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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后的经济战线斗争的尖锐程度，绝不亚于军事战线。我们的货币政策，也是发展生产与对敌战争的重要武器。”2
——邓小平
1939年春天，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接到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的来函，严词质问边区政府为何发行面额1元的法币辅币和光华商店代价券，并强行流通。
林伯渠回复：“查陕甘宁边区政府辖境内法币信用甚高，流通亦畅，唯零星辅币万分缺乏，影响物价之提高，有碍小民生活。经当地商会、农会等向边区政府请求，准许光华商店发行二分、五分、一角之代价券。原系暂时权宜便民之计，而其流通范围只限陕甘宁边区。发行以来，因准备充足，深得人民信仰，并无武装部队强迫行使事情。尊座听得报告，完全与事实不符。”3
当时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是边区的法定货币，正如林伯渠所说，法币信用甚高，流通顺畅，而边区只是发行了区区面额1元或更低的小钞辅币光华商店代价券，既没有在边区强制使用，也没有流通到国统区，怎么会让堂堂的国民政府的孔部长如此大动肝火呢？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迫于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战的压力，和共产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的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成为国民党管辖的特区政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成为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从国民党政府领取军饷。
国民党出钱资助当年的死对头红军，这笔生意亏了本，就一定要在其他地方找回来，控制边区的金融系统就成了最好的目标。根据国共两党签订的关于边区不设银行的协议，国民党发行的法币被定为边区唯一合法的货币，边区银行没有对外公开业务，只是充当政府的出纳员，领取国民党发给八路军的军饷，并维护法币的流通。
这样边区政府就失去了货币发行权！
没有货币发行权，就好像一个人，自己没有造血的功能，全靠输血保持身体机能正常运行。国民党随时可以掐断货币供应，让边区陷入经济危机。
玩钱出身的孔祥熙哪能不懂其中的奥秘。可是国民党供给边区的法币，都是1元以上的主币，对于日常生活来说，面额太大，当年的3元法币在重庆可以摆一桌像样的酒席了。边区缺乏辅币流通，老百姓不得已用邮票代替辅币。边区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多次交涉都没有结果，才从1938年6月开始，以边区银行所属的合作社——光华商店的名义发行辅币代价券。
让孔祥熙恼火和害怕的不是边区发行的小额钞票，而是边区暗中发行自己的货币，试图恢复造血功能，想独立于国民党法币之外而自成体系。孔祥熙深知当年为了统一法币，从经济上消除军阀割据，他们花了多大的代价。因此一旦共产党出现独立发行货币的苗头，他就一定要严加防范，查办到底。
由于林伯渠的回复合情合理，再加上国民党辖区的各省地方银行，也已经印发小额辅币券，孔祥熙最后也难以“严办”只得让这场“光华券风波”不了了之。
1935～1939年，重庆政府的法币币值还相对稳定，通货膨胀较为温和，但随着战争的持续，物资消耗巨大，外国援助受阻，财政赤字开始大幅i升。重庆政府为了填补赤字窟窿，只能开动印钞机，大搞“量化宽松”结果法币随即开始剧烈贬值，通货膨胀的恶魔开始发威。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完全停止了对边区的财政拨款和援助，并实行全方位的经济封锁。同时，重庆政府启动了货币武器，将剧烈贬值的法币大量塞进边区抢购粮食和土特产，并转嫁通货膨胀。结果，延安物价飞涨，原来零售价0。1元一盒的香烟，变成100元～300元一盒；原来零售价0。05元一盒的火柴，涨至50元～100元。群众怨声载道，经济贸易萎缩，货币问题异常尖锐。
当时，南汉宸的对策就是，首先禁止法币在边区的流通，把货币发行权和贸易定价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由边区银行发行边币。这一建议在党内争议很大，一些反对的人认为边区本来就缺乏物资，如果再发行边币，岂不是物价高涨，通货膨胀严重？双方争执不下，最后，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代表中央表态，赞成南汉宸提出的建议。这个决定充分体现出共产党最高领导层的战略眼光，他们对金融大局的理解，一点不比财阀孔祥熙差。通货膨胀只是暂时的困难，任由法币流通于边区，才会让边区百毒缠身，永无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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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后的经济战线斗争的尖锐程度，绝不亚于军事战线。我们的货币政策，也是发展生产与对敌战争的重要武器。”2
——邓小平
1939年春天，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接到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的来函，严词质问边区政府为何发行面额1元的法币辅币和光华商店代价券，并强行流通。
林伯渠回复：“查陕甘宁边区政府辖境内法币信用甚高，流通亦畅，唯零星辅币万分缺乏，影响物价之提高，有碍小民生活。经当地商会、农会等向边区政府请求，准许光华商店发行二分、五分、一角之代价券。原系暂时权宜便民之计，而其流通范围只限陕甘宁边区。发行以来，因准备充足，深得人民信仰，并无武装部队强迫行使事情。尊座听得报告，完全与事实不符。”3
当时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是边区的法定货币，正如林伯渠所说，法币信用甚高，流通顺畅，而边区只是发行了区区面额1元或更低的小钞辅币光华商店代价券，既没有在边区强制使用，也没有流通到国统区，怎么会让堂堂的国民政府的孔部长如此大动肝火呢？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迫于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战的压力，和共产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的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成为国民党管辖的特区政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成为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从国民党政府领取军饷。
国民党出钱资助当年的死对头红军，这笔生意亏了本，就一定要在其他地方找回来，控制边区的金融系统就成了最好的目标。根据国共两党签订的关于边区不设银行的协议，国民党发行的法币被定为边区唯一合法的货币，边区银行没有对外公开业务，只是充当政府的出纳员，领取国民党发给八路军的军饷，并维护法币的流通。
这样边区政府就失去了货币发行权！
没有货币发行权，就好像一个人，自己没有造血的功能，全靠输血保持身体机能正常运行。国民党随时可以掐断货币供应，让边区陷入经济危机。
玩钱出身的孔祥熙哪能不懂其中的奥秘。可是国民党供给边区的法币，都是1元以上的主币，对于日常生活来说，面额太大，当年的3元法币在重庆可以摆一桌像样的酒席了。边区缺乏辅币流通，老百姓不得已用邮票代替辅币。边区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多次交涉都没有结果，才从1938年6月开始，以边区银行所属的合作社——光华商店的名义发行辅币代价券。
让孔祥熙恼火和害怕的不是边区发行的小额钞票，而是边区暗中发行自己的货币，试图恢复造血功能，想独立于国民党法币之外而自成体系。孔祥熙深知当年为了统一法币，从经济上消除军阀割据，他们花了多大的代价。因此一旦共产党出现独立发行货币的苗头，他就一定要严加防范，查办到底。
由于林伯渠的回复合情合理，再加上国民党辖区的各省地方银行，也已经印发小额辅币券，孔祥熙最后也难以“严办”只得让这场“光华券风波”不了了之。
1935～1939年，重庆政府的法币币值还相对稳定，通货膨胀较为温和，但随着战争的持续，物资消耗巨大，外国援助受阻，财政赤字开始大幅i升。重庆政府为了填补赤字窟窿，只能开动印钞机，大搞“量化宽松”结果法币随即开始剧烈贬值，通货膨胀的恶魔开始发威。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完全停止了对边区的财政拨款和援助，并实行全方位的经济封锁。同时，重庆政府启动了货币武器，将剧烈贬值的法币大量塞进边区抢购粮食和土特产，并转嫁通货膨胀。结果，延安物价飞涨，原来零售价0。1元一盒的香烟，变成100元～300元一盒；原来零售价0。05元一盒的火柴，涨至50元～100元。群众怨声载道，经济贸易萎缩，货币问题异常尖锐。
当时，南汉宸的对策就是，首先禁止法币在边区的流通，把货币发行权和贸易定价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由边区银行发行边币。这一建议在党内争议很大，一些反对的人认为边区本来就缺乏物资，如果再发行边币，岂不是物价高涨，通货膨胀严重？双方争执不下，最后，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代表中央表态，赞成南汉宸提出的建议。这个决定充分体现出共产党最高领导层的战略眼光，他们对金融大局的理解，一点不比财阀孔祥熙差。通货膨胀只是暂时的困难，任由法币流通于边区，才会让边区百毒缠身，永无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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