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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勒兹别墅，一种新的生活展现在我面前。才十点钟，我们却已吃完了早饭，还出去散了一会儿步。如今我们这儿来了一位埃尔莎，鲍里斯告诫我说“这几天走路要轻一点。”
这天一开始便景色宜人：明媚的天空。清新的微风、刚刚粉刷过的房屋。在到邮局去的路上，我和鲍里斯讨论了那本书，书名是最后一本书，它将以无名氏的名义写作。
新的一天在开始，这一点我们今早站在迪费雷纳的一幅闪烁着光辉的油画前时我便感觉到了。画上是十三世纪的一种早餐式聚会，没有酒，有一位姣好、肥胖的裸体人像，一色、充满活力、像手指甲一样呈粉红色，一条条波浪状的肌肉在发光。
这幅画，总的说来是二流的，有些方面还是初级的。这是一个感到刺痛的人体，在朝露下湿漉漉的。这是静止的生命，不过这儿没有什么东西是静止的、死去的。画中的桌子被食物压得吱吱响，食物太重，桌子都快散架了，这是一顿十三世纪的饭——绘画人已经清楚记住了所有在丛林中写生时画下的动物，一大群瞪羚和斑马在啃棕桐树的复叶。
现在我们同埃尔莎在一起，今早我们还在床上时，她便在为我们演奏“这几天走路要轻一点”太好了！埃尔莎是女佣，我是客人，而鲍里斯是大人物。一场新戏要开演了，我这样写时不禁自己大笑起来。鲍里斯这个山猫知道会出什么事，他对各种事情的嗅觉也很敏锐。“要轻一些”鲍里斯如坐针毡，从现在起他老婆任何时候都有可能露面。
他老婆足足有一百八十磅重，他却是个小个儿，这样你就明白这是一种怎样的局面了。晚上在我们回家的路上他对我解释过，这局面又可悲又可笑，我禁不住不时停下来嘲笑他一番。“你为什么这样笑？”他柔声道，然后又继续以凄凉的歇斯底里的口吻叙述下去，活像一个可怜虫。突然意识到无论穿上多少件常礼服自己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男子汉，于是他想逃走，想换一个新名字。鲍里斯哀声道“这个女人可以占有一切，只要她放过我。”可是首先得把公寓租出去，订好契约，安排好各种琐事，这会儿他的常礼服说不定会派上用场呢。她的块头儿——这才是真正叫他发愁的！假如回去时我们发现她突然站到了门口，他准会昏过去，他对他老婆就是这么诚惶诚恐的。
所以我们暂时只得放过埃尔莎，她在这儿只是做早饭、引导客人看房子。
埃尔莎已使我心施摇动，就以她的德国血统和那些悲凉的歌曲。今早我刚刚喝完咖啡从楼梯上下来，低声哼着“曾经是多么美好”
这首歌是为吃早饭唱的，没过多久楼上那个英国青年奏起了巴赫的曲子。据埃尔莎说——“他需要一个女人。”埃尔莎也需要点儿什么，我能觉察到这一点。我对鲍里斯什么都没有讲，今早他正刷牙时埃尔莎向我介绍了很多柏林的情况。那些从屁股后面看起来十分迷人的娘儿们，待她们转过身来——哇，有梅毒！
我觉得埃尔莎总在如饥似渴地望着我，犹如看着早饭桌上剩下的食物。今天下午我们在工作室里背对背写东西，她给远在意大利的情人写信。我的打字机出了毛玻鲍里斯已出发察看一个便宜的房间去了，公寓一租出去他就要搬过去。除了同埃尔莎寻欢作乐之外，我简直没有别的事好做。她想这样，可我还是为她感到有点遗憾。她给情人的信只写了一行——我俯身去搂抱她时斜着眼看到了。不过我控制不住自个儿了。那该死的德国音乐，忧郁而又伤感，打动了我。后来又是她那明亮的小眼睛，炽热而又充满悲哀。
事情完了以后我让她为我弹个曲子，埃尔莎是位音乐家，尽管她弹的曲子听起来像是在砸破锅，像人脑壳在一起磕磕碰碰。
她一边弹一边还在哭泣，我并不责怪她。她说，到处都会遇到这种事情，到处都有个男人，事后她就得离开，然后便是堕胎、找个新工作，过后又是另一个男人，谁都根本不管她，只是利用她。说完这些话她便为我弹了舒曼的曲子。舒曼，这个爱哭鼻子、多愁善感的德国王八蛋！不知怎么搞的，我很为埃尔莎难过，可又认为这事与我根本无关。像她这样一个会弹琴的女人早该懂得这种事情，不要叫碰巧遇上的任何一个长着很大xx巴的家伙把她轻易骗到手。舒曼的曲子使我神不守舍，埃尔莎仍在抽噎，而我早已想别的去了。我在想塔尼亚，想她怎样弹奏慢板。我在想许多许多早已逝去、早已遗忘的往事，想在格陵波因特度过的那个下午。当时德国人正大举进犯比利时，我们损失的钱还不多，也就不大介意德国对一个中立国的入侵。那时我们仍很天真烂漫，乐意听诗人们朗诵诗，在昏暗中坐在桌子四周大肆谈论死去的亡灵。那一回，整个下午和晚上四周都回荡着德国音乐，附近都是德国人，甚至比德国本上的德国人还多。我们是听舒曼和雨果沃尔夫的乐曲、吃泡白菜、土豆汤团、喝库莫尔酒成长起来的。临近傍晚时分，我们围坐在一张大桌子旁，放下了窗帘，有一个傻呼呼的小妞儿在大谈耶稣基督。我们在桌下相互牵着手，坐在我旁边的女人把两根手指伸进了我的裤裆。后来我们在地板上躺下，就在钢琴后面，有人在唱一支凄凉的歌，空气令人窒息，女人口中有一股酒气。钢琴踏板在僵硬地、机械地上下移动，这是一种疯狂的、徒劳无功的运动，像花了二十六年时间堆起来的一堆大粪，不过却是准时完工的。我把她拽到我身上，音乐仍往我耳朵里灌。屋里一片漆黑，库莫尔酒洒在地毯上，把地毯弄得粘呼呼的。突然黎明仿佛就要来临，天上像是有水在冰上流动，而上升的雾气又使冰呈青色，冰河沉入一片翠绿色之中，小羚羊、大羚羊、金枪鱼和海象在天边徘徊游荡，而狮鱼一跃跃出了北极圈埃尔莎坐在我腿上，她的眼睛像两个小小的肚脐眼儿。我看看她的大嘴巴湿漉漉的，光闪闪的，便亲了起来。于是她又哼起：‘这曾经是多么美好”啊，埃尔莎，你还不知道这对我意味着什么，你的来自萨金根的小号手。德国歌咏团体，施瓦本厅、体操协会，向左转，向右转然后用绳子头抽在屁股上。
唉，这些德国人！他们像一部公共汽车似的把你们全载走，使你们消化不良。一夜之间一个人不可能遍访陈尸所、疗养院、动物园、十二宫、哲学之困境、认识论之洞穴、弗洛伊德和司大克的奥秘骑在一匹孩子们玩的旋转木马上，一个人哪儿也去不了，而同德国人在一起你便可以在一夜之间从织女星来到维加面前，而离去时仍同帕西发尔一样蠢。
我说了，这天一开始便景色宜人。直到这天早上我才重新感觉到巴黎这个实体的存在，已有好几个星期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了。也许这是因为我已打好了那本书的腹稿吧，我就带着这本书到处走。我像个怀孕的大肚子女人在街上穿来穿去，警察领着我过马路，女人们站起来给我让座，再也没有人粗暴地推我了。我怀孕了，我滑稽可笑地瞒珊而行，大肚子上压着全世界的重量。
就在今天早晨去邮局的路上，我们最后一次将这本书夸赞了一番。我们，我和鲍里斯，开创了一种新生宇宙文学观。最后一本书将成为一本新圣经，所有有话要讲的人都可以在这儿讲——不署名。我们要详尽地描写我们所处的时代，在我们身后，至少在一代人的时间以内不会出现另一本书。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黑暗中发掘，单凭直觉引导我们。现在我们要找一个容器来倾倒掘出的致命液体，要一颗炸弹，一旦掷出去便会炸掉整个世界。我们要在书中尽情地写，以便给未来的作家提供情节、戏剧、诗歌、神话、各种科学。世界将在未来一千年内依靠我们的书生存，它洋洋洒洒、无所不容，其思想差点儿叫我们茫然不知所措。
世界，我们的世界，一百多年来一直濒临死亡。过去一百多年来还没有一个人发狂发到在世界的屁眼里放颗炸弹把它炸掉的地步，这世界在腐烂，在逐渐死去。不过它还需要“决定性的一击”需要被炸成碎片。我们没有一个人不受其影响，然而所有的大陆、大陆间的海洋和空中的小鸟都藏在我们心中，我们要在书中记下这个世界的演变，它已经死了，但仍未被埋葬。
我们是在时间的表面游泳，其他所有的人都淹死了、快淹死了、终究要被淹死。这本书将是部巨著，将会出现大洋似的广阔地域供人来往、漫游、唱歌、跳舞、攀登、洗澡、翻跟斗、发牢骚、强xx、杀人。这是一座大教堂，一座真正的大教堂，在建造它的过程中每一个失去自己身分的人都可以出力，将要为死者作弥撒、祷告、忏悔、唱赞美诗、抱怨一会儿、闲扯一会儿——以一种要人命的漫不经心的态度。还要建圆花窗、滴水嘴，要雇用沙弥和抬棺材的。你可以把马牵进来在教堂走廊上狂奔，你可以把脑袋往墙上撞——它不会倒塌，你可以任意造一种语言去祈祷，也可以在教堂外蜷起身子睡觉。这座教堂至少能支撑一千年，而且不会有复制品，因为建造者和建造方法都已死掉了。我们要印制明信片、组织旅游，我们要在它周围修筑一座城，建立一个自由公社。我们不需要天才——天才都死了，我们需要强壮的劳力，需要乐意放弃灵魂、生长出肉体的精灵这一天正在以理想的速度过去。我在塔尼亚房间的阳台上，底下起居室里正在演戏，这位戏剧家生病了。而且，从上面望下去，他的头皮显得比往常更粗糙，他的头发是稻草做的，他的思想也是一堆乱草。他老婆也是稻草人，不过还有点儿潮湿。
连整座房子都是用稻草盖的。我站在阳台上等鲍里斯来，我最后一个难题——早饭——已解决了，因为我把一切都简化了。假如还有新的难题我便把它们同脏衣服一道装进背包里好了。我要扔掉所有的钱。我要钱有什么用？我是一部写作机器，拧上最后一颗螺钉机器便运转了。我与机器之间并无间隙，我就是机器他们还没有告诉我这出新戏讲的是什么，不过我可以感觉到。他们企图摆脱我，可我是到这儿来吃饭，只是比他们预期的早到了一会儿。我已告诉他们该坐在哪儿、干什么。我有礼貌地问他们自己是否打搅他们了。可我的真正意思是“你们会不会打搅我？”他们也知道我的意思。没有，你们这伙快活的蟑螂，你们并没有打搅我，你们在滋养我。不错，我看到你们紧挨着坐在一块儿，不过我知道你们之间有一道鸿沟。你们间的距离同行垦间的距离差不多，而我是你们之间的空旷地带。假如我抽身走开，你们便没有可供活动的空地了。
塔尼亚充满了敌意，这一点我可以感觉到。她生我的气，怨我光想别的，唯独没想着她。根据我的激动程度她便知道自己的价值已降为零了，她知道我今晚来的目的并不是要同她睡觉，她知道某种东西正在我心中萌发，这东西会毁掉她。她领悟得很慢。不过在领悟西尔维斯特显得更心满意足，他今晚要在饭桌旁拥抱她。现在他在看我的手稿，准备激发我的自尊，使之与她的自尊相对抗。
今晚的聚会是古怪的，现在正在为它做准备。我听见玻璃酒杯叮当响，酒拿出来了。一杯杯酒将被喝掉，生病的西尔维斯特也会痊愈。
聚会计划是昨夜才在克朗斯塔特家制定的，其宗旨是叫女人们吃点苦头，幕后的气氛应该更恐怖，有更多的暴力、灾祸、磨难、悲哀和痛苦。
使我们这样的人来到巴黎不是偶然的事件。巴黎只是一个人工的舞台，一个可使观察者看一眼戏剧冲突各阶段的旋转舞台。而这些戏都不是在巴黎开场的，它们在别处上演。巴黎只是一件产科器械，它把活着的胎儿从子宫中夹出来放进保育器。
巴黎是人工引产生下的婴儿的摇篮，在这个摇篮里来回摇晃时每个人又回到了他的故土，又梦见了柏林、纽约、芝加哥、维也纳、明斯克... -->>
在波勒兹别墅，一种新的生活展现在我面前。才十点钟，我们却已吃完了早饭，还出去散了一会儿步。如今我们这儿来了一位埃尔莎，鲍里斯告诫我说“这几天走路要轻一点。”
这天一开始便景色宜人：明媚的天空。清新的微风、刚刚粉刷过的房屋。在到邮局去的路上，我和鲍里斯讨论了那本书，书名是最后一本书，它将以无名氏的名义写作。
新的一天在开始，这一点我们今早站在迪费雷纳的一幅闪烁着光辉的油画前时我便感觉到了。画上是十三世纪的一种早餐式聚会，没有酒，有一位姣好、肥胖的裸体人像，一色、充满活力、像手指甲一样呈粉红色，一条条波浪状的肌肉在发光。
这幅画，总的说来是二流的，有些方面还是初级的。这是一个感到刺痛的人体，在朝露下湿漉漉的。这是静止的生命，不过这儿没有什么东西是静止的、死去的。画中的桌子被食物压得吱吱响，食物太重，桌子都快散架了，这是一顿十三世纪的饭——绘画人已经清楚记住了所有在丛林中写生时画下的动物，一大群瞪羚和斑马在啃棕桐树的复叶。
现在我们同埃尔莎在一起，今早我们还在床上时，她便在为我们演奏“这几天走路要轻一点”太好了！埃尔莎是女佣，我是客人，而鲍里斯是大人物。一场新戏要开演了，我这样写时不禁自己大笑起来。鲍里斯这个山猫知道会出什么事，他对各种事情的嗅觉也很敏锐。“要轻一些”鲍里斯如坐针毡，从现在起他老婆任何时候都有可能露面。
他老婆足足有一百八十磅重，他却是个小个儿，这样你就明白这是一种怎样的局面了。晚上在我们回家的路上他对我解释过，这局面又可悲又可笑，我禁不住不时停下来嘲笑他一番。“你为什么这样笑？”他柔声道，然后又继续以凄凉的歇斯底里的口吻叙述下去，活像一个可怜虫。突然意识到无论穿上多少件常礼服自己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男子汉，于是他想逃走，想换一个新名字。鲍里斯哀声道“这个女人可以占有一切，只要她放过我。”可是首先得把公寓租出去，订好契约，安排好各种琐事，这会儿他的常礼服说不定会派上用场呢。她的块头儿——这才是真正叫他发愁的！假如回去时我们发现她突然站到了门口，他准会昏过去，他对他老婆就是这么诚惶诚恐的。
所以我们暂时只得放过埃尔莎，她在这儿只是做早饭、引导客人看房子。
埃尔莎已使我心施摇动，就以她的德国血统和那些悲凉的歌曲。今早我刚刚喝完咖啡从楼梯上下来，低声哼着“曾经是多么美好”
这首歌是为吃早饭唱的，没过多久楼上那个英国青年奏起了巴赫的曲子。据埃尔莎说——“他需要一个女人。”埃尔莎也需要点儿什么，我能觉察到这一点。我对鲍里斯什么都没有讲，今早他正刷牙时埃尔莎向我介绍了很多柏林的情况。那些从屁股后面看起来十分迷人的娘儿们，待她们转过身来——哇，有梅毒！
我觉得埃尔莎总在如饥似渴地望着我，犹如看着早饭桌上剩下的食物。今天下午我们在工作室里背对背写东西，她给远在意大利的情人写信。我的打字机出了毛玻鲍里斯已出发察看一个便宜的房间去了，公寓一租出去他就要搬过去。除了同埃尔莎寻欢作乐之外，我简直没有别的事好做。她想这样，可我还是为她感到有点遗憾。她给情人的信只写了一行——我俯身去搂抱她时斜着眼看到了。不过我控制不住自个儿了。那该死的德国音乐，忧郁而又伤感，打动了我。后来又是她那明亮的小眼睛，炽热而又充满悲哀。
事情完了以后我让她为我弹个曲子，埃尔莎是位音乐家，尽管她弹的曲子听起来像是在砸破锅，像人脑壳在一起磕磕碰碰。
她一边弹一边还在哭泣，我并不责怪她。她说，到处都会遇到这种事情，到处都有个男人，事后她就得离开，然后便是堕胎、找个新工作，过后又是另一个男人，谁都根本不管她，只是利用她。说完这些话她便为我弹了舒曼的曲子。舒曼，这个爱哭鼻子、多愁善感的德国王八蛋！不知怎么搞的，我很为埃尔莎难过，可又认为这事与我根本无关。像她这样一个会弹琴的女人早该懂得这种事情，不要叫碰巧遇上的任何一个长着很大xx巴的家伙把她轻易骗到手。舒曼的曲子使我神不守舍，埃尔莎仍在抽噎，而我早已想别的去了。我在想塔尼亚，想她怎样弹奏慢板。我在想许多许多早已逝去、早已遗忘的往事，想在格陵波因特度过的那个下午。当时德国人正大举进犯比利时，我们损失的钱还不多，也就不大介意德国对一个中立国的入侵。那时我们仍很天真烂漫，乐意听诗人们朗诵诗，在昏暗中坐在桌子四周大肆谈论死去的亡灵。那一回，整个下午和晚上四周都回荡着德国音乐，附近都是德国人，甚至比德国本上的德国人还多。我们是听舒曼和雨果沃尔夫的乐曲、吃泡白菜、土豆汤团、喝库莫尔酒成长起来的。临近傍晚时分，我们围坐在一张大桌子旁，放下了窗帘，有一个傻呼呼的小妞儿在大谈耶稣基督。我们在桌下相互牵着手，坐在我旁边的女人把两根手指伸进了我的裤裆。后来我们在地板上躺下，就在钢琴后面，有人在唱一支凄凉的歌，空气令人窒息，女人口中有一股酒气。钢琴踏板在僵硬地、机械地上下移动，这是一种疯狂的、徒劳无功的运动，像花了二十六年时间堆起来的一堆大粪，不过却是准时完工的。我把她拽到我身上，音乐仍往我耳朵里灌。屋里一片漆黑，库莫尔酒洒在地毯上，把地毯弄得粘呼呼的。突然黎明仿佛就要来临，天上像是有水在冰上流动，而上升的雾气又使冰呈青色，冰河沉入一片翠绿色之中，小羚羊、大羚羊、金枪鱼和海象在天边徘徊游荡，而狮鱼一跃跃出了北极圈埃尔莎坐在我腿上，她的眼睛像两个小小的肚脐眼儿。我看看她的大嘴巴湿漉漉的，光闪闪的，便亲了起来。于是她又哼起：‘这曾经是多么美好”啊，埃尔莎，你还不知道这对我意味着什么，你的来自萨金根的小号手。德国歌咏团体，施瓦本厅、体操协会，向左转，向右转然后用绳子头抽在屁股上。
唉，这些德国人！他们像一部公共汽车似的把你们全载走，使你们消化不良。一夜之间一个人不可能遍访陈尸所、疗养院、动物园、十二宫、哲学之困境、认识论之洞穴、弗洛伊德和司大克的奥秘骑在一匹孩子们玩的旋转木马上，一个人哪儿也去不了，而同德国人在一起你便可以在一夜之间从织女星来到维加面前，而离去时仍同帕西发尔一样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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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我们的世界，一百多年来一直濒临死亡。过去一百多年来还没有一个人发狂发到在世界的屁眼里放颗炸弹把它炸掉的地步，这世界在腐烂，在逐渐死去。不过它还需要“决定性的一击”需要被炸成碎片。我们没有一个人不受其影响，然而所有的大陆、大陆间的海洋和空中的小鸟都藏在我们心中，我们要在书中记下这个世界的演变，它已经死了，但仍未被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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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尼亚充满了敌意，这一点我可以感觉到。她生我的气，怨我光想别的，唯独没想着她。根据我的激动程度她便知道自己的价值已降为零了，她知道我今晚来的目的并不是要同她睡觉，她知道某种东西正在我心中萌发，这东西会毁掉她。她领悟得很慢。不过在领悟西尔维斯特显得更心满意足，他今晚要在饭桌旁拥抱她。现在他在看我的手稿，准备激发我的自尊，使之与她的自尊相对抗。
今晚的聚会是古怪的，现在正在为它做准备。我听见玻璃酒杯叮当响，酒拿出来了。一杯杯酒将被喝掉，生病的西尔维斯特也会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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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们这样的人来到巴黎不是偶然的事件。巴黎只是一个人工的舞台，一个可使观察者看一眼戏剧冲突各阶段的旋转舞台。而这些戏都不是在巴黎开场的，它们在别处上演。巴黎只是一件产科器械，它把活着的胎儿从子宫中夹出来放进保育器。
巴黎是人工引产生下的婴儿的摇篮，在这个摇篮里来回摇晃时每个人又回到了他的故土，又梦见了柏林、纽约、芝加哥、维也纳、明斯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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