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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荏苒，岁月如梭。
就在北大荒农场人夜以继日地在汛期到来前抢收小麦之时，我则用两个旅行袋装着由李凤兰和台自新老师帮忙张罗的40斤小米便兴匆匆地赶回江城市渡暑假去了。
早在假期到来前夕，从贵章哥的来信即获知家中的生活境况已开始有了明显的“向好”迹象：其一是母亲的谋生方式已由卖“干调”转换为在江南二中至七商店区间多个固定售卖点开始轮流坐桩“卖冰棍”，且收入远远高于做“干调”生意。“卖冰棍”钱是真不少赚，就是“太熬人”，毎天晚上在“二中”3路电车终点站总得忙到最后一班车才能“收摊儿”回淑峰姐家休息。其二是贵章哥利用课余时间骑着我曾骑过多年的“老飞鸽”，驮着“冰棍厢”也开始在江南二中一带走街串巷卖起了“冰棍儿”，且亦能适度补贴家用。期间，他曾多次把“冰棍儿”卖到大学老师家门口，感动得老师从此还能间或为他“卖冰棍儿”提供时间上的便利。其三是老五、老六也都能在课余时间往家里划拉一些“水果蔬菜”替母亲适当减轻生活负担了。其四是由于母亲和淑峰姐多次从正面给市一建领导施压，大哥的福利房不日将有着落，届时全家人就可回归西关老宅居住了。凡此种种，均说明一家人很快就要终结在茫茫人世间的“漂萍岁月”，登上阳光灿烂的“彼岸”。
这些新迹象的出现，让我这位远在异乡游子郁结的内心一下变得豁然开朗起来。它让我好象看到被生活重压折磨得无比苍老的母亲，脸上开始绽放出开心的笑意。生活尽管依然忙累而又清苦，但这个充满阳光和暑热的夏季毕竟还是让她的腰包变得“鼓溜”起来。
经过24小时的旅途颠簸，归心似箭的我终在第二天中午12点赶到了淑峰姐家。此时，过了暑期就该上小学一年的妹妹于丽正哄着金巍金迪两个外甥女在家玩耍。我进了屋，放下旅行包后即到厨房弄饭去了。大概10分钟后淑峰姐还有老五、老六都相继赶了回来。看到我回到家中，姐弟之间先是一顿亲热，然后姐姐就给我们擀面片做午饭去了。
吃过午饭后，淑峰姐接着去上班，我则因迫切想见母亲，便让老六陪我前去七商店“冷饮轮售点”了。
说来也怪，一个年近25岁的堂堂男子汉在脚跟踩上故乡土地后，不知为何思念母亲的情感反倒更加强烈了。好像跟母亲若不能尽快得以相见，我的心就要从胸膛里蹦出来似的。
怀着急切盼见母亲的心绪，我跟老六在二中又倒乘无轨电车向江南“七商店”赶去。在途经“银花宾馆”时，老六用手一指路西马路边一位40多岁长相端庄秀丽的女人对我说道：“四哥，你看那个卖冰棍的人是谁？”
我定睛细瞧，随后惊道：“哎呀，那不是大嫂吗！怎么她也干这个买卖了？”
“可不，比妈干得早多了！”久章回复道。
由此，一个新的判断立马在我的脑海中形成：看来“卖冰棍”一定是桩很赚钱的生意，否则大嫂怎么会放下架子不顾在马路边风吹日晒跻身“卖冰棍”的行列呢？
有轨电车很快就到达了“七商店”落车点。我跟老六快速下车向母亲那边走去。
此时，正值盛夏一天最热的时间段。在距母亲50米开外时我就看见母亲身着一幅白围裙，头戴一顶白帽向过往行人大声吆喝着：
“冰棍—！冰棍—！新上的大长屯冰棍喽—！”
听得母亲的叫卖声，我就象听到了一首最动听的歌声，又不由自主地加快了奔向母亲的脚步……
此时，约有5个人在那抢买“冰棍儿”。故我只好先站在树下一边乘凉，一边等候。
稍过片刻，忙碌的母亲总算清静下来。直到这时久章才走过去跟母亲搭了话：“妈，你看谁来了？”
母亲一抬头便望见了站在树下的我：“孝章啊！啥时候到家的？”一边说着，一边给我递来了一支冰棍儿。
“妈，我是中午到家的。您就消停卖冰棍好了，我在这儿陪您！”我望着汗抹流水的母亲笑盈盈地回复道。
母子情是人世间一种无可替代的特别情感。我跟母亲情深意厚主要植根于两个重要人生时段：
第一时段：是“生父突然病殁”后的1965年至1969年。
原本生活幸福的一家人，因生龙活虎的父亲突然亡故而使母亲和5个子女骤然如坠万丈深渊。那一年母亲39岁，我刚满7岁，正好是能清楚记得母亲承受诸多苦难的年纪。而年龄稍小一些的老五、老六记不得母亲的难处也实属正常。然而我却是母亲历经种种苦难的目击者，固对母亲也就有了切入骨髓的记忆：
首先，母亲是悍卫子女生存扶养权的楷模。只记得父亲是在江边大便时连裤子都没提上便因脑溢血一头栽到地上“七窍流血”而撒手人寰的。父亲的骤然病逝使家里的“天”一下就塌了下来。原本面相佼好，容颜靓丽的母亲由于一连多日茶饭不思，水米不进，且又昼夜以泪洗面，故早已憔瘁得不象个人样。原本母亲只是个在家相夫教子且毫无一技之长的家庭主妇，面对“天塌”般的生活重压，她彻底蒙了，不知道她和5个孩子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料理完父亲的丧事后，已近风烛残年的姥爷来了，他劝母亲为了孩子还是再找个人吧，但倔犟的母亲没有点头；在外面当兵见过世面的大舅来了，他说找个人帮养孩子不丢人，可母亲还是把头摇得跟个“波浪鼓”似的；陈氏同门原“当家人”二大爷来了，建议可否与同门一个刚没了老伴的宗亲打伙再建家庭，母亲依旧婉言谢绝。最后，在众亲友的劝说下为给尚在襁褓中的老六久章找个活路，母亲总算勉强同意把老六叫人给领养了。但也许命里注定久章要跟兄弟姐妹同生共死，那位好心的领养人只把久章带回家中住了一宿却因久章哭得死去活来，无奈人家又给送了回来。见此情形，肝肠寸断的母亲把脚一跺心一横，说道：“谁都不给了，往后能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
其次，母亲是坚决不向各种淫威妥协屈服的做人典范。经过一段时间的痛定思痛，母亲终又回归理性。此时，在她看来当时最大的难题还是一家6口人的吃饭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靠天靠地都是不灵验的，只能靠自己。于是她擦干眼泪，把孩子往家一放便走出去找活赚钱了。母亲应聘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头道码头下坎的“切面作坊”做切面工，月薪24元。这份工作的优点是室内劳作，不受风雨之苦，但得随时听候老板的使唤和吆喝。用现在的话说，那家切面作坊实际就是一家“夫妻店”。解放前店老板是“石胖子”的老丈人。后来在把“石胖子”招赘为婿后才把店传给了“石胖子”经营。按说，这么个小作坊不需聘工也忙得过来，但石胖子跟老婆说雇个面像好点的女工在前面撑门面有助“揽生”。石胖子老婆“吧嗒嘴”一想觉得胖子说得有道理，所以也就同意雇佣了我的母亲。自打母亲做了这家“小作坊”的切面工后，生意还真就比以前好了不少，乐得石胖子俩口子整天眉开眼笑。
其实石胖子是个颇有算计的精明人。当初雇我母亲他首先看中的就是长相，只是碍于他那贼溜溜的老婆看得紧，才没敢立马暴露出“好色之心”。母亲打工满一个月后，石胖子自觉跟母亲很熟了，开始一点点地放肆起来，有时趁他老婆不注意不是在母亲的手上摸一把，就是往母亲的臀部蹭一下。她的下作行为令母亲简直厌恶至极，但因没干满整月无法算工钱，母亲还是咬牙忍了下来。
类似事例的演变历来都存在非此即彼两个结果：“隐忍”有时的确是息事宁人的上上之策，正所谓“忍字头上一把刀，退一步海阔天高”。但有的时候“隐忍”也是促发矛盾的“催化剂”。比如这石胖子见三番五次的“撩骚”，母亲都没有还以颜色，还误以为母亲怕丢了这份工作呢，于是便开始登鼻子上脸了。一天，石胖子趁她老婆去隔壁馅饼铺排队买馅饼之机开始实施他的龌龊计划了。他先是往母亲的围裙兜里塞了20块钱，然后接着就把散发着烟臭味的嘴巴哄到了母亲的面颊上。只见母亲突然扬起正在和面的手，照着石胖子的脸“啪”地就是一巴掌，打得石胖子就象个京剧舞台上的“丑角”满脸都是面粉。同时骂道：“你个不要脸的老流氓！”
恰在这时，石胖子的老婆走进屋来，看到石胖子的狼狈相她知道她担心的事情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老娘现在正式声明，我不干了！”母亲边说，边解下围裙、摘去白帽，又随手掏出石胖子刚塞进母亲裙兜的20块钱，指着石胖子气愤地说道：“这是老流氓刚才为占我便宜给我的赏钱，再有5天就是开支的日子了，钱我就不还了！工我也不打了！”
在听到母亲说出这句后，只见石胖子老婆把刚买的馅饼一下掼到石胖子脸上，同时还随口骂道：“你个骚货！老流氓！改不了吃屎的东西！”
母亲去意已决，她已无心再继续观战了，故迅速转身离开了这个充满罪恶的切面作坊。
再次，母亲是敢于挑战未知领域的真的猛士。大文豪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那篇杂文中曾把刘和珍君称为“真的猛士”。在我看来，母亲也同样是一位敢于勇闯未知领域的真的猛士。自打母亲离开切面作坊后，她曾先后进饭店刷过盘子；到北山果菜市场挑过菜；去建筑工地当过小工。但挣到的钱仍是让孩子们无法吃上饱饭。就在母亲走投无路的时候，同院邻居老邹小红的母亲给老妈指点了“迷津”：即学理发，掌握“一技之长”。
为此，母亲迅速买了理发的全套工具。初期每晚都去老邹家讨教，然后回家先拿我们哥几个的脑袋练手。待初步掌握了入门技巧后，母亲就开始打着“唤头”走街串巷地做起了剃头生意。
母亲这一辈子的过人之处就是“苦情戏”演得特别棒。她往往可以通过眼泪扫清一切沟通障碍。女人的心都是水做的，女人跟女人之间最怕的就是眼泪。初期涉足理发行当，不论大人小孩没有一个对母亲的理发技术认可的。对她来说，顾客就是“上帝”，没有“上帝”的捧场理发的活儿是没法儿干的。
一次暑假期间，母亲在西大营附近给一个放假的高中生理发。母亲刚一上手就觉得这个孩子“挺矫情”，总是指手划脚让按他的要求去剃。母亲的手把本来就不是很娴熟，加之这个人的东比西划，结果把头发剃得头茬不齐，冷眼看去就象狗啃一样老“砢碜了”，气得那个中学生一把从母亲手中夺过小镜摔到地上，随口骂道：“你剃的这是哪国的头？不剃我兴许还能谈成对象，剃了非得谈黄了不可！”
看到中学生一脸愤怒的样子，母亲知道今天的台阶不好下了。这时，中学生的母亲来了，母亲趁她尚未发飚之前立马先发制人给中学生的母亲当场跪下了，然后满怀歉意地说道：
“大妹子，实在抱歉！我丈夫刚死不久，5个孩子正在家等着吃饭。我初学理发，手艺不精把你孩子头剃坏了，我认打认罚，你们想咋办都中！”说罢，眼泪扑漱漱地流了下来。
中学生的母亲本来想大发雷霆的，看到母亲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又立马转怒为喜安慰起母亲来了：
“老姐姐，话不能这么说，谁还没个危难遭灾，马失前蹄的时候，一回生，二回熟吗！以后这孩子的头还给你剃！”说完立马伏下身把母亲搀扶起来，并一分不少地照付了1.5毛的剃头钱。
站起身来的母亲坚辞拒收，但中学生的母亲却有些急了：“老姐姐，你今天若不收这剃头钱，今后我的家门你就不要再进了！”
面对中学生母亲真诚而又执拗的样子，母亲也只能见好就收了。从此，这户人家成了母亲拉下的跌杆“主头”，并一直延续到母亲西去镇赉之时。
第二时段：是“继父突然病逝”后的1973年到1980年。
要说母亲的命也真苦。时隔8年后跟生父一样的悲剧又复制到了继父身上。而且患的都是突发性“脑溢血”。两位父亲的相似之处是：其一，均属毫无先兆的突发性猝死，甚至连句遗言都未曾留下。其二，都给母亲留下一个不到周岁的婴幼儿，生父留下的老六当时仅6个月大；继父留下的女儿于丽只有10个月大。可以想见，对于一个女人在不到10年时间要经历两次“塌天之祸”那得需要多么大的承受力呀！的确，继父去逝后的前五天，母亲几乎一眼没眨，体重从120斤直接锐减到90斤。此外，同比生父去逝还有一个更难的情况。即当时全家正被下放到举目无亲的镇赉偏僻乡村腰杭乃，根本得不到众亲友的近距离帮衬，一切生活困难均靠母亲和14岁的我去承担。那段岁月摆在母亲和家人面前的“两大难题”：一是“屯痞”的无休止骚扰已让母亲的神经接近崩溃边缘。无奈母亲只能白天睡觉，夜里竟抱着一把菜刀值更。后来实在是挺不住了，母亲才向左右“吕邢”两门近邻求助得到一位叫“吕三”和被我称为“老邢二姐”的来我家做伴壮胆，才总算让母亲和我们度过了那两百多个恐怖的夜晚。然而，也正是那段夜里经常出现的“鬼上门”日子，才让母亲做下了一直到去世都未能治愈的“顽固性神经衰弱症”病根。此后虽然“掏换”了一个又一个治疗神经衰弱的“偏方”，但终因病根扎得太深，直到1987年61岁的母亲因动迁猝死在一户老邻居家的炕上，都一直未能闭上双眼。二是为吃不饱饭的4个孩子四下讨粮以度生存难关。继父离世后，一家人的口粮每月都有三分之一的缺口。为此，母亲和我用遍了以“瓜菜代”缓解粮荒的各种办法，如“挖苋菜”、“撸榆树钱”、“掺糠麸”等。怎奈因副食匮乏，汤菜无油，几个孩子仍时常饿得夜里直哭。无奈，母亲只能放下自尊，腆着老脸向继父的生前好友安瑞勋、张君、宋二虎求助，以期度过危难。好在上述3人不忘继父旧情，均对我们这个5口之家在最落魄的时候给予了必要帮助，才使一家人最终度过了生存危难。
古人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为报答综上4人对我们这个苦难之家的“扶助之恩”，就在母亲等人回归故里后的7年时间里，我仍代表母亲四去大屯喓杭乃；一去长春铁北监狱；三去小岗子村；五去镇赉到保镇向“老邢二姐”及“安瑞勋、张君、宋二虎”等四位恩人表达了深深的谢意。目前，四位恩人中的安力勋、张君、宋二虎已因病故去多年，但他们的音容笑貌和扶危济弱的高尚品行却整整影响和感动了我的一生……
我的母亲是她5姊妹中最具前瞻思维和市场眼光的一个。可以说，她既遗传了外公倔犟坚韧的意志品质，也秉承了外婆灵活圆通的处事方式。母亲有别于一般女性的特质在于：坚韧的性格往往能让她在困难面前表现出极强抗压性；而不失灵活圆通的处事方式却又总能让她在百折不挠的“闪转腾挪”中达成所愿。
母亲没有文化，可怜得连自已的名字——“杨素琴”三个字都不会写。正因她饱尝了没有文化的“切肤之痛”，所以她才要求自己的孩子必须要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人。
母亲在立志要把子女培养成“文化人”思想的支配下，不论顶着多么大的压力她都始终如一地模范践行了“舍得一身剐，助儿学文化”的为母之责。在这一点上，我为拥有这样一位母亲感到十分幸运。庆幸的是她在把人间苦难带给我们的同时，也让我们修成学业和培树起“爱我祖邦，兴我中华”的家国情怀。
1965年，生父的突然病逝使原本幸福之家转瞬沦为“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的孤寡贫困家庭。此时，最大的淑峰姐14岁、贵章哥11岁，且全家人没有一分钱进项。按说在这种情况下若母亲自私一点，让子女辍学赚钱补贴家用实属正常。为此，懂事的姐姐和哥哥为替母分忧也都动过弃学挣钱的心思。但母亲坚决反对，并严辞告诫姐姐哥哥：不仅要安心读书，而且还要好好读书。此后，母亲先是在切面铺、菜市场、建筑队打工养家糊口，而后又走街串巷靠理发谋生，楞是凭一己之力让孩子个个吃上饱饭，人人有书可读。当时淑峰姐是毓文中学公认的“才女”；贵章哥和我也都是船营五小出类拔萃的优秀学生。若不是后期“文革”对教育造成的破坏性冲击，我们姐弟3人都是妥妥的大学生。后来在母亲被迫改嫁带着我们三个小的下放去了镇赉以后，淑峰姐和贵章哥均相继去磐石走上了“知青上山下乡之路”。
1973年，继父因患“脑溢血”又突然死在了“走五、七道路”的镇赉县大屯公社腰杭乃大队。这一塌天之祸使原本平静的家庭再次遭至灭顶之灾。面对这一突发状况，正在就读初中一年的我背着母亲找到腰杭二队沈玉堂队长要求参加队里劳动挣工分。本以为母亲能够支持我的这一做法，没想到当母亲得知这一情况后却把我好一顿臭骂，硬是把我又撵回了学校。现在看来，当时母亲若支持了我的辍学，那么我的人生可能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
1980年是国家恢复高考的第四个年头。此时贵章哥做为下乡返城知青在吉林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做瓦匠已经上班三年了。钱挣得虽然不多，但维持自己的生活还是够用的。为了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他已经两次参加高考均因严重偏科未能进线而名落孙山。1980年，在母亲带着老五、老六和妹妹返城后，不甘心失败的贵章哥决定再次报考，做最后一搏。针对兄长的这一动议，当时亲友圈中很多人都表示不理解，认为母亲和弟妹们刚回来，又都没有收入，消停挣个工资得了。再说了，一旦考上谁能供得起你呀？
就在贵章哥还在犹豫考不考问题的时候，又是母亲“一锤定音”，坚决支持贵章哥报考。
要说贵章哥也真争气，在当了三年瓦匠后，他竟在这次高考中一举得中，考入了江城市联合大学中文系大专班。说句实在话，贵章哥能不能读成这次大学，母亲的态度至关重要。如果母亲态度不坚决，哪怕稍微打点“破头楔”的话，那么贵章哥也就只能当他一辈子的“瓦匠”了。
母亲这一辈子共生育了四儿两女。在家庭两度遭至“灭顶之灾”面前，她都始终坚持让儿女读书，不能出现一个中途“辍学”的，切实履行了她对所有儿女许下的“舍得一身剐，助儿学文化”的庄严承诺。
母亲还是一位既能含辛茹苦又不乏灵动市场思维的买卖人。在前面章节，关于母亲从事理发行当的表现我已介绍过了。现在就来看看母亲和三哥老六在二中3路电车终点站是如何做买卖的吧！
这不，我刚陪母亲今晚6点从七商店“轮流站点”，转场到二中3路无轨电车终点站这个“自由售卖点”继续卖“冰棍”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3路无轨电车二中终点站是整个江南地区的交通枢纽。当时该区域除分布着江城师范学院、江城空军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江城二中、松花江中学、丰南区29中等多所大中院校外。同时该站点还是大长屯地区钢厂、矿山机械厂、拖拉机配件厂、水工机械厂、水泥管厂等10多家国企职工上下班的中转站。故每晚从晚七点到9点，这一区域依然人流如织。别看在这里每天只有2个小时的“冰棍”售卖时间，但却比在江城大街江南段任意一个“轮流点”都卖货。
当我跟母亲蹬着“倒骑驴”赶到二中电车终点站时，先看到了贵章哥正倚着“老飞鸽”自行车驮着的“冰棍箱”在那里“卖冰棍”；随后又看见老六久章也在相隔不远处“撂摊”卖香瓜和李子。见我跟母亲赶过来，贵章哥跟我打过招呼后便走街串巷去“卖冰棍”了。
毫不掩饰地说，来到二中电车终点站后我很兴奋。原因是这里的三拔买卖人都是我们自家人。这跟在特定区域特定时段形成的商业独家垄断是没有区别的。尤其当我看到母亲的“倒骑驴”一停，一帮下车人立马把冰棍车给围上的场面，我的内心就象喝了蜜一样甜。再看久章那边，他把从果窖上来的香瓜和“大绥河李子”也同样卖得“呼呼”下货……
目睹母亲和兄弟都能以“只争朝夕”和“不辞辛劳”的精神直面人生，我似乎已经得出一个结论：即我们那个千疮百孔的苦难之家，每个成员都已完成心灵创痛的修复，并形成前所末有的精神合力，奔向新的生活目标。
有鉴于此，我打心里感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因为正是这次会议才让祖国大江南北呈现出“柳暗花明又一村（春）”的商品经济新气象。而我的兴奋与喜悦，也正是因为这次暑假回城让我见证了母亲和兄弟都有幸成为了这波商品经济大潮的“弄潮人”。
“时间”是个很奇妙的概念。对于心境处于喜悦状态下的人来说，时间快得就跟长了翅膀的“飞鸿”似的；而对于心情处于苦闷状态下的人而言，时间又慢得恰似“度日如年”。1981年的暑假，因家中没有让我闹心的人和事，故我的心境始终是无比愉悦的，因而也就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不知不觉，长达一个月的暑假还有不到一周就又到了开学之日了。
一天，魁竺姐夫突然约我跟他去一拉溪碾子沟水库挂鱼。一听说去碾子沟我立马来了精神头儿。一则我正想抽空去“朝阳沟”看看三舅和老舅；二则也想去“刘相屯”给生父上上坟，顺带再看看老姨。而“朝阳沟”和“刘相屯”都正好座落在离碾子沟水库上游不远的地方。
翌日一大早，我跟魁竺姐夫带上从陈玉生那里借来的三片“胶丝挂子”，趁着凉快，骑上自行车便朝着百里之外的目的地——碾子沟水库赶去了。仲秋时节的“江长南线”两侧风光美不胜收。目力所及到处都是五颜六色的乡野田园景色：那绿如青纱帐般的是一片片玉米... -->>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
就在北大荒农场人夜以继日地在汛期到来前抢收小麦之时，我则用两个旅行袋装着由李凤兰和台自新老师帮忙张罗的40斤小米便兴匆匆地赶回江城市渡暑假去了。
早在假期到来前夕，从贵章哥的来信即获知家中的生活境况已开始有了明显的“向好”迹象：其一是母亲的谋生方式已由卖“干调”转换为在江南二中至七商店区间多个固定售卖点开始轮流坐桩“卖冰棍”，且收入远远高于做“干调”生意。“卖冰棍”钱是真不少赚，就是“太熬人”，毎天晚上在“二中”3路电车终点站总得忙到最后一班车才能“收摊儿”回淑峰姐家休息。其二是贵章哥利用课余时间骑着我曾骑过多年的“老飞鸽”，驮着“冰棍厢”也开始在江南二中一带走街串巷卖起了“冰棍儿”，且亦能适度补贴家用。期间，他曾多次把“冰棍儿”卖到大学老师家门口，感动得老师从此还能间或为他“卖冰棍儿”提供时间上的便利。其三是老五、老六也都能在课余时间往家里划拉一些“水果蔬菜”替母亲适当减轻生活负担了。其四是由于母亲和淑峰姐多次从正面给市一建领导施压，大哥的福利房不日将有着落，届时全家人就可回归西关老宅居住了。凡此种种，均说明一家人很快就要终结在茫茫人世间的“漂萍岁月”，登上阳光灿烂的“彼岸”。
这些新迹象的出现，让我这位远在异乡游子郁结的内心一下变得豁然开朗起来。它让我好象看到被生活重压折磨得无比苍老的母亲，脸上开始绽放出开心的笑意。生活尽管依然忙累而又清苦，但这个充满阳光和暑热的夏季毕竟还是让她的腰包变得“鼓溜”起来。
经过24小时的旅途颠簸，归心似箭的我终在第二天中午12点赶到了淑峰姐家。此时，过了暑期就该上小学一年的妹妹于丽正哄着金巍金迪两个外甥女在家玩耍。我进了屋，放下旅行包后即到厨房弄饭去了。大概10分钟后淑峰姐还有老五、老六都相继赶了回来。看到我回到家中，姐弟之间先是一顿亲热，然后姐姐就给我们擀面片做午饭去了。
吃过午饭后，淑峰姐接着去上班，我则因迫切想见母亲，便让老六陪我前去七商店“冷饮轮售点”了。
说来也怪，一个年近25岁的堂堂男子汉在脚跟踩上故乡土地后，不知为何思念母亲的情感反倒更加强烈了。好像跟母亲若不能尽快得以相见，我的心就要从胸膛里蹦出来似的。
怀着急切盼见母亲的心绪，我跟老六在二中又倒乘无轨电车向江南“七商店”赶去。在途经“银花宾馆”时，老六用手一指路西马路边一位40多岁长相端庄秀丽的女人对我说道：“四哥，你看那个卖冰棍的人是谁？”
我定睛细瞧，随后惊道：“哎呀，那不是大嫂吗！怎么她也干这个买卖了？”
“可不，比妈干得早多了！”久章回复道。
由此，一个新的判断立马在我的脑海中形成：看来“卖冰棍”一定是桩很赚钱的生意，否则大嫂怎么会放下架子不顾在马路边风吹日晒跻身“卖冰棍”的行列呢？
有轨电车很快就到达了“七商店”落车点。我跟老六快速下车向母亲那边走去。
此时，正值盛夏一天最热的时间段。在距母亲50米开外时我就看见母亲身着一幅白围裙，头戴一顶白帽向过往行人大声吆喝着：
“冰棍—！冰棍—！新上的大长屯冰棍喽—！”
听得母亲的叫卖声，我就象听到了一首最动听的歌声，又不由自主地加快了奔向母亲的脚步……
此时，约有5个人在那抢买“冰棍儿”。故我只好先站在树下一边乘凉，一边等候。
稍过片刻，忙碌的母亲总算清静下来。直到这时久章才走过去跟母亲搭了话：“妈，你看谁来了？”
母亲一抬头便望见了站在树下的我：“孝章啊！啥时候到家的？”一边说着，一边给我递来了一支冰棍儿。
“妈，我是中午到家的。您就消停卖冰棍好了，我在这儿陪您！”我望着汗抹流水的母亲笑盈盈地回复道。
母子情是人世间一种无可替代的特别情感。我跟母亲情深意厚主要植根于两个重要人生时段：
第一时段：是“生父突然病殁”后的1965年至1969年。
原本生活幸福的一家人，因生龙活虎的父亲突然亡故而使母亲和5个子女骤然如坠万丈深渊。那一年母亲39岁，我刚满7岁，正好是能清楚记得母亲承受诸多苦难的年纪。而年龄稍小一些的老五、老六记不得母亲的难处也实属正常。然而我却是母亲历经种种苦难的目击者，固对母亲也就有了切入骨髓的记忆：
首先，母亲是悍卫子女生存扶养权的楷模。只记得父亲是在江边大便时连裤子都没提上便因脑溢血一头栽到地上“七窍流血”而撒手人寰的。父亲的骤然病逝使家里的“天”一下就塌了下来。原本面相佼好，容颜靓丽的母亲由于一连多日茶饭不思，水米不进，且又昼夜以泪洗面，故早已憔瘁得不象个人样。原本母亲只是个在家相夫教子且毫无一技之长的家庭主妇，面对“天塌”般的生活重压，她彻底蒙了，不知道她和5个孩子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料理完父亲的丧事后，已近风烛残年的姥爷来了，他劝母亲为了孩子还是再找个人吧，但倔犟的母亲没有点头；在外面当兵见过世面的大舅来了，他说找个人帮养孩子不丢人，可母亲还是把头摇得跟个“波浪鼓”似的；陈氏同门原“当家人”二大爷来了，建议可否与同门一个刚没了老伴的宗亲打伙再建家庭，母亲依旧婉言谢绝。最后，在众亲友的劝说下为给尚在襁褓中的老六久章找个活路，母亲总算勉强同意把老六叫人给领养了。但也许命里注定久章要跟兄弟姐妹同生共死，那位好心的领养人只把久章带回家中住了一宿却因久章哭得死去活来，无奈人家又给送了回来。见此情形，肝肠寸断的母亲把脚一跺心一横，说道：“谁都不给了，往后能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
其次，母亲是坚决不向各种淫威妥协屈服的做人典范。经过一段时间的痛定思痛，母亲终又回归理性。此时，在她看来当时最大的难题还是一家6口人的吃饭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靠天靠地都是不灵验的，只能靠自己。于是她擦干眼泪，把孩子往家一放便走出去找活赚钱了。母亲应聘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头道码头下坎的“切面作坊”做切面工，月薪24元。这份工作的优点是室内劳作，不受风雨之苦，但得随时听候老板的使唤和吆喝。用现在的话说，那家切面作坊实际就是一家“夫妻店”。解放前店老板是“石胖子”的老丈人。后来在把“石胖子”招赘为婿后才把店传给了“石胖子”经营。按说，这么个小作坊不需聘工也忙得过来，但石胖子跟老婆说雇个面像好点的女工在前面撑门面有助“揽生”。石胖子老婆“吧嗒嘴”一想觉得胖子说得有道理，所以也就同意雇佣了我的母亲。自打母亲做了这家“小作坊”的切面工后，生意还真就比以前好了不少，乐得石胖子俩口子整天眉开眼笑。
其实石胖子是个颇有算计的精明人。当初雇我母亲他首先看中的就是长相，只是碍于他那贼溜溜的老婆看得紧，才没敢立马暴露出“好色之心”。母亲打工满一个月后，石胖子自觉跟母亲很熟了，开始一点点地放肆起来，有时趁他老婆不注意不是在母亲的手上摸一把，就是往母亲的臀部蹭一下。她的下作行为令母亲简直厌恶至极，但因没干满整月无法算工钱，母亲还是咬牙忍了下来。
类似事例的演变历来都存在非此即彼两个结果：“隐忍”有时的确是息事宁人的上上之策，正所谓“忍字头上一把刀，退一步海阔天高”。但有的时候“隐忍”也是促发矛盾的“催化剂”。比如这石胖子见三番五次的“撩骚”，母亲都没有还以颜色，还误以为母亲怕丢了这份工作呢，于是便开始登鼻子上脸了。一天，石胖子趁她老婆去隔壁馅饼铺排队买馅饼之机开始实施他的龌龊计划了。他先是往母亲的围裙兜里塞了20块钱，然后接着就把散发着烟臭味的嘴巴哄到了母亲的面颊上。只见母亲突然扬起正在和面的手，照着石胖子的脸“啪”地就是一巴掌，打得石胖子就象个京剧舞台上的“丑角”满脸都是面粉。同时骂道：“你个不要脸的老流氓！”
恰在这时，石胖子的老婆走进屋来，看到石胖子的狼狈相她知道她担心的事情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老娘现在正式声明，我不干了！”母亲边说，边解下围裙、摘去白帽，又随手掏出石胖子刚塞进母亲裙兜的20块钱，指着石胖子气愤地说道：“这是老流氓刚才为占我便宜给我的赏钱，再有5天就是开支的日子了，钱我就不还了！工我也不打了！”
在听到母亲说出这句后，只见石胖子老婆把刚买的馅饼一下掼到石胖子脸上，同时还随口骂道：“你个骚货！老流氓！改不了吃屎的东西！”
母亲去意已决，她已无心再继续观战了，故迅速转身离开了这个充满罪恶的切面作坊。
再次，母亲是敢于挑战未知领域的真的猛士。大文豪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那篇杂文中曾把刘和珍君称为“真的猛士”。在我看来，母亲也同样是一位敢于勇闯未知领域的真的猛士。自打母亲离开切面作坊后，她曾先后进饭店刷过盘子；到北山果菜市场挑过菜；去建筑工地当过小工。但挣到的钱仍是让孩子们无法吃上饱饭。就在母亲走投无路的时候，同院邻居老邹小红的母亲给老妈指点了“迷津”：即学理发，掌握“一技之长”。
为此，母亲迅速买了理发的全套工具。初期每晚都去老邹家讨教，然后回家先拿我们哥几个的脑袋练手。待初步掌握了入门技巧后，母亲就开始打着“唤头”走街串巷地做起了剃头生意。
母亲这一辈子的过人之处就是“苦情戏”演得特别棒。她往往可以通过眼泪扫清一切沟通障碍。女人的心都是水做的，女人跟女人之间最怕的就是眼泪。初期涉足理发行当，不论大人小孩没有一个对母亲的理发技术认可的。对她来说，顾客就是“上帝”，没有“上帝”的捧场理发的活儿是没法儿干的。
一次暑假期间，母亲在西大营附近给一个放假的高中生理发。母亲刚一上手就觉得这个孩子“挺矫情”，总是指手划脚让按他的要求去剃。母亲的手把本来就不是很娴熟，加之这个人的东比西划，结果把头发剃得头茬不齐，冷眼看去就象狗啃一样老“砢碜了”，气得那个中学生一把从母亲手中夺过小镜摔到地上，随口骂道：“你剃的这是哪国的头？不剃我兴许还能谈成对象，剃了非得谈黄了不可！”
看到中学生一脸愤怒的样子，母亲知道今天的台阶不好下了。这时，中学生的母亲来了，母亲趁她尚未发飚之前立马先发制人给中学生的母亲当场跪下了，然后满怀歉意地说道：
“大妹子，实在抱歉！我丈夫刚死不久，5个孩子正在家等着吃饭。我初学理发，手艺不精把你孩子头剃坏了，我认打认罚，你们想咋办都中！”说罢，眼泪扑漱漱地流了下来。
中学生的母亲本来想大发雷霆的，看到母亲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又立马转怒为喜安慰起母亲来了：
“老姐姐，话不能这么说，谁还没个危难遭灾，马失前蹄的时候，一回生，二回熟吗！以后这孩子的头还给你剃！”说完立马伏下身把母亲搀扶起来，并一分不少地照付了1.5毛的剃头钱。
站起身来的母亲坚辞拒收，但中学生的母亲却有些急了：“老姐姐，你今天若不收这剃头钱，今后我的家门你就不要再进了！”
面对中学生母亲真诚而又执拗的样子，母亲也只能见好就收了。从此，这户人家成了母亲拉下的跌杆“主头”，并一直延续到母亲西去镇赉之时。
第二时段：是“继父突然病逝”后的1973年到1980年。
要说母亲的命也真苦。时隔8年后跟生父一样的悲剧又复制到了继父身上。而且患的都是突发性“脑溢血”。两位父亲的相似之处是：其一，均属毫无先兆的突发性猝死，甚至连句遗言都未曾留下。其二，都给母亲留下一个不到周岁的婴幼儿，生父留下的老六当时仅6个月大；继父留下的女儿于丽只有10个月大。可以想见，对于一个女人在不到10年时间要经历两次“塌天之祸”那得需要多么大的承受力呀！的确，继父去逝后的前五天，母亲几乎一眼没眨，体重从120斤直接锐减到90斤。此外，同比生父去逝还有一个更难的情况。即当时全家正被下放到举目无亲的镇赉偏僻乡村腰杭乃，根本得不到众亲友的近距离帮衬，一切生活困难均靠母亲和14岁的我去承担。那段岁月摆在母亲和家人面前的“两大难题”：一是“屯痞”的无休止骚扰已让母亲的神经接近崩溃边缘。无奈母亲只能白天睡觉，夜里竟抱着一把菜刀值更。后来实在是挺不住了，母亲才向左右“吕邢”两门近邻求助得到一位叫“吕三”和被我称为“老邢二姐”的来我家做伴壮胆，才总算让母亲和我们度过了那两百多个恐怖的夜晚。然而，也正是那段夜里经常出现的“鬼上门”日子，才让母亲做下了一直到去世都未能治愈的“顽固性神经衰弱症”病根。此后虽然“掏换”了一个又一个治疗神经衰弱的“偏方”，但终因病根扎得太深，直到1987年61岁的母亲因动迁猝死在一户老邻居家的炕上，都一直未能闭上双眼。二是为吃不饱饭的4个孩子四下讨粮以度生存难关。继父离世后，一家人的口粮每月都有三分之一的缺口。为此，母亲和我用遍了以“瓜菜代”缓解粮荒的各种办法，如“挖苋菜”、“撸榆树钱”、“掺糠麸”等。怎奈因副食匮乏，汤菜无油，几个孩子仍时常饿得夜里直哭。无奈，母亲只能放下自尊，腆着老脸向继父的生前好友安瑞勋、张君、宋二虎求助，以期度过危难。好在上述3人不忘继父旧情，均对我们这个5口之家在最落魄的时候给予了必要帮助，才使一家人最终度过了生存危难。
古人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为报答综上4人对我们这个苦难之家的“扶助之恩”，就在母亲等人回归故里后的7年时间里，我仍代表母亲四去大屯喓杭乃；一去长春铁北监狱；三去小岗子村；五去镇赉到保镇向“老邢二姐”及“安瑞勋、张君、宋二虎”等四位恩人表达了深深的谢意。目前，四位恩人中的安力勋、张君、宋二虎已因病故去多年，但他们的音容笑貌和扶危济弱的高尚品行却整整影响和感动了我的一生……
我的母亲是她5姊妹中最具前瞻思维和市场眼光的一个。可以说，她既遗传了外公倔犟坚韧的意志品质，也秉承了外婆灵活圆通的处事方式。母亲有别于一般女性的特质在于：坚韧的性格往往能让她在困难面前表现出极强抗压性；而不失灵活圆通的处事方式却又总能让她在百折不挠的“闪转腾挪”中达成所愿。
母亲没有文化，可怜得连自已的名字——“杨素琴”三个字都不会写。正因她饱尝了没有文化的“切肤之痛”，所以她才要求自己的孩子必须要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人。
母亲在立志要把子女培养成“文化人”思想的支配下，不论顶着多么大的压力她都始终如一地模范践行了“舍得一身剐，助儿学文化”的为母之责。在这一点上，我为拥有这样一位母亲感到十分幸运。庆幸的是她在把人间苦难带给我们的同时，也让我们修成学业和培树起“爱我祖邦，兴我中华”的家国情怀。
1965年，生父的突然病逝使原本幸福之家转瞬沦为“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的孤寡贫困家庭。此时，最大的淑峰姐14岁、贵章哥11岁，且全家人没有一分钱进项。按说在这种情况下若母亲自私一点，让子女辍学赚钱补贴家用实属正常。为此，懂事的姐姐和哥哥为替母分忧也都动过弃学挣钱的心思。但母亲坚决反对，并严辞告诫姐姐哥哥：不仅要安心读书，而且还要好好读书。此后，母亲先是在切面铺、菜市场、建筑队打工养家糊口，而后又走街串巷靠理发谋生，楞是凭一己之力让孩子个个吃上饱饭，人人有书可读。当时淑峰姐是毓文中学公认的“才女”；贵章哥和我也都是船营五小出类拔萃的优秀学生。若不是后期“文革”对教育造成的破坏性冲击，我们姐弟3人都是妥妥的大学生。后来在母亲被迫改嫁带着我们三个小的下放去了镇赉以后，淑峰姐和贵章哥均相继去磐石走上了“知青上山下乡之路”。
1973年，继父因患“脑溢血”又突然死在了“走五、七道路”的镇赉县大屯公社腰杭乃大队。这一塌天之祸使原本平静的家庭再次遭至灭顶之灾。面对这一突发状况，正在就读初中一年的我背着母亲找到腰杭二队沈玉堂队长要求参加队里劳动挣工分。本以为母亲能够支持我的这一做法，没想到当母亲得知这一情况后却把我好一顿臭骂，硬是把我又撵回了学校。现在看来，当时母亲若支持了我的辍学，那么我的人生可能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
1980年是国家恢复高考的第四个年头。此时贵章哥做为下乡返城知青在吉林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做瓦匠已经上班三年了。钱挣得虽然不多，但维持自己的生活还是够用的。为了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他已经两次参加高考均因严重偏科未能进线而名落孙山。1980年，在母亲带着老五、老六和妹妹返城后，不甘心失败的贵章哥决定再次报考，做最后一搏。针对兄长的这一动议，当时亲友圈中很多人都表示不理解，认为母亲和弟妹们刚回来，又都没有收入，消停挣个工资得了。再说了，一旦考上谁能供得起你呀？
就在贵章哥还在犹豫考不考问题的时候，又是母亲“一锤定音”，坚决支持贵章哥报考。
要说贵章哥也真争气，在当了三年瓦匠后，他竟在这次高考中一举得中，考入了江城市联合大学中文系大专班。说句实在话，贵章哥能不能读成这次大学，母亲的态度至关重要。如果母亲态度不坚决，哪怕稍微打点“破头楔”的话，那么贵章哥也就只能当他一辈子的“瓦匠”了。
母亲这一辈子共生育了四儿两女。在家庭两度遭至“灭顶之灾”面前，她都始终坚持让儿女读书，不能出现一个中途“辍学”的，切实履行了她对所有儿女许下的“舍得一身剐，助儿学文化”的庄严承诺。
母亲还是一位既能含辛茹苦又不乏灵动市场思维的买卖人。在前面章节，关于母亲从事理发行当的表现我已介绍过了。现在就来看看母亲和三哥老六在二中3路电车终点站是如何做买卖的吧！
这不，我刚陪母亲今晚6点从七商店“轮流站点”，转场到二中3路无轨电车终点站这个“自由售卖点”继续卖“冰棍”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3路无轨电车二中终点站是整个江南地区的交通枢纽。当时该区域除分布着江城师范学院、江城空军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江城二中、松花江中学、丰南区29中等多所大中院校外。同时该站点还是大长屯地区钢厂、矿山机械厂、拖拉机配件厂、水工机械厂、水泥管厂等10多家国企职工上下班的中转站。故每晚从晚七点到9点，这一区域依然人流如织。别看在这里每天只有2个小时的“冰棍”售卖时间，但却比在江城大街江南段任意一个“轮流点”都卖货。
当我跟母亲蹬着“倒骑驴”赶到二中电车终点站时，先看到了贵章哥正倚着“老飞鸽”自行车驮着的“冰棍箱”在那里“卖冰棍”；随后又看见老六久章也在相隔不远处“撂摊”卖香瓜和李子。见我跟母亲赶过来，贵章哥跟我打过招呼后便走街串巷去“卖冰棍”了。
毫不掩饰地说，来到二中电车终点站后我很兴奋。原因是这里的三拔买卖人都是我们自家人。这跟在特定区域特定时段形成的商业独家垄断是没有区别的。尤其当我看到母亲的“倒骑驴”一停，一帮下车人立马把冰棍车给围上的场面，我的内心就象喝了蜜一样甜。再看久章那边，他把从果窖上来的香瓜和“大绥河李子”也同样卖得“呼呼”下货……
目睹母亲和兄弟都能以“只争朝夕”和“不辞辛劳”的精神直面人生，我似乎已经得出一个结论：即我们那个千疮百孔的苦难之家，每个成员都已完成心灵创痛的修复，并形成前所末有的精神合力，奔向新的生活目标。
有鉴于此，我打心里感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因为正是这次会议才让祖国大江南北呈现出“柳暗花明又一村（春）”的商品经济新气象。而我的兴奋与喜悦，也正是因为这次暑假回城让我见证了母亲和兄弟都有幸成为了这波商品经济大潮的“弄潮人”。
“时间”是个很奇妙的概念。对于心境处于喜悦状态下的人来说，时间快得就跟长了翅膀的“飞鸿”似的；而对于心情处于苦闷状态下的人而言，时间又慢得恰似“度日如年”。1981年的暑假，因家中没有让我闹心的人和事，故我的心境始终是无比愉悦的，因而也就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不知不觉，长达一个月的暑假还有不到一周就又到了开学之日了。
一天，魁竺姐夫突然约我跟他去一拉溪碾子沟水库挂鱼。一听说去碾子沟我立马来了精神头儿。一则我正想抽空去“朝阳沟”看看三舅和老舅；二则也想去“刘相屯”给生父上上坟，顺带再看看老姨。而“朝阳沟”和“刘相屯”都正好座落在离碾子沟水库上游不远的地方。
翌日一大早，我跟魁竺姐夫带上从陈玉生那里借来的三片“胶丝挂子”，趁着凉快，骑上自行车便朝着百里之外的目的地——碾子沟水库赶去了。仲秋时节的“江长南线”两侧风光美不胜收。目力所及到处都是五颜六色的乡野田园景色：那绿如青纱帐般的是一片片玉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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