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惚看到母亲的蓝方格头巾在空气里飘动,那时突然而起的悲哀把我搞得焦急万分,可是睡着以后我又将这一切遗忘。有一次我曾经问过王立强:
“你什么时候送我回去?”
当时王立强和我一起走在傍晚的街道上,他拉着我的手,走在夕阳西下的光芒里。他没有立刻回答我的问话,而是给我买了五颗橄榄,然后才告诉我:
“等你长大了就送你回去。”
深受妻子疾病之苦的王立强,在那时抚摸着我的头发,声音忧郁地告诉我要做一个听话的孩子,以后上学了要好好念书。如果我做到了他的要求,他说:
“等你长大了,我就为你找个强壮的女人做妻子。”
他这话太让我失望了,我以为他会奖给我什么呢,结果是个强壮的女人。
王立强给了我五颗橄榄以后,我就不再着急着要返回南门,我不愿立刻离开这个有橄榄可吃的地方。
只有一次我显得异常激动,一天下午,一个将书包挂在胸前,双手背在身后的孩子让我错误地看到了自己的哥哥。那时我突然忘记了自己是在孙荡,仿佛回到了南门的池塘边,看着刚刚上学的哥哥耀武扬威地走着。我向孙光平呼喊着奔跑过去。我激动的结局却是一个陌生的孩子莫名其妙地转过头来,我才一下子明白过来自己早已离开南门,这突如其来的现实使我非常悲伤。那一刻是我最想回到南门的时候,我在呼啸的北风里哭泣着往前走去。
一个十月一日出生名叫国庆的男孩,和另一个叫刘小青的,成为了我幼时的朋友。现在我想起他们时内心充满了甜蜜。我们三个孩子在那石板铺成的街道上行走,就像三只小鸭子一样叫唤个不停。
我对国庆的喜爱超过刘小青,国庆是个热衷于奔跑的孩子,他第一次跑到我面前时满头大汗,这个我完全陌生的孩子充满热情地问我:
“你打架很厉害吧?”
他说:“你看上去打架很厉害。”
我对刘小青的喜爱,是由他哥哥迷人的笛声建立起来的。
他和那个戴鸭舌帽大孩子的兄弟关系,使我对他的喜爱里渗满了羡慕。
和我同龄的国庆,小小的年纪就具有了领导的才能。我对他的崇拜,是因为他使我的童年变得多彩多姿。我忘不了他带领我和刘小青站在河边等待波浪的情景,在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波浪会给予我如此奇妙的享受。我们三个孩子以一定的距离站成一排,在那夏天的河边,轮船驶过以后掀起的波浪推动着我们赤裸的脚,我看着波浪一层层爬上我的脚背。
我们的脚就像泊在岸旁的船,在水里摇摇晃晃。可是在这时候我要回家了,我要去擦窗玻璃,去拖地板。当国庆和刘小青看着远处的轮船逐渐驶近,第二次波浪即将来临时,我却被迫离开波浪,用我童年的速度奔跑回家。
另一种让我难忘的享受是登上国庆家的楼房,去眺望远处的田野。那时候就是在城里,也只是不多的人家住楼房。我们向国庆家走去时因为激动,我和刘小青像两只麻雀那样叽叽喳喳。国庆则表现出他作为主人的风度,这个孩子走在我们中间时时用手擦一下鼻子,以成年人的微笑来掩饰他孩子的骄傲。
然后国庆敲响了一扇屋门,门只是打开了一点,我看到了半张全是皱纹的脸。国庆响亮地喊了一声:
“婆婆。”
门打开到让国庆能够进去的宽度,我看到了里面的灰暗,和这个身穿黑衣老太太的全部的脸。她的眼睛以她年龄极不相称的亮度看着我们。
在我面前的刘小青准备进去时,她迅速将门重新关成一条缝,只露出一只眼睛。于是我第一次听到了她喑哑的声音:
“叫一声婆婆。”
刘小青叫了一声后就走进去,下面轮到我了。依然是一条缝和一只眼睛。这个老太太让我吸了一口冷气。可是国庆和刘小青已经踩着楼梯上去了,我只能颤抖地叫一声。我获准进入了那一片灰暗,老太太将门关上后,只有楼梯顶端有一圈亮光。我上楼时始终没有听到她走开的脚步,我知道她正用皱巴巴的眼睛看我,这是多么可怕的事。
此后的两年里,我每次怀着幸福的心情前往国庆家中时,都对自己要越过这个老太太灰暗的关卡而恐惧。那常常让我做恶梦的脸和声音,在路上就开始折磨我。我必须用和国庆趴在楼上窗口这无比的幸福来鼓励自己,才有胆量去敲响那扇屋门。
有一次我敲响屋门后,这个老太太出乎意料地没有让我叫她一声婆婆,而用神秘的微笑让我走了进去。结果这一次国庆没在家中,当我提心吊胆走下楼梯时,老太太像逮住小鸟一样逮住了我。她拉着我的手走入了她的房间。她湿漉漉的手掌使我全身发抖,可我不敢有半点反抗的举动,我整个地被吓傻了。
她的房间倒是很明亮,而且一尘不染。墙上挂着许多镜框,里面黑白的像片让我看到了一群严肃的男女老人,竟然没有一个在微笑。老太太轻声告诉我:
“他们全死了。”
她压低了声音仿佛是怕他们听到似的,使我不敢出一口大气。随后她指着一张胡须很长的像片说:
“这个人有良心,昨晚还来看我呢。”
一个死人来看她?我吓得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她对我的哭声深表不满,她说:
“哭什么,哭什么。”
接着她不知指着哪张像片又说:
“她不敢来,她偷了我的戒指,怕我向她要回来。”
这个我童年记忆里阴森的老女人,用阴森的语调逐个向我介绍像片上的人以后,才让我离开她那间可怕的屋子。后来我再也不敢去国庆家中,即使有国庆陪伴我也不敢接近这个恶梦般的女人。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感到她其实并不可怕,她只是沉浸在我当时年龄还无法理解的自我与孤独之中,她站在生与死的界线上,同时被两者抛弃。
我第一次登上国庆家的楼房,是那样惊讶地看到远处的一切。仿佛距离突然缩短了,一切都来到眼皮底下。田野就像山坡一样,往上铺展开去,细小走动的人让我格格笑个不停。这是我第一次真实感到,什么叫无边无际。
国庆是一个把自己安排得十分妥当的孩子,他总是穿得干干净净,口袋里放一块叠得方方正正的小手帕。我们站成一队上体育课时,他常常矜持地摸出手帕擦一下嘴。他那老练的动作,让鼻涕挂在胸前的我看到发呆。而且他像个医生那样拥有自己的药箱,那是一个小小的纸板盒,里面整齐地放着五个药瓶。他将药瓶拿出来向我介绍里面的药片治各类疾病时,这个八岁的孩子显得严肃和一丝不苟,我崇敬的眼睛看到的已不是同龄的孩子,而是一位名医。他总是随身携带这些药瓶,有时他在学校操场上奔跑时会突然站住,用准确自信的手势告诉我,他身上哪儿患病了,必须吃什么药。于是我跟着他走进教室,看着他从书包里拿出药箱,打开瓶盖取出药片,放入嘴中一仰头就咽了下去。就那么干巴巴地咽下去,他都不需要水的帮助。
国庆的父亲,是个令我生畏的人,在他感到身体不舒服时会走向他的儿子。那时我的同学就充满激情了,他清脆的嗓音滔滔不绝,他会仔细询问父亲不舒服的来龙去脉。直到父亲很不耐烦地打断他,他才结束自己滔滔不绝的废话,改用熟练的动作打开他那神圣的纸板盒,手在五个药瓶上面比划了几下,就准确地拿出了父亲需要的那种药。当他将药递过去时,就不失时机地向父亲要五分钱。那一次他父亲答应了准备去取钱时,他迅速地递上去一杯水,体贴地让父亲吃药,自己走过去把手伸入父亲扔在床上的衣服口袋,伸出来后向父亲展示了五分的硬币,然后放入自己口袋。当我们一起向学校走去,他却从口袋里摸出两个五分硬币。国庆是一个慷慨的同学,他告诉我另一个五分是为我拿的。随即他就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我们一人吃一根冰棍。
我一直没有见过国庆的母亲,有一次我们三人在旧城墙上玩耍,挥舞着柳枝在黄色的泥土上奔跑,用呐喊布置出一场虚构中的激战。后来我们疲惫不堪地坐了下来,是刘小青突然问起了国庆的母亲。国庆说:
“她到天上去了。”
然后他指了指天空:
“老天爷在看着我们。”
那时的天空蓝得令人感到幽深无底,天空在看着我们。三个孩子被一种巨大的虚无笼罩着,我内心升起一股虔诚的战栗,辽阔的天空使我无法隐藏。我听到国庆继续说:
“我们做什么,老天爷都看得一清二楚,谁也骗不了它。”
对国庆母亲的询问,所引发出来对天空的敬畏,是我心里最初感到的束缚。直到现在,我仍会突然感到自己正被一双眼睛追踪着,我无处可逃,我的隐私并不安全可靠,它随时面临着被揭露。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和国庆出现了一次激烈的争吵。争吵的话题是如果用麻绳将世界上所有的原子弹绑起来爆炸,地球会不会被炸碎。这个问题最先来自于刘小青,他想出用麻绳捆绑原子弹,让我现在写下这些时不由微微一笑。我清晰地记起了当初刘小青说这话时的神态,他是将快要掉进嘴巴的鼻涕使劲一吸,吸回到鼻孔后突发奇想说这番话的。他吸鼻涕的声音十分响亮,我都能感觉到鼻涕飞入他鼻孔时滑溜溜的过程。
国庆支持了刘小青,他认为地球肯定会被炸碎,最起码也会被炸出一个可怕的大洞。那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会被一阵狂风刮得在天上乱飞乱撞,而且有一种吓人的嗡嗡声。就像我们的体育老师那样,鼻子上有洞,说起话来嗡嗡地有着北风呼啸的声响。
我不相信地球会被炸碎,就是一个大洞我也认为不可能。
我的理由是原子弹是由地球上的东西做成的,原子弹小地球大,大的怎么会被小的炸碎?我激动地质问国庆和刘小青。
“你们能打败你们爹吗?打不败。因为你们是你们爹生的。你们小,你们爹大。”
我们都无法说服对方,于是三个孩子走向了张青海,那个打毛衣的男老师,指望他能够做出公正的判决。那是冬天的中午,我们的老师正坐在墙角里晒太阳,他织毛衣的手滑来滑去,像女人的手一样灵巧。他眯着眼睛听完我们的讲叙后,软绵绵地训斥道:
“这是不可能的。全世界人民都是爱好和平的,怎么会把原子弹绑在一起爆炸?”
我们争论的是科学,他却给了我们政治的回答。于是我们只能继续争吵,到后来成了攻击。我说:
“你们懂个屁。”
他们回报我:
“你懂个屁。”
我那时被怒气冲昏了头脑,向他们发出很不现实的威胁,我说:
“我再也不理你们啦。”
他们说:
“谁他娘的要理你。”
此后的时间里,我必须为自己不负责任的威胁承担后果。
国庆和刘小青正如他们宣告的那样,不再理睬我。而我在实现自己的威胁时,却显得力不从心。他们是两个人,我只是一个人,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他们可以坚定地不理我,我则是心慌意乱地不理他们。我开始独自一人了,我经常站在教室的门口,看着他们在操场上兴奋地奔跑。那时我的自尊就要无情地遭受羡慕的折磨。我每天都在期待着他们走上前来与我和好如初,这样的话我既可维护自尊,又能重享昔日的欢乐。可他们走过我身旁时,总是挤眉弄眼或者哈哈大笑。
显而易见,他们准备长此下去,这对他们来说没有丝毫损失。
对我就完全不同了,放学后我孤单一人往家走去时,仿佛嘴中含着一棵楝树果子,苦涩得难以下咽。
过久的期待使我作为孩子的自尊变得十分固执,另一方面想和他们在一起的愿望又越来越强烈。这两种背道而驰的情感让我长时间无所适从后,我突然找到了真正的威胁。
我选择了国庆回家的路上,我飞快地跑到了那里,等着他走来。国庆是一位骄傲的同学,他看到了我时摆出一副坚决不理睬的样子。而我则是对他恶狠狠地喊道:
“你偷了你爹的钱。”
他的骄傲顷刻瓦解,我的同学回过头来冲着我喊叫:
“我没有,你胡说。”
“有。”
我继续喊道。然后向他指出就是那次他向父亲要五分钱,结果却拿了一角钱的事。
“那五分钱可是为你拿的呀。”他说。
我可不管这些,而是向他发布了威胁中最为有力的一句话:
“我要去告诉你爹。”
我的同学脸色苍白,他咬着嘴唇不知所措。我是这时候转身离去的,像一只清晨的公鸡那样昂首阔步。我当时心里充满了罪恶的欢乐,国庆绝望的神色是我欢乐的基础。
后来我也以近似的方式威胁了王立强,那个年龄的我已经懂得了只有不择手段才能达到目的。威胁使我在自尊不受任何伤害的前提下,重获昔日的友情。我用恶的方式,得到的则是一种美好。
翌日上午,我看到国庆胆怯地走过来,用讨好的语气问我愿不愿意上他家楼上去看风景,我立刻答应了。这一次他没叫上刘小青,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走去的路上,他轻声恳求我,别把那事告诉他父亲。我已经获得了友情,又怎么会去告密呢?
惚看到母亲的蓝方格头巾在空气里飘动,那时突然而起的悲哀把我搞得焦急万分,可是睡着以后我又将这一切遗忘。有一次我曾经问过王立强:
“你什么时候送我回去?”
当时王立强和我一起走在傍晚的街道上,他拉着我的手,走在夕阳西下的光芒里。他没有立刻回答我的问话,而是给我买了五颗橄榄,然后才告诉我:
“等你长大了就送你回去。”
深受妻子疾病之苦的王立强,在那时抚摸着我的头发,声音忧郁地告诉我要做一个听话的孩子,以后上学了要好好念书。如果我做到了他的要求,他说:
“等你长大了,我就为你找个强壮的女人做妻子。”
他这话太让我失望了,我以为他会奖给我什么呢,结果是个强壮的女人。
王立强给了我五颗橄榄以后,我就不再着急着要返回南门,我不愿立刻离开这个有橄榄可吃的地方。
只有一次我显得异常激动,一天下午,一个将书包挂在胸前,双手背在身后的孩子让我错误地看到了自己的哥哥。那时我突然忘记了自己是在孙荡,仿佛回到了南门的池塘边,看着刚刚上学的哥哥耀武扬威地走着。我向孙光平呼喊着奔跑过去。我激动的结局却是一个陌生的孩子莫名其妙地转过头来,我才一下子明白过来自己早已离开南门,这突如其来的现实使我非常悲伤。那一刻是我最想回到南门的时候,我在呼啸的北风里哭泣着往前走去。
一个十月一日出生名叫国庆的男孩,和另一个叫刘小青的,成为了我幼时的朋友。现在我想起他们时内心充满了甜蜜。我们三个孩子在那石板铺成的街道上行走,就像三只小鸭子一样叫唤个不停。
我对国庆的喜爱超过刘小青,国庆是个热衷于奔跑的孩子,他第一次跑到我面前时满头大汗,这个我完全陌生的孩子充满热情地问我:
“你打架很厉害吧?”
他说:“你看上去打架很厉害。”
我对刘小青的喜爱,是由他哥哥迷人的笛声建立起来的。
他和那个戴鸭舌帽大孩子的兄弟关系,使我对他的喜爱里渗满了羡慕。
和我同龄的国庆,小小的年纪就具有了领导的才能。我对他的崇拜,是因为他使我的童年变得多彩多姿。我忘不了他带领我和刘小青站在河边等待波浪的情景,在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波浪会给予我如此奇妙的享受。我们三个孩子以一定的距离站成一排,在那夏天的河边,轮船驶过以后掀起的波浪推动着我们赤裸的脚,我看着波浪一层层爬上我的脚背。
我们的脚就像泊在岸旁的船,在水里摇摇晃晃。可是在这时候我要回家了,我要去擦窗玻璃,去拖地板。当国庆和刘小青看着远处的轮船逐渐驶近,第二次波浪即将来临时,我却被迫离开波浪,用我童年的速度奔跑回家。
另一种让我难忘的享受是登上国庆家的楼房,去眺望远处的田野。那时候就是在城里,也只是不多的人家住楼房。我们向国庆家走去时因为激动,我和刘小青像两只麻雀那样叽叽喳喳。国庆则表现出他作为主人的风度,这个孩子走在我们中间时时用手擦一下鼻子,以成年人的微笑来掩饰他孩子的骄傲。
然后国庆敲响了一扇屋门,门只是打开了一点,我看到了半张全是皱纹的脸。国庆响亮地喊了一声:
“婆婆。”
门打开到让国庆能够进去的宽度,我看到了里面的灰暗,和这个身穿黑衣老太太的全部的脸。她的眼睛以她年龄极不相称的亮度看着我们。
在我面前的刘小青准备进去时,她迅速将门重新关成一条缝,只露出一只眼睛。于是我第一次听到了她喑哑的声音:
“叫一声婆婆。”
刘小青叫了一声后就走进去,下面轮到我了。依然是一条缝和一只眼睛。这个老太太让我吸了一口冷气。可是国庆和刘小青已经踩着楼梯上去了,我只能颤抖地叫一声。我获准进入了那一片灰暗,老太太将门关上后,只有楼梯顶端有一圈亮光。我上楼时始终没有听到她走开的脚步,我知道她正用皱巴巴的眼睛看我,这是多么可怕的事。
此后的两年里,我每次怀着幸福的心情前往国庆家中时,都对自己要越过这个老太太灰暗的关卡而恐惧。那常常让我做恶梦的脸和声音,在路上就开始折磨我。我必须用和国庆趴在楼上窗口这无比的幸福来鼓励自己,才有胆量去敲响那扇屋门。
有一次我敲响屋门后,这个老太太出乎意料地没有让我叫她一声婆婆,而用神秘的微笑让我走了进去。结果这一次国庆没在家中,当我提心吊胆走下楼梯时,老太太像逮住小鸟一样逮住了我。她拉着我的手走入了她的房间。她湿漉漉的手掌使我全身发抖,可我不敢有半点反抗的举动,我整个地被吓傻了。
她的房间倒是很明亮,而且一尘不染。墙上挂着许多镜框,里面黑白的像片让我看到了一群严肃的男女老人,竟然没有一个在微笑。老太太轻声告诉我:
“他们全死了。”
她压低了声音仿佛是怕他们听到似的,使我不敢出一口大气。随后她指着一张胡须很长的像片说:
“这个人有良心,昨晚还来看我呢。”
一个死人来看她?我吓得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她对我的哭声深表不满,她说:
“哭什么,哭什么。”
接着她不知指着哪张像片又说:
“她不敢来,她偷了我的戒指,怕我向她要回来。”
这个我童年记忆里阴森的老女人,用阴森的语调逐个向我介绍像片上的人以后,才让我离开她那间可怕的屋子。后来我再也不敢去国庆家中,即使有国庆陪伴我也不敢接近这个恶梦般的女人。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感到她其实并不可怕,她只是沉浸在我当时年龄还无法理解的自我与孤独之中,她站在生与死的界线上,同时被两者抛弃。
我第一次登上国庆家的楼房,是那样惊讶地看到远处的一切。仿佛距离突然缩短了,一切都来到眼皮底下。田野就像山坡一样,往上铺展开去,细小走动的人让我格格笑个不停。这是我第一次真实感到,什么叫无边无际。
国庆是一个把自己安排得十分妥当的孩子,他总是穿得干干净净,口袋里放一块叠得方方正正的小手帕。我们站成一队上体育课时,他常常矜持地摸出手帕擦一下嘴。他那老练的动作,让鼻涕挂在胸前的我看到发呆。而且他像个医生那样拥有自己的药箱,那是一个小小的纸板盒,里面整齐地放着五个药瓶。他将药瓶拿出来向我介绍里面的药片治各类疾病时,这个八岁的孩子显得严肃和一丝不苟,我崇敬的眼睛看到的已不是同龄的孩子,而是一位名医。他总是随身携带这些药瓶,有时他在学校操场上奔跑时会突然站住,用准确自信的手势告诉我,他身上哪儿患病了,必须吃什么药。于是我跟着他走进教室,看着他从书包里拿出药箱,打开瓶盖取出药片,放入嘴中一仰头就咽了下去。就那么干巴巴地咽下去,他都不需要水的帮助。
国庆的父亲,是个令我生畏的人,在他感到身体不舒服时会走向他的儿子。那时我的同学就充满激情了,他清脆的嗓音滔滔不绝,他会仔细询问父亲不舒服的来龙去脉。直到父亲很不耐烦地打断他,他才结束自己滔滔不绝的废话,改用熟练的动作打开他那神圣的纸板盒,手在五个药瓶上面比划了几下,就准确地拿出了父亲需要的那种药。当他将药递过去时,就不失时机地向父亲要五分钱。那一次他父亲答应了准备去取钱时,他迅速地递上去一杯水,体贴地让父亲吃药,自己走过去把手伸入父亲扔在床上的衣服口袋,伸出来后向父亲展示了五分的硬币,然后放入自己口袋。当我们一起向学校走去,他却从口袋里摸出两个五分硬币。国庆是一个慷慨的同学,他告诉我另一个五分是为我拿的。随即他就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我们一人吃一根冰棍。
我一直没有见过国庆的母亲,有一次我们三人在旧城墙上玩耍,挥舞着柳枝在黄色的泥土上奔跑,用呐喊布置出一场虚构中的激战。后来我们疲惫不堪地坐了下来,是刘小青突然问起了国庆的母亲。国庆说:
“她到天上去了。”
然后他指了指天空:
“老天爷在看着我们。”
那时的天空蓝得令人感到幽深无底,天空在看着我们。三个孩子被一种巨大的虚无笼罩着,我内心升起一股虔诚的战栗,辽阔的天空使我无法隐藏。我听到国庆继续说:
“我们做什么,老天爷都看得一清二楚,谁也骗不了它。”
对国庆母亲的询问,所引发出来对天空的敬畏,是我心里最初感到的束缚。直到现在,我仍会突然感到自己正被一双眼睛追踪着,我无处可逃,我的隐私并不安全可靠,它随时面临着被揭露。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和国庆出现了一次激烈的争吵。争吵的话题是如果用麻绳将世界上所有的原子弹绑起来爆炸,地球会不会被炸碎。这个问题最先来自于刘小青,他想出用麻绳捆绑原子弹,让我现在写下这些时不由微微一笑。我清晰地记起了当初刘小青说这话时的神态,他是将快要掉进嘴巴的鼻涕使劲一吸,吸回到鼻孔后突发奇想说这番话的。他吸鼻涕的声音十分响亮,我都能感觉到鼻涕飞入他鼻孔时滑溜溜的过程。
国庆支持了刘小青,他认为地球肯定会被炸碎,最起码也会被炸出一个可怕的大洞。那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会被一阵狂风刮得在天上乱飞乱撞,而且有一种吓人的嗡嗡声。就像我们的体育老师那样,鼻子上有洞,说起话来嗡嗡地有着北风呼啸的声响。
我不相信地球会被炸碎,就是一个大洞我也认为不可能。
我的理由是原子弹是由地球上的东西做成的,原子弹小地球大,大的怎么会被小的炸碎?我激动地质问国庆和刘小青。
“你们能打败你们爹吗?打不败。因为你们是你们爹生的。你们小,你们爹大。”
我们都无法说服对方,于是三个孩子走向了张青海,那个打毛衣的男老师,指望他能够做出公正的判决。那是冬天的中午,我们的老师正坐在墙角里晒太阳,他织毛衣的手滑来滑去,像女人的手一样灵巧。他眯着眼睛听完我们的讲叙后,软绵绵地训斥道:
“这是不可能的。全世界人民都是爱好和平的,怎么会把原子弹绑在一起爆炸?”
我们争论的是科学,他却给了我们政治的回答。于是我们只能继续争吵,到后来成了攻击。我说:
“你们懂个屁。”
他们回报我:
“你懂个屁。”
我那时被怒气冲昏了头脑,向他们发出很不现实的威胁,我说:
“我再也不理你们啦。”
他们说:
“谁他娘的要理你。”
此后的时间里,我必须为自己不负责任的威胁承担后果。
国庆和刘小青正如他们宣告的那样,不再理睬我。而我在实现自己的威胁时,却显得力不从心。他们是两个人,我只是一个人,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他们可以坚定地不理我,我则是心慌意乱地不理他们。我开始独自一人了,我经常站在教室的门口,看着他们在操场上兴奋地奔跑。那时我的自尊就要无情地遭受羡慕的折磨。我每天都在期待着他们走上前来与我和好如初,这样的话我既可维护自尊,又能重享昔日的欢乐。可他们走过我身旁时,总是挤眉弄眼或者哈哈大笑。
显而易见,他们准备长此下去,这对他们来说没有丝毫损失。
对我就完全不同了,放学后我孤单一人往家走去时,仿佛嘴中含着一棵楝树果子,苦涩得难以下咽。
过久的期待使我作为孩子的自尊变得十分固执,另一方面想和他们在一起的愿望又越来越强烈。这两种背道而驰的情感让我长时间无所适从后,我突然找到了真正的威胁。
我选择了国庆回家的路上,我飞快地跑到了那里,等着他走来。国庆是一位骄傲的同学,他看到了我时摆出一副坚决不理睬的样子。而我则是对他恶狠狠地喊道:
“你偷了你爹的钱。”
他的骄傲顷刻瓦解,我的同学回过头来冲着我喊叫:
“我没有,你胡说。”
“有。”
我继续喊道。然后向他指出就是那次他向父亲要五分钱,结果却拿了一角钱的事。
“那五分钱可是为你拿的呀。”他说。
我可不管这些,而是向他发布了威胁中最为有力的一句话:
“我要去告诉你爹。”
我的同学脸色苍白,他咬着嘴唇不知所措。我是这时候转身离去的,像一只清晨的公鸡那样昂首阔步。我当时心里充满了罪恶的欢乐,国庆绝望的神色是我欢乐的基础。
后来我也以近似的方式威胁了王立强,那个年龄的我已经懂得了只有不择手段才能达到目的。威胁使我在自尊不受任何伤害的前提下,重获昔日的友情。我用恶的方式,得到的则是一种美好。
翌日上午,我看到国庆胆怯地走过来,用讨好的语气问我愿不愿意上他家楼上去看风景,我立刻答应了。这一次他没叫上刘小青,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走去的路上,他轻声恳求我,别把那事告诉他父亲。我已经获得了友情,又怎么会去告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