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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人有个缺陷：不认人，不记路。
首先，方位感极差，车子明明是往北开的，转了几个弯，我就觉得它是往相反的方向去了；又比如，昨晚明明是睡在床铺这头的，一觉醒来（未曾睁眼），却顽固地觉得是睡在那一头，下意识要将自己转过180度，但转了半天，还是不能如愿以偿。
一个走过两三次的地方，过几天让我独自去找，肯定是找不着的可能性居多——除非是特征特别明显的。在外地开会，我基本上不外出，因为外出容易，回来却难，得一站一站的问，有一次把所住的饭店名给忘了，差点儿就要呆在大街上过不了夜。
不认路，只是自己麻烦而已，路可不会见怪；不认人，却每每不免尴尬。最常见的是在一个什么公共场合，总会有人善意的问：某某，你还认识我吗？或者是：这一回总能叫出我的名字来吧？
我迅速地调动记忆功能，可脑屏幕总是不肯显示。讪讪的只得检讨，只得谢罪。这样的赔礼道歉多了，自己都对自己大大的不满起来。可是缺陷就是缺陷，一点办法都没有。
可不要以为我得了什么老年痴呆症。我这缺陷可是与生俱来的。还是拨乱反正的年代，因为父亲的冤案，我让人带着去找娘家一个司法机关的头儿。事情办完之后，因为感激，也因为礼貌，我说，得空到台州作客，并告诉了我的工作单位。
数月之后，此人来台州参加一个会议。一个上午有空，他就打听到我所在的工厂来了，恰好那天我轮休，我的工友就把他带到了我家。他们在楼下喊我，我探头一看（那时候我家住在二楼），只见我的同事指着一个大沿帽说：他找你。
我几分奇怪，几分反感，心想我又没干什么坏事，要你大沿帽找我干啥？于是我明确地回答说：我不认识你。
大沿帽笑嘻嘻的，嘴里说着不认识吗？却一径走到我家门口来。我半开着门却让身子堵在门口，口里反复嘟哝：我不认识你。那家伙不理我的唠叨，将门一推，顾自进了我家客厅。他大大咧咧地往沙发上一坐，然后摘下帽子，说，不认识吗？——还说请我到台州作客呢，你就这么请我吃闭门羹吗？
因为他说话的内容和口音，也因为他摘了帽子——上次去他那里他可是穿着便装光着脑袋的。我恍然大悟地啊啊着，一边直骂自已该死。
后来，我调到文联上班。有一天开完一个什么会议回自己的办公室时，看见我家先生生正和一位个子高大的男士站花坛边说话，我从来不打听先生的事，所以没打招呼就走了过去。一会儿，先生来到我的办公室，说，今天来找主管我们工业的某市长。我随口问，找到了吗？先生嚷了起来：你亲眼看见我和他在一起，怎么问我找到了没有？
天哪，我这个人真混帐，在这个院子里工作已有六七个年头，大小会议也不知参加过多多少，居然认不得经常出没在主席台上的市长大人！——还有更阴差阳错的，这位市长的大名里带一个“小”字，我就莫名其妙地以为他是个小个子，哪里会和这人高马大的家伙对上号？
渐渐的，就有了闲话，说我目中无人，说我自命清高。有一天，一位好友正儿八经地告诫我：某权贵的夫人说你好大的架子，路遇她时居然目不斜视，更没有跟她打招呼！
苍天在上，我一介穷书生，又在这倒霉的穷文联工作，平日里只有求人的份儿，没有人家求我的理儿，我还能有什么架子？搭架子要有材料，我不但没有钢筋、水泥、木头、竹竽，甚至于连豆秸和麻杆都没有！真正是冤枉煞人也么哥！再说那贵妇人同志，你既然认得我，既然有打招呼的愿望，也不妨先开尊口呀！
好友教我一招：往后凡遇到似曾相识又认不准的人，对方若启齿了你就微笑；叫不上名字的就说“你好！”然后赶紧擦肩而过，即便是招呼错了也已逃之夭夭了。
于是就“吾日三省吾身”尽力按朋友的谆谆教导去做。
有一次政协通知我去换委员证。我气喘吁吁地登上那半山腰的政协楼，经过那间接待室门口时，只见呼啦一下站起五六位各色人等，争先恐后热情洋益地拉着我的手道：“你可来啦可来啦！”空前的礼遇让我受宠若惊，细细打量，又全是陌生人，想必自己的记忆又发生故障，脸上慌忙堆出笑来，口里答道：来了来了。那帮人操着明显的上海口音说：我们跟你不是太熟，你家先生每每到上海，可都要来看我们的呢。
哟，原来是我先生的朋友，我认不出来倒是情有可原。于是就笑答道：我先生上海跑的可不少，少不得麻烦诸位的。就在此时，来了位政协头儿的夫人，此人跟我年纪相仿，相貌体态也有几分相似，她一进接待室，就王先生李小姐的寒暄个不停。我一看大事不好，公然在这儿冒充当起领导的夫人来了，这还了得！吓得拔腿就溜，连委员证也不换了。
认不得人我是一付蠢相，做认得状又要大出洋相。真是“左也难来右也难，难来难去难煞了我啊！”
这要命的缺陷！我既无回天之术，只得自我安慰：缺陷嘛，是人生的不幸，是很难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比如口吃，比如重听，又比如弱视、色盲；本人从来不讥笑有缺陷的人，敬请大家也原谅我。
我这人有个缺陷：不认人，不记路。
首先，方位感极差，车子明明是往北开的，转了几个弯，我就觉得它是往相反的方向去了；又比如，昨晚明明是睡在床铺这头的，一觉醒来（未曾睁眼），却顽固地觉得是睡在那一头，下意识要将自己转过180度，但转了半天，还是不能如愿以偿。
一个走过两三次的地方，过几天让我独自去找，肯定是找不着的可能性居多——除非是特征特别明显的。在外地开会，我基本上不外出，因为外出容易，回来却难，得一站一站的问，有一次把所住的饭店名给忘了，差点儿就要呆在大街上过不了夜。
不认路，只是自己麻烦而已，路可不会见怪；不认人，却每每不免尴尬。最常见的是在一个什么公共场合，总会有人善意的问：某某，你还认识我吗？或者是：这一回总能叫出我的名字来吧？
我迅速地调动记忆功能，可脑屏幕总是不肯显示。讪讪的只得检讨，只得谢罪。这样的赔礼道歉多了，自己都对自己大大的不满起来。可是缺陷就是缺陷，一点办法都没有。
可不要以为我得了什么老年痴呆症。我这缺陷可是与生俱来的。还是拨乱反正的年代，因为父亲的冤案，我让人带着去找娘家一个司法机关的头儿。事情办完之后，因为感激，也因为礼貌，我说，得空到台州作客，并告诉了我的工作单位。
数月之后，此人来台州参加一个会议。一个上午有空，他就打听到我所在的工厂来了，恰好那天我轮休，我的工友就把他带到了我家。他们在楼下喊我，我探头一看（那时候我家住在二楼），只见我的同事指着一个大沿帽说：他找你。
我几分奇怪，几分反感，心想我又没干什么坏事，要你大沿帽找我干啥？于是我明确地回答说：我不认识你。
大沿帽笑嘻嘻的，嘴里说着不认识吗？却一径走到我家门口来。我半开着门却让身子堵在门口，口里反复嘟哝：我不认识你。那家伙不理我的唠叨，将门一推，顾自进了我家客厅。他大大咧咧地往沙发上一坐，然后摘下帽子，说，不认识吗？——还说请我到台州作客呢，你就这么请我吃闭门羹吗？
因为他说话的内容和口音，也因为他摘了帽子——上次去他那里他可是穿着便装光着脑袋的。我恍然大悟地啊啊着，一边直骂自已该死。
后来，我调到文联上班。有一天开完一个什么会议回自己的办公室时，看见我家先生生正和一位个子高大的男士站花坛边说话，我从来不打听先生的事，所以没打招呼就走了过去。一会儿，先生来到我的办公室，说，今天来找主管我们工业的某市长。我随口问，找到了吗？先生嚷了起来：你亲眼看见我和他在一起，怎么问我找到了没有？
天哪，我这个人真混帐，在这个院子里工作已有六七个年头，大小会议也不知参加过多多少，居然认不得经常出没在主席台上的市长大人！——还有更阴差阳错的，这位市长的大名里带一个“小”字，我就莫名其妙地以为他是个小个子，哪里会和这人高马大的家伙对上号？
渐渐的，就有了闲话，说我目中无人，说我自命清高。有一天，一位好友正儿八经地告诫我：某权贵的夫人说你好大的架子，路遇她时居然目不斜视，更没有跟她打招呼！
苍天在上，我一介穷书生，又在这倒霉的穷文联工作，平日里只有求人的份儿，没有人家求我的理儿，我还能有什么架子？搭架子要有材料，我不但没有钢筋、水泥、木头、竹竽，甚至于连豆秸和麻杆都没有！真正是冤枉煞人也么哥！再说那贵妇人同志，你既然认得我，既然有打招呼的愿望，也不妨先开尊口呀！
好友教我一招：往后凡遇到似曾相识又认不准的人，对方若启齿了你就微笑；叫不上名字的就说“你好！”然后赶紧擦肩而过，即便是招呼错了也已逃之夭夭了。
于是就“吾日三省吾身”尽力按朋友的谆谆教导去做。
有一次政协通知我去换委员证。我气喘吁吁地登上那半山腰的政协楼，经过那间接待室门口时，只见呼啦一下站起五六位各色人等，争先恐后热情洋益地拉着我的手道：“你可来啦可来啦！”空前的礼遇让我受宠若惊，细细打量，又全是陌生人，想必自己的记忆又发生故障，脸上慌忙堆出笑来，口里答道：来了来了。那帮人操着明显的上海口音说：我们跟你不是太熟，你家先生每每到上海，可都要来看我们的呢。
哟，原来是我先生的朋友，我认不出来倒是情有可原。于是就笑答道：我先生上海跑的可不少，少不得麻烦诸位的。就在此时，来了位政协头儿的夫人，此人跟我年纪相仿，相貌体态也有几分相似，她一进接待室，就王先生李小姐的寒暄个不停。我一看大事不好，公然在这儿冒充当起领导的夫人来了，这还了得！吓得拔腿就溜，连委员证也不换了。
认不得人我是一付蠢相，做认得状又要大出洋相。真是“左也难来右也难，难来难去难煞了我啊！”
这要命的缺陷！我既无回天之术，只得自我安慰：缺陷嘛，是人生的不幸，是很难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比如口吃，比如重听，又比如弱视、色盲；本人从来不讥笑有缺陷的人，敬请大家也原谅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