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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老师的时候，文斌说：“他住的床原来就是陈孝章的，后来因为孝章不来了，省农牧厅教培处才补录了这位老师。说白了，是陈孝章和张春英又成全了班里的两名新生。”
王文斌的这番话就象一把无形的“剑”又一次深深刺痛了女友父亲张连奎的心。正所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在得知自己女儿和对象的“学额”已被另外两名考生补录后，于是女友父亲又一次陷入了深深的绝望……
只见他忽地站起身说道：“文斌啊，你们几位我都见到了。我该回长春了，晚了就没车了！”
一听说女友父亲要走，文斌急了：“不行！张叔。你来趟兴隆山不容易，咱爷俩说啥都得喝两口。赶不上晚车，今晚你就住我的床，我住别人的床。”说完便拉起女友父亲去镇里找饭店喝酒去了……
王文斌老师真的不错，人特真诚。按说，在七分场教学时他曾追过我的女友，但被人家婉言拒绝了。要是小心眼记仇的人他是不会热情招待女友父亲的，而他却放下了那些陈年旧事。仅从这一点即可看出这个人是绝对可以处成朋友的。
就在学校大门的右手边有一家“饺子馆”。于是两人就进到这家小店要了一斤饺子；点了一个“炒酸菜粉”、一个“麻辣豆腐”；要了一斤“小烧”就喝了起来。
女友的父亲天生就是个“酒蒙子”，但那一天他肯定要“酒不醉人人自醉”了。要不是文斌在寝室跟他提起“蛤蟆沁农场老师补录”一事，那顿酒让他一人喝2斤都不在话下，但因他心中“有事儿”，所以这顿酒肯定会喝得一塌糊涂。
唐朝大诗人李白在《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诗中有一个千古名句：“抽刀断水水更流 ，举杯销愁愁更愁。”而此时女友父亲张连奎则恰恰就是这样一种“怎一个愁字了得”的心境。三杯酒下肚后，他的眼泪就禁不住流了下来，只听他特别窝火地跟王文斌说道：
“文斌啊！来兴隆山看到你们几位都在这快快乐乐的上学，却唯独看不到春英和孝章我难受哇！你说干啥不好，非得办置那个订婚宴。是我自己把俩孩子的前程给断送了！你说我干的这叫什么事呀？”女友父亲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又满倒一大杯小烧一饮而尽了，眼泪噼啦啪啦地掉个不停……
看到女友父亲一怀愁绪的样子，王文斌安慰道：
“张叔，你的心情我理解。听你头前话里的意思省厅教培处好像还能帮孝章他俩争取机会似的。”
“哎！不管怎么争取，来长春农机校读书的可能是没有了，因为这条路已被两名补录的老师给堵死了！”女友父亲绝望地说。
王文斌一看这酒不能再喝下去了。于是把话题岔开：“张叔，你这两天心情不好又很累，咱爷俩的酒改日再喝，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那不行，你即然请我喝酒就得让我喝个够吗！拿酒来—！拿酒来—！”女友父亲一边磨叨着，一边举着空酒壶醉眼惺忪地大喊着上酒……
这时正好有王文斌班里的两位同学到店里来吃饺子。待他们吃完饭，文斌便求两位同学帮忙强行把半醉半醒的女友父亲一路架回寝室躺在文斌的床上酣睡过去了……
女友张春英的父亲张连奎在他的人生履历中还从未有过醉酒的记录。由此可见，“酒不醉人人自醉”的现象在茫茫人世间还真是屡见不鲜的。
翌日凌晨4点，女友父亲一觉醒来就再也睡不着了。他依稀还记得昨晚喝得酩酊大醉的情形。对一个平时能豪饮2斤白酒的“老酒徒”而言，昨晚他对跟王文斌每人只喝半斤“小烧”就醉得一塌糊涂感到十分丢人。所以他早已做好不辞而别的打算，待天一放亮就乘第一班郊线大客返回了长春站。
约在清晨5点40分，女友的父亲先轻轻叠好床被，然后趁寝室其他7人还在酣睡之际便蹑手蹑脚地走出寝室，离开4号楼朝学校大门走去……此时，室外冷风嗖嗖，黎明前的清晨还是一片黑暗，只有东南天际显露出一片鱼肚白……
说兴隆山是改革开放初期长春郊区的一个经济强镇绝对名副其实。此时比女友父亲早到郊线站点等候乘第一班车的人还真就不少。人们在瑟瑟寒风中彼此摩肩接踵，漫不经心地踱着步子……，5分钟后，大客车从东边驶上岗坡停在候车站点跟前。随后人们依次有序上车。就在客车驶离兴隆山那一刻，女友的父亲又回头凝望了长春农机校大门和远处影影绰绰4栋白色教学楼许久，直到整个校园完全消失在黎明前的暗夜里，他才闭上了噙着泪花的一双眼睛……
40分钟过后，大客车到达了长春站前终点站。下车之后，女友的父亲在附近一家“程氏包子铺”的靠窗位置坐下来。他只点了一屉包子和一碗豆腐脑。连日来因急火攻心，口腔溃疡，故这顿早餐他几乎是把包子吞到肚子里的。
女友的父亲张连奎以往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犟主。对“佛道教”和民间盛行的“巫仙之术”一概不信。但自打经历了“9.10”那档恶事之后，他开始笃信“命由天定，运由命生”的说法了。仅以今晨早餐为例：他选吃“程氏包子”，就是看好了“成事保子”的谐音，祈盼的是两个孩子尽快摆脱“厄运罩顶”的心理夙望。
吃罢早餐，女友的父亲是一路步行走至新发广场的。后在广场附近一家私人旅馆住下首先解决了洗漱问题。也正是从那一天起，他每天上午9点准时赶去农牧厅教培处问询对两个孩子“书信上访”问题的受理情况。
正所谓“上天不负有心人”。经过女友父亲张连奎在省城长达半个月的“住访”，终使两个孩子重新上学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
1983年11月6日，吉林省农牧厅教培处处长李骥良和徐大壮同志手持一份“红头文件”向女友父亲张连奎通报了《吉林省农牧厅关于解决陈孝章和张春英二同志带职进修问题给国营镇赉县东方红农场党委的函》。内容如下：
镇赉东方红农场党委：
鉴于陈孝章、张春英二同志因不服贵场党委1983年9月10日所作“关于取销陈孝章、张春英赴长春市农机校83届中师班带职进修的处分”，现已由张春英父亲张连奎代表一对考生来我厅住访。后经我厅教培处对【83“9.10”】事件详查：陈孝章、张春英二同志在整个事件中性属无辜受过。故建议贵场党委应予撤销对陈孝章、张春英二同志的不公处分，恢复其带职进修权利。
考虑到长春市农业机械化学校83届中师班已开学日久，现经我厅与吉林省高教局会商：准予陈孝章、张春英二同志1984年免予参加统考，直接入藉四平市农业机械化学校84届中师班带职上学。
此函。
吉林省农牧厅
1983年11月5日
在省农牧厅教培处李骥良处长尚未通报完给国营镇赉县东方红农场党委文函时，女友的父亲早已按奈不住满怀激动，喜极而泣……那块压在他心里险些要了他老命的沉甸甸的大石头终于“砰然”落地了……疲惫不堪的身躯立马又恢复了往日的轻松与舒爽……
随后，徐大壮同志把一个贴有封条并加盖了吉林省农牧厅印章的公文袋交给女友父亲张连奎，嘱其回场后要亲自面呈农场党委朱百顺书记。
就在女友父亲接过文件袋之后，他眼含热泪向教培处的李骥良和徐大壮同志深深地行了“三鞠躬礼”；接着又分别跟二人握手并用多少带点沙哑的嗓音说道：
“谢谢你们救了我的两个孩子！我一定要让他们好好学习！不负省厅教培处期望，用日后所学服务农场教育事业！报效祖国和人民！”
在女友父亲说完这番话后，李处长和徐大壮两位同志还热情地把女友父亲送到了走廊门口。直到他走到廊道尽头拐弯处时，仍见两位领导还再远远地向女孩父亲打着期祝归程一帆风顺的手势……
一个月后，我所在的国营镇赉县东方红农场全体老师共同迎来了一个可以改变所有人命运的“大事件”：即全县所有农、林、牧、渔场凡于1979年12月31日前在“以工代干”教师岗位工作的同志均可报名参加转为“国家公历教师”（转干）的考试。得知这一消息，我高兴得简直象疯了一样。因为我是1979年12月25日走上“以工代干”教师岗位的。我高兴的是自己总算有幸坐上了这最后的“末班车”。从改变自身生活境遇的角度讲，我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若非身份限制我或许在淑峰姐没去世前就调回江城市了。一想到这里，我暗自庆幸自己在此之前多亏没以工人身份调去江城.、大庆或镇赉县城。因为只要走了其中任何一步，我都会错失此生这次“考干”机会。正因自己没有走上自降身价的“调转进城”和委身他人的“和亲进城”之路，才使自己“笑”到了最后。不仅等来了“转干”机会，而且还等来了一桩美满“姻缘”和一次千载难逢的“带薪上学”机会。实可谓：一俟三得，收获满满。
经过半个月的紧张复习，1983年12月5日我和全县370名“以工代干”教师一同走进了在镇赉县实验小学设置的考场。由于准备充分，故我是信心满满走进考场的。本次“考干”只考语文、数学两科。而我的满满信心则恰恰就是来自于对语文一科的“高度自信”。
只记得当天考试结束后，我跟学校语文组的“老前辈”苏沐老师及在中学语文组坐“第二把交椅”的姜喜民老师还有孙忠义、何平、吴丽袆等多位语文老师同在县城圈楼附近一家饭店共进了午餐。期间，每个人都大谈特谈了自己关于作文的写作构思。我自然也不例外地谈了对所写作文的布局与构思。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姜喜民就立马抨击说我的作文“写跑题了”。因姜喜民是中学资深语文教师，故我只能“咬草根”眯着没作丝毫辩解。我当时想：只有考试成绩才是评判各自孰是孰非的唯一标准。我没必要在私下跟你争个面红耳赤。
农场”老师的时候，文斌说：“他住的床原来就是陈孝章的，后来因为孝章不来了，省农牧厅教培处才补录了这位老师。说白了，是陈孝章和张春英又成全了班里的两名新生。”
王文斌的这番话就象一把无形的“剑”又一次深深刺痛了女友父亲张连奎的心。正所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在得知自己女儿和对象的“学额”已被另外两名考生补录后，于是女友父亲又一次陷入了深深的绝望……
只见他忽地站起身说道：“文斌啊，你们几位我都见到了。我该回长春了，晚了就没车了！”
一听说女友父亲要走，文斌急了：“不行！张叔。你来趟兴隆山不容易，咱爷俩说啥都得喝两口。赶不上晚车，今晚你就住我的床，我住别人的床。”说完便拉起女友父亲去镇里找饭店喝酒去了……
王文斌老师真的不错，人特真诚。按说，在七分场教学时他曾追过我的女友，但被人家婉言拒绝了。要是小心眼记仇的人他是不会热情招待女友父亲的，而他却放下了那些陈年旧事。仅从这一点即可看出这个人是绝对可以处成朋友的。
就在学校大门的右手边有一家“饺子馆”。于是两人就进到这家小店要了一斤饺子；点了一个“炒酸菜粉”、一个“麻辣豆腐”；要了一斤“小烧”就喝了起来。
女友的父亲天生就是个“酒蒙子”，但那一天他肯定要“酒不醉人人自醉”了。要不是文斌在寝室跟他提起“蛤蟆沁农场老师补录”一事，那顿酒让他一人喝2斤都不在话下，但因他心中“有事儿”，所以这顿酒肯定会喝得一塌糊涂。
唐朝大诗人李白在《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诗中有一个千古名句：“抽刀断水水更流 ，举杯销愁愁更愁。”而此时女友父亲张连奎则恰恰就是这样一种“怎一个愁字了得”的心境。三杯酒下肚后，他的眼泪就禁不住流了下来，只听他特别窝火地跟王文斌说道：
“文斌啊！来兴隆山看到你们几位都在这快快乐乐的上学，却唯独看不到春英和孝章我难受哇！你说干啥不好，非得办置那个订婚宴。是我自己把俩孩子的前程给断送了！你说我干的这叫什么事呀？”女友父亲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又满倒一大杯小烧一饮而尽了，眼泪噼啦啪啦地掉个不停……
看到女友父亲一怀愁绪的样子，王文斌安慰道：
“张叔，你的心情我理解。听你头前话里的意思省厅教培处好像还能帮孝章他俩争取机会似的。”
“哎！不管怎么争取，来长春农机校读书的可能是没有了，因为这条路已被两名补录的老师给堵死了！”女友父亲绝望地说。
王文斌一看这酒不能再喝下去了。于是把话题岔开：“张叔，你这两天心情不好又很累，咱爷俩的酒改日再喝，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那不行，你即然请我喝酒就得让我喝个够吗！拿酒来—！拿酒来—！”女友父亲一边磨叨着，一边举着空酒壶醉眼惺忪地大喊着上酒……
这时正好有王文斌班里的两位同学到店里来吃饺子。待他们吃完饭，文斌便求两位同学帮忙强行把半醉半醒的女友父亲一路架回寝室躺在文斌的床上酣睡过去了……
女友张春英的父亲张连奎在他的人生履历中还从未有过醉酒的记录。由此可见，“酒不醉人人自醉”的现象在茫茫人世间还真是屡见不鲜的。
翌日凌晨4点，女友父亲一觉醒来就再也睡不着了。他依稀还记得昨晚喝得酩酊大醉的情形。对一个平时能豪饮2斤白酒的“老酒徒”而言，昨晚他对跟王文斌每人只喝半斤“小烧”就醉得一塌糊涂感到十分丢人。所以他早已做好不辞而别的打算，待天一放亮就乘第一班郊线大客返回了长春站。
约在清晨5点40分，女友的父亲先轻轻叠好床被，然后趁寝室其他7人还在酣睡之际便蹑手蹑脚地走出寝室，离开4号楼朝学校大门走去……此时，室外冷风嗖嗖，黎明前的清晨还是一片黑暗，只有东南天际显露出一片鱼肚白……
说兴隆山是改革开放初期长春郊区的一个经济强镇绝对名副其实。此时比女友父亲早到郊线站点等候乘第一班车的人还真就不少。人们在瑟瑟寒风中彼此摩肩接踵，漫不经心地踱着步子……，5分钟后，大客车从东边驶上岗坡停在候车站点跟前。随后人们依次有序上车。就在客车驶离兴隆山那一刻，女友的父亲又回头凝望了长春农机校大门和远处影影绰绰4栋白色教学楼许久，直到整个校园完全消失在黎明前的暗夜里，他才闭上了噙着泪花的一双眼睛……
40分钟过后，大客车到达了长春站前终点站。下车之后，女友的父亲在附近一家“程氏包子铺”的靠窗位置坐下来。他只点了一屉包子和一碗豆腐脑。连日来因急火攻心，口腔溃疡，故这顿早餐他几乎是把包子吞到肚子里的。
女友的父亲张连奎以往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犟主。对“佛道教”和民间盛行的“巫仙之术”一概不信。但自打经历了“9.10”那档恶事之后，他开始笃信“命由天定，运由命生”的说法了。仅以今晨早餐为例：他选吃“程氏包子”，就是看好了“成事保子”的谐音，祈盼的是两个孩子尽快摆脱“厄运罩顶”的心理夙望。
吃罢早餐，女友的父亲是一路步行走至新发广场的。后在广场附近一家私人旅馆住下首先解决了洗漱问题。也正是从那一天起，他每天上午9点准时赶去农牧厅教培处问询对两个孩子“书信上访”问题的受理情况。
正所谓“上天不负有心人”。经过女友父亲张连奎在省城长达半个月的“住访”，终使两个孩子重新上学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
1983年11月6日，吉林省农牧厅教培处处长李骥良和徐大壮同志手持一份“红头文件”向女友父亲张连奎通报了《吉林省农牧厅关于解决陈孝章和张春英二同志带职进修问题给国营镇赉县东方红农场党委的函》。内容如下：
镇赉东方红农场党委：
鉴于陈孝章、张春英二同志因不服贵场党委1983年9月10日所作“关于取销陈孝章、张春英赴长春市农机校83届中师班带职进修的处分”，现已由张春英父亲张连奎代表一对考生来我厅住访。后经我厅教培处对【83“9.10”】事件详查：陈孝章、张春英二同志在整个事件中性属无辜受过。故建议贵场党委应予撤销对陈孝章、张春英二同志的不公处分，恢复其带职进修权利。
考虑到长春市农业机械化学校83届中师班已开学日久，现经我厅与吉林省高教局会商：准予陈孝章、张春英二同志1984年免予参加统考，直接入藉四平市农业机械化学校84届中师班带职上学。
此函。
吉林省农牧厅
1983年11月5日
在省农牧厅教培处李骥良处长尚未通报完给国营镇赉县东方红农场党委文函时，女友的父亲早已按奈不住满怀激动，喜极而泣……那块压在他心里险些要了他老命的沉甸甸的大石头终于“砰然”落地了……疲惫不堪的身躯立马又恢复了往日的轻松与舒爽……
随后，徐大壮同志把一个贴有封条并加盖了吉林省农牧厅印章的公文袋交给女友父亲张连奎，嘱其回场后要亲自面呈农场党委朱百顺书记。
就在女友父亲接过文件袋之后，他眼含热泪向教培处的李骥良和徐大壮同志深深地行了“三鞠躬礼”；接着又分别跟二人握手并用多少带点沙哑的嗓音说道：
“谢谢你们救了我的两个孩子！我一定要让他们好好学习！不负省厅教培处期望，用日后所学服务农场教育事业！报效祖国和人民！”
在女友父亲说完这番话后，李处长和徐大壮两位同志还热情地把女友父亲送到了走廊门口。直到他走到廊道尽头拐弯处时，仍见两位领导还再远远地向女孩父亲打着期祝归程一帆风顺的手势……
一个月后，我所在的国营镇赉县东方红农场全体老师共同迎来了一个可以改变所有人命运的“大事件”：即全县所有农、林、牧、渔场凡于1979年12月31日前在“以工代干”教师岗位工作的同志均可报名参加转为“国家公历教师”（转干）的考试。得知这一消息，我高兴得简直象疯了一样。因为我是1979年12月25日走上“以工代干”教师岗位的。我高兴的是自己总算有幸坐上了这最后的“末班车”。从改变自身生活境遇的角度讲，我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若非身份限制我或许在淑峰姐没去世前就调回江城市了。一想到这里，我暗自庆幸自己在此之前多亏没以工人身份调去江城.、大庆或镇赉县城。因为只要走了其中任何一步，我都会错失此生这次“考干”机会。正因自己没有走上自降身价的“调转进城”和委身他人的“和亲进城”之路，才使自己“笑”到了最后。不仅等来了“转干”机会，而且还等来了一桩美满“姻缘”和一次千载难逢的“带薪上学”机会。实可谓：一俟三得，收获满满。
经过半个月的紧张复习，1983年12月5日我和全县370名“以工代干”教师一同走进了在镇赉县实验小学设置的考场。由于准备充分，故我是信心满满走进考场的。本次“考干”只考语文、数学两科。而我的满满信心则恰恰就是来自于对语文一科的“高度自信”。
只记得当天考试结束后，我跟学校语文组的“老前辈”苏沐老师及在中学语文组坐“第二把交椅”的姜喜民老师还有孙忠义、何平、吴丽袆等多位语文老师同在县城圈楼附近一家饭店共进了午餐。期间，每个人都大谈特谈了自己关于作文的写作构思。我自然也不例外地谈了对所写作文的布局与构思。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姜喜民就立马抨击说我的作文“写跑题了”。因姜喜民是中学资深语文教师，故我只能“咬草根”眯着没作丝毫辩解。我当时想：只有考试成绩才是评判各自孰是孰非的唯一标准。我没必要在私下跟你争个面红耳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