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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这两个要素，为师者就不要侈谈获取学生的信任了。此外，学生也同样需要老师的信任。因为老师的关爱与信任同样可以焕发出学生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
‘相互尊重’，是良好师生关系的‘助燃剂’。教学工作的源动力哪里来？依我看主要来源于老师和学生的相互尊重。学生尊重老师的课堂劳动需要通过遵守课堂纪律，按时完成课业和消化吸收所学知识去实现；而老师尊重学生则主要体现在能否公正对待学生学习态度、学习效果的奖惩评价上。在这方面若能做到恰到好处，同样能有效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相互给予’，是良好师生关系的‘加速器’。在教学工作中，说白了老师和学生之间是一种相互给予的关系。若非如此，历代文人墨客或许也就不会用‘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来赞美为师者了。同理，做为学生在教学过程中亦应学会给予而不是一味索取。即做到每日‘必三省吾身，三思吾行也’。
亲爱的同学们，‘爱我祖邦，兴我中华’是我炎黄儿女理应共同培树的‘家国情怀’。我们要为报效祖国而学！我们要为中华崛起而学！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当上下而求索’。最后，老师热切期盼你们从现在开始，要不蹉跎一寸光阴地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有助于中华崛起大业的‘真的猛士’！谢谢同学们！”
“…………”
当我的主旨演讲刚一结束，全班同学立即鼓起了一阵发自内心的雷鸣般的掌声……
经久不息的掌声告诉我：通过这次别开生面的主题班会，已经驾起了我与七分校初三班全体学生心灵和情感沟通的“桥梁”。她标志着我已扣开学生的心扉。学生对我已不再持排异心态，他们正尝试在感情上接纳我这个“天外来客”。
事实表明：此人对彼人认知判断的形成总要经历“品评—认知—再品评—再认知”这样一个过程。这跟“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原理一样。不经历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老师和学生就不可能实现情感和思维方式的加速融合。
主题班会过后，我从学生看我的目光以及对我尊重的程度明显感到我与学生间已经形成了信任和相互尊重的基础，“教与学”的互动基本进入常态。即师者能够全神贯注地把精力全部倾注于施教过程，勿须再象给小学生上课那样拿出部分精力去组织课堂教学了；而学者亦能专心致志地认真听课并与师者进行顺畅地课堂互动了。另据其他任课老师反馈，目前初三班的课堂教学秩序明显向好。同学们的学习态度和求知欲要比以往好过许多。
从1981年9月到1982年3月，是我在七分校与初三班学生和全体任课教师愉快相处的半年时光。在此期间，除正常教学生活外，还发生过几件让我至今仍记忆犹新的事情：
——“惩治顽劣学生党林”。当时初三班有一名叫党林的学生相当顽劣。在我上课时因慑于我的威严他不敢搬弄是非，故意整事。但在其他任课教师上课时，他却频频制造恶作剧。一次，在年轻女教师袁立君上化学课时，党林又再次“作妖儿”，气得袁老师无法上课，泪流满面地跑回教导处。见此情形，我立即前往初三班处理此事。当我一脸愤怒地走进初三教室时，党林还在那里英雄般地炫耀他刚才气跑袁老师的英雄壮举。目睹他洋洋自得的模样，我厉声喝道：
“党林！你给我站到前边来！”
只见他磨磨蹭蹭站在座位上就是不往前走。我于是走到他跟前揪着他的衣领就给他扔到前面去了。这个动作由于用力过猛，加上他长得单细、瘦小，故一下没站稳摔倒在了讲台跟前。也许他在学校可能没有哪个老师让他如此丢面子，所以他竟在爬起那一瞬间咕哝了一嘴：“你他妈的凭啥打我呀？”
“凭啥？凭我是你的班主任！凭你无故搅闹课堂秩序！”我义正辞严地吼道
“我就搅了，闹了！你能把我咋地吧！”党林又噐张地嚷了一句。
党林的这句话终于把我彻底惹怒了。只见我怒不可遏地走到他跟前，猛地一脚把他从教室里边踢到了外边，并随口吼道：你给我滚！我不要你了！”
党林万没想到我竟敢下此重手。这也正应了“软的欺负硬的怕”那句老话，本以为他会回身跟我“试巴试巴”，没想到他却立马老实下来。看到他这副彻底“堆档儿”的样子，我随口又吼了一句：“回来吧！若今后课堂上再整事绝不轻饶！”
通过这次“整治党林”，无疑收到了“杀鸡儆猴”的效果。打这以后，初三班再也没人敢公然挑战课堂秩序了。然而此事过后，我却心有余悸了很长一段时间，耽心我“体罚党林”一事被某些别有用心之人拿去做文章。好在调皮捣蛋的党林也有优点，即自己惹的祸从不回家跟父母说。
——“给张春英老师作媒”。在七分校新来的这茬老师中，时年18岁的女教师张春英是年龄最小，也是最漂亮的一个。正所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况且“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毫不隐瞒地说，我是打心里喜欢小张春英老师这个“小靓妹”的。但因碍于两个因素，我又未敢贸然去“泡她”：一是年龄相差7岁，心存胆怯，怕碰钉子（对外称差5岁）；二是江城母亲兄姐正在为我办理回城调转事宜，嘱我千万不可在镇赉找对象。正因如此，故我只能收起对小张老师的“爱意”，换成另外一种方式与她相处。
首先，我跟小张老师都是教语文的。我教初三，她教初一，为了帮她吃透教材，找准知识点，每天利用晚自习时间指导她备课。此外，任初三物理课的王文斌老师由于我俩每天都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工作在一起，故已处得跟一个人似的，彼此无话不说。通过闲聊得知文斌正暗恋张春英老师，而且也有意让我为他充当“月老”牵线搭桥。得知好兄弟心仪小张老师，我也只能把好人做到底了。
一天，上晚自习的时候我正在教导处练毛笔字，小张老师一边哼着小调，一边蹦蹦跳跳地回到了教导处。见她心情甚好，我于是趁机跟她提起了王文斌老师的拜托之事：
“小张老师，我有件好事想跟你说”。
“啥事呀？你说吧，陈老师。”张春英用诧异的眼神望着我。
“想给你介绍个对象，对方是王文斌老师，他喜欢你！”我非常认真地说。
“你干啥呀，陈老师！我还小，不想老早谈对象！”说罢还生气地把一迭放在办公桌上的学生作业本都扒拉到地上。
见此情形，我接着起身去把作业本又一本本地捡起来摞到她的办公桌上，便又安慰她说：“小张，你别生气了，以后我不再提这件事还不行吗！”
见我给她赔了不是，于是她又转怒为喜了。
回到宿舍后，我把给张春英作媒的事原原本本地复述给了王交斌老师。并告诉他：“这类事欲速则不达，要象炖鱼得用慢火煨才行！”
打这以后，文斌老师听从我的建议，开始了“小火炖鱼”的求爱方式。一天，在食堂吃完饭后，我跟文斌老师说，现在张春英正一个人在寝室里，你赶快过去找她唠呀！于是王文斌扔下饭碗便直奔小张老师的寝室而去了……
时隔数日，我跟王文斌老师说：“你和小张老师的事七分场都传得沸沸扬扬了，我认为你有必要趁热打铁去小张老师家跟他的父母把话说开。你若觉得不好意思，我可以陪你走一趟。”
文斌老师觉得我的话在理，于是趁1982年元旦回家过节之机约我陪他一起去了小张老师的家。为初次见面给小张父母留下个好印象，在去往小张老师家的路上，我还特意教了文斌老师一番话。因为我是从内心希望他们这对“金童玉女”能够喜结良缘的。
小张老师的家住在张家园子场部的西南角上。我跟文斌老师没用多长时间就赶到了小张老师的家。当时只有小张老师和她母亲在家。小张老师的母亲时年40岁左右，是一位容貌端庄秀美，体态丰腴富态，举止颇有修为，言谈措辞精当的知识女性。看得出小张老师的美貌是很好地遗传了母亲的基因。
当我跟王文斌走进屋内后，小张老师热情地把我俩介绍给了她的母亲。四人寒暄过后，小张老师跟她母亲便忙着沏茶倒水。待一阵忙碌过后我才正式说明来意：
“张婶，我今天跟王文斌老师登门拜见您的目的是想给张春英和王文斌牵线搭桥作个媒。在七分校时这事儿我已给小张老师提过了，今日登门就是想听听您老人家的意见。”
“谢谢陈老师的好意！这件事春英回来跟我和她爸都说了。眼下春英才18岁，年龄还小我们不想这么早就给孩子找对象，这就是我们当父母的态度。”小张老师的母亲用不容商量的口气说道。
“张婶，您的话我听明白了。”随后我把头转向王文斌老师问道：“文斌，张婶的话你听懂了吧？你还有啥话要说吗？”
此时，王文斌一脸窘相，也许是紧张的缘故，先前教他的那番话全忘了，只听他吞吞吐吐地说了一句：“只要张春英不烦我，我…我愿意等她！”
但见小张老师的母亲接着王文斌的话茬又回了一句：“文斌啊，我跟你交个实底吧！我们根本就不打算让春英在东方红农场生活一辈子！”
见小张老师的母亲把话说到了这个程度，再呆下去已毫无意义，于是我俩便起身告辞，匆匆赶回七分场去了……
——“被杨晓慧无端当众羞辱”。记得1980年8月在离开八分校时，校长刘才曾为我和杨晓慧老师做过一次媒。我的回复意见是：母亲正在办理继父的平反事宜，若结果不成我同意和晓慧老师处对象，但必须得等到继父平反这件事有了明确结果再说。
1980年10月，继父于海生的“冤案”终得昭雪，且一家5口除我之外都迁回了江城市。我则因在农场参加工作按当时政策不能同时回城。但母亲却叮嘱我她就是头拱地也要把我调回江城市去，让我在农场千万不能找对象。正因如此，所以自己不论在五分校或七分校工作期间才没敢和任何一个女孩谈对象。
1982年1月全场小学期末“大统考”期间，八分校的杨晓慧等7位老师负责来七分校监考。因此前她通过“小道消息”得知我正和张春英老师谈恋爱，故早已气得“七窍生烟”，而今来七分校监考恰巧在教导处碰上了我，于是她不问“青红皂白”竟当着二十多位老师的面骂我“喜新厌旧，移情别恋”。面对杨老师的辱骂，我没作任何解释，因为我知道这类事“越描越黑”，只要自己问心无愧就好了。再说了，我相信聪明的杨晓慧老师迟早会弄清事情真相的。
——“我的被褥被烧着了”。在七分校工作期间，我跟王文斌老师住在分场会计高纪和家。故每天我俩得需要自己烧炕。那段时间我跟文斌老师晚上经常唠嗑唠到很晚。其中很多时间都是用于背诵“唐诗宋词”。文斌老师原本是不喜欢文科的，但在我的影响带动下他最多时竟也能背下200多首“唐诗宋词”了。
一天晚上，屋外寒风凛冽，滴水成冰。故我俩在灶坑里又多烧了点“大磕杆”。当时我住炕头，文斌睡炕梢，加上夜里俺俩相互考背唐诗一直折腾到很晚才睡。所以后半夜直到炕头着火把被褥和多件衣物还有我的屁股都烤糊了才醒过来。于是，我叫醒国斌把着火的被褥抱到外面去弄了半天才用积雪把火沏灭，但被褥已被烧得面目全非，根本无法再用了。打这以后很多天我都是跟文斌老师睡一个被窝的。直到文斌的母亲给我做了一套新被褥后，才又各睡各的。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了整整40年，但文斌老师跟我同睡一个被窝的“情谊”以及他母亲给我缝制被褥一事至今还在温暖着我的心……
具备这两个要素，为师者就不要侈谈获取学生的信任了。此外，学生也同样需要老师的信任。因为老师的关爱与信任同样可以焕发出学生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
‘相互尊重’，是良好师生关系的‘助燃剂’。教学工作的源动力哪里来？依我看主要来源于老师和学生的相互尊重。学生尊重老师的课堂劳动需要通过遵守课堂纪律，按时完成课业和消化吸收所学知识去实现；而老师尊重学生则主要体现在能否公正对待学生学习态度、学习效果的奖惩评价上。在这方面若能做到恰到好处，同样能有效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相互给予’，是良好师生关系的‘加速器’。在教学工作中，说白了老师和学生之间是一种相互给予的关系。若非如此，历代文人墨客或许也就不会用‘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来赞美为师者了。同理，做为学生在教学过程中亦应学会给予而不是一味索取。即做到每日‘必三省吾身，三思吾行也’。
亲爱的同学们，‘爱我祖邦，兴我中华’是我炎黄儿女理应共同培树的‘家国情怀’。我们要为报效祖国而学！我们要为中华崛起而学！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当上下而求索’。最后，老师热切期盼你们从现在开始，要不蹉跎一寸光阴地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有助于中华崛起大业的‘真的猛士’！谢谢同学们！”
“…………”
当我的主旨演讲刚一结束，全班同学立即鼓起了一阵发自内心的雷鸣般的掌声……
经久不息的掌声告诉我：通过这次别开生面的主题班会，已经驾起了我与七分校初三班全体学生心灵和情感沟通的“桥梁”。她标志着我已扣开学生的心扉。学生对我已不再持排异心态，他们正尝试在感情上接纳我这个“天外来客”。
事实表明：此人对彼人认知判断的形成总要经历“品评—认知—再品评—再认知”这样一个过程。这跟“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原理一样。不经历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老师和学生就不可能实现情感和思维方式的加速融合。
主题班会过后，我从学生看我的目光以及对我尊重的程度明显感到我与学生间已经形成了信任和相互尊重的基础，“教与学”的互动基本进入常态。即师者能够全神贯注地把精力全部倾注于施教过程，勿须再象给小学生上课那样拿出部分精力去组织课堂教学了；而学者亦能专心致志地认真听课并与师者进行顺畅地课堂互动了。另据其他任课老师反馈，目前初三班的课堂教学秩序明显向好。同学们的学习态度和求知欲要比以往好过许多。
从1981年9月到1982年3月，是我在七分校与初三班学生和全体任课教师愉快相处的半年时光。在此期间，除正常教学生活外，还发生过几件让我至今仍记忆犹新的事情：
——“惩治顽劣学生党林”。当时初三班有一名叫党林的学生相当顽劣。在我上课时因慑于我的威严他不敢搬弄是非，故意整事。但在其他任课教师上课时，他却频频制造恶作剧。一次，在年轻女教师袁立君上化学课时，党林又再次“作妖儿”，气得袁老师无法上课，泪流满面地跑回教导处。见此情形，我立即前往初三班处理此事。当我一脸愤怒地走进初三教室时，党林还在那里英雄般地炫耀他刚才气跑袁老师的英雄壮举。目睹他洋洋自得的模样，我厉声喝道：
“党林！你给我站到前边来！”
只见他磨磨蹭蹭站在座位上就是不往前走。我于是走到他跟前揪着他的衣领就给他扔到前面去了。这个动作由于用力过猛，加上他长得单细、瘦小，故一下没站稳摔倒在了讲台跟前。也许他在学校可能没有哪个老师让他如此丢面子，所以他竟在爬起那一瞬间咕哝了一嘴：“你他妈的凭啥打我呀？”
“凭啥？凭我是你的班主任！凭你无故搅闹课堂秩序！”我义正辞严地吼道
“我就搅了，闹了！你能把我咋地吧！”党林又噐张地嚷了一句。
党林的这句话终于把我彻底惹怒了。只见我怒不可遏地走到他跟前，猛地一脚把他从教室里边踢到了外边，并随口吼道：你给我滚！我不要你了！”
党林万没想到我竟敢下此重手。这也正应了“软的欺负硬的怕”那句老话，本以为他会回身跟我“试巴试巴”，没想到他却立马老实下来。看到他这副彻底“堆档儿”的样子，我随口又吼了一句：“回来吧！若今后课堂上再整事绝不轻饶！”
通过这次“整治党林”，无疑收到了“杀鸡儆猴”的效果。打这以后，初三班再也没人敢公然挑战课堂秩序了。然而此事过后，我却心有余悸了很长一段时间，耽心我“体罚党林”一事被某些别有用心之人拿去做文章。好在调皮捣蛋的党林也有优点，即自己惹的祸从不回家跟父母说。
——“给张春英老师作媒”。在七分校新来的这茬老师中，时年18岁的女教师张春英是年龄最小，也是最漂亮的一个。正所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况且“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毫不隐瞒地说，我是打心里喜欢小张春英老师这个“小靓妹”的。但因碍于两个因素，我又未敢贸然去“泡她”：一是年龄相差7岁，心存胆怯，怕碰钉子（对外称差5岁）；二是江城母亲兄姐正在为我办理回城调转事宜，嘱我千万不可在镇赉找对象。正因如此，故我只能收起对小张老师的“爱意”，换成另外一种方式与她相处。
首先，我跟小张老师都是教语文的。我教初三，她教初一，为了帮她吃透教材，找准知识点，每天利用晚自习时间指导她备课。此外，任初三物理课的王文斌老师由于我俩每天都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工作在一起，故已处得跟一个人似的，彼此无话不说。通过闲聊得知文斌正暗恋张春英老师，而且也有意让我为他充当“月老”牵线搭桥。得知好兄弟心仪小张老师，我也只能把好人做到底了。
一天，上晚自习的时候我正在教导处练毛笔字，小张老师一边哼着小调，一边蹦蹦跳跳地回到了教导处。见她心情甚好，我于是趁机跟她提起了王文斌老师的拜托之事：
“小张老师，我有件好事想跟你说”。
“啥事呀？你说吧，陈老师。”张春英用诧异的眼神望着我。
“想给你介绍个对象，对方是王文斌老师，他喜欢你！”我非常认真地说。
“你干啥呀，陈老师！我还小，不想老早谈对象！”说罢还生气地把一迭放在办公桌上的学生作业本都扒拉到地上。
见此情形，我接着起身去把作业本又一本本地捡起来摞到她的办公桌上，便又安慰她说：“小张，你别生气了，以后我不再提这件事还不行吗！”
见我给她赔了不是，于是她又转怒为喜了。
回到宿舍后，我把给张春英作媒的事原原本本地复述给了王交斌老师。并告诉他：“这类事欲速则不达，要象炖鱼得用慢火煨才行！”
打这以后，文斌老师听从我的建议，开始了“小火炖鱼”的求爱方式。一天，在食堂吃完饭后，我跟文斌老师说，现在张春英正一个人在寝室里，你赶快过去找她唠呀！于是王文斌扔下饭碗便直奔小张老师的寝室而去了……
时隔数日，我跟王文斌老师说：“你和小张老师的事七分场都传得沸沸扬扬了，我认为你有必要趁热打铁去小张老师家跟他的父母把话说开。你若觉得不好意思，我可以陪你走一趟。”
文斌老师觉得我的话在理，于是趁1982年元旦回家过节之机约我陪他一起去了小张老师的家。为初次见面给小张父母留下个好印象，在去往小张老师家的路上，我还特意教了文斌老师一番话。因为我是从内心希望他们这对“金童玉女”能够喜结良缘的。
小张老师的家住在张家园子场部的西南角上。我跟文斌老师没用多长时间就赶到了小张老师的家。当时只有小张老师和她母亲在家。小张老师的母亲时年40岁左右，是一位容貌端庄秀美，体态丰腴富态，举止颇有修为，言谈措辞精当的知识女性。看得出小张老师的美貌是很好地遗传了母亲的基因。
当我跟王文斌走进屋内后，小张老师热情地把我俩介绍给了她的母亲。四人寒暄过后，小张老师跟她母亲便忙着沏茶倒水。待一阵忙碌过后我才正式说明来意：
“张婶，我今天跟王文斌老师登门拜见您的目的是想给张春英和王文斌牵线搭桥作个媒。在七分校时这事儿我已给小张老师提过了，今日登门就是想听听您老人家的意见。”
“谢谢陈老师的好意！这件事春英回来跟我和她爸都说了。眼下春英才18岁，年龄还小我们不想这么早就给孩子找对象，这就是我们当父母的态度。”小张老师的母亲用不容商量的口气说道。
“张婶，您的话我听明白了。”随后我把头转向王文斌老师问道：“文斌，张婶的话你听懂了吧？你还有啥话要说吗？”
此时，王文斌一脸窘相，也许是紧张的缘故，先前教他的那番话全忘了，只听他吞吞吐吐地说了一句：“只要张春英不烦我，我…我愿意等她！”
但见小张老师的母亲接着王文斌的话茬又回了一句：“文斌啊，我跟你交个实底吧！我们根本就不打算让春英在东方红农场生活一辈子！”
见小张老师的母亲把话说到了这个程度，再呆下去已毫无意义，于是我俩便起身告辞，匆匆赶回七分场去了……
——“被杨晓慧无端当众羞辱”。记得1980年8月在离开八分校时，校长刘才曾为我和杨晓慧老师做过一次媒。我的回复意见是：母亲正在办理继父的平反事宜，若结果不成我同意和晓慧老师处对象，但必须得等到继父平反这件事有了明确结果再说。
1980年10月，继父于海生的“冤案”终得昭雪，且一家5口除我之外都迁回了江城市。我则因在农场参加工作按当时政策不能同时回城。但母亲却叮嘱我她就是头拱地也要把我调回江城市去，让我在农场千万不能找对象。正因如此，所以自己不论在五分校或七分校工作期间才没敢和任何一个女孩谈对象。
1982年1月全场小学期末“大统考”期间，八分校的杨晓慧等7位老师负责来七分校监考。因此前她通过“小道消息”得知我正和张春英老师谈恋爱，故早已气得“七窍生烟”，而今来七分校监考恰巧在教导处碰上了我，于是她不问“青红皂白”竟当着二十多位老师的面骂我“喜新厌旧，移情别恋”。面对杨老师的辱骂，我没作任何解释，因为我知道这类事“越描越黑”，只要自己问心无愧就好了。再说了，我相信聪明的杨晓慧老师迟早会弄清事情真相的。
——“我的被褥被烧着了”。在七分校工作期间，我跟王文斌老师住在分场会计高纪和家。故每天我俩得需要自己烧炕。那段时间我跟文斌老师晚上经常唠嗑唠到很晚。其中很多时间都是用于背诵“唐诗宋词”。文斌老师原本是不喜欢文科的，但在我的影响带动下他最多时竟也能背下200多首“唐诗宋词”了。
一天晚上，屋外寒风凛冽，滴水成冰。故我俩在灶坑里又多烧了点“大磕杆”。当时我住炕头，文斌睡炕梢，加上夜里俺俩相互考背唐诗一直折腾到很晚才睡。所以后半夜直到炕头着火把被褥和多件衣物还有我的屁股都烤糊了才醒过来。于是，我叫醒国斌把着火的被褥抱到外面去弄了半天才用积雪把火沏灭，但被褥已被烧得面目全非，根本无法再用了。打这以后很多天我都是跟文斌老师睡一个被窝的。直到文斌的母亲给我做了一套新被褥后，才又各睡各的。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了整整40年，但文斌老师跟我同睡一个被窝的“情谊”以及他母亲给我缝制被褥一事至今还在温暖着我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