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肚,使汗珠雍容地越过了折叠往下流。
这时我无端有些感慨,心里想,大家现在都说“灾官”“灾官”殊不知“心广体胖”的还不在少呢。便是两三年前教员正嚷索薪的时候,学校的教员豫备室里也还有人因为吃得太饱了,咳的一声,胃中的气体从嘴里反叛出来。
走出外间,那一位和我差不多大的官还在,便拉住他发牢骚。
“你们怎么又闹这些玩艺儿了?”我说。
“这是他的意思。”他和气地回答,而且笑嘻嘻的。
“生病的怎么办呢?放在门板上抬来么?”
“他说:这些都另法办理。”
我是一听便了然的,只是在“门——衙门之门——外汉”怕不易懂,最好是再加上一点注解。这所谓“他”者,是指总长或次长而言。此时虽然似乎所指颇蒙胧,但再掘下去,便可以得到指实,但如果再掘下去,也许又要更蒙胧。总而言之,薪水既经到手,这些事便应该“适可而止,毋贪心也”的,否则,怕难免有些危机。即如我的说了这些话,其实就已经不大妥。
于是我退出花厅,却又遇见几个旧同事,闲谈了一回。知道还有“戊组”是发给已经死了的人的薪水的,这一组大概无须“亲领”又知道这一回提出“亲领”律者,不但“他”也有“他们”在内。所谓“他们”者,粗粗一听,很像“索薪会”的头领们,但其实也不然,因为衙门里早就没有什么“索薪会”所以这一回当然是别一批新人物了。
我们这回“亲领”的薪水,是中华民国十三年二月份的。
因此,事前就有了两种学说。一,即作为十三年二月的薪水发给。然而还有新来的和新近加俸的呢,可就不免有向隅之感。于是第二种新学说自然起来:不管先前,只作为本年六月份的薪水发给。不过这学说也不大妥,只是“不管先前”这一句,就很有些疵病。
这个办法,先前也早有人苦心经营过。去年章士钊将我免职之后,自以为在地位上已经给了一个打击,连有些文人学士们也喜得手舞足蹈。然而他们究竟是聪明人,看过“满床满桌满地”的德文书的,即刻又悟到我单是抛了官,还不至于一败涂地,因为我还可以得欠薪,在北京生活。于是他们的司长刘百昭便在部务会议席上提出,要不发欠薪,何月领来,便作为何月的薪水。这办法如果实行,我的受打击是颇大的,因为就受着经济的迫压。然而终于也没有通过。那致命伤,就在“不管先前”上;而刘百昭们又不肯自称革命党,主张不管什么,都从新来一回。
所以现在每一领到政费,所发的也还是先前的钱;即使有人今年不在北京了,十三年二月间却在,实在也有些难于说是现今不在,连那时的曾经在此也不算了。但是,既然又有新的学说起来,总得采纳一点,这采纳一点,也就是调和一些。因此,我们这回的收条上,年月是十三年二月的,钱的数目是十五年六月的。
这么一来,既然并非“不管先前”而新近升官或加俸的又可以多得一点钱,可谓比较的周到。于我是无益也无损,只要还在北京,拿得出“正身”来。
翻开我的简单日记一查,我今年已经收了四回俸钱了:第一次三元;第二次六元;第三次八十二元五角,即二成五,端午节的夜里收到的;第四次三成,九十九元,就是这一次。再算欠我的薪水,是大约还有九千二百四十元,七月份还不算。
我觉得已是一个精神上的财主;只可惜这“精神文明”是不很可靠的,刘百昭就来动摇过。将来遇见善于理财的人,怕还要设立一个“欠薪整理会”里面坐着几个人物,外面挂着一块招牌,使凡有欠薪的人们都到那里去接洽。几天或几月之后,人不见了,接着连招牌也不见了;于是精神上的财主就变了物质上的穷人了。
但现在却还的确收了九十九元,对于生活又较为放心,趁闲空来发一点议论再说。
七月二十一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八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十五期。
(2)c君即齐寿山。“做点小工作”指翻译小约翰。
(3)檀越梵文音译,意为施主。
(4)方玄绰作者一九二二年所作短篇小说端午节(后收入呐喊)中的人物,并非真有其人;但小说描写的是当时实际情况的一斑。
(5)“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语出文选古诗十九首:“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肚,使汗珠雍容地越过了折叠往下流。
这时我无端有些感慨,心里想,大家现在都说“灾官”“灾官”殊不知“心广体胖”的还不在少呢。便是两三年前教员正嚷索薪的时候,学校的教员豫备室里也还有人因为吃得太饱了,咳的一声,胃中的气体从嘴里反叛出来。
走出外间,那一位和我差不多大的官还在,便拉住他发牢骚。
“你们怎么又闹这些玩艺儿了?”我说。
“这是他的意思。”他和气地回答,而且笑嘻嘻的。
“生病的怎么办呢?放在门板上抬来么?”
“他说:这些都另法办理。”
我是一听便了然的,只是在“门——衙门之门——外汉”怕不易懂,最好是再加上一点注解。这所谓“他”者,是指总长或次长而言。此时虽然似乎所指颇蒙胧,但再掘下去,便可以得到指实,但如果再掘下去,也许又要更蒙胧。总而言之,薪水既经到手,这些事便应该“适可而止,毋贪心也”的,否则,怕难免有些危机。即如我的说了这些话,其实就已经不大妥。
于是我退出花厅,却又遇见几个旧同事,闲谈了一回。知道还有“戊组”是发给已经死了的人的薪水的,这一组大概无须“亲领”又知道这一回提出“亲领”律者,不但“他”也有“他们”在内。所谓“他们”者,粗粗一听,很像“索薪会”的头领们,但其实也不然,因为衙门里早就没有什么“索薪会”所以这一回当然是别一批新人物了。
我们这回“亲领”的薪水,是中华民国十三年二月份的。
因此,事前就有了两种学说。一,即作为十三年二月的薪水发给。然而还有新来的和新近加俸的呢,可就不免有向隅之感。于是第二种新学说自然起来:不管先前,只作为本年六月份的薪水发给。不过这学说也不大妥,只是“不管先前”这一句,就很有些疵病。
这个办法,先前也早有人苦心经营过。去年章士钊将我免职之后,自以为在地位上已经给了一个打击,连有些文人学士们也喜得手舞足蹈。然而他们究竟是聪明人,看过“满床满桌满地”的德文书的,即刻又悟到我单是抛了官,还不至于一败涂地,因为我还可以得欠薪,在北京生活。于是他们的司长刘百昭便在部务会议席上提出,要不发欠薪,何月领来,便作为何月的薪水。这办法如果实行,我的受打击是颇大的,因为就受着经济的迫压。然而终于也没有通过。那致命伤,就在“不管先前”上;而刘百昭们又不肯自称革命党,主张不管什么,都从新来一回。
所以现在每一领到政费,所发的也还是先前的钱;即使有人今年不在北京了,十三年二月间却在,实在也有些难于说是现今不在,连那时的曾经在此也不算了。但是,既然又有新的学说起来,总得采纳一点,这采纳一点,也就是调和一些。因此,我们这回的收条上,年月是十三年二月的,钱的数目是十五年六月的。
这么一来,既然并非“不管先前”而新近升官或加俸的又可以多得一点钱,可谓比较的周到。于我是无益也无损,只要还在北京,拿得出“正身”来。
翻开我的简单日记一查,我今年已经收了四回俸钱了:第一次三元;第二次六元;第三次八十二元五角,即二成五,端午节的夜里收到的;第四次三成,九十九元,就是这一次。再算欠我的薪水,是大约还有九千二百四十元,七月份还不算。
我觉得已是一个精神上的财主;只可惜这“精神文明”是不很可靠的,刘百昭就来动摇过。将来遇见善于理财的人,怕还要设立一个“欠薪整理会”里面坐着几个人物,外面挂着一块招牌,使凡有欠薪的人们都到那里去接洽。几天或几月之后,人不见了,接着连招牌也不见了;于是精神上的财主就变了物质上的穷人了。
但现在却还的确收了九十九元,对于生活又较为放心,趁闲空来发一点议论再说。
七月二十一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八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十五期。
(2)c君即齐寿山。“做点小工作”指翻译小约翰。
(3)檀越梵文音译,意为施主。
(4)方玄绰作者一九二二年所作短篇小说端午节(后收入呐喊)中的人物,并非真有其人;但小说描写的是当时实际情况的一斑。
(5)“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语出文选古诗十九首:“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