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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有两个主张，各有两票支持。
第二天，孙宝琦谒见袁世凯，报告先一天商议情形，袁听了说：“很好，让我考虑一下，再作决定。”
孙宝琦退出后，袁世凯又召见陆徵祥，对陆徵祥说：“刚才孙总长来过，我经过慎重考虑，也主张和日方谈判，并且希望你能出任主.席，主持这个谈判。”
陆徵祥沉吟了一下，答：“这个谈判太困难，徵祥体力不足，最好请总统另派干员。”
这时陆徵祥的身体状况确实不佳。
袁世凯说：“精力不足，无关重要，我可告诉曹次长，要他多负谈判责任，并告诉日方，陆先生体力衰弱，需要休息。我全力付托你，你放心去谈判好了。”
陆徵祥见袁意已决，只好接受。
袁世凯在陆徵祥辞出后，又召见孙宝琦，告诉他决定要对日本谈判。
孙宝琦很快提出辞呈，请辞外交总长，并向袁世凯推荐陆徵祥为外交总长。
袁世凯于一月二十七日发表陆徵祥为外交总长，并令他和曹汝霖负责对日谈判，调孙宝琦为审计院院长。
日本公使日置益听到孙宝琦辞职消息，极为不安，乃赴总统府向袁世凯提口头抗议。
日使日置益表示：“敝国刚递要求书，中国便换外长，分明是毫无诚意，日本政府深为遗憾。”
袁世凯答：“贵公使的看法适得其反，中国换外长，正是表示诚意。何况新任外交总长，做事素有耐心，必能一心一意和贵国谈判，如不相信，请你去问问别国公使吧。”
日使果然去问北京公使团领袖英国公使朱尔典，英使答复说陆徵祥很好。日置益只得电告东京，谓中国换外长，实在是好意的表示。
陆徵祥接任外交总长后的第二天，就接见日置益，双方谈话如下：
日置益说：“久闻总长大名，知道总长是一位着名的外交家，这次能和总长谈判中日问题，深感荣幸。”
陆徵祥答：“本人当尽力而为。请问贵公使愿意何时开始举行讨论，我们现在就订下日期好不好？”
日置益说：“我想请总长定日期好了。”
陆徵祥答：“贵使既奉政.府命令，当然以早开谈判为佳，那么明天就开好了。”
日置益说：“可不可以容许我提出一点意见？”
陆徵祥答：“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日置益说：“本人希望谈判每天开会，星期日也要开，以赶快解决为原则。”
陆徵祥想了一下说：“每天开会是可以的，不过星期天要开，外交习惯上没有这个成例，似可不必。还有一层，虽然每天开会，不过我身为外交总长，不能把其他正式约会通统取消，因此每天上午必需腾出时间，接见宾客，所以会议只能在每天下午举行。”
日置益说：“可以。”
陆徵祥说：“那么规定每天午后五点钟开会好了。”
日置益说：“五点太晚了，最好下午两点开始，夜间也必须继续开下去。”
陆徵祥说：“两点钟开不成问题，不过夜间继续开会，我身体太坏，拖一个星期，我必须辞职了。”
日置益问：“我们确定何时开会呢？”
陆徵祥答：“决定二月二日下午三时举行会谈如何？”
日置益说：“好吧！就决定这个日期好了。今天和总长的会晤，非常荣幸，希望由这个好的开始，我们可以有好的结果。”
陆徵祥答：“我一切当尽力为之！”
陆徵祥从这次谈话中看出日方态度强横，一个公使，对驻在国的外交总长，竟试图以他为中心来安排一切。
孙宝琦（1867—1931） ，字幕韩，晚年署名孟晋老人。浙江杭州人。晚清至民国时期重臣、外交家。
自幼好学。以父荫任户部主事，后改任候补直隶道员。一九零零年八国联军进京，随光绪帝至西安。一九零一年任驻德、澳、法等国使馆随员。一九零二年七月，升任驻使法国大臣。
一九零五年回国，署顺天府尹。一九零七年四月，出使德意志，筹措讨还青岛事宜。
一九零八年回国，充帮办津浦铁路大臣。一九一一年任山东巡抚。当年爆发辛亥革命，在山东宣布独立，后又取消独立。
一九一三年九月，任袁世凯政.府外交总长。一九一四年二月兼代国务总.理。 一九一四年五月辞去国务总.理，专任外交总长（次长曹汝霖）。
适时地辞去外交总长，看来孙宝琦还是有先见之明的。
陆徵祥当然知道自己接下的是什么差事，只是没有办法，只是推脱不了。
因为他即将和日本商谈的文件，就是后来给中国造成极大震动的，让国人至今提起都怒火中烧和无法忍受的“二十一条”。
谈有两个主张，各有两票支持。
第二天，孙宝琦谒见袁世凯，报告先一天商议情形，袁听了说：“很好，让我考虑一下，再作决定。”
孙宝琦退出后，袁世凯又召见陆徵祥，对陆徵祥说：“刚才孙总长来过，我经过慎重考虑，也主张和日方谈判，并且希望你能出任主.席，主持这个谈判。”
陆徵祥沉吟了一下，答：“这个谈判太困难，徵祥体力不足，最好请总统另派干员。”
这时陆徵祥的身体状况确实不佳。
袁世凯说：“精力不足，无关重要，我可告诉曹次长，要他多负谈判责任，并告诉日方，陆先生体力衰弱，需要休息。我全力付托你，你放心去谈判好了。”
陆徵祥见袁意已决，只好接受。
袁世凯在陆徵祥辞出后，又召见孙宝琦，告诉他决定要对日本谈判。
孙宝琦很快提出辞呈，请辞外交总长，并向袁世凯推荐陆徵祥为外交总长。
袁世凯于一月二十七日发表陆徵祥为外交总长，并令他和曹汝霖负责对日谈判，调孙宝琦为审计院院长。
日本公使日置益听到孙宝琦辞职消息，极为不安，乃赴总统府向袁世凯提口头抗议。
日使日置益表示：“敝国刚递要求书，中国便换外长，分明是毫无诚意，日本政府深为遗憾。”
袁世凯答：“贵公使的看法适得其反，中国换外长，正是表示诚意。何况新任外交总长，做事素有耐心，必能一心一意和贵国谈判，如不相信，请你去问问别国公使吧。”
日使果然去问北京公使团领袖英国公使朱尔典，英使答复说陆徵祥很好。日置益只得电告东京，谓中国换外长，实在是好意的表示。
陆徵祥接任外交总长后的第二天，就接见日置益，双方谈话如下：
日置益说：“久闻总长大名，知道总长是一位着名的外交家，这次能和总长谈判中日问题，深感荣幸。”
陆徵祥答：“本人当尽力而为。请问贵公使愿意何时开始举行讨论，我们现在就订下日期好不好？”
日置益说：“我想请总长定日期好了。”
陆徵祥答：“贵使既奉政.府命令，当然以早开谈判为佳，那么明天就开好了。”
日置益说：“可不可以容许我提出一点意见？”
陆徵祥答：“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日置益说：“本人希望谈判每天开会，星期日也要开，以赶快解决为原则。”
陆徵祥想了一下说：“每天开会是可以的，不过星期天要开，外交习惯上没有这个成例，似可不必。还有一层，虽然每天开会，不过我身为外交总长，不能把其他正式约会通统取消，因此每天上午必需腾出时间，接见宾客，所以会议只能在每天下午举行。”
日置益说：“可以。”
陆徵祥说：“那么规定每天午后五点钟开会好了。”
日置益说：“五点太晚了，最好下午两点开始，夜间也必须继续开下去。”
陆徵祥说：“两点钟开不成问题，不过夜间继续开会，我身体太坏，拖一个星期，我必须辞职了。”
日置益问：“我们确定何时开会呢？”
陆徵祥答：“决定二月二日下午三时举行会谈如何？”
日置益说：“好吧！就决定这个日期好了。今天和总长的会晤，非常荣幸，希望由这个好的开始，我们可以有好的结果。”
陆徵祥答：“我一切当尽力为之！”
陆徵祥从这次谈话中看出日方态度强横，一个公使，对驻在国的外交总长，竟试图以他为中心来安排一切。
孙宝琦（1867—1931） ，字幕韩，晚年署名孟晋老人。浙江杭州人。晚清至民国时期重臣、外交家。
自幼好学。以父荫任户部主事，后改任候补直隶道员。一九零零年八国联军进京，随光绪帝至西安。一九零一年任驻德、澳、法等国使馆随员。一九零二年七月，升任驻使法国大臣。
一九零五年回国，署顺天府尹。一九零七年四月，出使德意志，筹措讨还青岛事宜。
一九零八年回国，充帮办津浦铁路大臣。一九一一年任山东巡抚。当年爆发辛亥革命，在山东宣布独立，后又取消独立。
一九一三年九月，任袁世凯政.府外交总长。一九一四年二月兼代国务总.理。 一九一四年五月辞去国务总.理，专任外交总长（次长曹汝霖）。
适时地辞去外交总长，看来孙宝琦还是有先见之明的。
陆徵祥当然知道自己接下的是什么差事，只是没有办法，只是推脱不了。
因为他即将和日本商谈的文件，就是后来给中国造成极大震动的，让国人至今提起都怒火中烧和无法忍受的“二十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