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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路撒冷，有一面闻名世界的“哭墙”“哭墙”是被摧毁的犹太教圣殿护墙的残存部分，也是犹太民族几千年来悲剧性命运的缩影。
每年到了特定的宗教节日，都会有千千万万的犹太人来到这里，在这面墙下失声痛哭。他们念念不忘自己死难的先辈，他们从这面墙中汲取力量，创造属于自己美好未来。
在中国南京，美丽的玄武湖依傍着巍峨的紫金山，六朝古都的风韵千古不变。此山此水见证了那段血泪悲歌。
在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也有一道刻满了死难者姓名的石墙。沿着当年性暴力受害者们的脚印往前走，就可以发现石墙上刻满了密密麻麻的名字，像大海中的浪花一样，一眼望不到边际。每年都有许多遇难者家属来这里悼念他们惨死的亲人，还有更多的青年和儿童来这里体验鲜活的历史。这面墙，就是中国的“哭墙”
这面墙，铭记着三十多万被屠杀的同胞悲惨的人生经历；这面墙，铭记着一支禽兽军队对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实施的滔天暴行。这面墙，是用中国人的血肉和泪水铸就的。
在世纪之交和千年之交的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八日“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在位于日本东京市区的九段会馆正式开庭。
女性国际战犯法庭是亚洲地区妇女和人权组织发起的一个民间法庭。法庭的任务是敦促日本政府承认侵害妇女的战争罪行，向受害国和地区进行正式谢罪，并尽快对死难者和幸存者进行谢罪和赔偿。这次审判不具有法律实施的意义，被称之为“模拟审判”和“民间审判”同时也是“正义审判”和“良心审判”
经过五天的审判“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就日军在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的行为作出判决，日本裕仁天皇被判犯有反人道罪。判决书中说，根据日本专家提供的证据，裕仁天皇有着独特的权力及决策权威，他知道日军的暴行，但他没有采取措施阻止。判决还认定日本政府未能履行责任，应当真诚地向日军性奴隶制度的受害者道歉并赔偿。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判决，它开始恢复受害妇女的尊严和正义。但这一天来得实在太迟了，各国人民竟为之奋斗了五十多年。宣判结束后，来自世界各国的六十多名性暴力受害妇女代表走上主席台，全场听众自发地起立，向这些勇敢地以自身痛苦经历、公开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老人致以长时间热烈掌声。
在庭审过程中，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韩国、朝鲜、印度尼西亚、东帝汶、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荷兰等国的性暴力受害者们，相互鼓励、相互安慰、相互搀扶，她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用亲身经历来说明日军所犯下的罪行，为所有被日军残害和污辱的姐妹们讨回公道。
“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像是浓重的乌云之中的一道闪电，划破了半个多世纪的黑暗。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那场战争，曾经给全世界数十万妇女带来扭曲的人性经历，给她们的精神和肉体烙下了无法愈合的伤痕。屈辱、病痛、孤独、自卑，曾经是她们全部的生活。如今，她们重拾尊严，勇敢地走向法庭、走向光明。
从大陆到台湾，从北方的韩国到南方的泰国，每一个日军性暴力受害者背后都有一串串血泪交织的故事。一个个惨遭战争无情烽火，历经无数不可抗拒的“性蹂躏”而仍侥幸活下来的卑微生命，开始用她们有限的生命去撼动粗鄙短视的日本政府。
日军慰安所分布地区主要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缅甸、新不列颠岛、新几内亚、库页岛以及日本本土等地。中国是日军慰安所最多的地方，从黑龙江的中苏边境，到南方的海南岛，只要是日军占领区，几乎无处不有。
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四五年，中国大陆至少有二十多万妇女沦为日军性奴隶，她们分布在二十二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据各国学者的研究、调查，在亚洲各国至少有四十万妇女被迫沦为慰安妇，中国是最大受害国。中国性暴力受害者的数字，占日军在亚洲战场征用占领区随军妓女的百分之六十八。这是一个让中国人感到痛苦、耻辱和愤怒的“世界第一”
然而，此次开庭，各国代表团共有三百九十人出席，其中韩国共有二百二十人，台湾有六十三人，中国大陆二十八人。中国大陆参加这次审判的代表人数，仅仅是韩国的一个零头。这是一个让我们尴尬的对比数字。
在亚洲，由于传统文化中“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念，使许多性暴力受害者长期以来饱受歧视，也不敢公开陈述自己的遭遇。与之相比，二战期间被日军抓去当慰安妇的白种人露芙奥罕的命运就有所不同。
最近，澳大利亚政府授予她澳洲二等勋衔，并在政府公报中表示：此次授勋，是表扬露芙奥罕在鼓励战时保障人权和保障妇女方面对国际社会作出的杰出贡献，以及她在鼓励公开战争暴行方面担当的领导角色。
露芙奥罕原来是荷兰人，在印尼爪哇居住，一九四二年被日军捉去当慰安妇。战后移居澳大利亚。在一九九二年韩国慰安妇公开日军在二战时期的暴行时，露芙奥罕挺身而出，公开自己当年的遭遇，并前往东京在听证会上作证。
一九九四年，露芙奥罕出版自传五十年的缄默，并被改编为纪录片，赢得当年澳大利亚电影业最佳纪录片大奖。露芙奥罕一直担任澳大利亚红十字会和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的义工，就人权和在战争中保护妇女的问题奔走呼号。
中国的性暴力受害者们理应享有像露芙奥罕那样的荣誉和尊敬，她们不应当遭到遗忘和歧视。当她们站出来揭露侵略者暴行的时候，与那些当年捐躯疆场的战士们一样，她们也站成了民族的脊梁。
近年来，中国的民间索赔运动风起云涌，显示了中国人民民族精神和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中国人民拒绝遗忘、捍卫尊严的决心和勇气。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的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侵害了中国老百姓个人的基本人权，其暴行不但缺乏人类基本的良心和道德文明，也违反了国际法中有关战争法规则。二战结束之后，国共两党政权先后放弃了对日战争赔款。但是，政府放弃了国家赔偿的要求，并不意味着国国民也失去了民间赔偿的权利。那些遭受过日本军国主义之苦的国家的国民，对日本政府和企业要求受害赔偿，不仅在道义上天经地义，在法律上也符合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准则，同时这也是受害者的基本人权。
十多年来，中国两岸三地的民间索赔运动不屈不挠，不畏各种阻碍和压力，显示了和平时期的英雄本色。
美国已故历史学家、细菌战研究者谢尔顿哈里斯说过：“王选是一名真正爱国的中国人，她全力为日本占领中国期间的暴行受害者的正义事业而抗争，是一位不同寻常的人。我对她的才智、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她为全体中国人民作出的献身，表示极大的赞赏和尊敬。”
二零零二年，在南方周末发起的“年度十大风云人物评选”中，王选得票第一。相对于谢尔顿哈里斯们的敬意来说，中国民间给予王选的敬意出现得太晚太晚了。王选多年来的风雨兼程，一直遭到主流媒体和某些部门有意无意的冷落。其实，这也是中国民间索赔运动积极分子们共同的尴尬。在中国“民间”和“个人”总是羞于言说和遭到怀疑的词汇。当这些被凌辱和被伤害的生命开始漫漫的索赔之旅时，他们背后没有强大的后援力量，他们仿佛是孤独的前行者。
一九九五年八月三日，正在日本留学的王选在电视上看到一则日本共同社采写的消息：首届“七三一”部队民间国际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有三个来自浙江义乌崇山的细菌战受害人出席，他们得到日本民间和平组织“日军细菌战历史事实揭露会”的援助。他们准备向日本法庭起诉，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并赔偿。
崇山是王选的故乡！她童年的记忆被激活了。在那场浩劫中，王选家族有八口人罹难，义乌崇山村有三百九十六个村民死于鼠疫。王选设法联系到日本市民团体成员松井英介和森正孝，她告诉他们说：“我要参加你们的调查，我是义乌人，我有义务。”懂得日语、英语、崇山方言的王选意识到：“我是一根红线，我可以方便地穿梭在中国、日本、美国之间，只有我能把这些老头老太太串起来。”
于是，王选在日本读书、工作的平静日子结束了。
这是一场“路漫漫而修远兮”的官司，但是对于王选和她的同伴们来说，则是“吾将上下而求索”岁月与病魔无情，二十九名原告团中，数名已经高龄的成员已经撒手人寰。还有人不想再告了，因为八年调查取证、诉讼开始后的五年间二十七次的开庭，当事人耗费了大量的钱财、身心俱疲。
中国民间索赔之路为何难于上青天？一方面，中国没有发达的民间组织和基金会，为之提供各种支援和帮助；更重要的原因是，日本方面一直不愿正视若干战争遗留问题。其实，有识之士早已指出：“日本遗留化学武器事件是日本侵华战争的活历史，是检验日本政府如何对待侵华战争历史的标尺。”只要日本政府遵守中日两国之间签订的三个政治文件的基本原则，深刻反省侵略战争历史，切实承担战争责任，这个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七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的一审结果是：驳回原告要求日本政府道歉与赔偿的要求，但是破天荒地确认了日军细菌战的罪恶史实。
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东京地方法院审判长片山良广在法庭上郑重宣布，日本政府在对待日军当年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问题上态度怠慢，日本要向中国的十三名原告作出总额约一亿九千万日元的赔偿。日本媒体指出，这一判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法庭上宣读的判决书认为，旧日军在中国遗弃化学武器和炮弹，是附随战争行为的组织行为，是国家行使权力的结果。作为日本国，其后采取置之不理的怠慢做法，这也属于国家行使权力行为。本来，日本政府可以通过询问旧军队的有关人员和调查军队留下来的相关资料，详细掌握遗弃的化学武器情况。即使中日恢复邦交后，日本国仍没有履行这一义务，导致化学武器伤人事故的发生。这种怠慢做法属于违法的权力行为。按照日本赔偿法，受害者应得到赔偿。关于时效问题，判决书认为，日本国在战后和中日两国复交后都没有对伤害事件进行调查以及向中国提供防止伤害事件发生的信息，提出时效问题没有丝毫的正当性。日本政府以时效已过为由回避赔偿是明显有悖于正义和公平理念的。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三天之后，日本政府没有接受这个判决而提出了上诉，这场本该划上句号的官司还将推展到下一阶段。王选们表示，他们将奉陪到底。
八年来常常啃烧饼、宿车站的王选为对日民间索赔运动奉献出了一百万日元之巨的“自费”是的“自费”二字在中国有着特别的含义。
在“为人民服务”这一冠冕堂皇的旗号下，各级官僚每年公款吃喝嫖赌就花费了数千亿人民币。然而，在大会小会上振振有词地宣讲“爱国主义”的官僚们，却从来没有给予王选和原告们任何资助。在市民社会刚刚开始萌芽的中国，也没有企业家、基金会和民间组织愿意成为公益事业的强大后援。因此，中国公民个体的索赔之路比任何国家都要走得艰辛和困难。
我们在敬重王选这一“蚂蚁挑战大象”的事业的同时，又不能不遗憾地承认这样的一个事实：调查、抢救细菌战受难者的历史事实，首先应该是“有关部门”的责任；没有一份完整的受难者名录，至少是“有关部门”的失职
中国人必须拒绝遗忘。如果连中国人自己也忘却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那么悲剧就有可能重新降临到我们头上。中国人必须保存记忆。如果连中国人的记忆也出现了模糊和差错，那么昔日的刽子手们便成功地实现了第二次的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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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路撒冷，有一面闻名世界的“哭墙”“哭墙”是被摧毁的犹太教圣殿护墙的残存部分，也是犹太民族几千年来悲剧性命运的缩影。
每年到了特定的宗教节日，都会有千千万万的犹太人来到这里，在这面墙下失声痛哭。他们念念不忘自己死难的先辈，他们从这面墙中汲取力量，创造属于自己美好未来。
在中国南京，美丽的玄武湖依傍着巍峨的紫金山，六朝古都的风韵千古不变。此山此水见证了那段血泪悲歌。
在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也有一道刻满了死难者姓名的石墙。沿着当年性暴力受害者们的脚印往前走，就可以发现石墙上刻满了密密麻麻的名字，像大海中的浪花一样，一眼望不到边际。每年都有许多遇难者家属来这里悼念他们惨死的亲人，还有更多的青年和儿童来这里体验鲜活的历史。这面墙，就是中国的“哭墙”
这面墙，铭记着三十多万被屠杀的同胞悲惨的人生经历；这面墙，铭记着一支禽兽军队对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实施的滔天暴行。这面墙，是用中国人的血肉和泪水铸就的。
在世纪之交和千年之交的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八日“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在位于日本东京市区的九段会馆正式开庭。
女性国际战犯法庭是亚洲地区妇女和人权组织发起的一个民间法庭。法庭的任务是敦促日本政府承认侵害妇女的战争罪行，向受害国和地区进行正式谢罪，并尽快对死难者和幸存者进行谢罪和赔偿。这次审判不具有法律实施的意义，被称之为“模拟审判”和“民间审判”同时也是“正义审判”和“良心审判”
经过五天的审判“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就日军在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的行为作出判决，日本裕仁天皇被判犯有反人道罪。判决书中说，根据日本专家提供的证据，裕仁天皇有着独特的权力及决策权威，他知道日军的暴行，但他没有采取措施阻止。判决还认定日本政府未能履行责任，应当真诚地向日军性奴隶制度的受害者道歉并赔偿。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判决，它开始恢复受害妇女的尊严和正义。但这一天来得实在太迟了，各国人民竟为之奋斗了五十多年。宣判结束后，来自世界各国的六十多名性暴力受害妇女代表走上主席台，全场听众自发地起立，向这些勇敢地以自身痛苦经历、公开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老人致以长时间热烈掌声。
在庭审过程中，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韩国、朝鲜、印度尼西亚、东帝汶、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荷兰等国的性暴力受害者们，相互鼓励、相互安慰、相互搀扶，她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用亲身经历来说明日军所犯下的罪行，为所有被日军残害和污辱的姐妹们讨回公道。
“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像是浓重的乌云之中的一道闪电，划破了半个多世纪的黑暗。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那场战争，曾经给全世界数十万妇女带来扭曲的人性经历，给她们的精神和肉体烙下了无法愈合的伤痕。屈辱、病痛、孤独、自卑，曾经是她们全部的生活。如今，她们重拾尊严，勇敢地走向法庭、走向光明。
从大陆到台湾，从北方的韩国到南方的泰国，每一个日军性暴力受害者背后都有一串串血泪交织的故事。一个个惨遭战争无情烽火，历经无数不可抗拒的“性蹂躏”而仍侥幸活下来的卑微生命，开始用她们有限的生命去撼动粗鄙短视的日本政府。
日军慰安所分布地区主要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缅甸、新不列颠岛、新几内亚、库页岛以及日本本土等地。中国是日军慰安所最多的地方，从黑龙江的中苏边境，到南方的海南岛，只要是日军占领区，几乎无处不有。
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四五年，中国大陆至少有二十多万妇女沦为日军性奴隶，她们分布在二十二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据各国学者的研究、调查，在亚洲各国至少有四十万妇女被迫沦为慰安妇，中国是最大受害国。中国性暴力受害者的数字，占日军在亚洲战场征用占领区随军妓女的百分之六十八。这是一个让中国人感到痛苦、耻辱和愤怒的“世界第一”
然而，此次开庭，各国代表团共有三百九十人出席，其中韩国共有二百二十人，台湾有六十三人，中国大陆二十八人。中国大陆参加这次审判的代表人数，仅仅是韩国的一个零头。这是一个让我们尴尬的对比数字。
在亚洲，由于传统文化中“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念，使许多性暴力受害者长期以来饱受歧视，也不敢公开陈述自己的遭遇。与之相比，二战期间被日军抓去当慰安妇的白种人露芙奥罕的命运就有所不同。
最近，澳大利亚政府授予她澳洲二等勋衔，并在政府公报中表示：此次授勋，是表扬露芙奥罕在鼓励战时保障人权和保障妇女方面对国际社会作出的杰出贡献，以及她在鼓励公开战争暴行方面担当的领导角色。
露芙奥罕原来是荷兰人，在印尼爪哇居住，一九四二年被日军捉去当慰安妇。战后移居澳大利亚。在一九九二年韩国慰安妇公开日军在二战时期的暴行时，露芙奥罕挺身而出，公开自己当年的遭遇，并前往东京在听证会上作证。
一九九四年，露芙奥罕出版自传五十年的缄默，并被改编为纪录片，赢得当年澳大利亚电影业最佳纪录片大奖。露芙奥罕一直担任澳大利亚红十字会和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的义工，就人权和在战争中保护妇女的问题奔走呼号。
中国的性暴力受害者们理应享有像露芙奥罕那样的荣誉和尊敬，她们不应当遭到遗忘和歧视。当她们站出来揭露侵略者暴行的时候，与那些当年捐躯疆场的战士们一样，她们也站成了民族的脊梁。
近年来，中国的民间索赔运动风起云涌，显示了中国人民民族精神和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中国人民拒绝遗忘、捍卫尊严的决心和勇气。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的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侵害了中国老百姓个人的基本人权，其暴行不但缺乏人类基本的良心和道德文明，也违反了国际法中有关战争法规则。二战结束之后，国共两党政权先后放弃了对日战争赔款。但是，政府放弃了国家赔偿的要求，并不意味着国国民也失去了民间赔偿的权利。那些遭受过日本军国主义之苦的国家的国民，对日本政府和企业要求受害赔偿，不仅在道义上天经地义，在法律上也符合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准则，同时这也是受害者的基本人权。
十多年来，中国两岸三地的民间索赔运动不屈不挠，不畏各种阻碍和压力，显示了和平时期的英雄本色。
美国已故历史学家、细菌战研究者谢尔顿哈里斯说过：“王选是一名真正爱国的中国人，她全力为日本占领中国期间的暴行受害者的正义事业而抗争，是一位不同寻常的人。我对她的才智、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她为全体中国人民作出的献身，表示极大的赞赏和尊敬。”
二零零二年，在南方周末发起的“年度十大风云人物评选”中，王选得票第一。相对于谢尔顿哈里斯们的敬意来说，中国民间给予王选的敬意出现得太晚太晚了。王选多年来的风雨兼程，一直遭到主流媒体和某些部门有意无意的冷落。其实，这也是中国民间索赔运动积极分子们共同的尴尬。在中国“民间”和“个人”总是羞于言说和遭到怀疑的词汇。当这些被凌辱和被伤害的生命开始漫漫的索赔之旅时，他们背后没有强大的后援力量，他们仿佛是孤独的前行者。
一九九五年八月三日，正在日本留学的王选在电视上看到一则日本共同社采写的消息：首届“七三一”部队民间国际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有三个来自浙江义乌崇山的细菌战受害人出席，他们得到日本民间和平组织“日军细菌战历史事实揭露会”的援助。他们准备向日本法庭起诉，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并赔偿。
崇山是王选的故乡！她童年的记忆被激活了。在那场浩劫中，王选家族有八口人罹难，义乌崇山村有三百九十六个村民死于鼠疫。王选设法联系到日本市民团体成员松井英介和森正孝，她告诉他们说：“我要参加你们的调查，我是义乌人，我有义务。”懂得日语、英语、崇山方言的王选意识到：“我是一根红线，我可以方便地穿梭在中国、日本、美国之间，只有我能把这些老头老太太串起来。”
于是，王选在日本读书、工作的平静日子结束了。
这是一场“路漫漫而修远兮”的官司，但是对于王选和她的同伴们来说，则是“吾将上下而求索”岁月与病魔无情，二十九名原告团中，数名已经高龄的成员已经撒手人寰。还有人不想再告了，因为八年调查取证、诉讼开始后的五年间二十七次的开庭，当事人耗费了大量的钱财、身心俱疲。
中国民间索赔之路为何难于上青天？一方面，中国没有发达的民间组织和基金会，为之提供各种支援和帮助；更重要的原因是，日本方面一直不愿正视若干战争遗留问题。其实，有识之士早已指出：“日本遗留化学武器事件是日本侵华战争的活历史，是检验日本政府如何对待侵华战争历史的标尺。”只要日本政府遵守中日两国之间签订的三个政治文件的基本原则，深刻反省侵略战争历史，切实承担战争责任，这个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七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的一审结果是：驳回原告要求日本政府道歉与赔偿的要求，但是破天荒地确认了日军细菌战的罪恶史实。
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东京地方法院审判长片山良广在法庭上郑重宣布，日本政府在对待日军当年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问题上态度怠慢，日本要向中国的十三名原告作出总额约一亿九千万日元的赔偿。日本媒体指出，这一判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法庭上宣读的判决书认为，旧日军在中国遗弃化学武器和炮弹，是附随战争行为的组织行为，是国家行使权力的结果。作为日本国，其后采取置之不理的怠慢做法，这也属于国家行使权力行为。本来，日本政府可以通过询问旧军队的有关人员和调查军队留下来的相关资料，详细掌握遗弃的化学武器情况。即使中日恢复邦交后，日本国仍没有履行这一义务，导致化学武器伤人事故的发生。这种怠慢做法属于违法的权力行为。按照日本赔偿法，受害者应得到赔偿。关于时效问题，判决书认为，日本国在战后和中日两国复交后都没有对伤害事件进行调查以及向中国提供防止伤害事件发生的信息，提出时效问题没有丝毫的正当性。日本政府以时效已过为由回避赔偿是明显有悖于正义和公平理念的。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三天之后，日本政府没有接受这个判决而提出了上诉，这场本该划上句号的官司还将推展到下一阶段。王选们表示，他们将奉陪到底。
八年来常常啃烧饼、宿车站的王选为对日民间索赔运动奉献出了一百万日元之巨的“自费”是的“自费”二字在中国有着特别的含义。
在“为人民服务”这一冠冕堂皇的旗号下，各级官僚每年公款吃喝嫖赌就花费了数千亿人民币。然而，在大会小会上振振有词地宣讲“爱国主义”的官僚们，却从来没有给予王选和原告们任何资助。在市民社会刚刚开始萌芽的中国，也没有企业家、基金会和民间组织愿意成为公益事业的强大后援。因此，中国公民个体的索赔之路比任何国家都要走得艰辛和困难。
我们在敬重王选这一“蚂蚁挑战大象”的事业的同时，又不能不遗憾地承认这样的一个事实：调查、抢救细菌战受难者的历史事实，首先应该是“有关部门”的责任；没有一份完整的受难者名录，至少是“有关部门”的失职
中国人必须拒绝遗忘。如果连中国人自己也忘却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那么悲剧就有可能重新降临到我们头上。中国人必须保存记忆。如果连中国人的记忆也出现了模糊和差错，那么昔日的刽子手们便成功地实现了第二次的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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