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喳叫着压人吓人的，干脆叫他去当敢死队！这可能是我的劣根性，我永远学不会无条件服从，这是我一直不敢让自己加入贵党的一个原因。还有另一个原因”红军哥说：“你讲嘛！”大舅说：“不讲了，那就扯远了。”红军哥说：“我懂了，大孟，我们属牛你属马，属马的套不上牛笼头！”
好多年以后，我向母亲问起了“另一个原因”母亲说，大舅有一个同窗好友是共产党员，被国民党作为嫌疑犯抓走了，灌辣椒水、坐老虎凳，他都没有哼一声。我姥爷设法把他营救出来后，他骨瘦如柴，一身伤病，不听我大舅的劝阻，又只身去了苏区，却碰上苏区打什么“ab团”把他审查了几个月，又叫他刨坑，他很卖力地刨了一个坑，就被自己的同志埋到那个坑里了。母亲说，除了这个原因，就不会再有别的原因了。我大舅得知了好友的死讯，把他的遗照挂在书房里，焚香痛哭，问我姥爷：“爹，这是怎么了？还嫌国民党杀共产党杀得不够，还要在自己的窝里杀吗？”我姥爷也流下眼泪说：“我也不懂，可能是共产党里出奸细了。”
我不能确定这是否是大舅不加入共产党的另一个原因。但是我知道，在那个打了败仗的夜晚，明月依旧升起，用清冷的月光照着他滚烫的眼泪。麻雀却冷不丁儿地溜过来，惊讶地盯着他说：“怎么？孟副司令，你怎么在这里流眼泪？影响不好吧！学打仗也要缴一点学费嘛，好好总结教训就是了。”
大舅像一捆急需燃烧的干柴被轰地一下点着了。“你还说什么学费？”他霍地站起来，浑身哆嗦着，指着一拉溜儿十多个新起的坟头“缴了这样的学费，你不觉得难过吗？你这位可敬的职业革命家，怎么能说出这样没有人性的鬼话！”
麻雀霍地一跳，说：“孟副司令，请你不要骂人！”
“我正要问你，”大舅揪着他的领子把他提起来“你是从哪里得到的假情报？你说！”
“那只是一个仅供参考的情报。”麻雀极力挣脱出来“我并没有决定战斗的权力。你是副司令，请你不要推卸责任。”
“我现在的责任就是要问你，出发时，你跑到哪里去了？”
“我不是战斗人员，我搞油印机去了。”
“如果不是在就要投入战斗的时候，你决不会去搞什么油印机；如果搞油印机的地方没有你穷追不舍的一个女学生，你也决不会去！”
“那又怎么了？我是包办婚姻，革命给了我恋爱的自由！”
“你还有脸说什么自由！”大舅的脸上唰地没了血色，他急剧地喘息着，面部肌肉在扭曲痉挛，身上也开始了不可遏止的战栗——姥爷和家人多次在他激怒的时候看到过这种可怕的战栗和痉挛，曾为此找过医生，医生说这是“歇斯底里”的症兆。他性格上的长处和短处、心智上的机敏和昏招、语言上的雄辩和刻薄，都在他气昏了脑瓜儿的时候倾巢而出“今天，如果土围子里有英雄加美人儿的浪漫等待着你，如果你没有预料到面临着一场恶战而只是去摘取一个唾手可得的胜利，你甚至可以煞有介事地参加决死队而决不情愿从你自己的血管里缴纳一点点学费。而且我知道，就在坟头里的这些好小伙子用生命缴了学费的时候，有人看见你十分自由地在西村小树林里坐在油印机的木箱子上抱着一个女学生大亲其嘴。这边炮火连天，血流成河，你还有心思在那边充分自由地动手动脚，甚至甚至于要扒下人家的裤头。播种龙种的智者怎么会如此不幸地收获了你这个‘小写’的跳蚤！”大舅疯了似的拔出手枪“你这个跳蚤，我毙了你！”
麻雀拔腿就跑。大舅持枪紧追。红军哥躺在担架上一边为伤痛龇牙咧嘴，一边抽搐着腮帮子紧咬着一个苦笑。闻声而来的齐楚失去了一贯的从容，一把拉住我大舅，喊叫的声音都发了岔：“放下，把枪放下！”红军哥躺在担架上说：“你不要管他，他忘了，他的枪里没子弹，白天打完了。”
大舅持空枪撵得麻雀屁滚尿流的事件，给一场悲壮的牺牲蒙上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气氛，同时也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大舅毅然提出了辞去副司令职务的请求，一是麻雀受到了党内警告，他的诨号也从此变成了“跳蚤”
大舅是在暴怒过后的懊恼、疲惫和冰冷如铁的思考中决定辞职的，同时还提出了去军校学习的要求。齐楚警觉地问：“你要上哪个军校？”大舅说：“我听你的，但它必须是明天就能教会我打游击的军校。”齐楚释然说：“好，我介绍你去太原八路军办事处，找我们朱老总，那里有延安抗大的一个分校。至于能不能明天就教会你打游击，我不敢打保票。但你必须具有我们这支游击队副司令的资格，才能上这个军校。”大舅说：“好吧，你送给我一个收回辞职请求的理由，我收下了。”
战地的医疗条件挽救不了红军哥的生命。他因失血过多，伤口感染，生命正在昏迷中远去，却又像丢失了什么东西，从远去的路上返回，放大的瞳孔又在努力聚焦，望着齐楚和我大舅说：“我忘了说明一下我原来是一个旧军人，是红军的俘虏，脑瓜儿里换了一个小马达，又参加了红军。”他喘着气，用尽最后的力气说：“虎子那样的旧军人，胜过一百个跳蚤。”
次日，堂舅奉命去中原根据地竹沟接受任务，临走时，看见我大舅眼窝深陷，面色铁青，脱了军帽，向一个新起的坟头深深鞠了一躬，然后就变成了一个穿柞绸长衫的商人，踏上了远去的行程。虎子带着几个原“看家队”队员跑来送他。他大发脾气说：“不要送我。你们已经是革命军人，有更重要的事情，以后，要听从支队领导的命令。”
堂舅说，那是他与我大舅的永诀。
喳叫着压人吓人的，干脆叫他去当敢死队！这可能是我的劣根性，我永远学不会无条件服从，这是我一直不敢让自己加入贵党的一个原因。还有另一个原因”红军哥说：“你讲嘛！”大舅说：“不讲了，那就扯远了。”红军哥说：“我懂了，大孟，我们属牛你属马，属马的套不上牛笼头！”
好多年以后，我向母亲问起了“另一个原因”母亲说，大舅有一个同窗好友是共产党员，被国民党作为嫌疑犯抓走了，灌辣椒水、坐老虎凳，他都没有哼一声。我姥爷设法把他营救出来后，他骨瘦如柴，一身伤病，不听我大舅的劝阻，又只身去了苏区，却碰上苏区打什么“ab团”把他审查了几个月，又叫他刨坑，他很卖力地刨了一个坑，就被自己的同志埋到那个坑里了。母亲说，除了这个原因，就不会再有别的原因了。我大舅得知了好友的死讯，把他的遗照挂在书房里，焚香痛哭，问我姥爷：“爹，这是怎么了？还嫌国民党杀共产党杀得不够，还要在自己的窝里杀吗？”我姥爷也流下眼泪说：“我也不懂，可能是共产党里出奸细了。”
我不能确定这是否是大舅不加入共产党的另一个原因。但是我知道，在那个打了败仗的夜晚，明月依旧升起，用清冷的月光照着他滚烫的眼泪。麻雀却冷不丁儿地溜过来，惊讶地盯着他说：“怎么？孟副司令，你怎么在这里流眼泪？影响不好吧！学打仗也要缴一点学费嘛，好好总结教训就是了。”
大舅像一捆急需燃烧的干柴被轰地一下点着了。“你还说什么学费？”他霍地站起来，浑身哆嗦着，指着一拉溜儿十多个新起的坟头“缴了这样的学费，你不觉得难过吗？你这位可敬的职业革命家，怎么能说出这样没有人性的鬼话！”
麻雀霍地一跳，说：“孟副司令，请你不要骂人！”
“我正要问你，”大舅揪着他的领子把他提起来“你是从哪里得到的假情报？你说！”
“那只是一个仅供参考的情报。”麻雀极力挣脱出来“我并没有决定战斗的权力。你是副司令，请你不要推卸责任。”
“我现在的责任就是要问你，出发时，你跑到哪里去了？”
“我不是战斗人员，我搞油印机去了。”
“如果不是在就要投入战斗的时候，你决不会去搞什么油印机；如果搞油印机的地方没有你穷追不舍的一个女学生，你也决不会去！”
“那又怎么了？我是包办婚姻，革命给了我恋爱的自由！”
“你还有脸说什么自由！”大舅的脸上唰地没了血色，他急剧地喘息着，面部肌肉在扭曲痉挛，身上也开始了不可遏止的战栗——姥爷和家人多次在他激怒的时候看到过这种可怕的战栗和痉挛，曾为此找过医生，医生说这是“歇斯底里”的症兆。他性格上的长处和短处、心智上的机敏和昏招、语言上的雄辩和刻薄，都在他气昏了脑瓜儿的时候倾巢而出“今天，如果土围子里有英雄加美人儿的浪漫等待着你，如果你没有预料到面临着一场恶战而只是去摘取一个唾手可得的胜利，你甚至可以煞有介事地参加决死队而决不情愿从你自己的血管里缴纳一点点学费。而且我知道，就在坟头里的这些好小伙子用生命缴了学费的时候，有人看见你十分自由地在西村小树林里坐在油印机的木箱子上抱着一个女学生大亲其嘴。这边炮火连天，血流成河，你还有心思在那边充分自由地动手动脚，甚至甚至于要扒下人家的裤头。播种龙种的智者怎么会如此不幸地收获了你这个‘小写’的跳蚤！”大舅疯了似的拔出手枪“你这个跳蚤，我毙了你！”
麻雀拔腿就跑。大舅持枪紧追。红军哥躺在担架上一边为伤痛龇牙咧嘴，一边抽搐着腮帮子紧咬着一个苦笑。闻声而来的齐楚失去了一贯的从容，一把拉住我大舅，喊叫的声音都发了岔：“放下，把枪放下！”红军哥躺在担架上说：“你不要管他，他忘了，他的枪里没子弹，白天打完了。”
大舅持空枪撵得麻雀屁滚尿流的事件，给一场悲壮的牺牲蒙上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气氛，同时也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大舅毅然提出了辞去副司令职务的请求，一是麻雀受到了党内警告，他的诨号也从此变成了“跳蚤”
大舅是在暴怒过后的懊恼、疲惫和冰冷如铁的思考中决定辞职的，同时还提出了去军校学习的要求。齐楚警觉地问：“你要上哪个军校？”大舅说：“我听你的，但它必须是明天就能教会我打游击的军校。”齐楚释然说：“好，我介绍你去太原八路军办事处，找我们朱老总，那里有延安抗大的一个分校。至于能不能明天就教会你打游击，我不敢打保票。但你必须具有我们这支游击队副司令的资格，才能上这个军校。”大舅说：“好吧，你送给我一个收回辞职请求的理由，我收下了。”
战地的医疗条件挽救不了红军哥的生命。他因失血过多，伤口感染，生命正在昏迷中远去，却又像丢失了什么东西，从远去的路上返回，放大的瞳孔又在努力聚焦，望着齐楚和我大舅说：“我忘了说明一下我原来是一个旧军人，是红军的俘虏，脑瓜儿里换了一个小马达，又参加了红军。”他喘着气，用尽最后的力气说：“虎子那样的旧军人，胜过一百个跳蚤。”
次日，堂舅奉命去中原根据地竹沟接受任务，临走时，看见我大舅眼窝深陷，面色铁青，脱了军帽，向一个新起的坟头深深鞠了一躬，然后就变成了一个穿柞绸长衫的商人，踏上了远去的行程。虎子带着几个原“看家队”队员跑来送他。他大发脾气说：“不要送我。你们已经是革命军人，有更重要的事情，以后，要听从支队领导的命令。”
堂舅说，那是他与我大舅的永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