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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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作出牺牲了吗?因为我要尽全力去作斗争,法蒂玛,不要在佣人们跟前说这些,隔墙有耳,但是,塔拉特先生,你本就没有必要再跟我说滚了,我本来就不会再在该死的伊斯坦布尔这个窑子里呆下去了,但是,法蒂玛,我们去哪儿呢,你倒是说句话呀!我一声不吭,我在想,他还像个孩子。是的,魔鬼只能把个孩子欺骗成这样,我明白了,我和一个用三本书就可以把他引上歧途的一个孩子结了婚。那天半夜,我出了我的房间,天很热,我想喝点什么,看他屋里亮着灯,我就走了过去,悄悄地打开门一看:塞拉哈亭的胳膊肘撑在桌子上,手捧着脑袋在哭,昏暗的灯往那哭泣着的脸上投射出了丑陋的光。从来都在桌上放着的头盖骨也在望着正在哭泣的大男人。我悄悄地拉上了门,去到厨房喝了杯水,想道,真像个孩子,真像。
我慢慢地从床上起来,坐到了桌旁,看着那长颈大肚玻璃瓶。水在里面一动不动,它是怎么做到的?我似乎对此感到吃惊了,似乎这一玻璃瓶的水是那么一种让人感到吃惊的东西。有一次,我用杯子罩住了一只蜜蜂。每当我心烦的时候我就从床上起来看看它:它在杯子中转悠了两天两夜,一直到它明白没有任何出路为止,然后缩在一边一动不动地呆着,明白除了等待,除了毫无目的地等待之外已经无事可做了。这样一来我就对它感到厌烦、恶心了,我打开百叶窗,蹭着桌子把杯子移到了桌边,拿开杯子让它飞走,但这蠢货没有飞走!它就那么呆在桌子上。我叫来了雷吉普,让他把这恶心的虫子碾死。他撕了一点报纸,小心地抓住蜜蜂,从窗户扔了下去。他不忍把它杀死。他也和它们一样。
我倒了杯水,慢慢地把水喝完了。我做些什么好呢?我站了起来,上了床,侧身枕到枕头上,回想着在这儿建这栋房子的时候,塞拉哈亭常常拉着我的手带我到处看一看:这里将会是我的诊所,这里是饭厅,这里是欧式厨房;我给孩子们每人盖一个房间,因为每个人都要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发展自己的个性,是的,法蒂玛,我想要三个孩子;正如你所看到的,每扇窗户我都没让人装上笼子,那是多么丑陋的话,女人都是鸟吗,都是牲口吗,我们大家都是自由的,你也可以扔下我离开,我们也和他们一样在那儿安上百叶窗,法蒂玛,你也别说这说那了,那也不是封闭阳台,阳台是突出的那部分的名字,通向自由的是窗户,多美的景象啊,不是吗,法蒂玛,伊斯坦布尔应该就在老远的那片云彩的下面,好在我们在五十公里远的盖布泽下了火车,时间很快就会过去的,我不相信他们那混蛋政府能够长此以往,也许房子还没盖好,那些联合主义分子就倒台了呢,我们就可以马上回伊斯坦布尔了,法蒂玛
后来房子盖好了,我的多昂也出生了,接着又发生了战争,但该死的联合主义分子政府还是没倒台,塞拉哈亭便对我说,法蒂玛,你去一趟伊斯坦布尔吧,塔拉特对我下了禁令,但没有禁止你,你为什么不去呢,你可以去看看你母亲,看看你父亲,可以去拜访一下徐克路先生的女儿们,你可以去买点东西,可以买点新衣服穿,至少可以穿上你在这儿日夜踩着缝纫机、熬肿了漂亮的双眼做的和织的衣服去给你母亲看看,他说,法蒂玛,你为什么不去呢?但我说,不,塞拉哈亭,我们一起去,等他们倒台之后我们一起去。但他们却老是倒不了台。后来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塞拉哈亭的报纸要晚三天到,但他已不像以前一样一看到报纸就抢着看了,对于那些关于巴勒斯坦、加利奇亚和达达尼尔战争的消息也漠不关心了,有些天晚饭后他甚至都忘了去随便翻翻报纸了,因此是我先看到了那份报纸),联合主义者们倒台了,我就把这份报纸像一个熟透了的果子一样放在了他的盘子上。当他放下百科全书,下来吃午饭时,立刻就看到了那份报纸和那条新闻,因为报纸上的字写得很大很大。他看了,什么也没说。我也没问,但我听到我头顶上的脚步声到了晚上都没有停歇,我明白了,整个一下午他的百科全书都没动一个字。晚饭时塞拉哈亭还是什么也没说,我便这么说道:看到了吧,塞拉哈亭,他们倒台了。哈,是的,他说,政府不是倒台了吗,联合主义者们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逃跑了,我们也战败了!他不敢看我的眼睛,我们什么话也不说。晚饭后,他还是没有看我的眼睛,就像是提起什么想要忘掉的罪过似的扭扭捏捏地说道:法蒂玛,等我写完百科全书后我们就回伊斯坦布尔,因为对于我要做的百科全书这一大事来说,伊斯坦布尔那些混蛋们称之为政治的那些日常事务和微不足道的事情就什么也不是了,我在这儿所做的事情更加意义深远,更加伟大,几百年之后仍会有影响;我没有权利半途而废,法蒂玛,我现在就上楼去,塞拉哈亭说完就上了楼。就这样,那部该死的百科全书他又写了三十年,直到他发现自己得了绝症,发现之后又在无法忍受的病痛之中写了四个月,一直写到口吐鲜血,直至死去,而正因为他写了这部百科全书,我在这儿呆了七十年(塞拉哈亭,我惟一要感谢你的也就这一点),我就在天堂堡垒,摆脱了你所谓的“未来的伊斯坦布尔和没有宗教的政府”这一罪孽,不是吗,我法蒂玛已经摆脱掉了,你可以安稳地睡了
但我睡不着,听着远方来的火车的声音,听着它的汽笛声,接着是机车声和轰隆声。以前我很喜欢这种声音。我会想像着远方没有罪孽的国家、土地、房屋、花园。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很容易上当受骗。又一列火车过去了,我已经听不到了。去哪儿了,不要想!我头枕着的地方有点热了,我便翻了个身。头一枕下就感到现在耳朵下面很凉爽。冬天晚上常常很冷,但谁也不往谁跟前靠。塞拉哈亭睡觉时打呼噜,我很讨厌他嘴里冒出来的葡萄酒味,我就会去到旁边的房间,在冰冷的屋里坐着。有一次我进了另外一个房间,想要看看他写的东西,看看他从早到晚都写了些什么。他写了人类的祖先——大猩猩这一词条——今天,当我们见证了科学在西方展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发展后,有关真主安拉的存在这一问题已经作为一个可笑的问题被抛置一边的时候,他写了这一条——他写道,如今东方仍在中世纪深邃而可恶的黑暗中沉睡,这并没有令我们这一小撮知识分子感到绝望,相反地,它激起了我们巨大的工作热情,因为很明显地,我们不是简单地把这一科学从那儿搬到这儿,而是不得不要重新去发现;他还写道,要在更短的时间内弥补东西方之间几百年的差距,现在,当快要进入这一项伟大工程的第八个年头时,我看到,有那么一些变傻了的人群,他们害怕真主——我的主啊,法蒂玛,别看了,但我还在看下去——他写道,也就是说,为了唤醒一群麻木的人,我不得不做一堆奇怪的事情,这些事情在那些发达国家里看起来是相当滑稽可笑的;他写道,要是我有一个能够诉说所有这些事情的朋友就好了,不,就像我一个朋友都没有一样,我现在对这个冷漠的女人也绝望了,你完全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塞拉哈亭;他把明天要做的事情写到了一小片纸上;他写道,利用波利考斯基书中的地图来绘制鹳类和鸟类的迁徙图,为了向那些麻木的人们证明真主并不存在,他举了三个简单的例子。但是不行,我看不下去了,够了,法蒂玛,我飞快地扔掉了那些罪恶的纸片,逃离了冰凉的房间,这是个充满诅咒的房间,甚至到他死后的那个寒冷的下雪天为止我都没再进去过。第二天早上,塞拉哈亭马上就知道了:昨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你进我的房间了吧,法蒂玛?我不说话。你进了我的房间,翻看了那些纸片,是吧,法蒂玛?我不说话。你翻过了,把顺序弄乱了,有些还被你弄掉在了地上,法蒂玛,算了,没什么大不了,你想看就可以看,看吧!我不说话。你看过了,不是吗,好极了,做得好,法蒂玛,你有什么想法?我就是不说话。你知道我一直想这样,不是吗,看吧,法蒂玛。读书是最美好的事情,去读,去了解吧,因为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做,啊?我不说话。你要是看了书悟出了道理的话,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法蒂玛,哎呀,生活中要做的事情真是太多太多了。太多了!
不,非常少——我已经九十岁了,我知道,非常少——物品,房间;我望着,看着;从这儿到那儿;然后就又过了一段时间;从一个怎么都关不紧的水龙头里不断滴下的水滴:在我的身体和头脑中,现在是刚才,刚才则是现在,眼睛闭上又睁开,窗户推开又关上,白天黑夜,接着又是一个早晨;但我从不会上当受骗。我还是会等待。他们明天来。你好,你好!祝你长寿。他们会亲吻我的手,会对我笑——那俯向我手的脑袋上的头发真是奇怪。您好吗,您好吗奶奶?像我这样的人能说什么呢?我活着,等待着。坟墓,尸体。来吧,睡意,来吧。
我在床上翻了个身。连蟋蟀的叫声也已经听不到了。蜜蜂也飞走了。早上还有些什么呢?早上屋顶上会有乌鸦、喜鹊我可以早点醒来,听听它们的叫声。喜鹊真的是小偷吗?一只喜鹊偷了皇后、公主们的珠宝,很快她们就追它。我很好奇那只鸟是怎么带着那么重的东西飞的。这些鸟是怎么飞的呢?气球、齐柏林式飞艇和那个孩子,塞拉哈亭曾这么写道:林白是怎么飞的呢?要是他喝的不是一瓶而是两瓶的话,他就会忘记我不会去听,就会在饭后说起来。法蒂玛,今天我写了有关飞机、鸟类以及有关飞行的东西,这几天我就快完成“空气”这一词条了,你听着:空气并不是什么都没有,法蒂玛,它里面含有许多颗粒,就像水上的船一样,吃多少水就有多少水那么重。我,不,我不懂气球和齐柏林式飞艇是怎么飞的,但塞拉哈亭很激动,他一直在说,最后扯着嗓子喊出了一个每次都相同的结论:看吧,人们应该了解这些事情,了解一切事物,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一部百科全书;人们如果了解了整个自然和社会科学,真主就不会存在了,我们也一样。但是我已经不听你说了!他要是再喝了第三瓶的话,我也不听他那咆哮着所说的话:是的,没有真主,法蒂玛,只有科学。你的真主死了,蠢女人!然后除了喜欢和厌恶自己,已不存在任何可以信仰的东西,这时候他会陷入丑陋的欲望,奔向花园里的木屋。别想了,法蒂玛。一个佣人别想了两个都有病!想点别的吧!美好的早晨,古老的花园,马车来吧,睡意,来吧。
我像只猫一样小心地伸了一下手,床头的灯就灭了。寂静的黑暗!但从窗户缝里有几丝微弱的光线渗进来,我知道。我已经看不到家具了,它们摆脱了我的视线,静静地进入了自己的世界,就好像在说没有我它们也能一动不动地呆在原地了,但我了解你们:你们就在那儿,家具,你们就在那儿,就在我旁边,像是我感觉到了你们。偶尔有谁发出吱呀声,我认得这个声音,它并不陌生,我也想发出点什么声音。我想:我们所身处的这个被称为空间的东西是多么奇怪啊!表嘀嗒嘀嗒地响着,把它割裂了开来。坚决又执着。一个念头,接着是另一个念头。然后就到了早上,他们来了。你好,你好!我睡着了,又醒了,时间过去了,我睡得很好。他们来了,老夫人,他们来了!在我等的时候又听到了一列火车的汽笛声。去哪儿?再见!去哪儿,法蒂玛,去哪儿?我们要走了,妈妈,他们禁止我们待在伊斯坦布尔。你的那些戒指拿了吗?拿了!缝纫机呢?也带了。你的钻石、珍珠呢?你的一生当中会需要它们的,法蒂玛。你可得快点回来呀!别哭了,妈妈。箱子、行李正在装上火车。我还没能生下一个孩子,我们就要上路了,我要和我的丈夫一起被流放到远方,谁知道会被流放到哪个国家,我们上火车了,你们望着我们,我挥了挥手,再见了,爸爸,再见了,妈妈,你们看,我走了,要去远方了。
好作出牺牲了吗?因为我要尽全力去作斗争,法蒂玛,不要在佣人们跟前说这些,隔墙有耳,但是,塔拉特先生,你本就没有必要再跟我说滚了,我本来就不会再在该死的伊斯坦布尔这个窑子里呆下去了,但是,法蒂玛,我们去哪儿呢,你倒是说句话呀!我一声不吭,我在想,他还像个孩子。是的,魔鬼只能把个孩子欺骗成这样,我明白了,我和一个用三本书就可以把他引上歧途的一个孩子结了婚。那天半夜,我出了我的房间,天很热,我想喝点什么,看他屋里亮着灯,我就走了过去,悄悄地打开门一看:塞拉哈亭的胳膊肘撑在桌子上,手捧着脑袋在哭,昏暗的灯往那哭泣着的脸上投射出了丑陋的光。从来都在桌上放着的头盖骨也在望着正在哭泣的大男人。我悄悄地拉上了门,去到厨房喝了杯水,想道,真像个孩子,真像。
我慢慢地从床上起来,坐到了桌旁,看着那长颈大肚玻璃瓶。水在里面一动不动,它是怎么做到的?我似乎对此感到吃惊了,似乎这一玻璃瓶的水是那么一种让人感到吃惊的东西。有一次,我用杯子罩住了一只蜜蜂。每当我心烦的时候我就从床上起来看看它:它在杯子中转悠了两天两夜,一直到它明白没有任何出路为止,然后缩在一边一动不动地呆着,明白除了等待,除了毫无目的地等待之外已经无事可做了。这样一来我就对它感到厌烦、恶心了,我打开百叶窗,蹭着桌子把杯子移到了桌边,拿开杯子让它飞走,但这蠢货没有飞走!它就那么呆在桌子上。我叫来了雷吉普,让他把这恶心的虫子碾死。他撕了一点报纸,小心地抓住蜜蜂,从窗户扔了下去。他不忍把它杀死。他也和它们一样。
我倒了杯水,慢慢地把水喝完了。我做些什么好呢?我站了起来,上了床,侧身枕到枕头上,回想着在这儿建这栋房子的时候,塞拉哈亭常常拉着我的手带我到处看一看:这里将会是我的诊所,这里是饭厅,这里是欧式厨房;我给孩子们每人盖一个房间,因为每个人都要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发展自己的个性,是的,法蒂玛,我想要三个孩子;正如你所看到的,每扇窗户我都没让人装上笼子,那是多么丑陋的话,女人都是鸟吗,都是牲口吗,我们大家都是自由的,你也可以扔下我离开,我们也和他们一样在那儿安上百叶窗,法蒂玛,你也别说这说那了,那也不是封闭阳台,阳台是突出的那部分的名字,通向自由的是窗户,多美的景象啊,不是吗,法蒂玛,伊斯坦布尔应该就在老远的那片云彩的下面,好在我们在五十公里远的盖布泽下了火车,时间很快就会过去的,我不相信他们那混蛋政府能够长此以往,也许房子还没盖好,那些联合主义分子就倒台了呢,我们就可以马上回伊斯坦布尔了,法蒂玛
后来房子盖好了,我的多昂也出生了,接着又发生了战争,但该死的联合主义分子政府还是没倒台,塞拉哈亭便对我说,法蒂玛,你去一趟伊斯坦布尔吧,塔拉特对我下了禁令,但没有禁止你,你为什么不去呢,你可以去看看你母亲,看看你父亲,可以去拜访一下徐克路先生的女儿们,你可以去买点东西,可以买点新衣服穿,至少可以穿上你在这儿日夜踩着缝纫机、熬肿了漂亮的双眼做的和织的衣服去给你母亲看看,他说,法蒂玛,你为什么不去呢?但我说,不,塞拉哈亭,我们一起去,等他们倒台之后我们一起去。但他们却老是倒不了台。后来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塞拉哈亭的报纸要晚三天到,但他已不像以前一样一看到报纸就抢着看了,对于那些关于巴勒斯坦、加利奇亚和达达尼尔战争的消息也漠不关心了,有些天晚饭后他甚至都忘了去随便翻翻报纸了,因此是我先看到了那份报纸),联合主义者们倒台了,我就把这份报纸像一个熟透了的果子一样放在了他的盘子上。当他放下百科全书,下来吃午饭时,立刻就看到了那份报纸和那条新闻,因为报纸上的字写得很大很大。他看了,什么也没说。我也没问,但我听到我头顶上的脚步声到了晚上都没有停歇,我明白了,整个一下午他的百科全书都没动一个字。晚饭时塞拉哈亭还是什么也没说,我便这么说道:看到了吧,塞拉哈亭,他们倒台了。哈,是的,他说,政府不是倒台了吗,联合主义者们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逃跑了,我们也战败了!他不敢看我的眼睛,我们什么话也不说。晚饭后,他还是没有看我的眼睛,就像是提起什么想要忘掉的罪过似的扭扭捏捏地说道:法蒂玛,等我写完百科全书后我们就回伊斯坦布尔,因为对于我要做的百科全书这一大事来说,伊斯坦布尔那些混蛋们称之为政治的那些日常事务和微不足道的事情就什么也不是了,我在这儿所做的事情更加意义深远,更加伟大,几百年之后仍会有影响;我没有权利半途而废,法蒂玛,我现在就上楼去,塞拉哈亭说完就上了楼。就这样,那部该死的百科全书他又写了三十年,直到他发现自己得了绝症,发现之后又在无法忍受的病痛之中写了四个月,一直写到口吐鲜血,直至死去,而正因为他写了这部百科全书,我在这儿呆了七十年(塞拉哈亭,我惟一要感谢你的也就这一点),我就在天堂堡垒,摆脱了你所谓的“未来的伊斯坦布尔和没有宗教的政府”这一罪孽,不是吗,我法蒂玛已经摆脱掉了,你可以安稳地睡了
但我睡不着,听着远方来的火车的声音,听着它的汽笛声,接着是机车声和轰隆声。以前我很喜欢这种声音。我会想像着远方没有罪孽的国家、土地、房屋、花园。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很容易上当受骗。又一列火车过去了,我已经听不到了。去哪儿了,不要想!我头枕着的地方有点热了,我便翻了个身。头一枕下就感到现在耳朵下面很凉爽。冬天晚上常常很冷,但谁也不往谁跟前靠。塞拉哈亭睡觉时打呼噜,我很讨厌他嘴里冒出来的葡萄酒味,我就会去到旁边的房间,在冰冷的屋里坐着。有一次我进了另外一个房间,想要看看他写的东西,看看他从早到晚都写了些什么。他写了人类的祖先——大猩猩这一词条——今天,当我们见证了科学在西方展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发展后,有关真主安拉的存在这一问题已经作为一个可笑的问题被抛置一边的时候,他写了这一条——他写道,如今东方仍在中世纪深邃而可恶的黑暗中沉睡,这并没有令我们这一小撮知识分子感到绝望,相反地,它激起了我们巨大的工作热情,因为很明显地,我们不是简单地把这一科学从那儿搬到这儿,而是不得不要重新去发现;他还写道,要在更短的时间内弥补东西方之间几百年的差距,现在,当快要进入这一项伟大工程的第八个年头时,我看到,有那么一些变傻了的人群,他们害怕真主——我的主啊,法蒂玛,别看了,但我还在看下去——他写道,也就是说,为了唤醒一群麻木的人,我不得不做一堆奇怪的事情,这些事情在那些发达国家里看起来是相当滑稽可笑的;他写道,要是我有一个能够诉说所有这些事情的朋友就好了,不,就像我一个朋友都没有一样,我现在对这个冷漠的女人也绝望了,你完全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塞拉哈亭;他把明天要做的事情写到了一小片纸上;他写道,利用波利考斯基书中的地图来绘制鹳类和鸟类的迁徙图,为了向那些麻木的人们证明真主并不存在,他举了三个简单的例子。但是不行,我看不下去了,够了,法蒂玛,我飞快地扔掉了那些罪恶的纸片,逃离了冰凉的房间,这是个充满诅咒的房间,甚至到他死后的那个寒冷的下雪天为止我都没再进去过。第二天早上,塞拉哈亭马上就知道了:昨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你进我的房间了吧,法蒂玛?我不说话。你进了我的房间,翻看了那些纸片,是吧,法蒂玛?我不说话。你翻过了,把顺序弄乱了,有些还被你弄掉在了地上,法蒂玛,算了,没什么大不了,你想看就可以看,看吧!我不说话。你看过了,不是吗,好极了,做得好,法蒂玛,你有什么想法?我就是不说话。你知道我一直想这样,不是吗,看吧,法蒂玛。读书是最美好的事情,去读,去了解吧,因为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做,啊?我不说话。你要是看了书悟出了道理的话,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法蒂玛,哎呀,生活中要做的事情真是太多太多了。太多了!
不,非常少——我已经九十岁了,我知道,非常少——物品,房间;我望着,看着;从这儿到那儿;然后就又过了一段时间;从一个怎么都关不紧的水龙头里不断滴下的水滴:在我的身体和头脑中,现在是刚才,刚才则是现在,眼睛闭上又睁开,窗户推开又关上,白天黑夜,接着又是一个早晨;但我从不会上当受骗。我还是会等待。他们明天来。你好,你好!祝你长寿。他们会亲吻我的手,会对我笑——那俯向我手的脑袋上的头发真是奇怪。您好吗,您好吗奶奶?像我这样的人能说什么呢?我活着,等待着。坟墓,尸体。来吧,睡意,来吧。
我在床上翻了个身。连蟋蟀的叫声也已经听不到了。蜜蜂也飞走了。早上还有些什么呢?早上屋顶上会有乌鸦、喜鹊我可以早点醒来,听听它们的叫声。喜鹊真的是小偷吗?一只喜鹊偷了皇后、公主们的珠宝,很快她们就追它。我很好奇那只鸟是怎么带着那么重的东西飞的。这些鸟是怎么飞的呢?气球、齐柏林式飞艇和那个孩子,塞拉哈亭曾这么写道:林白是怎么飞的呢?要是他喝的不是一瓶而是两瓶的话,他就会忘记我不会去听,就会在饭后说起来。法蒂玛,今天我写了有关飞机、鸟类以及有关飞行的东西,这几天我就快完成“空气”这一词条了,你听着:空气并不是什么都没有,法蒂玛,它里面含有许多颗粒,就像水上的船一样,吃多少水就有多少水那么重。我,不,我不懂气球和齐柏林式飞艇是怎么飞的,但塞拉哈亭很激动,他一直在说,最后扯着嗓子喊出了一个每次都相同的结论:看吧,人们应该了解这些事情,了解一切事物,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一部百科全书;人们如果了解了整个自然和社会科学,真主就不会存在了,我们也一样。但是我已经不听你说了!他要是再喝了第三瓶的话,我也不听他那咆哮着所说的话:是的,没有真主,法蒂玛,只有科学。你的真主死了,蠢女人!然后除了喜欢和厌恶自己,已不存在任何可以信仰的东西,这时候他会陷入丑陋的欲望,奔向花园里的木屋。别想了,法蒂玛。一个佣人别想了两个都有病!想点别的吧!美好的早晨,古老的花园,马车来吧,睡意,来吧。
我像只猫一样小心地伸了一下手,床头的灯就灭了。寂静的黑暗!但从窗户缝里有几丝微弱的光线渗进来,我知道。我已经看不到家具了,它们摆脱了我的视线,静静地进入了自己的世界,就好像在说没有我它们也能一动不动地呆在原地了,但我了解你们:你们就在那儿,家具,你们就在那儿,就在我旁边,像是我感觉到了你们。偶尔有谁发出吱呀声,我认得这个声音,它并不陌生,我也想发出点什么声音。我想:我们所身处的这个被称为空间的东西是多么奇怪啊!表嘀嗒嘀嗒地响着,把它割裂了开来。坚决又执着。一个念头,接着是另一个念头。然后就到了早上,他们来了。你好,你好!我睡着了,又醒了,时间过去了,我睡得很好。他们来了,老夫人,他们来了!在我等的时候又听到了一列火车的汽笛声。去哪儿?再见!去哪儿,法蒂玛,去哪儿?我们要走了,妈妈,他们禁止我们待在伊斯坦布尔。你的那些戒指拿了吗?拿了!缝纫机呢?也带了。你的钻石、珍珠呢?你的一生当中会需要它们的,法蒂玛。你可得快点回来呀!别哭了,妈妈。箱子、行李正在装上火车。我还没能生下一个孩子,我们就要上路了,我要和我的丈夫一起被流放到远方,谁知道会被流放到哪个国家,我们上火车了,你们望着我们,我挥了挥手,再见了,爸爸,再见了,妈妈,你们看,我走了,要去远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