线面，同意了，我给她叫了一碗，自己站在旁边看她吃。
她吃完一碗说：
“太好吃了，我还要一碗！”
我又给她叫了一碗。
以后，她变成了蚵仔面线迷，又以后，不知怎么演变了，家里竟定出了一个法定的蚵仔面线日，规定每星期二一定要带他们吃一次，作为消夜。这件事原来也没有认真，但直到有一天，因为有事不能带他们去，小女儿竟委屈地躲在床上偷哭，我们才发现事情原来比我们想象的要顶真。
那以后，到了星期二，即使是下雨，我们也只得去端一碗回来。不下雨的时候，我们便手拉手的去那摊边坐下，一边吃，一边看满街流动的彩色和声音。
一碗蚵仔面线里，有我们对这块土地的爱。
一个湖南人，一个江苏人，在这个岛上相遇，相爱，生了一儿一女，四个人坐在街缘的摊子上，摊子在永康街（多么好听的一条街），而台北的街市总让我又悲又喜，环着永康的是连云，是临沂，是丽水，是青田（出产多么好的石头的地方啊！）而稍远的地方有属于孩子妈妈原籍的那条铜山街，更远一点，有属于孩手父亲的长沙街，我出生的地方叫金华，金华如今是一条街，我住过的地方是重庆和南京和柳州，重庆、南京和柳州各是一条路，临别那块大陆是在广州，一到广州街总使我黯然，下船的地方是基隆，奇怪，连基隆也有一条路。
台北的路伸出纵横的手臂抱住中国的版图，而台北却又不失其为台北。
只是吃一碗蚵仔面线，只是在小小窄窄的永康街，却有我们和我们儿女对这块土地无限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