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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二年的八月十四日，我们迁居干面胡同新建的宿舍，有四个房间，还有一间厨房、一间卫生间（包括厕所和澡房），还有一个阳台。我们添买了家具，住得宽舒了。
“三年困难”期间，钟书因为和洋人一同为英译毛选定稿，常和洋人同吃高级饭。他和我又各有一份特殊供应。我们还经常吃馆子。我们生活很优裕。而阿瑗辈的“年轻人”呢，住处远比我们原先小；他们的工资和我们的工资差距很大。我们几百，他们只几十。“年轻人”是新中国的知识分子。“旧社会过来的老先生”和“年轻人”生活悬殊“老先生”未免令人侧目。我们自己尝过穷困的滋味，看到绝大多数“年轻人”生活穷困，而我们的生活这么优裕心上很不安，很抱歉，也很惭愧。每逢运动“老先生”总成为“年轻人”批判的对象。这是理所当然，也是势所必然。
我们的工资，冻结了十几年没有改变。所谓“年轻人”大部分已不复年轻。“老先生”和“年轻人”是不同待遇的两种人。
一九六四年，所内同事下乡四清，我也报了名。但我这“老先生”没批准参加，留所为一小班“年轻人”修改文章。我偶尔听到讥诮声，觉得惴惴不安。
一九六三年钟书结束了英译毛选四卷本的定稿工作，一九六四年又成为“毛主席诗词翻译五人小组”的成员。阿瑗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到大兴县礼贤公社四清，没回家过年，到一九六四年四月回校。一九六五年九月又到山西武乡城关公社四清，一九六六年五月回校；成绩斐然，随即由工作队员蒋亨俊（校方）及马六孩（公社）介绍“火线入党”
什么叫“火线入党”她也说不清，我也不明白。反正从此以后，每逢“运动”她就是“拉入党内的白尖子”她工作认真尽力是不用说的；至于四清工作的繁重，生活的艰苦，她直到十多年后才讲故事般讲给我听。当时我支援她的需求，为她买过许多年画和许多花种寄去。她带回一身虱子，我帮她把全部衣服清了一清。
阿瑗由山西回京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山西武乡城关公社的学校里一群革命小将来京串联，找到钱瑗老师，讨论如何揪斗校长。阿瑗给他们讲道理、摆事实，说明校长是好人，不该揪斗。他们对钱老师很信服，就没向校长“闹革命”十年之后，这位校长特来北京，向钱瑗道谢，谢她解救了他这场灾祸。
八月间，我和钟书先后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成了“牛鬼蛇神”阿瑗急要回家看望我们，而她属“革命群众”她要回家，得走过众目睽睽下的大院。她先写好一张大字报，和“牛鬼蛇神”的父母划清界线，贴在楼下墙上，然后走到家里，告诉我们她刚贴出大字报和我们“划清界线”———她着重说“思想上划清界线”！然后一言不发，偎着我贴坐身边，从书包里取出未完的针线活，一针一针地缝。她买了一块人造棉，自己裁，自己缝，为妈妈做一套睡衣；因为要比一比衣袖长短是否合适，还留下几针没有完工。她缝完末后几针，把衣裤叠好，放在我身上，又从书包里取出一大包爸爸爱吃的夹心糖。她找出一个玻璃瓶子，把糖一颗颗剥去包糖的纸，装在瓶里，一面把一张张包糖的纸整整齐齐地叠在一起，藏入书包，免得革命群众从垃圾里发现糖纸。她说，现在她领工资了，每月除去饭钱，可省下来贴补家用。我们夫妻双双都是“牛鬼蛇神”每月只发生活费若干元，而存款都已冻结，我们两人的生活费实在很紧。阿瑗强忍住眼泪，我看得出她是眼泪往肚里咽。看了阿瑗，我们直心疼。
阿瑗在革命阵营里是“拉入党内的白尖子”任何革命团体都不要她；而她也不能做“逍遥派”不能做“游鱼”全国大串联，她就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她画了一幅延安的塔寄给妈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她告诉我说，她一人单干，自称“大海航行靠舵手”哪派有理就赞助哪派，还相当受重视。很难为她，一个人，在这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没犯错误。
我们几个月后就照发工资，一年之后，两人相继“下楼”———即走出“牛棚”但我们仍是最可欺负的人。我们不能与强邻相处，阿瑗建议“逃走”；我们觉得不仅是上策，也是惟一的出路。我们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逃到北师大，大约是下午四时左右。
我们雇了一辆三轮汽车（现在这种汽车早已淘汰了），颠颠簸簸到达北师大。阿瑗带我们走入她学生时期的宿舍，那是她住了多年的房间，在三楼，朝北。她掏出钥匙开门的时候，左邻右舍都出来招呼钱瑗。我们还没走进她那间阴寒脏乱的房间，楼道里许多人都出来看钱瑗的爸爸妈妈了。他们得知我们的情况都伸出援助之手。被子、褥子、枕头，从各家送来；锅碗瓢盆、菜刀、铲刀、油盐酱醋以至味精、煤炉子、煤饼子陆续从四面八方送来，不限本楼了。阿瑗的朋友真多也真好，我们心上舒坦又温暖，放下东西，准备舀水擦拭尘土。
我忽然流起鼻血来，手绢全染红了。我问知盥洗室在四楼，推说要洗手，急奔四楼。钟书“拙手笨脚”地忙拿了个小脸盆在楼道一个水龙头下接了半盆水给我洗手。我推说手太脏，半盆水不够，急奔四楼。只听得阿瑗的朋友都夸“钱伯伯劳动态度好”我心里很感激他，但是我不要他和阿瑗为我着急。我在四楼盥洗室内用冷水冰鼻梁，冰脑门子，乘间洗净了血污的手绢。鼻血不流了，我慢慢下楼，回到阿瑗的房间里。
阿瑗见我进屋，两手放到背后，说声：“啊呀！不好了！大暴露了！”她的屋里那么脏又那么乱，做梦也没想到妈妈会到这间屋里来收拾。
我爱整洁；阿瑗常和爸爸结成一帮，暗暗反对妈妈的整洁。例如我搭毛巾，边对边，角对角，齐齐整整。他们两个认为费事，随便一搭更方便。不过我们都很妥协，他们把毛巾随手一搭，我就重新搭搭整齐。我不严格要求，他们也不公然反抗。
阿瑗这间宿舍，有三只上下铺的双层床。同屋的老同学都已分散。她毕业后和两个同事饭后在这里歇午，谁也顾不到收拾。目前天气寒冷，这间房只阿瑗一人歇宿。书架上全是灰尘，床底下全是乱七八糟的东西。阿瑗是美工组成员，擅长调颜色。她屋里的一切碗、碟、杯、盘，全用来调过颜色，都没有洗。我看了“大暴露”乐得直笑，鼻血都安然停止了。
我们收拾了房间，洗净了碗碟。走廊是各室的厨房，我们也生上煤炉。晚饭前，阿瑗到食堂去买了饭和菜，我加工烹调。屋里床在沿墙，中间是拼放的两对... -->>
一九六二年的八月十四日，我们迁居干面胡同新建的宿舍，有四个房间，还有一间厨房、一间卫生间（包括厕所和澡房），还有一个阳台。我们添买了家具，住得宽舒了。
“三年困难”期间，钟书因为和洋人一同为英译毛选定稿，常和洋人同吃高级饭。他和我又各有一份特殊供应。我们还经常吃馆子。我们生活很优裕。而阿瑗辈的“年轻人”呢，住处远比我们原先小；他们的工资和我们的工资差距很大。我们几百，他们只几十。“年轻人”是新中国的知识分子。“旧社会过来的老先生”和“年轻人”生活悬殊“老先生”未免令人侧目。我们自己尝过穷困的滋味，看到绝大多数“年轻人”生活穷困，而我们的生活这么优裕心上很不安，很抱歉，也很惭愧。每逢运动“老先生”总成为“年轻人”批判的对象。这是理所当然，也是势所必然。
我们的工资，冻结了十几年没有改变。所谓“年轻人”大部分已不复年轻。“老先生”和“年轻人”是不同待遇的两种人。
一九六四年，所内同事下乡四清，我也报了名。但我这“老先生”没批准参加，留所为一小班“年轻人”修改文章。我偶尔听到讥诮声，觉得惴惴不安。
一九六三年钟书结束了英译毛选四卷本的定稿工作，一九六四年又成为“毛主席诗词翻译五人小组”的成员。阿瑗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到大兴县礼贤公社四清，没回家过年，到一九六四年四月回校。一九六五年九月又到山西武乡城关公社四清，一九六六年五月回校；成绩斐然，随即由工作队员蒋亨俊（校方）及马六孩（公社）介绍“火线入党”
什么叫“火线入党”她也说不清，我也不明白。反正从此以后，每逢“运动”她就是“拉入党内的白尖子”她工作认真尽力是不用说的；至于四清工作的繁重，生活的艰苦，她直到十多年后才讲故事般讲给我听。当时我支援她的需求，为她买过许多年画和许多花种寄去。她带回一身虱子，我帮她把全部衣服清了一清。
阿瑗由山西回京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山西武乡城关公社的学校里一群革命小将来京串联，找到钱瑗老师，讨论如何揪斗校长。阿瑗给他们讲道理、摆事实，说明校长是好人，不该揪斗。他们对钱老师很信服，就没向校长“闹革命”十年之后，这位校长特来北京，向钱瑗道谢，谢她解救了他这场灾祸。
八月间，我和钟书先后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成了“牛鬼蛇神”阿瑗急要回家看望我们，而她属“革命群众”她要回家，得走过众目睽睽下的大院。她先写好一张大字报，和“牛鬼蛇神”的父母划清界线，贴在楼下墙上，然后走到家里，告诉我们她刚贴出大字报和我们“划清界线”———她着重说“思想上划清界线”！然后一言不发，偎着我贴坐身边，从书包里取出未完的针线活，一针一针地缝。她买了一块人造棉，自己裁，自己缝，为妈妈做一套睡衣；因为要比一比衣袖长短是否合适，还留下几针没有完工。她缝完末后几针，把衣裤叠好，放在我身上，又从书包里取出一大包爸爸爱吃的夹心糖。她找出一个玻璃瓶子，把糖一颗颗剥去包糖的纸，装在瓶里，一面把一张张包糖的纸整整齐齐地叠在一起，藏入书包，免得革命群众从垃圾里发现糖纸。她说，现在她领工资了，每月除去饭钱，可省下来贴补家用。我们夫妻双双都是“牛鬼蛇神”每月只发生活费若干元，而存款都已冻结，我们两人的生活费实在很紧。阿瑗强忍住眼泪，我看得出她是眼泪往肚里咽。看了阿瑗，我们直心疼。
阿瑗在革命阵营里是“拉入党内的白尖子”任何革命团体都不要她；而她也不能做“逍遥派”不能做“游鱼”全国大串联，她就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她画了一幅延安的塔寄给妈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她告诉我说，她一人单干，自称“大海航行靠舵手”哪派有理就赞助哪派，还相当受重视。很难为她，一个人，在这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没犯错误。
我们几个月后就照发工资，一年之后，两人相继“下楼”———即走出“牛棚”但我们仍是最可欺负的人。我们不能与强邻相处，阿瑗建议“逃走”；我们觉得不仅是上策，也是惟一的出路。我们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逃到北师大，大约是下午四时左右。
我们雇了一辆三轮汽车（现在这种汽车早已淘汰了），颠颠簸簸到达北师大。阿瑗带我们走入她学生时期的宿舍，那是她住了多年的房间，在三楼，朝北。她掏出钥匙开门的时候，左邻右舍都出来招呼钱瑗。我们还没走进她那间阴寒脏乱的房间，楼道里许多人都出来看钱瑗的爸爸妈妈了。他们得知我们的情况都伸出援助之手。被子、褥子、枕头，从各家送来；锅碗瓢盆、菜刀、铲刀、油盐酱醋以至味精、煤炉子、煤饼子陆续从四面八方送来，不限本楼了。阿瑗的朋友真多也真好，我们心上舒坦又温暖，放下东西，准备舀水擦拭尘土。
我忽然流起鼻血来，手绢全染红了。我问知盥洗室在四楼，推说要洗手，急奔四楼。钟书“拙手笨脚”地忙拿了个小脸盆在楼道一个水龙头下接了半盆水给我洗手。我推说手太脏，半盆水不够，急奔四楼。只听得阿瑗的朋友都夸“钱伯伯劳动态度好”我心里很感激他，但是我不要他和阿瑗为我着急。我在四楼盥洗室内用冷水冰鼻梁，冰脑门子，乘间洗净了血污的手绢。鼻血不流了，我慢慢下楼，回到阿瑗的房间里。
阿瑗见我进屋，两手放到背后，说声：“啊呀！不好了！大暴露了！”她的屋里那么脏又那么乱，做梦也没想到妈妈会到这间屋里来收拾。
我爱整洁；阿瑗常和爸爸结成一帮，暗暗反对妈妈的整洁。例如我搭毛巾，边对边，角对角，齐齐整整。他们两个认为费事，随便一搭更方便。不过我们都很妥协，他们把毛巾随手一搭，我就重新搭搭整齐。我不严格要求，他们也不公然反抗。
阿瑗这间宿舍，有三只上下铺的双层床。同屋的老同学都已分散。她毕业后和两个同事饭后在这里歇午，谁也顾不到收拾。目前天气寒冷，这间房只阿瑗一人歇宿。书架上全是灰尘，床底下全是乱七八糟的东西。阿瑗是美工组成员，擅长调颜色。她屋里的一切碗、碟、杯、盘，全用来调过颜色，都没有洗。我看了“大暴露”乐得直笑，鼻血都安然停止了。
我们收拾了房间，洗净了碗碟。走廊是各室的厨房，我们也生上煤炉。晚饭前，阿瑗到食堂去买了饭和菜，我加工烹调。屋里床在沿墙，中间是拼放的两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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