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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烧不退，咳血加剧。我一边看病止住咳血，一边仍日以继夜地照料她。后来，为了不影响我工作，同时又能照顾病母，妻与厂中职工协商，让出一小房间给我们母子住宿。她老人家除了念叨我在沪的大姐和外孙外，更多的是关心我，渴望我的申诉（我大学时受诬陷而遭到了不应有政治打击。这成了我长期、尤其文革期间蒙受歧视与迫害的祸根。我向母校提出申诉，得到了受理）早日有个明确的结果，永远去掉这个祸根。我和妻对她精心护理，不断地劝慰。我不时贴着她的面颊学着儿时的口吻说：“妈，快了，大学为我平反的文要来了。我们党是伟大英明的，毛主席是伟大英明的，好人不会被冤枉到底的。”她瞪大兴奋的眼睛说：“文要来了，真的吗？”我笑着点点头。她叹口气说：：“乖乖，一天等不到文，我一天都不安心。我天天都在求毛主席，求观世音菩萨。你背这么大的冤枉，我死都不甘心。”
用借来的便盆给她解大小便，因便盆用铁皮敲制的，太粗糙，刮破了她的臀部尾椎处；于是发生了严重的褥疮，流血淌脓。我请医生看后，知道如何给予治疗。我给她每天注射庆大霉素，同时给她的疮口进行消炎处理。她的疮口既大又深，可以清晰地见到尾椎骨了，倘若再溃烂下去将造成椎骨炎，后果不堪设想。我心急如焚。尽管疮口很吓人，血脓不少，臭气熏人。但我丝毫不嫌脏臭，细心予以治疗：先用双氧水杀菌，再用生理盐水洗净疮口，后用黄纱条塞进去，最后用消毒纱布和胶带封好疮口。同时，我给她熬药、煲营养汤，让她多吃点滋补品。我常常给她按摩臂膀和后背，还学着给她针灸。在我和我夫人的悉心护理下，她的褥疮被彻底治好了。她开始胖了一些，面色也有好转，双手可以自行吃饭了。我们看着十分欣慰，因为我们的辛苦付出终于没有白费。我常常将她扶起来坐在藤椅上，讲时事与故事趣闻给她听，让她感到温馨和亲切。
便秘是老人的常患的顽症。老母光吃不拉，肚子胀痛；吃什么通便药均告无效。为此，我急得只好动手术：我带上医用塑料薄手套，涂上润滑的药膏，用手指伸入她的肛门内搂，将结成如卵石的大便，一颗一颗地扒出来。紧跟着，一段又热又软的象香肠似的大便就滑到了我手掌中。从此，她的便秘总算迎刃而解，一身轻松。
一次，她用手轻轻地抚摸我的手背，说：“儿子，你待我太好了。你为我吃了苦。老古话说，病久床前无孝子。亲生的儿子恐怕都做不到。孩子，妈对不起你，过去一直瞒着你。你会怪我吗？”
我听到这里，心中一酸，忍不住地跪在她面前，紧紧抓住她的手说：“妈妈，你把我从襁褓中一把屎一把尿地带大，吃了千辛万苦。你是我的亲娘！你比亲娘还亲！我即使用我的全部生命也报答不了你的母爱和养育之恩呀！”
她将我拖在她怀中说：“快起来，孩子！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她流下了双泪。于是，我站起同她脸贴着脸，让幸福的泪水交融地流淌。
1975年9月12日，母亲到了生命的终点。吊针已打不进，因为她的血管已失弹性。她什么都不吃，水也难咽，只剩一丝游气。但她的神智还清醒，微微张开口，似乎要问话。我把耳朵凑近她的嘴巴，她非常吃力地轻得几乎听不到地问：“文——来——了——吗？”我可怜的老妈，到弥留之际，已无力说话。而她用尽余力所讲的最后一句话竟是盼我的祸根能早日除去。我告诉她：“妈，马上要来文了。”她疑惑地看着我，轻轻地抚摸我的手。
中午，妻从食堂打来了两份饭，买了一份鱼块、一份青菜。我将碗中的鱼块拈给妻，她又拈回来，我再拈过去。母亲的眼神注视着这块鱼。当她最后看到我将这块鱼放进口中，才轻轻地叹息了一声，放心了。也许她想，把儿子交给这样的媳妇，可以走了。但是，她尚未见到去除我祸根的来文，会安心地走吗？从她的眼神中，我看到了她的唯一牵挂仍耿耿于心。
傍晚，她永远地离开了。我抓住她冰凉的手哭喊着：“妈妈，妈妈，儿子让你受苦了，儿子对不起你呀！”我突然头脑开窍，赶紧找了一份盖有红色公章的无关文件，拿到她的眼前，不断地晃动，大声喊道：“妈妈，文已来了，你睁开眼睛看看！妈妈，文已来了，你睁开眼睛看看！”可是她紧闭双眼，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房内只剩下我的哭声。我真后悔，我为什么不早点想到这个主意，向她编个美丽的谎言，让她无憾地离去。我太笨了！我太笨了！我狠狠地自揪头发，愧疚地恸哭不已。
母亲王钟英的骨灰埋葬在南昌市瀛上公墓13灰区1085号穴位。
我的养父戴玉章也是一位厚道慈祥的爸爸。他常常买我爱吃的薄脆饼和糖豆子。他常抚摸我的头，讲述做人的道理。
1949年初，父亲病倒了，只得回家。大姐回家同母亲一道服侍父亲。无钱到医院诊治，就请土郎中抓点药，不管用。父亲吐血越来越加剧。母亲烧香拜佛，请菩萨保佑；又到所谓“大仙”那里去弄些“仙水仙丹”；可都不见灵验。我也急得无心上学，整天嘟嘟囔囔地请求凡我知道的神仙、菩萨，来救救我爸爸。一切都无济于事，父亲的病越来越危重了。他不断地诉说我爷爷、奶奶苦难的往事和他小时的艰辛。母亲、大姐都陪着他流泪，我也躲着抽泣。
“财儿呢？”父亲叫我。
我赶紧擦掉眼泪走到病床前叫声“爸爸”我哽咽着说：“爸爸，你会好的。我长大了找个好地方好房子让你住，享享福。”
爸爸露出一丝笑意，抓住我的手说：“乖乖，真是好孩子，多懂事啊！”他又对着母亲、大姐说：“我爸爸、妈妈吃那么多苦，我们这么穷，都是读不起书的缘故。财儿一定得让他把书读下去，长大了当个医生。穷人看病就不收他们的钱。”
父亲亡故后棺葬于镇江官塘桥显扬村的一座小山上。我工作后曾去镇江，由三位同胞哥哥陪同祭奠了生身父母。然后，由远房舅舅卜筱甫风水先生与坟主蒋高琪陪我到养父坟地作了祭奠。我用瓶子装了他的坟土，再贴上他的遗照，回南昌后将它埋放于妈妈的坟墓中。可是，我年轻不懂事，当时没有给他的坟墓立个碑。我只是在一个本子上画了一幅地形图，还把坟上的六棵小树标在图上，以便今后再找回来凭吊。
2000年秋，我再次到了镇江。可是我的三位胞兄均先后赴了黄泉。我到生父母和三位兄长的坟前作了祭奠，又设宴请了三位嫂嫂和许多侄男侄女的全家大小。之后，我再去养父坟前祭奠。可是风水先生与坟主已过世，无人指引。我只能凭着我画的旧图去找。由于农民普遍用上了液化石油气，再加上生态维护，原先光秃的小山长满了树林和灌木，当年的小树已成参天大树。原先的坟地印象已荡然无存。我披荆斩棘，在高出人头的灌木林和茅草丛中艰难地寻觅，我的新裤被勾破了，手臂被划出了一道道血痕。找了足足半天，我始终未能如愿。最后，我只能对着小山包摄了照，在山坡下烧了钱纸和锡箔元宝，跪在地上向我的爸爸戴玉章磕头致哀，含泪喃喃地祈祷：“爸爸，不肖子来探望您了。可我找不到您的安身之处。这都是儿子我的过错！请您责备我吧！请您在天之灵随我回去同您的结发爱侣——我的妈妈永远团聚吧”
我回南昌后，特将爸妈的遗照制成瓷板相粘贴在妈坟的碑上以示二老已永远团聚在一起。
一年一度的祭扫亲人之墓的清明节即将来临。回首往事，心绪万千。待我胜过亲子的爸爸、妈妈的音容笑貌、慈祥和蔼的神态、呕心沥血扶育我的一切都浮上心头。
这是永远割不断的亲情！
安息吧，我亲爱的爸爸！
安息吧，我亲爱的妈妈！
写于2007年3月27日
高烧不退，咳血加剧。我一边看病止住咳血，一边仍日以继夜地照料她。后来，为了不影响我工作，同时又能照顾病母，妻与厂中职工协商，让出一小房间给我们母子住宿。她老人家除了念叨我在沪的大姐和外孙外，更多的是关心我，渴望我的申诉（我大学时受诬陷而遭到了不应有政治打击。这成了我长期、尤其文革期间蒙受歧视与迫害的祸根。我向母校提出申诉，得到了受理）早日有个明确的结果，永远去掉这个祸根。我和妻对她精心护理，不断地劝慰。我不时贴着她的面颊学着儿时的口吻说：“妈，快了，大学为我平反的文要来了。我们党是伟大英明的，毛主席是伟大英明的，好人不会被冤枉到底的。”她瞪大兴奋的眼睛说：“文要来了，真的吗？”我笑着点点头。她叹口气说：：“乖乖，一天等不到文，我一天都不安心。我天天都在求毛主席，求观世音菩萨。你背这么大的冤枉，我死都不甘心。”
用借来的便盆给她解大小便，因便盆用铁皮敲制的，太粗糙，刮破了她的臀部尾椎处；于是发生了严重的褥疮，流血淌脓。我请医生看后，知道如何给予治疗。我给她每天注射庆大霉素，同时给她的疮口进行消炎处理。她的疮口既大又深，可以清晰地见到尾椎骨了，倘若再溃烂下去将造成椎骨炎，后果不堪设想。我心急如焚。尽管疮口很吓人，血脓不少，臭气熏人。但我丝毫不嫌脏臭，细心予以治疗：先用双氧水杀菌，再用生理盐水洗净疮口，后用黄纱条塞进去，最后用消毒纱布和胶带封好疮口。同时，我给她熬药、煲营养汤，让她多吃点滋补品。我常常给她按摩臂膀和后背，还学着给她针灸。在我和我夫人的悉心护理下，她的褥疮被彻底治好了。她开始胖了一些，面色也有好转，双手可以自行吃饭了。我们看着十分欣慰，因为我们的辛苦付出终于没有白费。我常常将她扶起来坐在藤椅上，讲时事与故事趣闻给她听，让她感到温馨和亲切。
便秘是老人的常患的顽症。老母光吃不拉，肚子胀痛；吃什么通便药均告无效。为此，我急得只好动手术：我带上医用塑料薄手套，涂上润滑的药膏，用手指伸入她的肛门内搂，将结成如卵石的大便，一颗一颗地扒出来。紧跟着，一段又热又软的象香肠似的大便就滑到了我手掌中。从此，她的便秘总算迎刃而解，一身轻松。
一次，她用手轻轻地抚摸我的手背，说：“儿子，你待我太好了。你为我吃了苦。老古话说，病久床前无孝子。亲生的儿子恐怕都做不到。孩子，妈对不起你，过去一直瞒着你。你会怪我吗？”
我听到这里，心中一酸，忍不住地跪在她面前，紧紧抓住她的手说：“妈妈，你把我从襁褓中一把屎一把尿地带大，吃了千辛万苦。你是我的亲娘！你比亲娘还亲！我即使用我的全部生命也报答不了你的母爱和养育之恩呀！”
她将我拖在她怀中说：“快起来，孩子！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她流下了双泪。于是，我站起同她脸贴着脸，让幸福的泪水交融地流淌。
1975年9月12日，母亲到了生命的终点。吊针已打不进，因为她的血管已失弹性。她什么都不吃，水也难咽，只剩一丝游气。但她的神智还清醒，微微张开口，似乎要问话。我把耳朵凑近她的嘴巴，她非常吃力地轻得几乎听不到地问：“文——来——了——吗？”我可怜的老妈，到弥留之际，已无力说话。而她用尽余力所讲的最后一句话竟是盼我的祸根能早日除去。我告诉她：“妈，马上要来文了。”她疑惑地看着我，轻轻地抚摸我的手。
中午，妻从食堂打来了两份饭，买了一份鱼块、一份青菜。我将碗中的鱼块拈给妻，她又拈回来，我再拈过去。母亲的眼神注视着这块鱼。当她最后看到我将这块鱼放进口中，才轻轻地叹息了一声，放心了。也许她想，把儿子交给这样的媳妇，可以走了。但是，她尚未见到去除我祸根的来文，会安心地走吗？从她的眼神中，我看到了她的唯一牵挂仍耿耿于心。
傍晚，她永远地离开了。我抓住她冰凉的手哭喊着：“妈妈，妈妈，儿子让你受苦了，儿子对不起你呀！”我突然头脑开窍，赶紧找了一份盖有红色公章的无关文件，拿到她的眼前，不断地晃动，大声喊道：“妈妈，文已来了，你睁开眼睛看看！妈妈，文已来了，你睁开眼睛看看！”可是她紧闭双眼，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房内只剩下我的哭声。我真后悔，我为什么不早点想到这个主意，向她编个美丽的谎言，让她无憾地离去。我太笨了！我太笨了！我狠狠地自揪头发，愧疚地恸哭不已。
母亲王钟英的骨灰埋葬在南昌市瀛上公墓13灰区1085号穴位。
我的养父戴玉章也是一位厚道慈祥的爸爸。他常常买我爱吃的薄脆饼和糖豆子。他常抚摸我的头，讲述做人的道理。
1949年初，父亲病倒了，只得回家。大姐回家同母亲一道服侍父亲。无钱到医院诊治，就请土郎中抓点药，不管用。父亲吐血越来越加剧。母亲烧香拜佛，请菩萨保佑；又到所谓“大仙”那里去弄些“仙水仙丹”；可都不见灵验。我也急得无心上学，整天嘟嘟囔囔地请求凡我知道的神仙、菩萨，来救救我爸爸。一切都无济于事，父亲的病越来越危重了。他不断地诉说我爷爷、奶奶苦难的往事和他小时的艰辛。母亲、大姐都陪着他流泪，我也躲着抽泣。
“财儿呢？”父亲叫我。
我赶紧擦掉眼泪走到病床前叫声“爸爸”我哽咽着说：“爸爸，你会好的。我长大了找个好地方好房子让你住，享享福。”
爸爸露出一丝笑意，抓住我的手说：“乖乖，真是好孩子，多懂事啊！”他又对着母亲、大姐说：“我爸爸、妈妈吃那么多苦，我们这么穷，都是读不起书的缘故。财儿一定得让他把书读下去，长大了当个医生。穷人看病就不收他们的钱。”
父亲亡故后棺葬于镇江官塘桥显扬村的一座小山上。我工作后曾去镇江，由三位同胞哥哥陪同祭奠了生身父母。然后，由远房舅舅卜筱甫风水先生与坟主蒋高琪陪我到养父坟地作了祭奠。我用瓶子装了他的坟土，再贴上他的遗照，回南昌后将它埋放于妈妈的坟墓中。可是，我年轻不懂事，当时没有给他的坟墓立个碑。我只是在一个本子上画了一幅地形图，还把坟上的六棵小树标在图上，以便今后再找回来凭吊。
2000年秋，我再次到了镇江。可是我的三位胞兄均先后赴了黄泉。我到生父母和三位兄长的坟前作了祭奠，又设宴请了三位嫂嫂和许多侄男侄女的全家大小。之后，我再去养父坟前祭奠。可是风水先生与坟主已过世，无人指引。我只能凭着我画的旧图去找。由于农民普遍用上了液化石油气，再加上生态维护，原先光秃的小山长满了树林和灌木，当年的小树已成参天大树。原先的坟地印象已荡然无存。我披荆斩棘，在高出人头的灌木林和茅草丛中艰难地寻觅，我的新裤被勾破了，手臂被划出了一道道血痕。找了足足半天，我始终未能如愿。最后，我只能对着小山包摄了照，在山坡下烧了钱纸和锡箔元宝，跪在地上向我的爸爸戴玉章磕头致哀，含泪喃喃地祈祷：“爸爸，不肖子来探望您了。可我找不到您的安身之处。这都是儿子我的过错！请您责备我吧！请您在天之灵随我回去同您的结发爱侣——我的妈妈永远团聚吧”
我回南昌后，特将爸妈的遗照制成瓷板相粘贴在妈坟的碑上以示二老已永远团聚在一起。
一年一度的祭扫亲人之墓的清明节即将来临。回首往事，心绪万千。待我胜过亲子的爸爸、妈妈的音容笑貌、慈祥和蔼的神态、呕心沥血扶育我的一切都浮上心头。
这是永远割不断的亲情！
安息吧，我亲爱的爸爸！
安息吧，我亲爱的妈妈！
写于2007年3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