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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康元年大宋境内的人才流动，主流是从汴梁流向四方避祸。其中奔向江南者最多。而下江南的道路主要有两条：第一是随道君太上皇帝的车驾沿运河南下镇江、扬州，然后转移他处；第二是前往登州，然后从清阳港坐船入明州、杭州、泉州。
这时天下汹汹，万众南奔，运河沿岸的官府事先并无准备，所以这一路南奔并无整体规划，官员们甚至还因为太上皇驾临而慌了手脚，拥道君皇帝南下的又是童贯、朱勔的旧部，他们以前只拿着赵佶的御笔挂在船头也要作威作福惯，何况现在太上皇就在船上？所以在逃跑期间也不忘盘剥沿河官府百姓，甚至抢掠行人，致使原先许多随驾南行的士大夫也暗暗叫苦，不敢接近圣驾三十里之内——可以说，运河这条道路不但没有因为道君皇帝圣驾开道而安全，反而变得更加混乱、危险。
而登州一路早在战前就有准备，从汴梁到莱州是民间自发形成的通路，这里本是清阳港到汴梁的商道，黑白两道、士绅商家都已形成了某种平衡。进入莱州以后秩序就更好了，杨应麒虽然没有正式出兵吞并登州、莱州，却是趁着大宋政制混乱、无暇顾及的空档来影响山东半岛的基层行政秩序。登州的清阳港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很汉部”的地方，受到清阳港的影响，登州其它乡县也大多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即墨招降”事件以后，这种改变又迅速地渗透到了莱州。
宗望攻破信德府的时候，宋廷曾诏京东、淮西两路守臣募兵入卫，放宽了这两个地方扩充武装的限制。但按大宋家法，地方上的大部分财政收入都转运中央，不令地方有留财，所以这募兵诏令下了之后等同虚文——地方上没有钱粮，如何募兵？但在这件事情上登州却是一个例外。登州民兵寨子兴起以来，厢军已经名存实亡，登、莱两州的守卫基本依靠栖霞、福山、牟东、板桥这四座越来越像汉部军营的民兵寨子。宋廷的募兵诏令下达以后，王师中的幕僚便发下文书，督促扩军。扩军的兵源主要是从本地的农民以及流入山东半岛的宋民里择优挑选，扩军的军费则由清阳港的自治会议负责筹集——而清阳港自治会议的背后实际上就是汉部。
正所谓有钱好办事，登州、莱州的军备活动比起其它州县来明显不同！赵立和张万仙率领民兵沿着胶水积极布防。此时大宋许多地方是金兵未到，民变先起。赵立扼守胶水，不但有效地阻止了胶水西岸盗贼的进犯，甚至连临近的州县也在其威慑下变得稍为安稳。看见这些民兵的精神面貌，不但当地的百姓大多相信他们能保境安民，就是从汴梁逃到这里的人也觉得他们可靠。所以一些原本打算以登州作为码头前往江南的人，逃到这里之后就不走了。一些人甚至到了江南后又转了回来，认为此处更宜安生。
可是登州莱州自保有余，但要让他们派出兵马入援汴梁许多人便不干了。如今活跃在登州、莱州的商人、民兵大多对汴梁没什么好感，因为商人们——特别是那些生意做得不小的商人们大多知道要在清阳港发安心财靠的不是大宋的羽翼，而民兵寨的主力兵将对谁是养活他们的人也心知肚明。赵佶和他的宰相们从来只知道来登州拿钱，就没见为这里干过一件实在事。所以当勤王诏书下来后，这个半岛的反应竟然十分冷淡——反正王师中都不急，他们急什么！再说，现在山东半岛的兵力也不是很多，四座民兵寨子加起来也不过万把人，如果都调去勤王，谁来保护登州呢？更何况赵家天子自己就不顾汴梁存亡卷铺盖跑了，留下来当挡箭皇帝的儿子也是天天想着逃跑——既然这江山他皇家都不珍惜，凭什么要我们登州人来珍惜呢？
如果赵佶父子看到这等民情一定会十分寒心：这群穷山恶水的刁民，竟然如此无君无父！幸好这种无君无父的论调登莱两州的百姓也只是想，没有说，而蓬莱学舍热心的学子们则天天嚷着要赶紧勤王，他们的嚷叫声有许多通过诗文尺牍的形式流传出来，让一些不知情的外地人误以为这个半岛原来也是忠君爱国之地——然而很可惜，这些青春可爱的学子们并不拥有决策权力，所以他们的叫嚷到了最后也只能变成一番空话。
如果说蓬莱学舍里心怀华夏的学子心热如火，那汴梁的太学生便更是群情激愤！他们眼见胡人兵临城下，偏偏朝廷奸臣遍地，不但李纲大人强硬的守战主张得不到贯彻，宰相甚至打算割地求和！局势越是危急，学生们便越是激动。到后来不但学生，连主管太学的老师、官员也愤激起来。秦桧每日不是在太学和学生讲论时局，就是到孔壁书社与学友扼腕兴叹，又常恨自己是个书生，当此国变之时竟无用武之地！
其时朝廷割地诏书虽然未下，但一些官员也已收到消息，秦桧听说金人要求割地，连夜拟定奏章，第二日便去投递，... -->>
靖康元年大宋境内的人才流动，主流是从汴梁流向四方避祸。其中奔向江南者最多。而下江南的道路主要有两条：第一是随道君太上皇帝的车驾沿运河南下镇江、扬州，然后转移他处；第二是前往登州，然后从清阳港坐船入明州、杭州、泉州。
这时天下汹汹，万众南奔，运河沿岸的官府事先并无准备，所以这一路南奔并无整体规划，官员们甚至还因为太上皇驾临而慌了手脚，拥道君皇帝南下的又是童贯、朱勔的旧部，他们以前只拿着赵佶的御笔挂在船头也要作威作福惯，何况现在太上皇就在船上？所以在逃跑期间也不忘盘剥沿河官府百姓，甚至抢掠行人，致使原先许多随驾南行的士大夫也暗暗叫苦，不敢接近圣驾三十里之内——可以说，运河这条道路不但没有因为道君皇帝圣驾开道而安全，反而变得更加混乱、危险。
而登州一路早在战前就有准备，从汴梁到莱州是民间自发形成的通路，这里本是清阳港到汴梁的商道，黑白两道、士绅商家都已形成了某种平衡。进入莱州以后秩序就更好了，杨应麒虽然没有正式出兵吞并登州、莱州，却是趁着大宋政制混乱、无暇顾及的空档来影响山东半岛的基层行政秩序。登州的清阳港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很汉部”的地方，受到清阳港的影响，登州其它乡县也大多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即墨招降”事件以后，这种改变又迅速地渗透到了莱州。
宗望攻破信德府的时候，宋廷曾诏京东、淮西两路守臣募兵入卫，放宽了这两个地方扩充武装的限制。但按大宋家法，地方上的大部分财政收入都转运中央，不令地方有留财，所以这募兵诏令下了之后等同虚文——地方上没有钱粮，如何募兵？但在这件事情上登州却是一个例外。登州民兵寨子兴起以来，厢军已经名存实亡，登、莱两州的守卫基本依靠栖霞、福山、牟东、板桥这四座越来越像汉部军营的民兵寨子。宋廷的募兵诏令下达以后，王师中的幕僚便发下文书，督促扩军。扩军的兵源主要是从本地的农民以及流入山东半岛的宋民里择优挑选，扩军的军费则由清阳港的自治会议负责筹集——而清阳港自治会议的背后实际上就是汉部。
正所谓有钱好办事，登州、莱州的军备活动比起其它州县来明显不同！赵立和张万仙率领民兵沿着胶水积极布防。此时大宋许多地方是金兵未到，民变先起。赵立扼守胶水，不但有效地阻止了胶水西岸盗贼的进犯，甚至连临近的州县也在其威慑下变得稍为安稳。看见这些民兵的精神面貌，不但当地的百姓大多相信他们能保境安民，就是从汴梁逃到这里的人也觉得他们可靠。所以一些原本打算以登州作为码头前往江南的人，逃到这里之后就不走了。一些人甚至到了江南后又转了回来，认为此处更宜安生。
可是登州莱州自保有余，但要让他们派出兵马入援汴梁许多人便不干了。如今活跃在登州、莱州的商人、民兵大多对汴梁没什么好感，因为商人们——特别是那些生意做得不小的商人们大多知道要在清阳港发安心财靠的不是大宋的羽翼，而民兵寨的主力兵将对谁是养活他们的人也心知肚明。赵佶和他的宰相们从来只知道来登州拿钱，就没见为这里干过一件实在事。所以当勤王诏书下来后，这个半岛的反应竟然十分冷淡——反正王师中都不急，他们急什么！再说，现在山东半岛的兵力也不是很多，四座民兵寨子加起来也不过万把人，如果都调去勤王，谁来保护登州呢？更何况赵家天子自己就不顾汴梁存亡卷铺盖跑了，留下来当挡箭皇帝的儿子也是天天想着逃跑——既然这江山他皇家都不珍惜，凭什么要我们登州人来珍惜呢？
如果赵佶父子看到这等民情一定会十分寒心：这群穷山恶水的刁民，竟然如此无君无父！幸好这种无君无父的论调登莱两州的百姓也只是想，没有说，而蓬莱学舍热心的学子们则天天嚷着要赶紧勤王，他们的嚷叫声有许多通过诗文尺牍的形式流传出来，让一些不知情的外地人误以为这个半岛原来也是忠君爱国之地——然而很可惜，这些青春可爱的学子们并不拥有决策权力，所以他们的叫嚷到了最后也只能变成一番空话。
如果说蓬莱学舍里心怀华夏的学子心热如火，那汴梁的太学生便更是群情激愤！他们眼见胡人兵临城下，偏偏朝廷奸臣遍地，不但李纲大人强硬的守战主张得不到贯彻，宰相甚至打算割地求和！局势越是危急，学生们便越是激动。到后来不但学生，连主管太学的老师、官员也愤激起来。秦桧每日不是在太学和学生讲论时局，就是到孔壁书社与学友扼腕兴叹，又常恨自己是个书生，当此国变之时竟无用武之地！
其时朝廷割地诏书虽然未下，但一些官员也已收到消息，秦桧听说金人要求割地，连夜拟定奏章，第二日便去投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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