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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的另一头有个充作厨房的地方，有一个烧木材的炉子和一些有四痕的钢制锅。我们被告知可以放心，当地的厨子有基本的卫生知识，在拿出来给我们吃之前把什么东西都煮开了两遍。至于对他们有任何别的指示没有，那还得走着瞧。
早餐放在一张柜台上：番木瓜、香蕉和羊奶酪，这是和用当地的谷物做的像橡皮一样的面包卷一起吃的。咖啡壶看上去原来做过食油桶（确实如此）。我在西尔维亚旁边坐了下来。
“感觉怎样，西尔维亚？”
“吓坏了。你呢？”
“呃，我得说我的主要心态是急躁。我想到外面去，开始干活。毕竟我们是为此而来的，不是吗？”
她点了点头。
我一面狼吞虎咽地吃，一面环顾周围人的脸，感觉到他们流露出了和我同样迫切的干劲。
只有西尔维亚好像很克制。
“怎么了？”我问。
她摇摇头。“关于血吸虫病的迹象和症状我脑子里突然成了一片空白。”
“得了，”我搂着她的肩膀说“那晚在弗洛尔咖啡厅你都能倒背如流了。你现在是毫无道理地把自己搞得很紧张。再说，这些病的症状就像时代广场的霓虹灯广告牌一样明显。相信我，你不可能看不到的。”
她强笑了一下，想起来还没有给我介绍坐在她对面月u才在和她谈话的那个提格雷省的青年。
“对了，马修，他叫尤翰尼斯。我很幸运，他要做我的护士，周围的人里他的英文讲得最好了。”
听到这样的称赞，年轻人露出了满脸笑容。“医生，你肯定说错了，”他说道“我语言上不是那么强的。”
从我所听到的这点，我同意他的看法，希望他至少能把医疗上的问题恰当地翻译给病人——特别是传达病人的回答。
“嘿，”我突然注意到了“大人物在哪里？可别对我说他还在睡个小懒觉。”
“你在开玩笑吧？”丹妮斯突然插进来说“弗朗索瓦和莫里斯从我们昨晚到了以后一直都在手术室里。我们到的时候有几个枪伤严重的游击队员正等在那里，他们不想冒险让他们等到早上。”
“他们做得好。”我说。我站起身来，对大家说：“让我们受到他们榜样的鼓舞，去咬住子弹苦干一番吧。”（很不幸用了这个短语，反映了我自己的紧张心清。）
我们正要分散开的时候，马尔塔高声说道：“记住，没有正式的午饭，吃的东西就在这儿，你觉得能走得开就来吃点。7点半吃晚饭，9点开全队会。相信我的话吧，今天会很紧张。”
“我相信她。”我们走到灼热的太阳下往“门诊楼”（棚子）走去时我低声对西尔维亚说。
分手前我吻她的前额时，她一把紧抓住我的手说：“如果我拿不定主意的时候能去找你商量吗？”
“当然——不过你不会拿不定主意的。”
在接下去的大约2分30秒内，也就是我走到自己那间设备“奢华”的诊室，穿上白大褂，洗好手，连听诊器都用不着就诊断了第一个结核病人的这段时间里，我脑子里琢磨着西尔维亚那和她的个性很不相符的怯场表现。
这个小姑娘的肺部感染是这样明显，我可以从她的呼吸听出她肺部的损伤。
从那以后我忘记了时间。
此后的3个小时里，我看到了比我全部医疗经历中所看到过的范围广得多的罕见病症。我想我遇到了让一米歇尔戈特列布所讨论过的每一种“宣称已被消灭”了的病症，包括麻风病。
我的护士名叫艾达，是个经验丰富的老手。她不像歌剧里的那个著名女英雄，一点也不“神圣”
她个子很小，人很厉害。我承认，起初我觉得她对病人的态度有点太凶了，但很快我就意识到这是她多年经验积累的结果，因为那些推推操操拼命往前挤的病人，只要她一喊，有的时候再推两下，就都听话了。
同时，她还帮助我开始学埃塞俄比亚话。我学会的第一个词是会使任何一个医生感到满足的“谢谢”
到第一天结束时我还学会了问哪儿痛，并且能听懂病人已经病了多久。当病人充满感激地谢我时，我也能说“不客气”了。
我一直忙得在停下来喝那强制要喝的一升水时才注意到自己已经全身被汗水湿透了。
不知什么原因，我想起了在巴黎的面试和弗朗索瓦那些可笑的问题，现在觉得仿佛是多少个光年以前的事了。他问我会不会想念像电视和麦当劳之类的文明世界的享受。现在回想起来，他没有提到空调。
这种照顾人类舒适的唯一让步只有在手术室才能找到（也许那狡猾的法国伦因此才占据了这地方）。
医疗区按计划“在最近的将来”会得到降温设备，准确地翻译出来，意思就是永远不会有。
当我在享受着自己给予自己的自由时间时，突然想起了西尔维亚。
我让艾达先处理着病人，我小憩片刻。我实在无法使自己提食物这个词，因为几乎所有的病人都处在饥饿的边缘。
这时，太阳正处在正午的位置上，一团火球——一天中除极短距离外禁止工作人员外出的3个小时的开始。而且连极短的距离也只有在极端必要的情况下才允许出去。
当然病人别无选择，只能坐在炎热的阳光下，用破衣烂衫尽可能遮挡一下，默默顺从地忍受着——至少大多数人是如此——等待着轮到他们接受从一个不同的世界来的、穿白大褂的男女医生给他们做检查。
母亲们像棕色的雕像般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给啼哭的婴儿吃奶，苍蝇无情地在他们四周嗡嗡乱飞。瘦得像层纸的老人弓着被岁月压弯了的腰一声不响地站在一边。
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徒步走了半天多的时间来到这里，并准备需要等多久就等多久的。这意味着他们就睡在排队的地方，只能得到水、象征性的一碗稀饭和“下次运气好一点”的宽心话。
我只要看看他们的脸——我尽量不这样做——心里就感到十分痛苦。
我到的时候，西尔维亚的诊室里一片混乱。人们喊的喊，叫的叫，推的推。我立刻就明白了，尽管尤翰尼斯有口才，但他缺少艾达对付比较厉害的病人使劲往里冲的状况的能力。
我的注意力立刻被一个女人痛苦的哭喊和咒骂声吸引住了。这时我看见丹妮斯正在缝合一个哭叫着的女病人腹部上的一道锯齿形伤口，几个志愿者在使劲按着她。
“见鬼，你在干什么？”我问丹妮斯“你就不能给她点利多卡因吗？”
“不能，”她咬着牙嘶嘶地说“几分钟前用完了。”
“那我去给你拿点来。”我喊道。
她瞪着我，眼里射出怒火。“没有了，你这愚蠢的美国杂种。别来打搅我了。难道你以为我高兴这样做吗？”
“西尔维亚呢？”我用和缓的口气问道。
“不知道，大概在美容院吧。”丹妮斯厉声说“如果你找到她，告诉她滚回来出点力。”突然，她的口气变成了无助的请求。“劳驾了，马特1，我已经快招架不住了。”
看得出来她快要哭了。显然，出于什么难以理解的原因，西尔维亚擅离了岗位。究竟出了什么事？我匆匆去到食堂，进门时差点和弗朗索瓦撞个满怀。
1马特，马修的昵称。
从他没有刮过的脸上可以看出他心情不好。他显然刚从手术室出来。
“如果你在找你的那个女朋友，告诉你她正在享受历史上最长的工间休息，”他反感地说“我早该知道的。可是达历山德罗的贿赂大下流了，让人没法儿不理。我猜这一切是她那娇生惯养的情感所无法接受的。”
“你在说些什么？”
“她不知道，在她提出申请的时候，她父亲要给我们100万”
“如果你接受她的话？”
“不，如果我们拒绝她的话。这使我一气之下录用了她。现在，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我还有工作要干，你也一样。”
他一个字也没有再说，怒冲冲地冲了出去。
我看见西尔维亚坐在桌子的远端，手撑着头，凄楚地盯着咖啡杯。我拼命想压下火气，但无法不感到失望和——是的，难堪。为她，也为我。
但当我走近她时，我提醒自己，既然弗朗索瓦肯定已经训了她一顿，她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又一番指责。显然她正经历着自信危机，需要得到二些支持。
“你好，西尔维亚，”我柔声说“想谈谈吗？”
她摇摇头。
“说说吧，这样你会觉得好些。”
她沉默了片刻，然后说：
“马修，我觉得自己太可耻了。过去这些个月里我对自己想干什么非常自信，然而我一看到这些孩子心就碎了，人就垮了。”
啊，原来这样。她失去了做医生的超脱。难道她没有意识到现在不是应该被这样的同情心摆布的时候吗？
“我应该更冷酷点儿。”她责备自己。
“如果你更冷酷点儿，你就不是你了。”我温柔地说。
“那就说勇敢点吧。这些人简直是生活在地狱里，可我即使是作为一个局外人来面对他们都做不到。”
“别说了，”我命令道“弗朗索瓦第一天要求太高了。对了，你按时喝水了吗？”
她避开了我的目光。
再责备她也没有意义了。我只是走过去，给她拿了2升瓶装水。“现在喝掉一瓶，今天剩下的时间里别再忘了喝水。至于别的一切，我只有两个字要说。”
“什么？”她急切地看着我。
“长大。”
不知因为什么，她笑了起来。
10分钟以后，当我们终于离开食堂时，她得到了足够的鼓励去面对最严重的医学挑战。
刚出门口，她用双臂搂着我说：“谢谢，马修。”
然后她吻了我，其热烈的程度使我们在飞机上的拥抱显得就像只是友好地啄了一口。
这可不是平常的一天。
在处理游击队员的枪伤之外，我诊断和治疗的病人自己都数不清了。如果不是我们正好在那里，许多病人就会死去。
此外，我们的到来使至少十几名沙眼病儿免遭失明。这种暗中作祟的眼部炎症总是在卫生条件最差的情况下肆虐，使他们失去视力。但及时涂用强力霉素（多么容易——谁能想像生活中没有抗生素？）就能完全治愈。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在那天治疗的最后一位沙眼病人。他是个叫做达威特的聪明的小男孩，在好几个小时的等待中学会了一两个英文单词。他喜欢用各种各样的声调叫我“医三”每叫一次就咯咯笑个没完。他的情况已经很严重了，但角膜或结膜还没有开始结痴，使用一段时间强力霉素就会使情况好转，不会造成永久性的损害。
但是我们手头没有药膏了。我让艾达向达威特的母亲解释，要她第二天早上再带达威特来一趟。
第二天，哪儿也找不到这母子二人。
而且，哪儿也找不到一管强力霉素。在我留在非洲的那段时间里，只要我们一进药，我一直在寻找这个小男孩，想把他从终生失明的命运中解救出来。我再也没有能够找到他。
我认为最好的医生，是那些既记住了自己的成功，同时也记住了自己的失败的医生。这会给他们必要的谦虚精神。这就是为什么一想到厄立特里亚，我就想到那些我没有能够拯救的人，想到小达威特。
还想到西尔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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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的另一头有个充作厨房的地方，有一个烧木材的炉子和一些有四痕的钢制锅。我们被告知可以放心，当地的厨子有基本的卫生知识，在拿出来给我们吃之前把什么东西都煮开了两遍。至于对他们有任何别的指示没有，那还得走着瞧。
早餐放在一张柜台上：番木瓜、香蕉和羊奶酪，这是和用当地的谷物做的像橡皮一样的面包卷一起吃的。咖啡壶看上去原来做过食油桶（确实如此）。我在西尔维亚旁边坐了下来。
“感觉怎样，西尔维亚？”
“吓坏了。你呢？”
“呃，我得说我的主要心态是急躁。我想到外面去，开始干活。毕竟我们是为此而来的，不是吗？”
她点了点头。
我一面狼吞虎咽地吃，一面环顾周围人的脸，感觉到他们流露出了和我同样迫切的干劲。
只有西尔维亚好像很克制。
“怎么了？”我问。
她摇摇头。“关于血吸虫病的迹象和症状我脑子里突然成了一片空白。”
“得了，”我搂着她的肩膀说“那晚在弗洛尔咖啡厅你都能倒背如流了。你现在是毫无道理地把自己搞得很紧张。再说，这些病的症状就像时代广场的霓虹灯广告牌一样明显。相信我，你不可能看不到的。”
她强笑了一下，想起来还没有给我介绍坐在她对面月u才在和她谈话的那个提格雷省的青年。
“对了，马修，他叫尤翰尼斯。我很幸运，他要做我的护士，周围的人里他的英文讲得最好了。”
听到这样的称赞，年轻人露出了满脸笑容。“医生，你肯定说错了，”他说道“我语言上不是那么强的。”
从我所听到的这点，我同意他的看法，希望他至少能把医疗上的问题恰当地翻译给病人——特别是传达病人的回答。
“嘿，”我突然注意到了“大人物在哪里？可别对我说他还在睡个小懒觉。”
“你在开玩笑吧？”丹妮斯突然插进来说“弗朗索瓦和莫里斯从我们昨晚到了以后一直都在手术室里。我们到的时候有几个枪伤严重的游击队员正等在那里，他们不想冒险让他们等到早上。”
“他们做得好。”我说。我站起身来，对大家说：“让我们受到他们榜样的鼓舞，去咬住子弹苦干一番吧。”（很不幸用了这个短语，反映了我自己的紧张心清。）
我们正要分散开的时候，马尔塔高声说道：“记住，没有正式的午饭，吃的东西就在这儿，你觉得能走得开就来吃点。7点半吃晚饭，9点开全队会。相信我的话吧，今天会很紧张。”
“我相信她。”我们走到灼热的太阳下往“门诊楼”（棚子）走去时我低声对西尔维亚说。
分手前我吻她的前额时，她一把紧抓住我的手说：“如果我拿不定主意的时候能去找你商量吗？”
“当然——不过你不会拿不定主意的。”
在接下去的大约2分30秒内，也就是我走到自己那间设备“奢华”的诊室，穿上白大褂，洗好手，连听诊器都用不着就诊断了第一个结核病人的这段时间里，我脑子里琢磨着西尔维亚那和她的个性很不相符的怯场表现。
这个小姑娘的肺部感染是这样明显，我可以从她的呼吸听出她肺部的损伤。
从那以后我忘记了时间。
此后的3个小时里，我看到了比我全部医疗经历中所看到过的范围广得多的罕见病症。我想我遇到了让一米歇尔戈特列布所讨论过的每一种“宣称已被消灭”了的病症，包括麻风病。
我的护士名叫艾达，是个经验丰富的老手。她不像歌剧里的那个著名女英雄，一点也不“神圣”
她个子很小，人很厉害。我承认，起初我觉得她对病人的态度有点太凶了，但很快我就意识到这是她多年经验积累的结果，因为那些推推操操拼命往前挤的病人，只要她一喊，有的时候再推两下，就都听话了。
同时，她还帮助我开始学埃塞俄比亚话。我学会的第一个词是会使任何一个医生感到满足的“谢谢”
到第一天结束时我还学会了问哪儿痛，并且能听懂病人已经病了多久。当病人充满感激地谢我时，我也能说“不客气”了。
我一直忙得在停下来喝那强制要喝的一升水时才注意到自己已经全身被汗水湿透了。
不知什么原因，我想起了在巴黎的面试和弗朗索瓦那些可笑的问题，现在觉得仿佛是多少个光年以前的事了。他问我会不会想念像电视和麦当劳之类的文明世界的享受。现在回想起来，他没有提到空调。
这种照顾人类舒适的唯一让步只有在手术室才能找到（也许那狡猾的法国伦因此才占据了这地方）。
医疗区按计划“在最近的将来”会得到降温设备，准确地翻译出来，意思就是永远不会有。
当我在享受着自己给予自己的自由时间时，突然想起了西尔维亚。
我让艾达先处理着病人，我小憩片刻。我实在无法使自己提食物这个词，因为几乎所有的病人都处在饥饿的边缘。
这时，太阳正处在正午的位置上，一团火球——一天中除极短距离外禁止工作人员外出的3个小时的开始。而且连极短的距离也只有在极端必要的情况下才允许出去。
当然病人别无选择，只能坐在炎热的阳光下，用破衣烂衫尽可能遮挡一下，默默顺从地忍受着——至少大多数人是如此——等待着轮到他们接受从一个不同的世界来的、穿白大褂的男女医生给他们做检查。
母亲们像棕色的雕像般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给啼哭的婴儿吃奶，苍蝇无情地在他们四周嗡嗡乱飞。瘦得像层纸的老人弓着被岁月压弯了的腰一声不响地站在一边。
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徒步走了半天多的时间来到这里，并准备需要等多久就等多久的。这意味着他们就睡在排队的地方，只能得到水、象征性的一碗稀饭和“下次运气好一点”的宽心话。
我只要看看他们的脸——我尽量不这样做——心里就感到十分痛苦。
我到的时候，西尔维亚的诊室里一片混乱。人们喊的喊，叫的叫，推的推。我立刻就明白了，尽管尤翰尼斯有口才，但他缺少艾达对付比较厉害的病人使劲往里冲的状况的能力。
我的注意力立刻被一个女人痛苦的哭喊和咒骂声吸引住了。这时我看见丹妮斯正在缝合一个哭叫着的女病人腹部上的一道锯齿形伤口，几个志愿者在使劲按着她。
“见鬼，你在干什么？”我问丹妮斯“你就不能给她点利多卡因吗？”
“不能，”她咬着牙嘶嘶地说“几分钟前用完了。”
“那我去给你拿点来。”我喊道。
她瞪着我，眼里射出怒火。“没有了，你这愚蠢的美国杂种。别来打搅我了。难道你以为我高兴这样做吗？”
“西尔维亚呢？”我用和缓的口气问道。
“不知道，大概在美容院吧。”丹妮斯厉声说“如果你找到她，告诉她滚回来出点力。”突然，她的口气变成了无助的请求。“劳驾了，马特1，我已经快招架不住了。”
看得出来她快要哭了。显然，出于什么难以理解的原因，西尔维亚擅离了岗位。究竟出了什么事？我匆匆去到食堂，进门时差点和弗朗索瓦撞个满怀。
1马特，马修的昵称。
从他没有刮过的脸上可以看出他心情不好。他显然刚从手术室出来。
“如果你在找你的那个女朋友，告诉你她正在享受历史上最长的工间休息，”他反感地说“我早该知道的。可是达历山德罗的贿赂大下流了，让人没法儿不理。我猜这一切是她那娇生惯养的情感所无法接受的。”
“你在说些什么？”
“她不知道，在她提出申请的时候，她父亲要给我们100万”
“如果你接受她的话？”
“不，如果我们拒绝她的话。这使我一气之下录用了她。现在，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我还有工作要干，你也一样。”
他一个字也没有再说，怒冲冲地冲了出去。
我看见西尔维亚坐在桌子的远端，手撑着头，凄楚地盯着咖啡杯。我拼命想压下火气，但无法不感到失望和——是的，难堪。为她，也为我。
但当我走近她时，我提醒自己，既然弗朗索瓦肯定已经训了她一顿，她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又一番指责。显然她正经历着自信危机，需要得到二些支持。
“你好，西尔维亚，”我柔声说“想谈谈吗？”
她摇摇头。
“说说吧，这样你会觉得好些。”
她沉默了片刻，然后说：
“马修，我觉得自己太可耻了。过去这些个月里我对自己想干什么非常自信，然而我一看到这些孩子心就碎了，人就垮了。”
啊，原来这样。她失去了做医生的超脱。难道她没有意识到现在不是应该被这样的同情心摆布的时候吗？
“我应该更冷酷点儿。”她责备自己。
“如果你更冷酷点儿，你就不是你了。”我温柔地说。
“那就说勇敢点吧。这些人简直是生活在地狱里，可我即使是作为一个局外人来面对他们都做不到。”
“别说了，”我命令道“弗朗索瓦第一天要求太高了。对了，你按时喝水了吗？”
她避开了我的目光。
再责备她也没有意义了。我只是走过去，给她拿了2升瓶装水。“现在喝掉一瓶，今天剩下的时间里别再忘了喝水。至于别的一切，我只有两个字要说。”
“什么？”她急切地看着我。
“长大。”
不知因为什么，她笑了起来。
10分钟以后，当我们终于离开食堂时，她得到了足够的鼓励去面对最严重的医学挑战。
刚出门口，她用双臂搂着我说：“谢谢，马修。”
然后她吻了我，其热烈的程度使我们在飞机上的拥抱显得就像只是友好地啄了一口。
这可不是平常的一天。
在处理游击队员的枪伤之外，我诊断和治疗的病人自己都数不清了。如果不是我们正好在那里，许多病人就会死去。
此外，我们的到来使至少十几名沙眼病儿免遭失明。这种暗中作祟的眼部炎症总是在卫生条件最差的情况下肆虐，使他们失去视力。但及时涂用强力霉素（多么容易——谁能想像生活中没有抗生素？）就能完全治愈。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在那天治疗的最后一位沙眼病人。他是个叫做达威特的聪明的小男孩，在好几个小时的等待中学会了一两个英文单词。他喜欢用各种各样的声调叫我“医三”每叫一次就咯咯笑个没完。他的情况已经很严重了，但角膜或结膜还没有开始结痴，使用一段时间强力霉素就会使情况好转，不会造成永久性的损害。
但是我们手头没有药膏了。我让艾达向达威特的母亲解释，要她第二天早上再带达威特来一趟。
第二天，哪儿也找不到这母子二人。
而且，哪儿也找不到一管强力霉素。在我留在非洲的那段时间里，只要我们一进药，我一直在寻找这个小男孩，想把他从终生失明的命运中解救出来。我再也没有能够找到他。
我认为最好的医生，是那些既记住了自己的成功，同时也记住了自己的失败的医生。这会给他们必要的谦虚精神。这就是为什么一想到厄立特里亚，我就想到那些我没有能够拯救的人，想到小达威特。
还想到西尔维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