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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是在七月四日这天他们又把我屁股底下的椅子抽走了，事先并没有告知我。大洋彼岸的某个大人物决定要省钱，裁减校对员和可怜的打字员，使他能付来回旅费和住里兹饭店富丽堂皇的房间的房租。我付清累积欠排字工的小笔债务，又给马路对面的小酒馆送了一份礼以便继续赊帐，这样一来最后一次工资就所剩无几了。我只得通知旅馆老板我要搬走，我没有告诉他原因，因为那会使他担心他那微不足道的两百法郎。
如果丢掉了工作你怎么办？”这话始终在我耳边回荡，现在好了！完蛋了！除了再上街去没有什么事可做，步行、四处转悠、坐在长椅上消磨时间。现在蒙帕纳斯的人当然都认识我了，我还可以装一阵，假装我仍在报社工作，这样讨一顿早饭或晚饭吃也容易些。正值夏季，旅游者在大量涌来，我已想好了骗他们钱的法子。“你要干什么”嗯，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不愿意饿死。如果我什么都不干，一门心思只想着吃的，自己便会免于崩溃。一两周之内我还可以照常去保罗先生的餐馆，每天晚上饱餐一顿，他不会知道我是否还在工作。要紧的是吃饭，其余的托付给上帝好了。
我自然会竖起耳朵打探有什么办法能混一点儿饭吃，我结交了一批新人——以前百般设法躲开的讨厌的人，我厌恶的酒鬼、有几个钱的艺术家、古根海姆基金得主等。你若一天十二个时蹲在露天咖啡座上，交朋友便不是什么难事。你渐渐认得了蒙帕纳斯的每一个酒鬼，他们像虱子一样凑在你身边，哪怕你除了自己的耳朵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给他们。
现在我失去了工作，卡尔和范诺登又有话说了“你妻子现在来了怎么办？”唉，那又怎样？要喂的不是一张嘴，而是两张嘴了，我在逆境中将有人陪伴了。假如她的美貌未衰，也许我会过得比一个人时好些——这个世界绝不会允许一个美貌女人饿死。我不能指望塔尼亚为我故什么，她在给西尔维斯特寄钱。
起初我还幻想她也许会让我跟她一起住，可她怕连累自己，再说她必须对她的老板好一些。
当你穷困潦倒时首先要求助的便是犹太人，我手头几乎一下子就有了三个，全是充满同情心的好人。一个是退休的皮货商人，他极渴望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因此他提议我写一组文章，用他的名字投到纽约一家犹太人的日报上。我还得在多姆饭店和库波勒饭店附近一带搜寻有名气的犹太人，我找到的第一个是一位著名的数学家，一个英文词也不会说。我得根据他留在纸餐巾上的图表写出激波理论，同时还得描述爱因斯坦的观点，这一切只得到二十五法郎。在报上看到我的文章后，连我自己也读不懂，不过这些文章都很像回事儿，这也就行了，尤其是添上那个皮货商的笔名后。
在这段时间里我写了很多用笔名发表的文章。埃德加一基内林荫大道上那家新的大妓院开张时我捞了一点儿，那是给我写宣传小册子的酬劳，也就是一瓶香摈和在一间埃及式房间里免费嫖一次。如果我带来一个顾客还能得到佣金，正像以前凯皮干的一样。有一夜我把范诺登带来了，他要通过自己在楼上享乐的方式让我挣几个钱。可是老鸨听说他是记者后怎么也不收他的钱，又让他免费喝了一瓶香摈，免费嫖了一回，我却从中什么也没得到。事实上，我还得替他写这篇报道，因为他想不出如何传开这件事而又只字不提这是怎样一个地方。这样的事情一件接一件，我被人捉弄得够劲儿。
最糟的差事是我应承为一个聋哑心理学家写一篇论文，是讲如何照顾跛孩子的。我的脑子里塞满了各种有关疾并夹板、工作台和新鲜空气的理论。这篇论文断断续续写了六个星期，更倒霉的是，我还得校对这鬼东西。这是用法语写的，一种我平生不曾见过听过的法语。不过它每天给我带来一顿丰盛的早饭，一顿美式早餐，有桔汁、燕麦片粥、奶油、咖啡，有时还变花样，有火腿鸡蛋。我在巴黎期间只有这一段能吃到像样的早餐！
这多亏了纽约曼哈顿东区罗克威海滩上的跛孩子以及毗邻小湾、小叉里令人伤心的景象。
有一天我碰巧遇到一个摄影师，他在为慕尼黑某个性欲倒错的人拍一套巴黎下流场所的照片。他问我愿不愿脱下裤子摆好姿式让他照，还有其他一些动作。我想到那些瘦得皮包骨的小矮个儿，他们看上去像旅馆侍者和送信的。人们有时会在书店橱窗里摆的色情明信片上看到这些人物，他们是今天鲁纳街和巴黎其他臭名昭著的地方的神秘幽灵。我不大喜欢在这些社会精英面前展示自己身体的这个主意，可是这个摄影师向我保证这些照片将会严格地由私人收藏，而且最终要拿到慕尼黑去，我便应允了。当你远离家乡时你会允许自己稍稍放荡一场，尤其是出于一个值得的、替自己挣口饭吃的动机。回想起来我毕竟不是一个过于拘谨的人，甚至在纽约时也不是这样。在那儿有时夜里我那么狼狈，不得不出去在邻里间乞讨。
我们不去旅游者熟悉的参观游览场所，而是到一些小地方去，那儿的气氛更合适一些。我们可以下午去那儿，先玩一会儿纸牌再干活。这位摄影师是个好游伴，他十分熟悉这个城市，尤其是这儿的墙。他常跟我谈起歌德、霍亨斯陶芬王朝时代及黑死病流行期间对犹太人的屠杀。这都是有趣的话题，而且总与他正在做的事情有某些含混的联系。他对电影剧本也颇有研究，有一些惊人的见解，不过谁也没有胆量去实施他的意见，看到一匹像沙龙门那样被劈开的马会激发他大谈但丁或达芬奇或雷姆卜兰特，他会从维莱特的屠宰场跳上一辆出租车带我赶到特卡德奥博物馆，为的是指给我看使他着迷的一块头骨或一具木乃伊。我们仔细游览了第五、第十三、第十九和第二十区，我们最喜欢的休息地点都是阴郁的小地方，比如国家广场白杨树广尝护墙广场保罗一魏尔伦广场许多地方是我本来就熟悉的，可是听了他的独到见解后我对所有这些地方有了全然不同的看法。比如说，如果今天我碰巧沿着霍尔城堡街散步，吸进了医院床上发出的恶臭味——这股臭味在第十三区弥漫——那么我的鼻孔一定会快活地张大，因为这股气味同放置很久的死尸和甲醛气味混合后便会产生另一种气味，这是我们在想象中穿过黑死病酿成的欧洲尸骨陈列所的旅途中会闻到的种种气味。
通过这个摄影师我认识了一个唯灵论者，他叫克鲁格，是一位雕刻家兼画家。出于某种原因克鲁格很喜欢我，当他发现我乐意倾听他的“深奥”见解后我简直无法从他身边逃开。对于这个世界上的某些人“深奥”这个词似乎具有一种灵丹妙药的功效，正像魔山中裴波尔克伦先生对“安居”的反应。
克鲁格是一个出了毛病的圣人、一个色情受虐狂、一个肛门类型的人，他遵循的法则是拘泥细节、正直和诚心实意，在休息日里他会毫无愧色地打掉一个人的牙齿，叫它落到此人的肚子里去。他似乎认为我已成熟了，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了。据他说是一个“更高阶段”我已作好准备进入他指定的任何阶段，只要不少吃的不少喝的就行。他唠唠叨叨地对我谈“线魂”、“成因体”、“切除”、奥义书、普洛提诺、讫里什那穆提、“灵魂的业力受职仪式”、“涅磐的知觉”全是从东方吹来的胡话，像瘟疫后散出的气息。有时他恍恍惚惚说起自己上一辈子的模样，至少是他想象中的模样，或者讲述他做过的梦。照我看这些梦十分平淡无奇，甚至不值得一位弗洛伊德主义者去费神，可是他自己却认为这都是深藏不露、奥秘难测的奇观，因而我一定要帮他解析这些梦。他把自己整个翻过来，像翻一件己磨光的外套一样。
我一点一点地取得了他的信任，我钻到他心里去了。我已把他掌握得牢牢的，他会在大街上追上我，看是否能借给我几个钱花。他想叫我活下去，以便活着完成向更高阶段的过渡。我就像树上一只正在成熟的梨，我不时出现退步，吐露我需要更多的尘世的滋养——去看一次狮身人面像或是去圣阿波罗街，我知道每当肉体的要求变得太强烈、每当他变得软弱时便要去那儿。
作为画家他一钱不值，作为雕刻家他更不值钱，可他是个好管家，这也就不错了，而且他还是一个十分节俭的管家，什么都不浪费，甚至连包肉的纸也不扔。每逢星期五晚上他便为同行艺术家们打开自己的画室，有很多饮料，很好的三明治，如果偶尔剩一点什么我第二天便来把它消灭掉。
在布里埃舞厅后面还有一家我常去的画室，那是马克斯威夫特的画室。假如这位刻薄的爱尔兰人不是天才当然也是一个怪才，他有一个犹太女人，是给他当模特儿的，他俩在一起已住了多年。现在他厌烦她了。正在找借口甩掉她，不过因为吃光了她当初带来的嫁妆，他现在正苦于找不到既不赔钱又能摆脱她的方法。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同她闹翻，迫使她宁愿饿死也不再忍受他的残酷行为。
他的这位情妇是个相当不错的女人，人们至多不过会说她已没有身材了，她养活他的能力也完蛋了。她自己也是画家，那些声称了解情况的人中流传这样一种说法，说她比他更有才能。
不论他待她多么苛刻她仍是公正的，她不允许别人说他不是一个大画家。她说，正是因为确有天才他才是这样一个不可救药的人。别人从未在墙上看到她的油画，只看到他的，她的作品都掖在厨房里了。有一次我也在场，有一个人坚持要看看她的作品，其结果很令人不快。斯威夫特用他的一只大脚指着她的一幅油画说“你看这一幅，站在门口的这个男人正要出去撤尿，他会找不到回来的路，因为他的头在再看看那边那幅裸体画画阴部之前她干得不错，我不明白她当时在想什么，可她把那儿画得那么大，画笔一脱手掉进去就再也捞不出来了。”
为了给我们讲解裸体画该是怎样的，他拖出一幅巨大的油画，这是他才画完的。画的是她，这是在犯罪心理激发下的绝妙报复，是一个疯子的作品——恶毒、琐屑、邪恶、机智。你会产生一种感觉，即他是透过锁眼窥视她的，是在她没有防备时画下她的——比方说她呆呆地掏鼻孔或搔屁股时。在画上，她坐在马鬃填的沙发上，呆在一间没有通风设备的房子里，一间没有窗子的巨大屋子，这儿活像松果腺的前叶，她身后是一道通向阳台的曲曲折折的楼梯，楼梯上铺着令人不愉快的绿色地毯，这种绿色只能出自一个快要毁灭的世界。最突出的东西是她的屁股，它一边大一边小，上面尽是疤痕，她像是微微从沙发上抬起了屁股，仿佛要放出一个响屁。她的面部却被斯威夫特理想化了，显得甜美而又纯洁，纯得像咳嗽药水。她的胸部被画得很大、被阴沟里的臭气充得胀大起来。她像一个放大了的胎儿，生着一副安琪儿的迟钝、甜蜜容貌，正在月经污血的海洋里游泳。
然而人们还是情不自禁地喜欢他，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人，一个脑子里除了绘画什么都不想的人，而且还狡猾得像一只山猫。正是他启发我想到去发展与菲尔莫的友谊，菲尔莫是一个在外交界供职的年轻人，他也加入了围着克鲁格和斯威夫特转的那一小批人。斯威夫特说“让他帮帮你，他钱多得不知道该怎么花。”
当一个人把自己的钱全花在自己身上时，当一个人用自己的钱过得十分舒适自在时，人们便总会说“他钱多得不知道该怎么花。”至于我，我看不出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可以花钱的地方。对于这些人，人们不能说他们大方或吝啬，他们毕竟把钱投入流通了——这才是要紧的。菲尔莫明白他在巴黎呆不了多久，他打定主意要在这段时间里玩个痛快。由于一个人有朋友陪着玩得更有趣些，他自然会来找我这样一个有充裕时间的人充当他所需要的伙伴。人们说他是一个令人生厌的人，我想他的确也是，不过需要食物时比厌烦更糟糕的事情你也可以忍受。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在其他方面使我的夜生活变得有意思多了，尽管他蝶蝶不休地说话，通常是谈他自己或他一味崇拜的作家——尽是阿纳托尔法朗士和约瑟夫康拉德之流。他喜欢跳舞，喜欢喝好酒，喜欢女人，于是别人就能原谅他还喜欢拜伦和维克多雨果了，他刚出大学门才几年，有的是时间去改掉这些爱好。我喜欢的是他的冒险精神。
由于我同克鲁格呆在一起的那一短时期内发生了一件古怪的事情，我和菲尔莫更熟了，也可以说更亲密了。这件事情是柯林斯刚到后不久发生的，柯林斯是菲尔莫从美国来时在路上认识的一个海员。我们三人去吃饭前常在圆形露天咖啡座定期会面，总是喝茴香酒，这种酒使柯林斯心情舒畅，也为后来灌下去的甜酒、啤酒、白兰地等垫了底。在柯林斯呆在巴黎的这段时间里我过的是贵族的日子，只吃鸡，喝名贵葡萄酒，吃以前听也不曾听说过的甜点心。过上一个月这种养尊处优的生活我就只好去巴登一巴登、维希或艾克斯菜班了。此时我在克鲁格的画室里过夜，我正在成为一个讨人厌的家伙，因为我从未在凌晨三点钟以前回来过，不到中午很难把我赶下床来，克鲁格从未公开责备过我，不过他的态度很清楚地表明我正在变成一个讨厌鬼。
有一天我病了，好饭菜在我身上生效了。我不知道自己生的是什么病，总之不能下床，我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也丧失了勇气。克鲁格不得不看护我，为我煮汤喝，为我干别的，这对于他是一段很难的日子，尤其是他马上就要在画室里举行一次重要画展了，这是为一些有钱的鉴定家举办的私人画展，他指望从这些人那儿得到赞助，我睡的帆布床就摆在画室里，再没有其他房间可以安置我了。
要举行画展那天早上克鲁格一醒来便十分不快，若是我还能站起来，我知道他准会照我下巴上揍一拳，然后把我踢出去。
可我直挺挺地躺着，衰弱得像一只猫。他想哄我起床，想等参观画展的人一来便把我锁进厨房里。我也意识到自己这是在给他捣蛋，有一个垂死的人躺在眼前，人们不可能有兴致看绘画和雕塑。克鲁格打心眼儿里认为我快死了，我自己也这么想。这就是他提议叫救护车拉我去美国医院时我提不起一点儿劲来的原因，尽管我也有一种负罪感。我只想舒舒服服地就死在画室里，我并不想被人赶起来找一个好点儿的地方去死。我不在乎自己死在哪里，真的，只要不叫我起来就行。
听我这样说，克鲁格吓坏了。假如参观的人到了，画室里摆着一具死尸比睡着一个病人更倒霉，那会彻底毁掉他的前程，不论这种前程是多么黯淡。他当然不会这样对我讲，不过我从他焦虑不安的神情中看出这是使他烦恼的原因。这使我变得固执起来，我拒绝让他往医院打电话，我不让他打电话叫医生，我什么都不让他做。
最后他被我惹火了，不顾我的抗议便开始给我穿衣服。我身体太弱，无法抗拒，只能有气无力地低声咕哝——“你这个狗东西，你！”屋外很暖和，可我还是像条狗一样不住地发抖。
他给我完全穿好衣服后便又在我身上盖了件大衣，然后溜出去打电话。“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停地这样说，可他只是砰地关上门走了。几分钟后他又回来了，一句话也没对我说便忙着收拾画室，这是最后的准备工作。过了一会儿有人敲了敲门，是菲尔莫，他告诉我柯林斯正在楼下等着呢。
菲尔莫和克鲁格两人把手放在我身下将我扶起来，拖着我朝电梯走的路上克鲁格态度柔和些了。他说“这是为了你好。
再说，这样对我不公平。你知道这些年来我是怎样挣扎过来的，你也该替我想想。”他真的快掉眼泪了。
尽管我觉得很不幸、很苦恼，他这番话还是差点儿使我笑起来。他比我年纪大得多，是一个糟糕的画家、一个糟糕透顶的艺术家，尽管如此他也该交一回好运——至少一辈子该有一次机会。
“我并不是跟你过不去，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喃喃道。
他答道“你知道我一直是喜欢你的。等你好些了可以再回到这儿来住多久都由你。”
“当然，我明白我一时还死不了。”我勉强说了一句。
不知为什么，一看到柯林斯在楼下我的精神就好多了。如果有谁显得充满生气、健康、快活、豁达，这个人便是他。他把我抱起来放在汽车座位上，好像我是个洋娃娃，而且动作很轻柔，被克鲁格粗暴地搬了一回后我很欣赏这一点。
我们驱车来到旅馆——柯林斯下榻的旅馆——柯林斯同旅馆主人谈了几句。我听得见柯林斯对这位主人说，没有什么疾箔只是有一点儿累了几天就会好... -->>
我想是在七月四日这天他们又把我屁股底下的椅子抽走了，事先并没有告知我。大洋彼岸的某个大人物决定要省钱，裁减校对员和可怜的打字员，使他能付来回旅费和住里兹饭店富丽堂皇的房间的房租。我付清累积欠排字工的小笔债务，又给马路对面的小酒馆送了一份礼以便继续赊帐，这样一来最后一次工资就所剩无几了。我只得通知旅馆老板我要搬走，我没有告诉他原因，因为那会使他担心他那微不足道的两百法郎。
如果丢掉了工作你怎么办？”这话始终在我耳边回荡，现在好了！完蛋了！除了再上街去没有什么事可做，步行、四处转悠、坐在长椅上消磨时间。现在蒙帕纳斯的人当然都认识我了，我还可以装一阵，假装我仍在报社工作，这样讨一顿早饭或晚饭吃也容易些。正值夏季，旅游者在大量涌来，我已想好了骗他们钱的法子。“你要干什么”嗯，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不愿意饿死。如果我什么都不干，一门心思只想着吃的，自己便会免于崩溃。一两周之内我还可以照常去保罗先生的餐馆，每天晚上饱餐一顿，他不会知道我是否还在工作。要紧的是吃饭，其余的托付给上帝好了。
我自然会竖起耳朵打探有什么办法能混一点儿饭吃，我结交了一批新人——以前百般设法躲开的讨厌的人，我厌恶的酒鬼、有几个钱的艺术家、古根海姆基金得主等。你若一天十二个时蹲在露天咖啡座上，交朋友便不是什么难事。你渐渐认得了蒙帕纳斯的每一个酒鬼，他们像虱子一样凑在你身边，哪怕你除了自己的耳朵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给他们。
现在我失去了工作，卡尔和范诺登又有话说了“你妻子现在来了怎么办？”唉，那又怎样？要喂的不是一张嘴，而是两张嘴了，我在逆境中将有人陪伴了。假如她的美貌未衰，也许我会过得比一个人时好些——这个世界绝不会允许一个美貌女人饿死。我不能指望塔尼亚为我故什么，她在给西尔维斯特寄钱。
起初我还幻想她也许会让我跟她一起住，可她怕连累自己，再说她必须对她的老板好一些。
当你穷困潦倒时首先要求助的便是犹太人，我手头几乎一下子就有了三个，全是充满同情心的好人。一个是退休的皮货商人，他极渴望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因此他提议我写一组文章，用他的名字投到纽约一家犹太人的日报上。我还得在多姆饭店和库波勒饭店附近一带搜寻有名气的犹太人，我找到的第一个是一位著名的数学家，一个英文词也不会说。我得根据他留在纸餐巾上的图表写出激波理论，同时还得描述爱因斯坦的观点，这一切只得到二十五法郎。在报上看到我的文章后，连我自己也读不懂，不过这些文章都很像回事儿，这也就行了，尤其是添上那个皮货商的笔名后。
在这段时间里我写了很多用笔名发表的文章。埃德加一基内林荫大道上那家新的大妓院开张时我捞了一点儿，那是给我写宣传小册子的酬劳，也就是一瓶香摈和在一间埃及式房间里免费嫖一次。如果我带来一个顾客还能得到佣金，正像以前凯皮干的一样。有一夜我把范诺登带来了，他要通过自己在楼上享乐的方式让我挣几个钱。可是老鸨听说他是记者后怎么也不收他的钱，又让他免费喝了一瓶香摈，免费嫖了一回，我却从中什么也没得到。事实上，我还得替他写这篇报道，因为他想不出如何传开这件事而又只字不提这是怎样一个地方。这样的事情一件接一件，我被人捉弄得够劲儿。
最糟的差事是我应承为一个聋哑心理学家写一篇论文，是讲如何照顾跛孩子的。我的脑子里塞满了各种有关疾并夹板、工作台和新鲜空气的理论。这篇论文断断续续写了六个星期，更倒霉的是，我还得校对这鬼东西。这是用法语写的，一种我平生不曾见过听过的法语。不过它每天给我带来一顿丰盛的早饭，一顿美式早餐，有桔汁、燕麦片粥、奶油、咖啡，有时还变花样，有火腿鸡蛋。我在巴黎期间只有这一段能吃到像样的早餐！
这多亏了纽约曼哈顿东区罗克威海滩上的跛孩子以及毗邻小湾、小叉里令人伤心的景象。
有一天我碰巧遇到一个摄影师，他在为慕尼黑某个性欲倒错的人拍一套巴黎下流场所的照片。他问我愿不愿脱下裤子摆好姿式让他照，还有其他一些动作。我想到那些瘦得皮包骨的小矮个儿，他们看上去像旅馆侍者和送信的。人们有时会在书店橱窗里摆的色情明信片上看到这些人物，他们是今天鲁纳街和巴黎其他臭名昭著的地方的神秘幽灵。我不大喜欢在这些社会精英面前展示自己身体的这个主意，可是这个摄影师向我保证这些照片将会严格地由私人收藏，而且最终要拿到慕尼黑去，我便应允了。当你远离家乡时你会允许自己稍稍放荡一场，尤其是出于一个值得的、替自己挣口饭吃的动机。回想起来我毕竟不是一个过于拘谨的人，甚至在纽约时也不是这样。在那儿有时夜里我那么狼狈，不得不出去在邻里间乞讨。
我们不去旅游者熟悉的参观游览场所，而是到一些小地方去，那儿的气氛更合适一些。我们可以下午去那儿，先玩一会儿纸牌再干活。这位摄影师是个好游伴，他十分熟悉这个城市，尤其是这儿的墙。他常跟我谈起歌德、霍亨斯陶芬王朝时代及黑死病流行期间对犹太人的屠杀。这都是有趣的话题，而且总与他正在做的事情有某些含混的联系。他对电影剧本也颇有研究，有一些惊人的见解，不过谁也没有胆量去实施他的意见，看到一匹像沙龙门那样被劈开的马会激发他大谈但丁或达芬奇或雷姆卜兰特，他会从维莱特的屠宰场跳上一辆出租车带我赶到特卡德奥博物馆，为的是指给我看使他着迷的一块头骨或一具木乃伊。我们仔细游览了第五、第十三、第十九和第二十区，我们最喜欢的休息地点都是阴郁的小地方，比如国家广场白杨树广尝护墙广场保罗一魏尔伦广场许多地方是我本来就熟悉的，可是听了他的独到见解后我对所有这些地方有了全然不同的看法。比如说，如果今天我碰巧沿着霍尔城堡街散步，吸进了医院床上发出的恶臭味——这股臭味在第十三区弥漫——那么我的鼻孔一定会快活地张大，因为这股气味同放置很久的死尸和甲醛气味混合后便会产生另一种气味，这是我们在想象中穿过黑死病酿成的欧洲尸骨陈列所的旅途中会闻到的种种气味。
通过这个摄影师我认识了一个唯灵论者，他叫克鲁格，是一位雕刻家兼画家。出于某种原因克鲁格很喜欢我，当他发现我乐意倾听他的“深奥”见解后我简直无法从他身边逃开。对于这个世界上的某些人“深奥”这个词似乎具有一种灵丹妙药的功效，正像魔山中裴波尔克伦先生对“安居”的反应。
克鲁格是一个出了毛病的圣人、一个色情受虐狂、一个肛门类型的人，他遵循的法则是拘泥细节、正直和诚心实意，在休息日里他会毫无愧色地打掉一个人的牙齿，叫它落到此人的肚子里去。他似乎认为我已成熟了，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了。据他说是一个“更高阶段”我已作好准备进入他指定的任何阶段，只要不少吃的不少喝的就行。他唠唠叨叨地对我谈“线魂”、“成因体”、“切除”、奥义书、普洛提诺、讫里什那穆提、“灵魂的业力受职仪式”、“涅磐的知觉”全是从东方吹来的胡话，像瘟疫后散出的气息。有时他恍恍惚惚说起自己上一辈子的模样，至少是他想象中的模样，或者讲述他做过的梦。照我看这些梦十分平淡无奇，甚至不值得一位弗洛伊德主义者去费神，可是他自己却认为这都是深藏不露、奥秘难测的奇观，因而我一定要帮他解析这些梦。他把自己整个翻过来，像翻一件己磨光的外套一样。
我一点一点地取得了他的信任，我钻到他心里去了。我已把他掌握得牢牢的，他会在大街上追上我，看是否能借给我几个钱花。他想叫我活下去，以便活着完成向更高阶段的过渡。我就像树上一只正在成熟的梨，我不时出现退步，吐露我需要更多的尘世的滋养——去看一次狮身人面像或是去圣阿波罗街，我知道每当肉体的要求变得太强烈、每当他变得软弱时便要去那儿。
作为画家他一钱不值，作为雕刻家他更不值钱，可他是个好管家，这也就不错了，而且他还是一个十分节俭的管家，什么都不浪费，甚至连包肉的纸也不扔。每逢星期五晚上他便为同行艺术家们打开自己的画室，有很多饮料，很好的三明治，如果偶尔剩一点什么我第二天便来把它消灭掉。
在布里埃舞厅后面还有一家我常去的画室，那是马克斯威夫特的画室。假如这位刻薄的爱尔兰人不是天才当然也是一个怪才，他有一个犹太女人，是给他当模特儿的，他俩在一起已住了多年。现在他厌烦她了。正在找借口甩掉她，不过因为吃光了她当初带来的嫁妆，他现在正苦于找不到既不赔钱又能摆脱她的方法。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同她闹翻，迫使她宁愿饿死也不再忍受他的残酷行为。
他的这位情妇是个相当不错的女人，人们至多不过会说她已没有身材了，她养活他的能力也完蛋了。她自己也是画家，那些声称了解情况的人中流传这样一种说法，说她比他更有才能。
不论他待她多么苛刻她仍是公正的，她不允许别人说他不是一个大画家。她说，正是因为确有天才他才是这样一个不可救药的人。别人从未在墙上看到她的油画，只看到他的，她的作品都掖在厨房里了。有一次我也在场，有一个人坚持要看看她的作品，其结果很令人不快。斯威夫特用他的一只大脚指着她的一幅油画说“你看这一幅，站在门口的这个男人正要出去撤尿，他会找不到回来的路，因为他的头在再看看那边那幅裸体画画阴部之前她干得不错，我不明白她当时在想什么，可她把那儿画得那么大，画笔一脱手掉进去就再也捞不出来了。”
为了给我们讲解裸体画该是怎样的，他拖出一幅巨大的油画，这是他才画完的。画的是她，这是在犯罪心理激发下的绝妙报复，是一个疯子的作品——恶毒、琐屑、邪恶、机智。你会产生一种感觉，即他是透过锁眼窥视她的，是在她没有防备时画下她的——比方说她呆呆地掏鼻孔或搔屁股时。在画上，她坐在马鬃填的沙发上，呆在一间没有通风设备的房子里，一间没有窗子的巨大屋子，这儿活像松果腺的前叶，她身后是一道通向阳台的曲曲折折的楼梯，楼梯上铺着令人不愉快的绿色地毯，这种绿色只能出自一个快要毁灭的世界。最突出的东西是她的屁股，它一边大一边小，上面尽是疤痕，她像是微微从沙发上抬起了屁股，仿佛要放出一个响屁。她的面部却被斯威夫特理想化了，显得甜美而又纯洁，纯得像咳嗽药水。她的胸部被画得很大、被阴沟里的臭气充得胀大起来。她像一个放大了的胎儿，生着一副安琪儿的迟钝、甜蜜容貌，正在月经污血的海洋里游泳。
然而人们还是情不自禁地喜欢他，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人，一个脑子里除了绘画什么都不想的人，而且还狡猾得像一只山猫。正是他启发我想到去发展与菲尔莫的友谊，菲尔莫是一个在外交界供职的年轻人，他也加入了围着克鲁格和斯威夫特转的那一小批人。斯威夫特说“让他帮帮你，他钱多得不知道该怎么花。”
当一个人把自己的钱全花在自己身上时，当一个人用自己的钱过得十分舒适自在时，人们便总会说“他钱多得不知道该怎么花。”至于我，我看不出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可以花钱的地方。对于这些人，人们不能说他们大方或吝啬，他们毕竟把钱投入流通了——这才是要紧的。菲尔莫明白他在巴黎呆不了多久，他打定主意要在这段时间里玩个痛快。由于一个人有朋友陪着玩得更有趣些，他自然会来找我这样一个有充裕时间的人充当他所需要的伙伴。人们说他是一个令人生厌的人，我想他的确也是，不过需要食物时比厌烦更糟糕的事情你也可以忍受。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在其他方面使我的夜生活变得有意思多了，尽管他蝶蝶不休地说话，通常是谈他自己或他一味崇拜的作家——尽是阿纳托尔法朗士和约瑟夫康拉德之流。他喜欢跳舞，喜欢喝好酒，喜欢女人，于是别人就能原谅他还喜欢拜伦和维克多雨果了，他刚出大学门才几年，有的是时间去改掉这些爱好。我喜欢的是他的冒险精神。
由于我同克鲁格呆在一起的那一短时期内发生了一件古怪的事情，我和菲尔莫更熟了，也可以说更亲密了。这件事情是柯林斯刚到后不久发生的，柯林斯是菲尔莫从美国来时在路上认识的一个海员。我们三人去吃饭前常在圆形露天咖啡座定期会面，总是喝茴香酒，这种酒使柯林斯心情舒畅，也为后来灌下去的甜酒、啤酒、白兰地等垫了底。在柯林斯呆在巴黎的这段时间里我过的是贵族的日子，只吃鸡，喝名贵葡萄酒，吃以前听也不曾听说过的甜点心。过上一个月这种养尊处优的生活我就只好去巴登一巴登、维希或艾克斯菜班了。此时我在克鲁格的画室里过夜，我正在成为一个讨人厌的家伙，因为我从未在凌晨三点钟以前回来过，不到中午很难把我赶下床来，克鲁格从未公开责备过我，不过他的态度很清楚地表明我正在变成一个讨厌鬼。
有一天我病了，好饭菜在我身上生效了。我不知道自己生的是什么病，总之不能下床，我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也丧失了勇气。克鲁格不得不看护我，为我煮汤喝，为我干别的，这对于他是一段很难的日子，尤其是他马上就要在画室里举行一次重要画展了，这是为一些有钱的鉴定家举办的私人画展，他指望从这些人那儿得到赞助，我睡的帆布床就摆在画室里，再没有其他房间可以安置我了。
要举行画展那天早上克鲁格一醒来便十分不快，若是我还能站起来，我知道他准会照我下巴上揍一拳，然后把我踢出去。
可我直挺挺地躺着，衰弱得像一只猫。他想哄我起床，想等参观画展的人一来便把我锁进厨房里。我也意识到自己这是在给他捣蛋，有一个垂死的人躺在眼前，人们不可能有兴致看绘画和雕塑。克鲁格打心眼儿里认为我快死了，我自己也这么想。这就是他提议叫救护车拉我去美国医院时我提不起一点儿劲来的原因，尽管我也有一种负罪感。我只想舒舒服服地就死在画室里，我并不想被人赶起来找一个好点儿的地方去死。我不在乎自己死在哪里，真的，只要不叫我起来就行。
听我这样说，克鲁格吓坏了。假如参观的人到了，画室里摆着一具死尸比睡着一个病人更倒霉，那会彻底毁掉他的前程，不论这种前程是多么黯淡。他当然不会这样对我讲，不过我从他焦虑不安的神情中看出这是使他烦恼的原因。这使我变得固执起来，我拒绝让他往医院打电话，我不让他打电话叫医生，我什么都不让他做。
最后他被我惹火了，不顾我的抗议便开始给我穿衣服。我身体太弱，无法抗拒，只能有气无力地低声咕哝——“你这个狗东西，你！”屋外很暖和，可我还是像条狗一样不住地发抖。
他给我完全穿好衣服后便又在我身上盖了件大衣，然后溜出去打电话。“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停地这样说，可他只是砰地关上门走了。几分钟后他又回来了，一句话也没对我说便忙着收拾画室，这是最后的准备工作。过了一会儿有人敲了敲门，是菲尔莫，他告诉我柯林斯正在楼下等着呢。
菲尔莫和克鲁格两人把手放在我身下将我扶起来，拖着我朝电梯走的路上克鲁格态度柔和些了。他说“这是为了你好。
再说，这样对我不公平。你知道这些年来我是怎样挣扎过来的，你也该替我想想。”他真的快掉眼泪了。
尽管我觉得很不幸、很苦恼，他这番话还是差点儿使我笑起来。他比我年纪大得多，是一个糟糕的画家、一个糟糕透顶的艺术家，尽管如此他也该交一回好运——至少一辈子该有一次机会。
“我并不是跟你过不去，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喃喃道。
他答道“你知道我一直是喜欢你的。等你好些了可以再回到这儿来住多久都由你。”
“当然，我明白我一时还死不了。”我勉强说了一句。
不知为什么，一看到柯林斯在楼下我的精神就好多了。如果有谁显得充满生气、健康、快活、豁达，这个人便是他。他把我抱起来放在汽车座位上，好像我是个洋娃娃，而且动作很轻柔，被克鲁格粗暴地搬了一回后我很欣赏这一点。
我们驱车来到旅馆——柯林斯下榻的旅馆——柯林斯同旅馆主人谈了几句。我听得见柯林斯对这位主人说，没有什么疾箔只是有一点儿累了几天就会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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