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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电话,说一定要把这篇有关国家部委领导人来访的消息加上去,这时候已经到了下班时间,我就和责任编辑牺牲休息时间留下处理。等稿子到手,已经六点半钟,我们忍着饥饿一口气干到八点钟,没想到问题就出现了。这是我们谁都不希望的,问题发生了,讲再多的理由也无用,领导他才不管你是上班时间干的,还是牺牲休息时间忍饥挨饿干的,他们注重的只是结果而不是过程。要是在正常的上班时间处理这些事务,情况可能就大不一样了。我这样说的目的并不是推卸责任,其实责任就是责任,是推不了的,我只是一分为二地讲清这个原因,然后承担责任心里也舒服些。”桑学文不紧不慢地讲了这么多,大家都听得明白,他表面是在作自我检查,实则是推卸责任。
本来编委会都是各部室的主任参加,这次因牵扯到事故的当事人,就让责任编辑和撰稿的记者也列席参加了。接下来责任编辑的话说得更明了。
责任编辑何原说:“要说责任,肯定是我这个责任编辑负的责最大,桑台长只能是负点连带责任,从一般道理上应该是这么讲的。但是,从这件事本身来说,我觉得我负不了多少责任,别人按时下班回家吃饭去了,我牺牲休息时间加班加点地干,又不拿一分钱的加班费,还要我们承担责任,这真是不干活不负责任,少干活少负责任,多干活多负责任,牺牲休息时间干活要负大责任。按这样的逻辑发展下去,以后八小时之外,我是绝不加班的,要加班也必须给加班费,按劳取酬嘛。出了错,要扣我的钱。重复劳动,加班加点,又不奖励我们,这不公平。再说,徐建文的稿子写得也太潦草,宋开元的‘开’哪像个‘开’,让谁认都认作是‘井’字。”
何原刚说完,徐建文就接着说:“你想想,我也是快下班的时候接到指示的,他们都上餐厅就餐去了,我却抓紧在会议桌上写,多辛苦呀。也是加班嘛,可能写得有点潦草,这也是在所难免的事,都是加班加点的义务劳动,我们能义务地干就不错了,都是好同志,犯不着互相抱怨,你说是不是?”
本来这是一次非常严肃的会议,却让这两个当事者一唱一和,把会议的气氛搞得一塌糊涂,仿佛这次会议不是分析原因,追查责任,而是把矛头转向了体改上。方笑伟听着他们的发言,心里止不住地一阵窃笑,他觉得太幽默了,太滑稽了,太出乎人的意料了。何原和徐建文,是电台的大拿,平时有点恃才傲物,如果对他们加以合理地使用,充分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也不失为干才,倘若对他们不尊重,他们会以同样不尊重的态度来对待你。自从田振军上台取消了稿费和编辑费之后,他们也曾在会议提出建议说这种做法不合理。田振军却一意孤行,不把他们的建议当回事。没料时至今日,出了问题,他们却用这样的态度,很巧妙地将他们的过错转嫁到了田振军的头上。
看着田振军紧蹙双眉,拼命抽着烟的样子,方笑伟开心极了,真是开心极了。他希望的就是这样一种结果,就是要通过实践让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你田振军无能,你田振军根本不适合当台长,你田振军当了台长,就会把一个好端端的电台搞糟,搞得乌烟瘴气,搞得一塌糊涂。
徐建文的话音刚落,田振军就将烟头狠狠地掐灭,铁青着脸说:“说完了?你们说得都很精彩,十分地精彩。你们不愧是编辑、记者,是高素质的人才,讲出的话就是有水平。按你们的逻辑,八小时之外工作就应该出错,不出错反倒不合情理,是不是这个道理?好呀,你们的道理讲得很充分,桑副台长,你就负责把会议纪要整理出来,形成个材料,上报市委市政府。就说电台没错,我们的编辑、记者更没有错。要有错,只是宣传部错了,他们不应该让我们上那篇稿子,不上那篇稿子,你们也就不加班了,你们不加班了,也就不会出错了,是不是呀?”田振军越说越激动,脸色也就被激动得越发铁青。
一通脾气发完之后,他又留出了时间让大家发言。在场的部室主任面面相觑了一阵,有的想趁机讨好田振军,责怪徐建文和何原态度不端正,应该勇于承担责任,接受批评。有的不想讨好谁,也不想得罪谁,不疼不痒地敷衍了几句。
方笑伟听着这些发言,心里却暗想,这是个什么会呀,本来很明确就是追查责任,杜绝漏洞,结果是查责任的人被责任人把责任推到了他的身上,其他人却成了裁判员。窥一斑而见全豹,从这件事的处理上,足见田振军的能力平平,水平一般。他从田振军向他投来的目光中,分明看到了求援的企盼。他倏然间感到田振军很可怜,堂堂的一个电台台长,却无能力驾驭住这样的一个局面,不知道他这样的正处级干部是怎么混上的?他想,在这种时候,他应该站出来为田振军解个围,给他一个下坡的台阶。尽管他的心里非常恨他,甚至还要比其他恨他的人不知要恨多少倍,但他必须要在面子上维持着他们的和谐。尽管他也希望别人同田振军搞得越僵越好,但他却不想同他搞僵,因为,有好多事儿他还需要他点一点头,否则,就无法操作。他要把对他的解围当作一个交换的条件,隐埋在田振军的生活中,隐埋在他们之间。
等大家发完了言,方笑伟开门见山地说:“我讲两点看法,仅供大家参考。第一,我们一定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这次事故,严肃认真地查找工作中的失误。客观条件要讲,但更多的要从主观上寻找原因。我们从事的这个行业,比较特殊,无论是什么时候,无论是上班时间还是下班时间,只要有重大的新闻需要我们采访,我们绝不能找种种借口贻误工作。同样,我们的新闻需要调整时,也绝不能找种种理由拒绝调整或推卸责任。这是每一个新闻工作者最起码的职业素质,你要不具备这一点,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何原和徐建文两位同志过去都很敬业,业务能力也很强,工作干得很出色,这都是大家公认的。这次的责任事故虽说你们能找出很多客观理由,但是,我觉得还是你们主观上不够重视,应该从主观上寻找原因。第二,我希望在座的编委会成员都守土有责,把好自己的关,做好自己的事。要对电台负责,对田台负责。根据电台党组的安排,让我分管调频台的工作,我也借此机会向大家表个态,向田台表个态,我不敢保证以后一定不会出错,但我至少要竭尽全力地搞好工作,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这项工作。”
方笑伟在讲这些话的时候,留意观察了一下田振军的表情,看着田振军向他投来了感激的一瞥时,他的心里一下子有了底,觉得这“马屁”拍到正点上了,既博得了田振军对他的信任,同时,也向在场者公开宣称了调频台是由他负责的,使这一比较模糊的概念一下子明朗化了。他觉得应该明朗化,只有明朗化,才能迫使田振军明确态度,好一步步地达到他的目的。(未完待续)
部的电话,说一定要把这篇有关国家部委领导人来访的消息加上去,这时候已经到了下班时间,我就和责任编辑牺牲休息时间留下处理。等稿子到手,已经六点半钟,我们忍着饥饿一口气干到八点钟,没想到问题就出现了。这是我们谁都不希望的,问题发生了,讲再多的理由也无用,领导他才不管你是上班时间干的,还是牺牲休息时间忍饥挨饿干的,他们注重的只是结果而不是过程。要是在正常的上班时间处理这些事务,情况可能就大不一样了。我这样说的目的并不是推卸责任,其实责任就是责任,是推不了的,我只是一分为二地讲清这个原因,然后承担责任心里也舒服些。”桑学文不紧不慢地讲了这么多,大家都听得明白,他表面是在作自我检查,实则是推卸责任。
本来编委会都是各部室的主任参加,这次因牵扯到事故的当事人,就让责任编辑和撰稿的记者也列席参加了。接下来责任编辑的话说得更明了。
责任编辑何原说:“要说责任,肯定是我这个责任编辑负的责最大,桑台长只能是负点连带责任,从一般道理上应该是这么讲的。但是,从这件事本身来说,我觉得我负不了多少责任,别人按时下班回家吃饭去了,我牺牲休息时间加班加点地干,又不拿一分钱的加班费,还要我们承担责任,这真是不干活不负责任,少干活少负责任,多干活多负责任,牺牲休息时间干活要负大责任。按这样的逻辑发展下去,以后八小时之外,我是绝不加班的,要加班也必须给加班费,按劳取酬嘛。出了错,要扣我的钱。重复劳动,加班加点,又不奖励我们,这不公平。再说,徐建文的稿子写得也太潦草,宋开元的‘开’哪像个‘开’,让谁认都认作是‘井’字。”
何原刚说完,徐建文就接着说:“你想想,我也是快下班的时候接到指示的,他们都上餐厅就餐去了,我却抓紧在会议桌上写,多辛苦呀。也是加班嘛,可能写得有点潦草,这也是在所难免的事,都是加班加点的义务劳动,我们能义务地干就不错了,都是好同志,犯不着互相抱怨,你说是不是?”
本来这是一次非常严肃的会议,却让这两个当事者一唱一和,把会议的气氛搞得一塌糊涂,仿佛这次会议不是分析原因,追查责任,而是把矛头转向了体改上。方笑伟听着他们的发言,心里止不住地一阵窃笑,他觉得太幽默了,太滑稽了,太出乎人的意料了。何原和徐建文,是电台的大拿,平时有点恃才傲物,如果对他们加以合理地使用,充分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也不失为干才,倘若对他们不尊重,他们会以同样不尊重的态度来对待你。自从田振军上台取消了稿费和编辑费之后,他们也曾在会议提出建议说这种做法不合理。田振军却一意孤行,不把他们的建议当回事。没料时至今日,出了问题,他们却用这样的态度,很巧妙地将他们的过错转嫁到了田振军的头上。
看着田振军紧蹙双眉,拼命抽着烟的样子,方笑伟开心极了,真是开心极了。他希望的就是这样一种结果,就是要通过实践让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你田振军无能,你田振军根本不适合当台长,你田振军当了台长,就会把一个好端端的电台搞糟,搞得乌烟瘴气,搞得一塌糊涂。
徐建文的话音刚落,田振军就将烟头狠狠地掐灭,铁青着脸说:“说完了?你们说得都很精彩,十分地精彩。你们不愧是编辑、记者,是高素质的人才,讲出的话就是有水平。按你们的逻辑,八小时之外工作就应该出错,不出错反倒不合情理,是不是这个道理?好呀,你们的道理讲得很充分,桑副台长,你就负责把会议纪要整理出来,形成个材料,上报市委市政府。就说电台没错,我们的编辑、记者更没有错。要有错,只是宣传部错了,他们不应该让我们上那篇稿子,不上那篇稿子,你们也就不加班了,你们不加班了,也就不会出错了,是不是呀?”田振军越说越激动,脸色也就被激动得越发铁青。
一通脾气发完之后,他又留出了时间让大家发言。在场的部室主任面面相觑了一阵,有的想趁机讨好田振军,责怪徐建文和何原态度不端正,应该勇于承担责任,接受批评。有的不想讨好谁,也不想得罪谁,不疼不痒地敷衍了几句。
方笑伟听着这些发言,心里却暗想,这是个什么会呀,本来很明确就是追查责任,杜绝漏洞,结果是查责任的人被责任人把责任推到了他的身上,其他人却成了裁判员。窥一斑而见全豹,从这件事的处理上,足见田振军的能力平平,水平一般。他从田振军向他投来的目光中,分明看到了求援的企盼。他倏然间感到田振军很可怜,堂堂的一个电台台长,却无能力驾驭住这样的一个局面,不知道他这样的正处级干部是怎么混上的?他想,在这种时候,他应该站出来为田振军解个围,给他一个下坡的台阶。尽管他的心里非常恨他,甚至还要比其他恨他的人不知要恨多少倍,但他必须要在面子上维持着他们的和谐。尽管他也希望别人同田振军搞得越僵越好,但他却不想同他搞僵,因为,有好多事儿他还需要他点一点头,否则,就无法操作。他要把对他的解围当作一个交换的条件,隐埋在田振军的生活中,隐埋在他们之间。
等大家发完了言,方笑伟开门见山地说:“我讲两点看法,仅供大家参考。第一,我们一定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这次事故,严肃认真地查找工作中的失误。客观条件要讲,但更多的要从主观上寻找原因。我们从事的这个行业,比较特殊,无论是什么时候,无论是上班时间还是下班时间,只要有重大的新闻需要我们采访,我们绝不能找种种借口贻误工作。同样,我们的新闻需要调整时,也绝不能找种种理由拒绝调整或推卸责任。这是每一个新闻工作者最起码的职业素质,你要不具备这一点,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何原和徐建文两位同志过去都很敬业,业务能力也很强,工作干得很出色,这都是大家公认的。这次的责任事故虽说你们能找出很多客观理由,但是,我觉得还是你们主观上不够重视,应该从主观上寻找原因。第二,我希望在座的编委会成员都守土有责,把好自己的关,做好自己的事。要对电台负责,对田台负责。根据电台党组的安排,让我分管调频台的工作,我也借此机会向大家表个态,向田台表个态,我不敢保证以后一定不会出错,但我至少要竭尽全力地搞好工作,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这项工作。”
方笑伟在讲这些话的时候,留意观察了一下田振军的表情,看着田振军向他投来了感激的一瞥时,他的心里一下子有了底,觉得这“马屁”拍到正点上了,既博得了田振军对他的信任,同时,也向在场者公开宣称了调频台是由他负责的,使这一比较模糊的概念一下子明朗化了。他觉得应该明朗化,只有明朗化,才能迫使田振军明确态度,好一步步地达到他的目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