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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所的最高长官为知事，以左营卫举例，也可称之为左营卫知事，是最基层的官员。
再往上便是都所了，五卫设一都，都所的最高长官为给事。
至于给事以上，还有管理一镇之地的乡正、一县之地的县正、一市之地的太守、一省之地的牧守。
这个文官体系是李子木深思熟虑才做出来的决定，总结起来就两点：其一是待遇好，其二是权责分明。
以后在他的治下，将分成五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即文官（负责管理农业、商业和人口户籍）、武官（负责军事）、司法官（负责案件的判断与裁定）、治安官（负责治安管理与刑事案件的侦查）以及位居朝堂之上的阁官（负责律法的制定、政策的推行）。
如果仅从文官来看，整个文官体系只有六个等级，也只需要负责他们的任免（上级官员有提名权、统筹权以及直辖地区管理权）。
至于他们手下的“小内阁”，可自行招募人手，只要上报就行，原则上不会变动。
当然，上面会根据地区的发展水平统一将钱下发到官员的手上，你如果觉得钱不够，也可提出来，等到下个年度再去调整。
这么做虽然可以简化官员体系，但也相当于放权了。
在交通不便的当下，信息的流通本身就很困难，如何快速地解决问题才是根本，这都需要地方有一定的自主权。
至于由此而衍生的贪污、受贿问题，李子木也有自己的想法。
抑制肯定是要去做，但想要完全杜绝根本不可能，你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是圣人。
只要不超过红线，地方的治理在你的手上可以得到发展，每年的“绩效考评”都通过了，你就可以继续做。
创业前期，发展才是一切的根本，如何让更多的人活下来才是唯一的德政。
我给你地方充分的自主权，你只要可以把发展搞好，随你怎么折腾，你如果搞不好，就算是清官，也得给我滚蛋！
在乱世，有道德洁癖的统治者是走不远的，我既然给了你权利，你就要做好，能力始终要放在第一位。
而且在内心深处，李子木对于清朝所采取的中央集权制度极度恶心！
天底下就你皇帝一人聪明，文治武功无所不能，所有大小事务都要由你一人把关、裁决。
这种制度遇到一个勤勉的皇帝还好一些，一旦遇到个极品，权利就很容易被个人或者某个团体把控着。
试想一下，当这帮居于朝堂之上的大臣躲在一个昏暗的角落里，三言两语就决定了一个地方大员的前途，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
光是想一想，李子木就觉得心中发寒，要知道，一个地区的发展，起决定作用的，不是那些善于斗争的朝堂大员，而且仰赖于一大批兢兢业业的地方官员。
李子木不想让神圣的朝堂变成权利斗争的温床，而应该成为政策的辩论之所、律法的讨论之所、教育的推行之所、人才的选拔之所。
在以后，发展经济、养活百姓交给地方，推行政策、普及教育、定制律法、选拔人才交给朝堂。
只有权利分明，才会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卫所的最高长官为知事，以左营卫举例，也可称之为左营卫知事，是最基层的官员。
再往上便是都所了，五卫设一都，都所的最高长官为给事。
至于给事以上，还有管理一镇之地的乡正、一县之地的县正、一市之地的太守、一省之地的牧守。
这个文官体系是李子木深思熟虑才做出来的决定，总结起来就两点：其一是待遇好，其二是权责分明。
以后在他的治下，将分成五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即文官（负责管理农业、商业和人口户籍）、武官（负责军事）、司法官（负责案件的判断与裁定）、治安官（负责治安管理与刑事案件的侦查）以及位居朝堂之上的阁官（负责律法的制定、政策的推行）。
如果仅从文官来看，整个文官体系只有六个等级，也只需要负责他们的任免（上级官员有提名权、统筹权以及直辖地区管理权）。
至于他们手下的“小内阁”，可自行招募人手，只要上报就行，原则上不会变动。
当然，上面会根据地区的发展水平统一将钱下发到官员的手上，你如果觉得钱不够，也可提出来，等到下个年度再去调整。
这么做虽然可以简化官员体系，但也相当于放权了。
在交通不便的当下，信息的流通本身就很困难，如何快速地解决问题才是根本，这都需要地方有一定的自主权。
至于由此而衍生的贪污、受贿问题，李子木也有自己的想法。
抑制肯定是要去做，但想要完全杜绝根本不可能，你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是圣人。
只要不超过红线，地方的治理在你的手上可以得到发展，每年的“绩效考评”都通过了，你就可以继续做。
创业前期，发展才是一切的根本，如何让更多的人活下来才是唯一的德政。
我给你地方充分的自主权，你只要可以把发展搞好，随你怎么折腾，你如果搞不好，就算是清官，也得给我滚蛋！
在乱世，有道德洁癖的统治者是走不远的，我既然给了你权利，你就要做好，能力始终要放在第一位。
而且在内心深处，李子木对于清朝所采取的中央集权制度极度恶心！
天底下就你皇帝一人聪明，文治武功无所不能，所有大小事务都要由你一人把关、裁决。
这种制度遇到一个勤勉的皇帝还好一些，一旦遇到个极品，权利就很容易被个人或者某个团体把控着。
试想一下，当这帮居于朝堂之上的大臣躲在一个昏暗的角落里，三言两语就决定了一个地方大员的前途，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
光是想一想，李子木就觉得心中发寒，要知道，一个地区的发展，起决定作用的，不是那些善于斗争的朝堂大员，而且仰赖于一大批兢兢业业的地方官员。
李子木不想让神圣的朝堂变成权利斗争的温床，而应该成为政策的辩论之所、律法的讨论之所、教育的推行之所、人才的选拔之所。
在以后，发展经济、养活百姓交给地方，推行政策、普及教育、定制律法、选拔人才交给朝堂。
只有权利分明，才会避免这种情况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