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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一、初二两年,我的身体仍然瘦弱,还偶在冗长的晨间升旗训话时晕倒,成为同学的笑柄。天气太热或太冷时,站久了有人就说“看!齐邦媛快要倒了。”我也常常不争气真的倒了。
初二上学期快结束时,天气突然极冷,我们大多数人的脚跟和手指长了冻疮。那天周会在操场大雾中站久了,我又摇摇欲坠,站在我左边的同学李心娥小声说。“把手伸过来,我给你捏捏就好了。”她在我手腕上捏了几下,又在我左额捏了几下,很痛。但是我即能站稳,且呼吸顺畅了。回到教室。她从书桌内拿出一个小瓶子,倒了一些小粒子叫我吃下。我居然违反父亲教我不可随便吃药的告诫,吃了她的药,而且整日感觉很好。
李心娥在初二上学期开学两个月后插班进来。那时全国各省逃难的人都涌向重庆,南开中学因应战时需要,随时收合格学生插班,我初一上也是在十一月参加小考即收的。
但是,为了维持教学水平,学校规定学期结束时若有三份之一课不及格即留级,二份之一不及格即退学,不管家长是谁都没有用。暑假后,全校成绩公开贴在行政中心“范孙楼”红笔多的即是留级,这就是著名、令人战栗的“红榜”我还记得有一年看榜时,他们挤得把楼板都踩塌了。
李心娥插班来的那天。导师带她到门口。大声说“这是新生李心娥。”她实在很矮,排在我左手座位,我那时也是又矮又瘦。坐第一排。她站在教室门口那表情,羞涩畏惧,不就是我到南开以前已经做了六次插班生,每次进陌生教室的表情吗?她既排在我邻座,升旗、早操也靠在旁边,我就事事带着她熟悉新环境,尤其是课程进度,明天要缴什么作业等。她几乎什么话都不说,只是感谢地笑着、听着。直到新年前,某个星期六下午,在几乎走空了的宿舍,我看到她一个人坐在床边哭泣。
那天下课,轮到我做值日生,扫完教室回宿舍去取回家小包,经过邻室,看到她孤单的身影,我恳切地拉着她和我一起回家。
父母亲自从在南京宁海路开始招待东北的黄埔学生之后,直到他们去世,将近半世纪都以素朴丰盛的北方饮食招待客人。到沙坪坝定居后,哥哥考上中大医学院,却一心想作外交官,重考入政大外交系。母亲鼓励他带周末无家可归的同学回家吃晚饭,她最受不了别的孩子没有家,吃不饱饭。
李心娥是我带回家的第一个客人,她和我一样瘦弱,更引起我母亲的关心。我们只知道她是云南人,爸爸是军人,调到重庆驻防,带她来上南开,妈妈没有来。从此,我几乎每周末都请她一起回家。母亲知道她被疟疾折磨所以长不高,对她更加关怀,为她增加营养,和我一样待遇。
一九三九年春天以后,日本飞机加强轰炸重庆,除了下大雨,天天来,连有月亮的晚上也一定来。民间赶修的防空洞只能挡爆炸碎片,若被直接击中则只有毁灭。重庆四周高山之上设立许多防空监视哨,空袭时便在哨前长杆上挂起一只红色灯笼,并且响起一长一短的空袭警报。敌机侵入一定范围之内,再挂一只红色灯笼,接着响起紧急警报,急促的一长一短的警报响彻山城内外。那种尖锐凄厉的声音,惊心动魄,有大祸临头的死亡之音,尤其月夜由睡梦中惊醒立刻下床,扎上腰带穿鞋逃命,那样的惶惑和愤怒,延续数年的警报声,在我心上刻画了深深的伤口,终生未能痊愈。南开没办法在平地上修防空洞,只能在空袭警报时立即疏散,每次周会就领学生念口诀:“一声警报,二件衣棠,三人同行,四面张望”
我们女中教室后面是一些小小的沙丘。像千百个狐穴,跑出去时就三人找一丘靠着。天晴时,可以看到两翼漆着红太阳的日本轰炸机,看它机翼一斜,肚子里落下一串串银色的尖锥形炸弹。有时,看到我们的驱逐机从反方向迎战,机关枪的声音在空中响起:有时则看到冒烟的飞机,火球似地向地面坠落。我... -->>
初一、初二两年,我的身体仍然瘦弱,还偶在冗长的晨间升旗训话时晕倒,成为同学的笑柄。天气太热或太冷时,站久了有人就说“看!齐邦媛快要倒了。”我也常常不争气真的倒了。
初二上学期快结束时,天气突然极冷,我们大多数人的脚跟和手指长了冻疮。那天周会在操场大雾中站久了,我又摇摇欲坠,站在我左边的同学李心娥小声说。“把手伸过来,我给你捏捏就好了。”她在我手腕上捏了几下,又在我左额捏了几下,很痛。但是我即能站稳,且呼吸顺畅了。回到教室。她从书桌内拿出一个小瓶子,倒了一些小粒子叫我吃下。我居然违反父亲教我不可随便吃药的告诫,吃了她的药,而且整日感觉很好。
李心娥在初二上学期开学两个月后插班进来。那时全国各省逃难的人都涌向重庆,南开中学因应战时需要,随时收合格学生插班,我初一上也是在十一月参加小考即收的。
但是,为了维持教学水平,学校规定学期结束时若有三份之一课不及格即留级,二份之一不及格即退学,不管家长是谁都没有用。暑假后,全校成绩公开贴在行政中心“范孙楼”红笔多的即是留级,这就是著名、令人战栗的“红榜”我还记得有一年看榜时,他们挤得把楼板都踩塌了。
李心娥插班来的那天。导师带她到门口。大声说“这是新生李心娥。”她实在很矮,排在我左手座位,我那时也是又矮又瘦。坐第一排。她站在教室门口那表情,羞涩畏惧,不就是我到南开以前已经做了六次插班生,每次进陌生教室的表情吗?她既排在我邻座,升旗、早操也靠在旁边,我就事事带着她熟悉新环境,尤其是课程进度,明天要缴什么作业等。她几乎什么话都不说,只是感谢地笑着、听着。直到新年前,某个星期六下午,在几乎走空了的宿舍,我看到她一个人坐在床边哭泣。
那天下课,轮到我做值日生,扫完教室回宿舍去取回家小包,经过邻室,看到她孤单的身影,我恳切地拉着她和我一起回家。
父母亲自从在南京宁海路开始招待东北的黄埔学生之后,直到他们去世,将近半世纪都以素朴丰盛的北方饮食招待客人。到沙坪坝定居后,哥哥考上中大医学院,却一心想作外交官,重考入政大外交系。母亲鼓励他带周末无家可归的同学回家吃晚饭,她最受不了别的孩子没有家,吃不饱饭。
李心娥是我带回家的第一个客人,她和我一样瘦弱,更引起我母亲的关心。我们只知道她是云南人,爸爸是军人,调到重庆驻防,带她来上南开,妈妈没有来。从此,我几乎每周末都请她一起回家。母亲知道她被疟疾折磨所以长不高,对她更加关怀,为她增加营养,和我一样待遇。
一九三九年春天以后,日本飞机加强轰炸重庆,除了下大雨,天天来,连有月亮的晚上也一定来。民间赶修的防空洞只能挡爆炸碎片,若被直接击中则只有毁灭。重庆四周高山之上设立许多防空监视哨,空袭时便在哨前长杆上挂起一只红色灯笼,并且响起一长一短的空袭警报。敌机侵入一定范围之内,再挂一只红色灯笼,接着响起紧急警报,急促的一长一短的警报响彻山城内外。那种尖锐凄厉的声音,惊心动魄,有大祸临头的死亡之音,尤其月夜由睡梦中惊醒立刻下床,扎上腰带穿鞋逃命,那样的惶惑和愤怒,延续数年的警报声,在我心上刻画了深深的伤口,终生未能痊愈。南开没办法在平地上修防空洞,只能在空袭警报时立即疏散,每次周会就领学生念口诀:“一声警报,二件衣棠,三人同行,四面张望”
我们女中教室后面是一些小小的沙丘。像千百个狐穴,跑出去时就三人找一丘靠着。天晴时,可以看到两翼漆着红太阳的日本轰炸机,看它机翼一斜,肚子里落下一串串银色的尖锥形炸弹。有时,看到我们的驱逐机从反方向迎战,机关枪的声音在空中响起:有时则看到冒烟的飞机,火球似地向地面坠落。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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