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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的祸害。
那么请看丁日民究竟为天河市的老百姓带来了什么？丁日民上任仅仅一年多，天河市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明显放慢，下岗失业人数急剧增多，社会治安一片混乱。
而且，天河市有限的财政资金都投向了一些政绩工程。那牧业小区建了100多个，可成排的圈舍里面就是看不到牲畜，不是政府的工作做得不够，而是老百姓根本就不给予配合。
因为畜牧业生产也有风险，并不是猪牛羊养起来就一定赚钱，还要受价格周期、市场供求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影响，老百姓居家过日子都是小家小业，禁不起太多折腾，所以他们不看准了绝对不会去冒那个险。
我们再看看企业改制的情况，虽然国家已经有政策支持一些效益不好的国有企业可以申请破产。
但丁日民所领导的天河市政府显然对企业改制的困难估计不足，在改制成本还没有准备充分的情况下，贸然宣布一些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导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那上访告状的下岗工人每天都黑压压一片围在了市政府的大门口，有的甚至打出了这样的标语：“市民吃不上饭，饿死谁来管？”
高明就曾经见过这样让他揪心的一幕，一次他去天河煤矿塌陷区下岗工人家中调研，其中一户住的是那种不到20多平方米的土砖房，因为煤矿采空，地下塌陷，那房子已经被撕裂了好几处口子，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
高明进到屋里面的时候，看到一个年近七旬的老太太正眯缝着眼睛缝补衣服，由于眼花，看得出她缝得很费劲。旁边的小火炕上，一个七八岁大的小男孩正在午睡，他的脸蛋红扑扑的，虽然有点脏，但是他却睡得很香甜，尤其引起高明注意的是，那小男孩的身上不是盖了一层被子。
而是罩上了那种吃饭用的四角炕桌。高明不解地问老大娘这是为什么，老人家叹了一口气说：“还不是担心房子会随时倒塌下来，我老筋巴骨的砸死了不要紧，如果砸着了孩子，我怎么向他妈妈交待啊！”高明这才明白，原来这炕桌罩在孩子的身上，是担心房子倒塌下来。高明又问：“那孩子的父母呢？”老太太又回答说：“孩子的爸爸妈妈离婚了。
孩子判给了他妈妈，他妈妈为了养活这个家，外出打工赚钱去了，只留下她这个当姥姥的领着孩子，每个月靠捡破烂和孩子他妈邮寄的生活费为生。”
老太太一边说着，一边抹眼泪，好像在控诉着这个世道的不公。高明的心里很痛，从这户人家出来之后，街道办事处的随行人员告诉他说。
其实孩子的父亲下岗后，因为生活所迫，参与了抢劫，已经被法院判了刑，孩子的母亲也不是外出打工，而是为了养活这个家去南方做了小姐。随行人员虽然说得轻描淡写。
但是却在高明的内心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他想象不出一个三十好几的女人做小姐能赚多少钱，高明马上联想到了火车站附近那些小旅店内10元或者20元就陪睡一次的女人们，她们一个月要做多少次才能攒够孩子的生活费和学费。
这样想着，高明的心情忽然就不好起来，因为他想到了淑芳，想到了自己的儿子乐乐。高明转身，又重新回到了那户人家，从口袋里掏出200元钱交到了老太太的手里。老太太用颤抖的手接过那崭新的人民币，千恩万谢，恨不得给高明跪下。
虽然天河市的有些老百姓生活困难、度日如年，但是以丁日民为首的一些官员们却生活得无比滋润、赛过神仙。
这些官员出门就坐高档小轿车，动辄一顿饭就花去上千元。在他们眼里这车、这钱、这待遇，都是他们应该得到的。
他们自恃劳苦功高，总想凌驾于老百姓之上。殊不知老百姓们是水，官员们则是鱼，鱼儿离开了水，又怎么能存活。
丁日民更是和普通的官员不一样，他每天都在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他想，自己今年都57岁了，年龄马上就过杠了，他想趁着自己位高权重，再狠狠地捞一把，然后退到人大或者政协去养老。
在丁日民的人生观里，个人价值的体现主要是靠征服，不管你采取何种手段，最终达到了自己的目标，那你就是王者。别看丁日民没读过几年书。
但是他却经常捧起厚黑学研究一番，他认为做人只有该狠的时候狠、该黑的时候黑，才能另辟蹊径，独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姓的祸害。
那么请看丁日民究竟为天河市的老百姓带来了什么？丁日民上任仅仅一年多，天河市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明显放慢，下岗失业人数急剧增多，社会治安一片混乱。
而且，天河市有限的财政资金都投向了一些政绩工程。那牧业小区建了100多个，可成排的圈舍里面就是看不到牲畜，不是政府的工作做得不够，而是老百姓根本就不给予配合。
因为畜牧业生产也有风险，并不是猪牛羊养起来就一定赚钱，还要受价格周期、市场供求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影响，老百姓居家过日子都是小家小业，禁不起太多折腾，所以他们不看准了绝对不会去冒那个险。
我们再看看企业改制的情况，虽然国家已经有政策支持一些效益不好的国有企业可以申请破产。
但丁日民所领导的天河市政府显然对企业改制的困难估计不足，在改制成本还没有准备充分的情况下，贸然宣布一些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导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那上访告状的下岗工人每天都黑压压一片围在了市政府的大门口，有的甚至打出了这样的标语：“市民吃不上饭，饿死谁来管？”
高明就曾经见过这样让他揪心的一幕，一次他去天河煤矿塌陷区下岗工人家中调研，其中一户住的是那种不到20多平方米的土砖房，因为煤矿采空，地下塌陷，那房子已经被撕裂了好几处口子，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
高明进到屋里面的时候，看到一个年近七旬的老太太正眯缝着眼睛缝补衣服，由于眼花，看得出她缝得很费劲。旁边的小火炕上，一个七八岁大的小男孩正在午睡，他的脸蛋红扑扑的，虽然有点脏，但是他却睡得很香甜，尤其引起高明注意的是，那小男孩的身上不是盖了一层被子。
而是罩上了那种吃饭用的四角炕桌。高明不解地问老大娘这是为什么，老人家叹了一口气说：“还不是担心房子会随时倒塌下来，我老筋巴骨的砸死了不要紧，如果砸着了孩子，我怎么向他妈妈交待啊！”高明这才明白，原来这炕桌罩在孩子的身上，是担心房子倒塌下来。高明又问：“那孩子的父母呢？”老太太又回答说：“孩子的爸爸妈妈离婚了。
孩子判给了他妈妈，他妈妈为了养活这个家，外出打工赚钱去了，只留下她这个当姥姥的领着孩子，每个月靠捡破烂和孩子他妈邮寄的生活费为生。”
老太太一边说着，一边抹眼泪，好像在控诉着这个世道的不公。高明的心里很痛，从这户人家出来之后，街道办事处的随行人员告诉他说。
其实孩子的父亲下岗后，因为生活所迫，参与了抢劫，已经被法院判了刑，孩子的母亲也不是外出打工，而是为了养活这个家去南方做了小姐。随行人员虽然说得轻描淡写。
但是却在高明的内心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他想象不出一个三十好几的女人做小姐能赚多少钱，高明马上联想到了火车站附近那些小旅店内10元或者20元就陪睡一次的女人们，她们一个月要做多少次才能攒够孩子的生活费和学费。
这样想着，高明的心情忽然就不好起来，因为他想到了淑芳，想到了自己的儿子乐乐。高明转身，又重新回到了那户人家，从口袋里掏出200元钱交到了老太太的手里。老太太用颤抖的手接过那崭新的人民币，千恩万谢，恨不得给高明跪下。
虽然天河市的有些老百姓生活困难、度日如年，但是以丁日民为首的一些官员们却生活得无比滋润、赛过神仙。
这些官员出门就坐高档小轿车，动辄一顿饭就花去上千元。在他们眼里这车、这钱、这待遇，都是他们应该得到的。
他们自恃劳苦功高，总想凌驾于老百姓之上。殊不知老百姓们是水，官员们则是鱼，鱼儿离开了水，又怎么能存活。
丁日民更是和普通的官员不一样，他每天都在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他想，自己今年都57岁了，年龄马上就过杠了，他想趁着自己位高权重，再狠狠地捞一把，然后退到人大或者政协去养老。
在丁日民的人生观里，个人价值的体现主要是靠征服，不管你采取何种手段，最终达到了自己的目标，那你就是王者。别看丁日民没读过几年书。
但是他却经常捧起厚黑学研究一番，他认为做人只有该狠的时候狠、该黑的时候黑，才能另辟蹊径，独闯出自己的一片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