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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顾恒方才所斥责秋临江所筹划的变法，正是当年桑弘羊者流蒙骗汉武帝时采用过的伎俩。两相比较之下，确实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具有许多相似之处。
后世许多人特别醉心于汉武帝开疆拓土的所谓雄才大略，常常似有意似无意地忽略这位皇帝的穷奢极欲和凶残暴虐。事实上，假如不是他倾全国之力和数代人的积蓄打败匈奴，的确建立了开疆拓土功业的话，汉武帝刘彻其实应该被列入中国最坏的皇帝之列。
相形之下，他的祖父汉文帝则可以称作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之一。汉文帝以圣徒般的德与行，开创了一个安静祥和的世道，以至于两千年后回首那一段往事，仍然使人油然感受到一种如沐春风般的清静温馨。与他比较起来，他的儿子汉景帝少了一些仁慈大度，多了一点莽撞戾气。好在他总算继承了父亲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治国理念。结果，经过文、景两代皇帝的治理，全国仓库里的粮食已经储存不下，只能在院子里露天堆放；金库里则堆满钱币，就连串钱的皮绳都已朽坏。这就是文景之治时的盛况。
可惜，汉武帝全无乃祖风范。他以长达四十多年的对外战争和近五十年的对内恶政，将父祖几代人积蓄下来的财富挥霍一空。然后，便开始重用商人出身的桑弘羊等人，策划着如何盘剥百姓，实行所谓从无为到有为的财经变法。
桑弘羊这帮人的确敛财有术。他们首先推行了一整套国家垄断性质的经营活动，将铸钱、冶铁、制盐、卖酒等最赚钱的行业全部收归国有，实行专卖；甚至一度准备将河湖塘湾与海洋中捕鱼捞虾也实行国家专卖。由于立即出现产量大跌，市价腾贵，而不得不放弃。然后，桑弘羊们实行了均输法和平准法。均输法指的是命各地将贡税改为当地特产，以当地平均价格计价，官府则命其运输到指定的其他地区，由官家高价出售，牟取高出一般贡税的利润。这个做法被秋临江变法全盘照搬，就连名称都没变；平准法指的是由国家在各地设立平准官，垄断天下货物及价格，贵卖贱买，使商贾无法牟利，必须通过官府才能存活；秋临江变法中的市易法即脱胎于此。此外，还实行了算贯与告贯制度，算贯就是征收商人的财产税，告贯则是打击商人不申报或者不据实申报上税的一种制度，规定凡上述两种行为，均没收全部财产，并充军戍边一年；凡告发上述两种行为者，奖励所没收财产的一半。
上述财政政策出台后，迅速形成下列后果：国库立即充盈；民间经济活力迅速萎缩；带有较大主观色彩的告贯制度和财政税收行为迅速造就了一大批富有的官吏；最后，史书记载说，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产。其情形，对于生活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人来说，只要想想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和后来垄断经营的中国电信，就大体可以明白。
以云铮的眼光看，大约只有那些小商贩出身、又急于讨好皇帝的官僚，才能想得出这种杀鸡取卵、饮鸩止渴的坏主意。须知，任何时代，国家想依靠行政权力来与民间争夺商业利益，都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也永远都只能是短期行为，前提条件是政府不怕窒息民间活力，不怕阻止经济与社会发展，不怕引起经济文化的动荡与破坏。从汉代画像砖上看，汉武帝时代的农业用具与两千年后人民公社初期的农业用具基本一样，似乎可以成为上述判断的依据。
从历史记载上看，汉武帝时代的做法，对于国内社会经济的破坏相当惨烈。当时，各级政府“得民间财物以亿计，罚没入官的奴隶婢女以千万计，田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房地产也差相仿佛。于是，中产阶层以上者大抵破产。”在关于汉武帝中后期的历史记载中，全国各地“盗贼纵横”、“盗贼并起”、“盗贼群起”的字样大量涌现“人相食”的记载一再进入视野。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当时汉代的文人们，在称颂汉武帝和桑弘羊们的变法时，使用的词汇是“民不益赋而国用饶”翻译成眼下秋临江的语言就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不光意思，连字面都几乎一模一样。
在云铮所知道的历史中，有一本现在可能不会再出现的巨著资治通鉴，在这中司马光对汉武帝的评价是：秦始皇干过的坏事，汉武帝基本上又干了一遍。之所以没有亡国，主要是因为他临死的前几年全面忏悔、改过；然后，临死时又把后事托付对了人的缘故。
眼下秋临江变法的指导思想酷似桑弘羊等人的思路，事实上也同样是以国家垄断经营的方式，开启了与民间争利之门。以云铮这个后来人的眼光去看待，如何不能看出其中的危害来？所以他不可能对这种做法报持希望。
顾恒和秋临江从朝堂开始争论，下朝之后又在内阁文华殿里争论，直到万昌皇帝来了，依然在争论。但万昌皇帝只是一边面无表情地听着他们你言我语往来不休，却就是一句话也不说。他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奏折，看得十分仔细。
奏折是户部右侍郎、清查江苏吏治钦差大臣云岱星夜呈上的。
奏折很长，洋洋洒洒几近万言，其中很详细的谈论了汉初萧规曹随的典故。云岱认为，这个著名的典故中有一层极深的含义常常被人忽视，而其保守的一面，亦即不变更即成法度、不改祖宗之法一类的表层含义，反而被特别不适当地加以夸大和强调出来。这也是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
他说现在大家都认为，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景帝刘启，西汉初年七十年间以清净无为的黄老之术治国，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是国力迅速恢复，达到文景之治盛世的重要原因。而萧规曹随则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曹参是刘邦的老乡，也是西汉最重要的开国元勋之一。刘邦称帝后，封他为齐相国。当时齐有七十余城，是最大也最重要的封国。治下在今天山东沿海的一大片地方。
曹参到齐国后，就如何治理国家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结果，众说纷纭众口难调，搞得他一头雾水。后来，他听说胶西地区有一位盖老先生，精研黄老之术，就以重金请教。据说，盖老先生核心的话只有一句：治国之道，贵在清净无为不扰民，则民自定。史称，曹参大受启发。此后，以黄老之术治理齐国九年，国泰民安。从此，曹参名声大盛，当时的人们皆称其为贤相。
萧何去世的消息传到齐国后，曹参马上让人收行李，说：“我要当宰相了。”几天后，朝廷的使者到，召他进京出任宰相。
曹参的宰相当得很绝：他处理政事时，全部按照萧何的成规办理；任免官吏时，只挑那些年龄大的、忠厚老实的、不善言谈的人，辞藻华丽、长篇大套、追求名声者一概罢免不用。他自己则每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白天晚上都是酒气熏天。
时间长了，他的同僚部下们相当苦恼，搞不清楚宰相这是什么路数。于是，忍不住想探问个究竟。谁知，一见到宰相，宰相就会极其热情地拉着喝酒；来者刚一说话，马上又被灌酒，直到最后，一醉方休。而且，这种情况居然成了每日的常态。不如此，人们反倒不习惯了。于是，整个宰相府晏然无事，整个国家也安静祥和。
宰相府旁边有个花园，是相府属吏们平时休息的地方。到后来，这帮家伙们也学着宰相在这里整日聚会狂饮，喝的高兴了就歌之舞之，相当快乐。终于，有古板一点的官吏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有一天请曹参去逛这个花园，意思是当场抓住这帮家伙整治一下。不料，宰相见此情形大喜，欢呼着端起酒杯立即溶进了狂欢的人群。
当时的皇帝，是汉景帝刘启的大伯惠帝刘盈。刘盈被自己的母亲吕后荼毒戚夫人的作法吓坏了，已经没有心思管理什么国家大事。现在看到宰相这副做派，也很疑惑，以为宰相是因为看不起自己才这样的。于是就让在自己身边做侍从的曹参的儿子，悄悄回家问问他父亲，究竟打的什么主意，还想不想治理这个国家了？
结果，儿子回到家，话刚刚出口，曹参便大怒，把儿子摁在地上一顿痛打，据史书记载：在屁股上足足抽了两百鞭子。打完后，对他说：“滚回去当好你的侍从，天下大事不是你该过问的。”这下子，皇帝的脸上也挂不住了。一天上朝后，刘盈责备曹参说：“是我让你儿子劝你的，你怎么把他打得那么惨？”
曹参脱帽，道歉，然后问惠帝刘盈：“陛下觉得自己与高祖谁更英明？”
刘盈回答说：“我怎么敢和高祖比？”
曹参又问：“在您看来，我和萧何谁更贤明？”
刘盈回答道：“先生好像要差一点。”
曹参说：“对呀。高祖与萧何已经定下了很好的治国方略和政策法令，您无为而治，我们守住职责不乱来，这不就可以了吗？”
刘盈听后放心了，说：“善。”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萧规曹随的典故，也是西汉初年以黄老之术推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政策的由来。
云岱说到此处，话锋一转，说翻检这一段史料，会给人一个特别突出的感受：在这里，最重要的东西并不仅仅是不改祖宗之法的问题，而是曹参抓住了一个最深层的要害：在帝国政治结构之下，最难治理的其实不是民，而是官；只要如狼似虎的皇家与官吏能够不生事，不扰民，能够清净无为；只要不给官吏们鱼肉百姓的机会，让他们守住职责不乱来，从而官安其位，民乐其业；那么，中国人就会像变魔术一样，生产出无穷无尽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
这套思想与方略为汉文帝与汉景帝所忠实继承，终于导致了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
云岱把这样一篇奏折呈上去，是因为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担心：官吏们借变法之机，如虎狼出笼一般糟蹋百姓。
他虽然也秉承云家的一个大宗旨，就是让皇帝忙点，别闲着没事就找自己的麻烦。但是和云铮一样，他的心里也是有底线的，那就是不能严重到天下大乱，伤了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元气。
皇帝手里捻着云岱的奏折，有些出神地看着秋临江和顾恒，久久无语。
nbsp; 顾恒方才所斥责秋临江所筹划的变法，正是当年桑弘羊者流蒙骗汉武帝时采用过的伎俩。两相比较之下，确实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具有许多相似之处。
后世许多人特别醉心于汉武帝开疆拓土的所谓雄才大略，常常似有意似无意地忽略这位皇帝的穷奢极欲和凶残暴虐。事实上，假如不是他倾全国之力和数代人的积蓄打败匈奴，的确建立了开疆拓土功业的话，汉武帝刘彻其实应该被列入中国最坏的皇帝之列。
相形之下，他的祖父汉文帝则可以称作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之一。汉文帝以圣徒般的德与行，开创了一个安静祥和的世道，以至于两千年后回首那一段往事，仍然使人油然感受到一种如沐春风般的清静温馨。与他比较起来，他的儿子汉景帝少了一些仁慈大度，多了一点莽撞戾气。好在他总算继承了父亲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治国理念。结果，经过文、景两代皇帝的治理，全国仓库里的粮食已经储存不下，只能在院子里露天堆放；金库里则堆满钱币，就连串钱的皮绳都已朽坏。这就是文景之治时的盛况。
可惜，汉武帝全无乃祖风范。他以长达四十多年的对外战争和近五十年的对内恶政，将父祖几代人积蓄下来的财富挥霍一空。然后，便开始重用商人出身的桑弘羊等人，策划着如何盘剥百姓，实行所谓从无为到有为的财经变法。
桑弘羊这帮人的确敛财有术。他们首先推行了一整套国家垄断性质的经营活动，将铸钱、冶铁、制盐、卖酒等最赚钱的行业全部收归国有，实行专卖；甚至一度准备将河湖塘湾与海洋中捕鱼捞虾也实行国家专卖。由于立即出现产量大跌，市价腾贵，而不得不放弃。然后，桑弘羊们实行了均输法和平准法。均输法指的是命各地将贡税改为当地特产，以当地平均价格计价，官府则命其运输到指定的其他地区，由官家高价出售，牟取高出一般贡税的利润。这个做法被秋临江变法全盘照搬，就连名称都没变；平准法指的是由国家在各地设立平准官，垄断天下货物及价格，贵卖贱买，使商贾无法牟利，必须通过官府才能存活；秋临江变法中的市易法即脱胎于此。此外，还实行了算贯与告贯制度，算贯就是征收商人的财产税，告贯则是打击商人不申报或者不据实申报上税的一种制度，规定凡上述两种行为，均没收全部财产，并充军戍边一年；凡告发上述两种行为者，奖励所没收财产的一半。
上述财政政策出台后，迅速形成下列后果：国库立即充盈；民间经济活力迅速萎缩；带有较大主观色彩的告贯制度和财政税收行为迅速造就了一大批富有的官吏；最后，史书记载说，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产。其情形，对于生活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人来说，只要想想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和后来垄断经营的中国电信，就大体可以明白。
以云铮的眼光看，大约只有那些小商贩出身、又急于讨好皇帝的官僚，才能想得出这种杀鸡取卵、饮鸩止渴的坏主意。须知，任何时代，国家想依靠行政权力来与民间争夺商业利益，都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也永远都只能是短期行为，前提条件是政府不怕窒息民间活力，不怕阻止经济与社会发展，不怕引起经济文化的动荡与破坏。从汉代画像砖上看，汉武帝时代的农业用具与两千年后人民公社初期的农业用具基本一样，似乎可以成为上述判断的依据。
从历史记载上看，汉武帝时代的做法，对于国内社会经济的破坏相当惨烈。当时，各级政府“得民间财物以亿计，罚没入官的奴隶婢女以千万计，田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房地产也差相仿佛。于是，中产阶层以上者大抵破产。”在关于汉武帝中后期的历史记载中，全国各地“盗贼纵横”、“盗贼并起”、“盗贼群起”的字样大量涌现“人相食”的记载一再进入视野。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当时汉代的文人们，在称颂汉武帝和桑弘羊们的变法时，使用的词汇是“民不益赋而国用饶”翻译成眼下秋临江的语言就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不光意思，连字面都几乎一模一样。
在云铮所知道的历史中，有一本现在可能不会再出现的巨著资治通鉴，在这中司马光对汉武帝的评价是：秦始皇干过的坏事，汉武帝基本上又干了一遍。之所以没有亡国，主要是因为他临死的前几年全面忏悔、改过；然后，临死时又把后事托付对了人的缘故。
眼下秋临江变法的指导思想酷似桑弘羊等人的思路，事实上也同样是以国家垄断经营的方式，开启了与民间争利之门。以云铮这个后来人的眼光去看待，如何不能看出其中的危害来？所以他不可能对这种做法报持希望。
顾恒和秋临江从朝堂开始争论，下朝之后又在内阁文华殿里争论，直到万昌皇帝来了，依然在争论。但万昌皇帝只是一边面无表情地听着他们你言我语往来不休，却就是一句话也不说。他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奏折，看得十分仔细。
奏折是户部右侍郎、清查江苏吏治钦差大臣云岱星夜呈上的。
奏折很长，洋洋洒洒几近万言，其中很详细的谈论了汉初萧规曹随的典故。云岱认为，这个著名的典故中有一层极深的含义常常被人忽视，而其保守的一面，亦即不变更即成法度、不改祖宗之法一类的表层含义，反而被特别不适当地加以夸大和强调出来。这也是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
他说现在大家都认为，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景帝刘启，西汉初年七十年间以清净无为的黄老之术治国，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是国力迅速恢复，达到文景之治盛世的重要原因。而萧规曹随则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曹参是刘邦的老乡，也是西汉最重要的开国元勋之一。刘邦称帝后，封他为齐相国。当时齐有七十余城，是最大也最重要的封国。治下在今天山东沿海的一大片地方。
曹参到齐国后，就如何治理国家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结果，众说纷纭众口难调，搞得他一头雾水。后来，他听说胶西地区有一位盖老先生，精研黄老之术，就以重金请教。据说，盖老先生核心的话只有一句：治国之道，贵在清净无为不扰民，则民自定。史称，曹参大受启发。此后，以黄老之术治理齐国九年，国泰民安。从此，曹参名声大盛，当时的人们皆称其为贤相。
萧何去世的消息传到齐国后，曹参马上让人收行李，说：“我要当宰相了。”几天后，朝廷的使者到，召他进京出任宰相。
曹参的宰相当得很绝：他处理政事时，全部按照萧何的成规办理；任免官吏时，只挑那些年龄大的、忠厚老实的、不善言谈的人，辞藻华丽、长篇大套、追求名声者一概罢免不用。他自己则每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白天晚上都是酒气熏天。
时间长了，他的同僚部下们相当苦恼，搞不清楚宰相这是什么路数。于是，忍不住想探问个究竟。谁知，一见到宰相，宰相就会极其热情地拉着喝酒；来者刚一说话，马上又被灌酒，直到最后，一醉方休。而且，这种情况居然成了每日的常态。不如此，人们反倒不习惯了。于是，整个宰相府晏然无事，整个国家也安静祥和。
宰相府旁边有个花园，是相府属吏们平时休息的地方。到后来，这帮家伙们也学着宰相在这里整日聚会狂饮，喝的高兴了就歌之舞之，相当快乐。终于，有古板一点的官吏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有一天请曹参去逛这个花园，意思是当场抓住这帮家伙整治一下。不料，宰相见此情形大喜，欢呼着端起酒杯立即溶进了狂欢的人群。
当时的皇帝，是汉景帝刘启的大伯惠帝刘盈。刘盈被自己的母亲吕后荼毒戚夫人的作法吓坏了，已经没有心思管理什么国家大事。现在看到宰相这副做派，也很疑惑，以为宰相是因为看不起自己才这样的。于是就让在自己身边做侍从的曹参的儿子，悄悄回家问问他父亲，究竟打的什么主意，还想不想治理这个国家了？
结果，儿子回到家，话刚刚出口，曹参便大怒，把儿子摁在地上一顿痛打，据史书记载：在屁股上足足抽了两百鞭子。打完后，对他说：“滚回去当好你的侍从，天下大事不是你该过问的。”这下子，皇帝的脸上也挂不住了。一天上朝后，刘盈责备曹参说：“是我让你儿子劝你的，你怎么把他打得那么惨？”
曹参脱帽，道歉，然后问惠帝刘盈：“陛下觉得自己与高祖谁更英明？”
刘盈回答说：“我怎么敢和高祖比？”
曹参又问：“在您看来，我和萧何谁更贤明？”
刘盈回答道：“先生好像要差一点。”
曹参说：“对呀。高祖与萧何已经定下了很好的治国方略和政策法令，您无为而治，我们守住职责不乱来，这不就可以了吗？”
刘盈听后放心了，说：“善。”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萧规曹随的典故，也是西汉初年以黄老之术推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政策的由来。
云岱说到此处，话锋一转，说翻检这一段史料，会给人一个特别突出的感受：在这里，最重要的东西并不仅仅是不改祖宗之法的问题，而是曹参抓住了一个最深层的要害：在帝国政治结构之下，最难治理的其实不是民，而是官；只要如狼似虎的皇家与官吏能够不生事，不扰民，能够清净无为；只要不给官吏们鱼肉百姓的机会，让他们守住职责不乱来，从而官安其位，民乐其业；那么，中国人就会像变魔术一样，生产出无穷无尽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
这套思想与方略为汉文帝与汉景帝所忠实继承，终于导致了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
云岱把这样一篇奏折呈上去，是因为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担心：官吏们借变法之机，如虎狼出笼一般糟蹋百姓。
他虽然也秉承云家的一个大宗旨，就是让皇帝忙点，别闲着没事就找自己的麻烦。但是和云铮一样，他的心里也是有底线的，那就是不能严重到天下大乱，伤了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元气。
皇帝手里捻着云岱的奏折，有些出神地看着秋临江和顾恒，久久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