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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垛苫房草占满了院子。父亲说,七千来捆草,差不多够盖三间房呢。母亲说,那就盖吧,孩子们都大了,这一间半房也挤不下。父亲说,就这么大的地方,哪能盖下三间房呢?母亲说,你真死心眼儿,挪地方呗,在咱家大寨田里不能盖吗?
父亲卷了一支烟,捏在手里,茫然望着棚顶,低沉地说,“听说又要搞什么运动了,还是缓缓再说吧。”母亲说,“咱老百姓个人盖房子,和运动有啥关系啊?”父亲说,“我不和你犟,暂时就是不能盖。”母亲问,“那些草这么垛着,不得烂吗?”父亲说,“垛顶是我封的,我心里有数,只要雨水漏不到里边,搁几年啥问题也没有。”母亲问,“那房上的草还换不换了?父亲说,换是得换,要等过了雨季,上秋吧。
学校应该是八月底开学,八月二十号,通知提前返校,由林业局派来的“en革”工作队,组织各班学习中央关于开展en化大革命的《决定》和“两报一刊”重要文章,发下来批判海瑞和三家村的单行本,动员人人都要写批判稿,我代表初三毕业班写的批判文章,在铁力林业广播站播出,我家安的有线小喇叭也能听到。父亲对我说,你四叔是you派,我又被四清审查过,不论赶上啥运动,还是不要乱说乱动的好。
只过了几天,学校的“en革”工作队被说成是镇压学生革命,灰溜溜地自行撤走。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是铁力林中,不,应该说是铁力林业局,炸响惊雷的一天。绥化中等师范学校的几个红卫兵,到铁力林业局来“煽风点火”。
炎炎烈日下,学校操场上挤满了人,不仅是中小学师生,还有林业局机关干部。人们又紧张又兴奋,象憋不住尿一样浑身乱动,满脸通红。“造反有理”的口号响彻云霄,当场学会的《造反有理》歌曲声浪阵阵,仿佛当年“五四”革命运动再现。在绥化红卫兵指导下,当场成立铁力林中红色造反组织,简称“八?二五造反团”。我被抽去刻钢板,印传单,写大字块。中学里每年的体育运动会,我都在宣传组,学会刻钢板写美术字。我以为自己已经当上红卫兵了,就等着发袖标。激动得不顾回家吃饭,写大字块直到深夜,把一卷大红纸全部用完。
真正成为红卫兵,要回到班里评选,要毫无保留地讲清父母的出身成分和所有社会关系的政治面貌。比如我自己,必须坦诚说出我四叔是you派,就像父亲告诫的,不能有隐瞒。可you派的亲侄子能当红卫兵吗?这是严肃而重大的阶级界限问题。
班里五十二名同学,只有十一位根正苗红管打管敲响当当的革命派,留在红卫兵队伍里,其余一概被排除在外。
迷茫的我们为没有资格革命而痛苦,不断有同学贴出与家庭划清阶级界限的大字报,还有的为表现革命彻底性,干脆不认父母不回家,要做纯粹的革命派。有家不归没饭吃,只好有气无力地哼唱语录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但只坚持一两天,得到饥肠辘辘肚子的顽强提醒: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必须吃饭。许多革命先辈,最初就是为了有饭吃,才投身革命。
我家和you派身份的四叔很少来往,应该算已经划清界限。难道还要与我的家庭、生我养我的父母划清界限吗?父母含辛茹苦,累死拼活好不容易拉扯大的十一个儿女,要是都和他们划清界限,他们还会有啥指望?半辈子风来雨去不是白受罪吗?
我该怎么办?身处革命时代的热血青年,有什么理由不参加革命?可我属于不许革命的阿Q啊。(未完待续)
一大垛苫房草占满了院子。父亲说,七千来捆草,差不多够盖三间房呢。母亲说,那就盖吧,孩子们都大了,这一间半房也挤不下。父亲说,就这么大的地方,哪能盖下三间房呢?母亲说,你真死心眼儿,挪地方呗,在咱家大寨田里不能盖吗?
父亲卷了一支烟,捏在手里,茫然望着棚顶,低沉地说,“听说又要搞什么运动了,还是缓缓再说吧。”母亲说,“咱老百姓个人盖房子,和运动有啥关系啊?”父亲说,“我不和你犟,暂时就是不能盖。”母亲问,“那些草这么垛着,不得烂吗?”父亲说,“垛顶是我封的,我心里有数,只要雨水漏不到里边,搁几年啥问题也没有。”母亲问,“那房上的草还换不换了?父亲说,换是得换,要等过了雨季,上秋吧。
学校应该是八月底开学,八月二十号,通知提前返校,由林业局派来的“en革”工作队,组织各班学习中央关于开展en化大革命的《决定》和“两报一刊”重要文章,发下来批判海瑞和三家村的单行本,动员人人都要写批判稿,我代表初三毕业班写的批判文章,在铁力林业广播站播出,我家安的有线小喇叭也能听到。父亲对我说,你四叔是you派,我又被四清审查过,不论赶上啥运动,还是不要乱说乱动的好。
只过了几天,学校的“en革”工作队被说成是镇压学生革命,灰溜溜地自行撤走。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是铁力林中,不,应该说是铁力林业局,炸响惊雷的一天。绥化中等师范学校的几个红卫兵,到铁力林业局来“煽风点火”。
炎炎烈日下,学校操场上挤满了人,不仅是中小学师生,还有林业局机关干部。人们又紧张又兴奋,象憋不住尿一样浑身乱动,满脸通红。“造反有理”的口号响彻云霄,当场学会的《造反有理》歌曲声浪阵阵,仿佛当年“五四”革命运动再现。在绥化红卫兵指导下,当场成立铁力林中红色造反组织,简称“八?二五造反团”。我被抽去刻钢板,印传单,写大字块。中学里每年的体育运动会,我都在宣传组,学会刻钢板写美术字。我以为自己已经当上红卫兵了,就等着发袖标。激动得不顾回家吃饭,写大字块直到深夜,把一卷大红纸全部用完。
真正成为红卫兵,要回到班里评选,要毫无保留地讲清父母的出身成分和所有社会关系的政治面貌。比如我自己,必须坦诚说出我四叔是you派,就像父亲告诫的,不能有隐瞒。可you派的亲侄子能当红卫兵吗?这是严肃而重大的阶级界限问题。
班里五十二名同学,只有十一位根正苗红管打管敲响当当的革命派,留在红卫兵队伍里,其余一概被排除在外。
迷茫的我们为没有资格革命而痛苦,不断有同学贴出与家庭划清阶级界限的大字报,还有的为表现革命彻底性,干脆不认父母不回家,要做纯粹的革命派。有家不归没饭吃,只好有气无力地哼唱语录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但只坚持一两天,得到饥肠辘辘肚子的顽强提醒: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必须吃饭。许多革命先辈,最初就是为了有饭吃,才投身革命。
我家和you派身份的四叔很少来往,应该算已经划清界限。难道还要与我的家庭、生我养我的父母划清界限吗?父母含辛茹苦,累死拼活好不容易拉扯大的十一个儿女,要是都和他们划清界限,他们还会有啥指望?半辈子风来雨去不是白受罪吗?
我该怎么办?身处革命时代的热血青年,有什么理由不参加革命?可我属于不许革命的阿Q啊。(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