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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为了交通畅达，还会有别的什么逻辑呢有一天我和一位德国学人在斯图加特的一个路口等红灯，顺便说起，在这人口稀疏、交通冷清的城市，极目左右都没有车辆的影子，即便冲着红灯直穿过去也没有任何危险，但人们还是规规矩矩地等着，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究竟出于一种什么制约我说，还是受了一种公共行为规则的制约。这种规则不照顾各种具体的例外，只有无条件服从纔能生效。
他说，规则后面有一个严密的逻辑，足以把一切例外全部抵消。
我请他把那种严密的逻辑演绎一下，他就顺势推衍了以下几点———一、据统计，城市的街道穿行者中，受交通事故伤害最大的群落，是孩子；二、孩子们承受着太多来自成人的行为规范教育，但试验证明，最有效的教育来自他们的自身观察；三、据统计，孩子观察世界的一个重要地点，是自家的窗口。因此，当你四顾无人无车，放心穿越红灯的时候，根本无法保证路边排排高楼的无数窗口，没有孩子在观看；四、于是你进入了一个逻辑悖论：当你安全地穿越了红灯，等于给孩子们上了一课，内容是穿越红灯无危险。只有当你遭受伤亡的时候纔能给孩子们正确的教育，但你又不愿意为这样的教育支付如此惨重的代价；五、面对这样的悖论，唯一正确的方法是放弃穿越，既不让孩子们看到穿越的安全，也不让孩子们看到穿越的危险，一见红灯就立即停步，让孩子们看到一种无须别人监督的生命规范。
这番推衍，虽是从孩子的角度，却是严丝合缝，很难辩驳。
我想，仅从上述金融规则和交通规则两端，已大致可以说明现代的都市逻辑”是怎么一回事了。
这些小事让人不能不深深感念启蒙运动。康德说，欧洲启蒙运动的巨大功效，是让理性渗透到一切日常生活中。
可惜，中国文化人接受西方文明，包括启蒙运动在内，总是停留在一些又大又远的概念上，很少与日常生活连接起来。结果，他们所传播的理性原则往往空洞干涩，无益于具体生活，也无法受到生活的检验；同时，他们自己所过的生活又往往失去理性控制，甚至非常不合逻辑。例如目前中国社会中传播谣言最起劲的居然是文化人群落，便很有讽刺意味。
其实我们生活中有太多的集体行为需要疏通逻辑，有太多的行业性逻辑需要获得整体协调，这本是文化人应该站立的岗位，然而奇怪的是不少文化人不喜欢做这些事情，也不希望别人来做，反而乐于在一些最不合乎逻辑的情绪中异想天开。
在过去漫长的历史上很少有机会让文化人来参与都市逻辑的构建，也许那时的历史不在乎都市，也许那时的都市不在乎逻辑，也许那时的逻辑不在乎文化。这种情景所产生的恶性成果，现在由都市、文化和文化人共同来承担，因为它们都发生了背离自身逻辑的异化。现在一切都在面临大转型，情形是否会好一点在我的幻想中，最好的情形是，在刚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学人中，居然有几个不去忙着学习“语言暴力”物色攻击对象，而是静下心来，细细研究国际间和我国历史上的文明行为规范，对照现实社会的反面例证，写出一本本诸如行为理由、必要禁忌、都市契约这样的书来。
当然这只是幻想，更大的可能是很多人一再想进入这个过程又一再被消解，因为消解的力量沈积已深，无处不在，要干扰几个逻辑程序易如反掌。
二是为了交通畅达，还会有别的什么逻辑呢有一天我和一位德国学人在斯图加特的一个路口等红灯，顺便说起，在这人口稀疏、交通冷清的城市，极目左右都没有车辆的影子，即便冲着红灯直穿过去也没有任何危险，但人们还是规规矩矩地等着，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究竟出于一种什么制约我说，还是受了一种公共行为规则的制约。这种规则不照顾各种具体的例外，只有无条件服从纔能生效。
他说，规则后面有一个严密的逻辑，足以把一切例外全部抵消。
我请他把那种严密的逻辑演绎一下，他就顺势推衍了以下几点———一、据统计，城市的街道穿行者中，受交通事故伤害最大的群落，是孩子；二、孩子们承受着太多来自成人的行为规范教育，但试验证明，最有效的教育来自他们的自身观察；三、据统计，孩子观察世界的一个重要地点，是自家的窗口。因此，当你四顾无人无车，放心穿越红灯的时候，根本无法保证路边排排高楼的无数窗口，没有孩子在观看；四、于是你进入了一个逻辑悖论：当你安全地穿越了红灯，等于给孩子们上了一课，内容是穿越红灯无危险。只有当你遭受伤亡的时候纔能给孩子们正确的教育，但你又不愿意为这样的教育支付如此惨重的代价；五、面对这样的悖论，唯一正确的方法是放弃穿越，既不让孩子们看到穿越的安全，也不让孩子们看到穿越的危险，一见红灯就立即停步，让孩子们看到一种无须别人监督的生命规范。
这番推衍，虽是从孩子的角度，却是严丝合缝，很难辩驳。
我想，仅从上述金融规则和交通规则两端，已大致可以说明现代的都市逻辑”是怎么一回事了。
这些小事让人不能不深深感念启蒙运动。康德说，欧洲启蒙运动的巨大功效，是让理性渗透到一切日常生活中。
可惜，中国文化人接受西方文明，包括启蒙运动在内，总是停留在一些又大又远的概念上，很少与日常生活连接起来。结果，他们所传播的理性原则往往空洞干涩，无益于具体生活，也无法受到生活的检验；同时，他们自己所过的生活又往往失去理性控制，甚至非常不合逻辑。例如目前中国社会中传播谣言最起劲的居然是文化人群落，便很有讽刺意味。
其实我们生活中有太多的集体行为需要疏通逻辑，有太多的行业性逻辑需要获得整体协调，这本是文化人应该站立的岗位，然而奇怪的是不少文化人不喜欢做这些事情，也不希望别人来做，反而乐于在一些最不合乎逻辑的情绪中异想天开。
在过去漫长的历史上很少有机会让文化人来参与都市逻辑的构建，也许那时的历史不在乎都市，也许那时的都市不在乎逻辑，也许那时的逻辑不在乎文化。这种情景所产生的恶性成果，现在由都市、文化和文化人共同来承担，因为它们都发生了背离自身逻辑的异化。现在一切都在面临大转型，情形是否会好一点在我的幻想中，最好的情形是，在刚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学人中，居然有几个不去忙着学习“语言暴力”物色攻击对象，而是静下心来，细细研究国际间和我国历史上的文明行为规范，对照现实社会的反面例证，写出一本本诸如行为理由、必要禁忌、都市契约这样的书来。
当然这只是幻想，更大的可能是很多人一再想进入这个过程又一再被消解，因为消解的力量沈积已深，无处不在，要干扰几个逻辑程序易如反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