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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张岱年有一番刻薄的论述；“老年读书做文字，与少年不同。少年读书，如快刀切物，眼光通住，皆在行墨过处，一过辄了。老年如以指头掐字，掐得一个，只是一个，掐不着时，只是由地。少年做文字，白眼看天，一篇现成文字挂在天上，顷刻下来，刷入纸上，一刷便完。老年如恶心呕吐，以后扼入齿吵出之，出亦无多，总是渣滓。”由是，我说我的文章比张中行老。季羡林老写得好，并非我不知天高地厚，乃是历史规律使然。老先生们该为之而高兴，而不会对我眈眈相向。否则，这个社会岂不在退化之中？这也不是任何一位老先生愿意看到的情形吧？“无边落水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样的世界方有希望！
姜不一定是老的辣，只不过人们没有尝过嫩姜罢了。一个有生气的时代，必是少年文章群星灿烂的时代，如初唐有神童王勃，一篇础王阁赋，哪个老人敢与争锋？“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纯是少年人的眼光，少年人的豪气！相反，一个没有生气的时代，必是老年文章汗牛充栋的时代，如清代有80岁的老诗翁乾隆，千首万首，全是豆腐丝（诗）萝l、丝（诗），哪一句能流传后世？
李敖26岁时写下轰动一时的老年人和棒子，终于“浮出历史地表”他说：“上了年纪的人未尝不想进步，可怜的是，他们的胃口已经不能使他们消化那引起青春的果实了，他们只能‘反刍’肚子里头那点存货，以‘老马之智可用也’的自负，整天贩卖那些发了霉的古董。他们即使能够诲人不倦，可是他们却不想想被诲的后生早已‘受困’了，他们说后生可畏，其实真正可畏的不是后生而是老生那些轰炸式的常谈！”我才24岁，比李敖更年轻，却没有勇气说出这样的话来，我愧对我的青春！李敖又说：“我不太觉得我们一定要过于刻毒地批判老年人，我也不太觉得我们一定要像放弃破船一样放弃对他们的希望，他们之中，若真有竖起脊梁特立独行的皓首匹夫，我们还是愿意做执鞭之士的。”我想，像金克木这样人老心不老的前辈，我们举双手欢迎他到我们年轻人的圈子里来，至于像梁武帝萧衍、英皇伊丽莎白这样的老人，我若是昭明太子、查尔斯王子，一定要打起反旗来——谁让你们如此恋栈？人寿几何、青春几何！
李大别说：“青春者，人生之王老。”然而，今日之青年，哪有一分王者气象，个个像沉默的羔羊。即使有一二架遇着辈，也淹没在群羊的“阵阵”声里。谁能驱动这群羊？谁能打破这铁幕？李敖在文章的末尾写道：“对那些老不成器不晓水的老爷我不愿再说什么，对那些老着脸皮老调重弹的老奸巨猾们我也不愿再说什么，只是对那些以老当益壮自诩，以老骥伏枥自命的老先生们，我忍不住要告诉你们说：我们不会抢你们的棒子，我们不要鸣鼓而攻我们的圣人的棒子，我们不稀罕里面已经腐朽外面涂层新漆的棒子。——我们早已伸出了双手，透过沉闷的空气，眼巴巴地等待你们递给我们一很真正崭新的樟子！”
朋友们，放大胆子，敞开心灵，结晶智慧，拿起笔来写少年的文章，从我的这篇文章开始！
晚年悲懂
1996年12月13日，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戏剧大师曹禹逝世了。他的晚年是祥和平.净的，却又是激荡起伏的。他看见了许多个物，一些人的面孔骤然一亮的场景，但是他说不出，在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孤独的。灵感就像胡地八月的狂风，时时来侵袭他空旷的心灵，但再也没有干树万树梨花开了，在这个意义上讲他是痛功的。
曹禹始终是个青年，始终是那个在清华园里琅琅读书的青年，是剧本中那些生命在燃烧的青年。然而，他不得不接受衰老、接受日发、接受腿脚的不灵便。精神的年轻与躯体的衰老形成强烈的对比。他的女儿万方悦“我们对爸爸也有一套，烦心的、不顺的k情不和他说，尽可能说些有趣的。带劲儿的十，我说找儿干踢球了，喜欢和女同学来往然而我渐渐发现，计物本身并没有一定的色彩，重要的在于青春，在于乐观，而我爸爸在听了我们所说的一切之后，想：那又怎么样呢‘z他无法满足。”
他怎样才能满足呢？对于作家来说，只有创作才能令他满足。曹禹得过严重的神经官能症，睡眠必须依靠安眠药。安眠药能让他放松吗？吃了安眠药后，种种潜意识就会变成话语。他多少次地讲述自己所经历的人和书，反复说要写，写真实的人。有一次深夜里他连声叫女儿说：“你再不来就晚了，我就跳下去了，我什么也不想，只想从窗子里跳下去。”那时，他的身子软绵绵的，根本不可能跳下去，但他的灵魂一定曾站在窗台上，感受着外边巨大的黑夜和冰冷的空气。
“我最后是个疯子，要不然就是了不起的大人物，我要写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找不干。”如实却是：晚年曹禹的创作出现了18年巨大的空白，令人困惑也令人惋惜的空白。晚年的思想，如同秋叶绚烂且静美。许多第一流的作家，往往将写作延续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而且出现创作上的飞跃和升华。曹禹本该如此，也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仍然不能提笔。“我就是惭愧呀，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呀！真的，我真想一死f火！”他是怎样忘情地想着“地狱天堂”般的舞台和驰骋于上的伟大演员阿，但他再也登不上舞台了。
晚年，他与传记作者田本相谈起“王佐断臂”的故事，王佐为了让陆文龙从金兀术的阵营里反正，断臂以求信任。曹禹动情地说：“明白了，人也残废厂，大好的光阴也浪费了。使人明白是很难很难的啊！明白了，你却残废了，这是悲剧，很不是滋味的悲剧。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20世纪的中国不是艺术家的温床，即使是天才，也无法置身于中国的“灾难”之外，你能与现实获得距离感么？你能拥有“自己的园地”么？不能。企图“半瓣花上说人情”的周作人身不由己地成了汉奸；而能够正视“淋漓的鲜血、惨淡的人生”的鲁迅，晚年也免不了偏狭和神经质。更何况本非强者的曹禹呢？曹禹是个过分善良、过分真诚的理想主义者、浪漫主义者，他无法克服内心深处的软弱。正如钱理群先生在位小舞台之间一书中所剖析的：“他太爱护自己，更确切地说，他怜悯自己，也就无力战胜自己。”
也许软弱是人的本性，不然为何帕斯卡尔把人比作会思想的芦苇呢？芦苇在狂风之后能挺立起来，人呢？受到摧残、受到压抑、被虚伪所包围、被日常经验所支配的人呢？万方这样写道：“他总对我说，小方子，人老了，真是没意思。他持续不断的悲哀感染着我，使我难过。我知道，他也知道，他活在躯体的牢笼里，再也当不了自己的主人了，他的思想成了苍白、稀薄、不断飘散而去的雾，由于他抓不住什么东西，他懊丧极了，以至于他不再想去抓住什么了。”真正的晚年沉浸在挫败感之中，而不是满足感之中。像曹禹这样辉煌过的大师，也不能摆脱挫败感的纠缠。这种心理，并非“得陇望蜀”、“此山望见彼山高”所能概括，树下还有很深很深的根系。这种挫败、这种痛苦，已经内化为一种性格。融在血肉里，剔也剔除不去。那么稀薄的一点，却把人折腾得够呛。
曹禹笔下有一系列软弱的人物：雷雨中的周萍，原野中的焦大星，日出中的方达生，北京人中的曾文清，家中的觉新时代的膻变、文化的压迫、心灵的焦灼、理想的苍白，使他们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其中，多少有曹禹自己的影子。最后两年，他一点点地放弃痛苦，放弃由痛苦所替代的那种强烈的愿望，他不再说：“我要写东西”了。有时他说：“当初我应该当个教师，当个好老师，真有学问，那就好了。”这种对自我的怀疑与否定，是蚕无法破茧而出的瞬间所说的实在话。曹禹渴望当一名普通教师，但他能满足随遇而安的欣然么？他充当的是另一种教师的角色，这个角色太沉重了。他说：“钱钟书，人家才是真有学问。”曹禹当年在清华与钱钟书一起并称一龙一虎，他对钱钟书的赞赏、羡慕是耐人寻味的。就个性而言，钱钟书比曹禹更加软弱；就生存智慧而言，钱钟书“游世”的技巧比曹禹更加高明。是不是这些，让曹禹丧失了本来不多的自信？
衰老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结果。有的人进入老年，迟钝了，麻木了。而曹禹则不同，他不停地提起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奥尼尔，他意识到自己跟他们的差距，而衰老让这种差距无法弥补和缩短。托尔斯泰是他晚年的一个解不开的情结。“托尔斯泰走了”是踉“苏格拉底死了”一样令人揪心的命题，它像冰山一样横亘在曹禹面前。一谈起托翁，曹禹便不能自己：“他三十几年的痛苦、他像农民一样活着，他一天走三四个小时，然后写。大吃、能吃极了，82岁呀，吃一大碗生菜。他出走了，他30年前就想走，没走成。安娜说你一走我就自杀，他不想跨过她的死尸走路。他每天又快乐又痛苦，真是一个伟大的人！”刚才还希望普通、平凡，现在却又期望伟大、崇高，上穷碧落下黄泉，可怜的老人被悬置在空中。
托尔斯泰不是“想”成就能成的。“就曹禹，还想当托尔斯泰？”这绝非一句自嘲的玩笑话。他受得广上帝对现代约伯的严酷惩罚么？受不了，他自己知道。“我要成托尔斯泰，成不了啊！都七老八十了，还成什么？我想走了，不要这个家厂，我把你们的债还了就走”这只能是个梦。我觉得，曹禹最好的作品应该是北京人，北京人里最生动的人物应该是曾文清。曾大清就像笼中的鸟一样，何尝不想飞？可是，翅膀太重“飞不动了”这四个字是悲剧的最高境界。艺术家都是有些先见之明的“飞不动广’岂不是曹高对自己晚年的预感？结局被他不幸言中，他的生命在他的人物里，他的人物在他的生命里，只有艺术家才有这分敏感，只有艺术家才有这种智慧。在清华大学宁；净的图书馆里，他铺开稿纸，工工整整地写下雷雨两个字，然后一发不可收拾；在四川长江边的小江轮上，他点着油灯，一幕一幕地写家，江水拍打着船舶。多少年过去了，除了遗憾之外，还收获些什么呢？
历史是无法责怪的，因为历史无法选择。性格也是无法责怪的，因为性格同样无法改变。究竟是曹禹欠我们些什么，还是我们久他更多？他的局限之于他的成功，就像硬币的两面。在这生存的体论中，我们不必纠缠于合理或不合理，更不要可笑地提出诸多假设。曹禹就是曹禹。他是独一无二的。正因为是曹禹，他晚年不得不独自一人面对潮水般的悲情。杜鹃声声，他分不清足梦或是现实。“人老了，丑，没有一点可爱的表演，上帝把你的丑脸都画好，让你知道自己该死，该走了。”这是戏剧大师最后留给世界的话。
而人生，终究不像戏剧一样，能由戏剧大师随意调度。那么，无论结局如何，接受它吧。
玩物丧志
中国除了人多，就是书多。于是，读书人也多。像孔子式的“韦编三绝”者亦多，像杜甫式的“读书破万卷”者亦多，但中国并没有因为拥有多如牛毛的勤奋的读书人而进步。
我最反感的是两句古话，一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二是“学而优则仕”前者是原始时代变性的遗留，以为知识是具有神性的，因此掌握知识的人也就像祭司、巫婆一样具有神性，高于一般人。中国民间有“惜字纸”的习俗，看到地上有写着文字的纸，赶紧虔诚地抬起来，放到炉子里烧掉，千万不能让它被污染了。后者更是中国政治的一大致命伤，秦桧、严嵩、阮大诚都是读书读得不错的人，把孔夫子当作敲门砖，门倒是敲开了，可也敲出于古骂名来。可见，读书与当官是两码事。读书不见得能够“改造人性”读书多的人，仍然可能是昏蛋和意猪。
长辈指责后辈，特别是对那些花花公子、游手好闲之徒，常常用“玩物丧志”四个字，我却认为“玩物丧志”倒还情有可看，而“玩物丧志”则罪不可赦，直可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超生。中国的读书人，十有八九是“玩知丧志”陶然自得，乐在其中的。几部残缺不全的破经典，你注过来我注过去，皓首穷经，头发白了，经却还没有注完。清代的大师们，表面上看是在追求“纯粹的知识”其实是在文字狱的淫威下挥刀自宫——他们的知识全是没有价值判断的、不对当下发言的、逃避心灵自由的，通向奴役之路的知识。他们以这样的知识，被朝廷纳入“博学鸿儒”科的罗网之中。
我曾看到卖兰州拉面的大师傅的绝技——面团在他们的手中理中拍拉，比肩丁解牛还要游刃有余。面团在他们手中服服贴贴的，想变成什么形状就变成什么形状。我想，中国读书人玩弄知识的情状就跟大师傅揉面团差不多，揉来读去还是那一小块面团，却能千变万化，令人眼花缭乱。中国的知识谱系就像面团——从中找不到任何一点坚硬的质地。这堆面团从古代揉到今天，从今天还要揉到未来。一开口便是孔子曰、朱子曰、马克思日、德里达日唯有“我”缺席了。既然是“玩”那么知识就像电子游戏中的图像，全在“我”的控制之下，而“我”是要处于屏幕之外的，倘若“我”加入进去了，那还叫什么游戏呢‘z偏偏有那么一两个傻子，要到屏幕中去，要将生命与知识融为一体，这不破坏了游戏规则？破坏游戏规则的人，将被罚下场去——如陈寅格，只好哀叹“晚岁为诗久所头”了。
中国并不缺少知识，缺少的是反思知识的知识。中国人并非读书读得少，而是读书的态度出现了问题。我在读钱理群先生的周作人传时，更加坚定了我的这种想法。周作人是20世纪中国读书最多的作家和学者，他所读的书用浩如烟海来形容绝不过分。知堂回忆录的最后，知堂不无自豪地总结自己一生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希腊神话、日本排句、英国文学、民间歌谣、人类学、性心理学一共犬牙交错的数十个领域。陈平原先生曾说，今天的学者能在一个领域内赶上周作人就相当不错了。然而，周作人智商之高、读书之博，并没有阻止他落水当汉奸。1938年8月，胡适写信给周作人，说他梦见苦雨斋中吃茶的老增飘然一枚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轻与重。”然而，周作人还是脱下老僧的袈裟，变成日本侵略军麾下的“督办”了。
胡适高估了周作人，他哪里是“智者”不过是玩弄知识的游戏者罢了。他的变节不是偶然的，与他读书、求知、作文与做人的方式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周作人当教育督办，当得兢兢业业，在报纸上写华北教育一年之回顾，宣称要对意志薄弱的学生进行“思想管制”他喊了几十年“自由”最终在自己拥有权力以后，又自己扼杀了自由。当日军在沦陷区实行三光政策时，周作人竟然在电台里公开鼓吹绝灭人性的杀戮，玩弄血的游戏“治安强化运动是和平建国的基础，是使民众得以安居乐业的唯一途径。”
在三千年专制主义的酱缸里泡熟的中国知识传统，渗透到中国文人的血液里。许多中国文人身上都有周作人气，知识仅仅是一种格调，一种情趣，一种摆设，一杯茶，一件书法，而不是自由的屏障、解放的动力。他们不是通过知识洞察当下的生存困境而把知识作为消解个人责任的面具。认为自己拥有知识，便拥有了超脱于俗世之上的权力，是掩耳盗铃的做法。加梁说过：“作家是不可能有希望为追求自己宝贵的思想和形象而远离尘嚣的。”爱默生也认为：“学者理应成为思想的人。其责任可以归纳为‘自信’。学者的职责是去鼓舞、提高和指引众人，命令他们看到表象之下的书实。”中国读书人，缺乏的正是这样二种对知识和世界的态度。
今天，学者文人们为贫困或受轻蔑而愤愤不平。我想，与其毫无意义地跟别人赌气，不如老老实实地想想：我在做些什么‘z那些难以为继的学术刊物上的论文，有几篇不是为了混稿费、混职称而拼凑出来的垃圾？许多教授已然蜕变得跟卡内提的杰作迷惆中的老学者差不多了：终日生活在由抽象的知识建构的世界里，喃喃自语。通晓几种语言文字，写下满书架的著作，却被女佣人玩弄于股掌之上。最后，女佣成了主人，他被赶到大街上。有一次，有位我十分尊敬的、在学界地位如泰山的教授问我：“回家坐火车没有过去那么挤吧？”我感谢他的关心，却对他真空包装式的生活感到悲哀：他真不知道中国春节时有几千万民工运动在铁路动脉上？他真的对外面的生活隔膜到了这样的程度？知识让他丧失了获得那些对我们来说仅仅是常识的信息的能力。
爱默生是个背着十字架的学者和作家。他在黑暗的夜晚，举着光炬，他说这才是知识分子的使命“我不愿把我与这个充满行动则p界隔开，不愿意把一棵橡树栽在花盆里，让它在那挨饿、恐怖。学者不是独立于世的，他是现今这个灵魂萎靡的队伍里，一个执旗的人。”
这是不是一记警钟呢？
了。
张岱年有一番刻薄的论述；“老年读书做文字，与少年不同。少年读书，如快刀切物，眼光通住，皆在行墨过处，一过辄了。老年如以指头掐字，掐得一个，只是一个，掐不着时，只是由地。少年做文字，白眼看天，一篇现成文字挂在天上，顷刻下来，刷入纸上，一刷便完。老年如恶心呕吐，以后扼入齿吵出之，出亦无多，总是渣滓。”由是，我说我的文章比张中行老。季羡林老写得好，并非我不知天高地厚，乃是历史规律使然。老先生们该为之而高兴，而不会对我眈眈相向。否则，这个社会岂不在退化之中？这也不是任何一位老先生愿意看到的情形吧？“无边落水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样的世界方有希望！
姜不一定是老的辣，只不过人们没有尝过嫩姜罢了。一个有生气的时代，必是少年文章群星灿烂的时代，如初唐有神童王勃，一篇础王阁赋，哪个老人敢与争锋？“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纯是少年人的眼光，少年人的豪气！相反，一个没有生气的时代，必是老年文章汗牛充栋的时代，如清代有80岁的老诗翁乾隆，千首万首，全是豆腐丝（诗）萝l、丝（诗），哪一句能流传后世？
李敖26岁时写下轰动一时的老年人和棒子，终于“浮出历史地表”他说：“上了年纪的人未尝不想进步，可怜的是，他们的胃口已经不能使他们消化那引起青春的果实了，他们只能‘反刍’肚子里头那点存货，以‘老马之智可用也’的自负，整天贩卖那些发了霉的古董。他们即使能够诲人不倦，可是他们却不想想被诲的后生早已‘受困’了，他们说后生可畏，其实真正可畏的不是后生而是老生那些轰炸式的常谈！”我才24岁，比李敖更年轻，却没有勇气说出这样的话来，我愧对我的青春！李敖又说：“我不太觉得我们一定要过于刻毒地批判老年人，我也不太觉得我们一定要像放弃破船一样放弃对他们的希望，他们之中，若真有竖起脊梁特立独行的皓首匹夫，我们还是愿意做执鞭之士的。”我想，像金克木这样人老心不老的前辈，我们举双手欢迎他到我们年轻人的圈子里来，至于像梁武帝萧衍、英皇伊丽莎白这样的老人，我若是昭明太子、查尔斯王子，一定要打起反旗来——谁让你们如此恋栈？人寿几何、青春几何！
李大别说：“青春者，人生之王老。”然而，今日之青年，哪有一分王者气象，个个像沉默的羔羊。即使有一二架遇着辈，也淹没在群羊的“阵阵”声里。谁能驱动这群羊？谁能打破这铁幕？李敖在文章的末尾写道：“对那些老不成器不晓水的老爷我不愿再说什么，对那些老着脸皮老调重弹的老奸巨猾们我也不愿再说什么，只是对那些以老当益壮自诩，以老骥伏枥自命的老先生们，我忍不住要告诉你们说：我们不会抢你们的棒子，我们不要鸣鼓而攻我们的圣人的棒子，我们不稀罕里面已经腐朽外面涂层新漆的棒子。——我们早已伸出了双手，透过沉闷的空气，眼巴巴地等待你们递给我们一很真正崭新的樟子！”
朋友们，放大胆子，敞开心灵，结晶智慧，拿起笔来写少年的文章，从我的这篇文章开始！
晚年悲懂
1996年12月13日，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戏剧大师曹禹逝世了。他的晚年是祥和平.净的，却又是激荡起伏的。他看见了许多个物，一些人的面孔骤然一亮的场景，但是他说不出，在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孤独的。灵感就像胡地八月的狂风，时时来侵袭他空旷的心灵，但再也没有干树万树梨花开了，在这个意义上讲他是痛功的。
曹禹始终是个青年，始终是那个在清华园里琅琅读书的青年，是剧本中那些生命在燃烧的青年。然而，他不得不接受衰老、接受日发、接受腿脚的不灵便。精神的年轻与躯体的衰老形成强烈的对比。他的女儿万方悦“我们对爸爸也有一套，烦心的、不顺的k情不和他说，尽可能说些有趣的。带劲儿的十，我说找儿干踢球了，喜欢和女同学来往然而我渐渐发现，计物本身并没有一定的色彩，重要的在于青春，在于乐观，而我爸爸在听了我们所说的一切之后，想：那又怎么样呢‘z他无法满足。”
他怎样才能满足呢？对于作家来说，只有创作才能令他满足。曹禹得过严重的神经官能症，睡眠必须依靠安眠药。安眠药能让他放松吗？吃了安眠药后，种种潜意识就会变成话语。他多少次地讲述自己所经历的人和书，反复说要写，写真实的人。有一次深夜里他连声叫女儿说：“你再不来就晚了，我就跳下去了，我什么也不想，只想从窗子里跳下去。”那时，他的身子软绵绵的，根本不可能跳下去，但他的灵魂一定曾站在窗台上，感受着外边巨大的黑夜和冰冷的空气。
“我最后是个疯子，要不然就是了不起的大人物，我要写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找不干。”如实却是：晚年曹禹的创作出现了18年巨大的空白，令人困惑也令人惋惜的空白。晚年的思想，如同秋叶绚烂且静美。许多第一流的作家，往往将写作延续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而且出现创作上的飞跃和升华。曹禹本该如此，也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仍然不能提笔。“我就是惭愧呀，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呀！真的，我真想一死f火！”他是怎样忘情地想着“地狱天堂”般的舞台和驰骋于上的伟大演员阿，但他再也登不上舞台了。
晚年，他与传记作者田本相谈起“王佐断臂”的故事，王佐为了让陆文龙从金兀术的阵营里反正，断臂以求信任。曹禹动情地说：“明白了，人也残废厂，大好的光阴也浪费了。使人明白是很难很难的啊！明白了，你却残废了，这是悲剧，很不是滋味的悲剧。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20世纪的中国不是艺术家的温床，即使是天才，也无法置身于中国的“灾难”之外，你能与现实获得距离感么？你能拥有“自己的园地”么？不能。企图“半瓣花上说人情”的周作人身不由己地成了汉奸；而能够正视“淋漓的鲜血、惨淡的人生”的鲁迅，晚年也免不了偏狭和神经质。更何况本非强者的曹禹呢？曹禹是个过分善良、过分真诚的理想主义者、浪漫主义者，他无法克服内心深处的软弱。正如钱理群先生在位小舞台之间一书中所剖析的：“他太爱护自己，更确切地说，他怜悯自己，也就无力战胜自己。”
也许软弱是人的本性，不然为何帕斯卡尔把人比作会思想的芦苇呢？芦苇在狂风之后能挺立起来，人呢？受到摧残、受到压抑、被虚伪所包围、被日常经验所支配的人呢？万方这样写道：“他总对我说，小方子，人老了，真是没意思。他持续不断的悲哀感染着我，使我难过。我知道，他也知道，他活在躯体的牢笼里，再也当不了自己的主人了，他的思想成了苍白、稀薄、不断飘散而去的雾，由于他抓不住什么东西，他懊丧极了，以至于他不再想去抓住什么了。”真正的晚年沉浸在挫败感之中，而不是满足感之中。像曹禹这样辉煌过的大师，也不能摆脱挫败感的纠缠。这种心理，并非“得陇望蜀”、“此山望见彼山高”所能概括，树下还有很深很深的根系。这种挫败、这种痛苦，已经内化为一种性格。融在血肉里，剔也剔除不去。那么稀薄的一点，却把人折腾得够呛。
曹禹笔下有一系列软弱的人物：雷雨中的周萍，原野中的焦大星，日出中的方达生，北京人中的曾文清，家中的觉新时代的膻变、文化的压迫、心灵的焦灼、理想的苍白，使他们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其中，多少有曹禹自己的影子。最后两年，他一点点地放弃痛苦，放弃由痛苦所替代的那种强烈的愿望，他不再说：“我要写东西”了。有时他说：“当初我应该当个教师，当个好老师，真有学问，那就好了。”这种对自我的怀疑与否定，是蚕无法破茧而出的瞬间所说的实在话。曹禹渴望当一名普通教师，但他能满足随遇而安的欣然么？他充当的是另一种教师的角色，这个角色太沉重了。他说：“钱钟书，人家才是真有学问。”曹禹当年在清华与钱钟书一起并称一龙一虎，他对钱钟书的赞赏、羡慕是耐人寻味的。就个性而言，钱钟书比曹禹更加软弱；就生存智慧而言，钱钟书“游世”的技巧比曹禹更加高明。是不是这些，让曹禹丧失了本来不多的自信？
衰老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结果。有的人进入老年，迟钝了，麻木了。而曹禹则不同，他不停地提起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奥尼尔，他意识到自己跟他们的差距，而衰老让这种差距无法弥补和缩短。托尔斯泰是他晚年的一个解不开的情结。“托尔斯泰走了”是踉“苏格拉底死了”一样令人揪心的命题，它像冰山一样横亘在曹禹面前。一谈起托翁，曹禹便不能自己：“他三十几年的痛苦、他像农民一样活着，他一天走三四个小时，然后写。大吃、能吃极了，82岁呀，吃一大碗生菜。他出走了，他30年前就想走，没走成。安娜说你一走我就自杀，他不想跨过她的死尸走路。他每天又快乐又痛苦，真是一个伟大的人！”刚才还希望普通、平凡，现在却又期望伟大、崇高，上穷碧落下黄泉，可怜的老人被悬置在空中。
托尔斯泰不是“想”成就能成的。“就曹禹，还想当托尔斯泰？”这绝非一句自嘲的玩笑话。他受得广上帝对现代约伯的严酷惩罚么？受不了，他自己知道。“我要成托尔斯泰，成不了啊！都七老八十了，还成什么？我想走了，不要这个家厂，我把你们的债还了就走”这只能是个梦。我觉得，曹禹最好的作品应该是北京人，北京人里最生动的人物应该是曾文清。曾大清就像笼中的鸟一样，何尝不想飞？可是，翅膀太重“飞不动了”这四个字是悲剧的最高境界。艺术家都是有些先见之明的“飞不动广’岂不是曹高对自己晚年的预感？结局被他不幸言中，他的生命在他的人物里，他的人物在他的生命里，只有艺术家才有这分敏感，只有艺术家才有这种智慧。在清华大学宁；净的图书馆里，他铺开稿纸，工工整整地写下雷雨两个字，然后一发不可收拾；在四川长江边的小江轮上，他点着油灯，一幕一幕地写家，江水拍打着船舶。多少年过去了，除了遗憾之外，还收获些什么呢？
历史是无法责怪的，因为历史无法选择。性格也是无法责怪的，因为性格同样无法改变。究竟是曹禹欠我们些什么，还是我们久他更多？他的局限之于他的成功，就像硬币的两面。在这生存的体论中，我们不必纠缠于合理或不合理，更不要可笑地提出诸多假设。曹禹就是曹禹。他是独一无二的。正因为是曹禹，他晚年不得不独自一人面对潮水般的悲情。杜鹃声声，他分不清足梦或是现实。“人老了，丑，没有一点可爱的表演，上帝把你的丑脸都画好，让你知道自己该死，该走了。”这是戏剧大师最后留给世界的话。
而人生，终究不像戏剧一样，能由戏剧大师随意调度。那么，无论结局如何，接受它吧。
玩物丧志
中国除了人多，就是书多。于是，读书人也多。像孔子式的“韦编三绝”者亦多，像杜甫式的“读书破万卷”者亦多，但中国并没有因为拥有多如牛毛的勤奋的读书人而进步。
我最反感的是两句古话，一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二是“学而优则仕”前者是原始时代变性的遗留，以为知识是具有神性的，因此掌握知识的人也就像祭司、巫婆一样具有神性，高于一般人。中国民间有“惜字纸”的习俗，看到地上有写着文字的纸，赶紧虔诚地抬起来，放到炉子里烧掉，千万不能让它被污染了。后者更是中国政治的一大致命伤，秦桧、严嵩、阮大诚都是读书读得不错的人，把孔夫子当作敲门砖，门倒是敲开了，可也敲出于古骂名来。可见，读书与当官是两码事。读书不见得能够“改造人性”读书多的人，仍然可能是昏蛋和意猪。
长辈指责后辈，特别是对那些花花公子、游手好闲之徒，常常用“玩物丧志”四个字，我却认为“玩物丧志”倒还情有可看，而“玩物丧志”则罪不可赦，直可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超生。中国的读书人，十有八九是“玩知丧志”陶然自得，乐在其中的。几部残缺不全的破经典，你注过来我注过去，皓首穷经，头发白了，经却还没有注完。清代的大师们，表面上看是在追求“纯粹的知识”其实是在文字狱的淫威下挥刀自宫——他们的知识全是没有价值判断的、不对当下发言的、逃避心灵自由的，通向奴役之路的知识。他们以这样的知识，被朝廷纳入“博学鸿儒”科的罗网之中。
我曾看到卖兰州拉面的大师傅的绝技——面团在他们的手中理中拍拉，比肩丁解牛还要游刃有余。面团在他们手中服服贴贴的，想变成什么形状就变成什么形状。我想，中国读书人玩弄知识的情状就跟大师傅揉面团差不多，揉来读去还是那一小块面团，却能千变万化，令人眼花缭乱。中国的知识谱系就像面团——从中找不到任何一点坚硬的质地。这堆面团从古代揉到今天，从今天还要揉到未来。一开口便是孔子曰、朱子曰、马克思日、德里达日唯有“我”缺席了。既然是“玩”那么知识就像电子游戏中的图像，全在“我”的控制之下，而“我”是要处于屏幕之外的，倘若“我”加入进去了，那还叫什么游戏呢‘z偏偏有那么一两个傻子，要到屏幕中去，要将生命与知识融为一体，这不破坏了游戏规则？破坏游戏规则的人，将被罚下场去——如陈寅格，只好哀叹“晚岁为诗久所头”了。
中国并不缺少知识，缺少的是反思知识的知识。中国人并非读书读得少，而是读书的态度出现了问题。我在读钱理群先生的周作人传时，更加坚定了我的这种想法。周作人是20世纪中国读书最多的作家和学者，他所读的书用浩如烟海来形容绝不过分。知堂回忆录的最后，知堂不无自豪地总结自己一生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希腊神话、日本排句、英国文学、民间歌谣、人类学、性心理学一共犬牙交错的数十个领域。陈平原先生曾说，今天的学者能在一个领域内赶上周作人就相当不错了。然而，周作人智商之高、读书之博，并没有阻止他落水当汉奸。1938年8月，胡适写信给周作人，说他梦见苦雨斋中吃茶的老增飘然一枚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轻与重。”然而，周作人还是脱下老僧的袈裟，变成日本侵略军麾下的“督办”了。
胡适高估了周作人，他哪里是“智者”不过是玩弄知识的游戏者罢了。他的变节不是偶然的，与他读书、求知、作文与做人的方式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周作人当教育督办，当得兢兢业业，在报纸上写华北教育一年之回顾，宣称要对意志薄弱的学生进行“思想管制”他喊了几十年“自由”最终在自己拥有权力以后，又自己扼杀了自由。当日军在沦陷区实行三光政策时，周作人竟然在电台里公开鼓吹绝灭人性的杀戮，玩弄血的游戏“治安强化运动是和平建国的基础，是使民众得以安居乐业的唯一途径。”
在三千年专制主义的酱缸里泡熟的中国知识传统，渗透到中国文人的血液里。许多中国文人身上都有周作人气，知识仅仅是一种格调，一种情趣，一种摆设，一杯茶，一件书法，而不是自由的屏障、解放的动力。他们不是通过知识洞察当下的生存困境而把知识作为消解个人责任的面具。认为自己拥有知识，便拥有了超脱于俗世之上的权力，是掩耳盗铃的做法。加梁说过：“作家是不可能有希望为追求自己宝贵的思想和形象而远离尘嚣的。”爱默生也认为：“学者理应成为思想的人。其责任可以归纳为‘自信’。学者的职责是去鼓舞、提高和指引众人，命令他们看到表象之下的书实。”中国读书人，缺乏的正是这样二种对知识和世界的态度。
今天，学者文人们为贫困或受轻蔑而愤愤不平。我想，与其毫无意义地跟别人赌气，不如老老实实地想想：我在做些什么‘z那些难以为继的学术刊物上的论文，有几篇不是为了混稿费、混职称而拼凑出来的垃圾？许多教授已然蜕变得跟卡内提的杰作迷惆中的老学者差不多了：终日生活在由抽象的知识建构的世界里，喃喃自语。通晓几种语言文字，写下满书架的著作，却被女佣人玩弄于股掌之上。最后，女佣成了主人，他被赶到大街上。有一次，有位我十分尊敬的、在学界地位如泰山的教授问我：“回家坐火车没有过去那么挤吧？”我感谢他的关心，却对他真空包装式的生活感到悲哀：他真不知道中国春节时有几千万民工运动在铁路动脉上？他真的对外面的生活隔膜到了这样的程度？知识让他丧失了获得那些对我们来说仅仅是常识的信息的能力。
爱默生是个背着十字架的学者和作家。他在黑暗的夜晚，举着光炬，他说这才是知识分子的使命“我不愿把我与这个充满行动则p界隔开，不愿意把一棵橡树栽在花盆里，让它在那挨饿、恐怖。学者不是独立于世的，他是现今这个灵魂萎靡的队伍里，一个执旗的人。”
这是不是一记警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