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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跟你讲过我结婚开头那些日子，这样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我既软弱又坚强了。或许，在你们美国人心目中，一个人是不可能同时具有这两种矛盾的东西的。但从我自己的生活来看，我不得不具备这两者，只有这样我才能活下去。
情况是这样的：在战争后期，我过着一种没有希望的生活。但虽然没有希望，我却不再绝望。我不再反抗我的婚姻，但我也不顺从。这就是我的生活，一切总是徘徊着——没有希望，也没有绝望；没有反抗，但也没有顺从。所以，你瞧，就是这样，既软弱又坚强。
我不要你欣赏我。这不是与自然合为一体，没这回事。我说这话的意思是只不过要你明白，我就像一只关在笼中的母鸡，无知无党，不再梦想自由，但也从来不担心什么时候脖子被砍断。
但是，当然，哪怕是最笨的鸡也会趁笼子破的时候飞出去。现在我就要告诉你，这事最后是怎么发生的。
我不得不等到1945年的仲夏。我还记得那一天，我吃了些什么，杜阿姨说了些什么，胡兰穿了件什么样的衣服。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打那以后，一切都变了，可为什么我对那个时刻的琐事还记得这么清楚。总之，我们挤在小方桌边——胡兰和家国、文福和杜阿姨，还有淡若，坐在我身边的一只小凳子上。我们在吃早饭，很平常的一顿早饭，——用小米煮的稀饭，一种像小蜗牛那样的酱菜，冷莴苣，是前一天晚上的剩菜，很粘的臭豆腐，还有像小孩牙齿般大小的炒红豆。我们的早饭很平常，我们对饭菜的好坏也不费口舌加以评论，只有在菜丰盛的时候，我们才会评论哪道菜做得好，哪道菜做得不好。
当然，现在我一想起这些饭菜，就要赞美这些美味——所有这些味道你在美国都是尝不到的，真可惜。比方说，莴苣，像萝卜那么粗，又脆又甜，很好吃。还有臭豆腐，每天早上总有一个人推车从我们家门口经过，口中喊着，"臭豆腐！臭豆腐！"我们就是从他那儿买的。它的表皮是脆的，你一把它咬破，就会发现里面像奶酪那样软乎乎的，一股好闻的粘乎乎的味道直冲你的鼻子。
但是就像我说的，当时这些东西都是家常菜，每天都能吃到，就像你在商店里买的麦片一样。不管怎么说，因为是在夏天——你们这儿是八月——我们吃东西没什么胃口。
我还记得那天早饭桌上另外一些事情。胡兰吃了一颗红豆，吃得很慢，就像这样。她从盘子里搛起一颗，然后在空中抖动一下，好像是一颗苍蝇卵，摇摇晃晃送进嘴里。当时她已经发福了，穿的衣服又太小，就是我送她的那件桃红色衣服，把她的胸部都绷紧了。
"我当姑娘那会儿，"她说，"村子里只有我一个能一下子搛起一百粒豆子，一粒都不会掉下。"她又把一粒豆子丢入嘴里。
当然，我明白她说的意思，这是一种古老的风俗，当着未来婆家的面表演你有多么文雅，多么有教养。你得用最不像样的筷子搛起最小的食物，不留下一点垃圾。"在你的村子里，"我取笑她，"难道女人没事好做，光会数吃进嘴巴里的豆子有几颗？"
"你不信？"她说着，又嫌起一颗，咽了下去。
"我不是不相信你，"我说，"只是没时间来数你到底吃了几颗。说不定才五十颗——"
"我告诉你，是一百颗！"她又吃了一颗，然后一颗接一颗，好像要证明自己没说谎。
杜阿姨责备我们两个。"你们俩争这个有什么意思呢？或许有两百颗。不管怎么说，干吗要用筷子搛豆子来试验一个姑娘的身份呢？"
就在这当儿，我们听到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们还没来得及放下筷子，敲门声又响起来了。这次敲得更响，更急。一个男人冲进了我们的屋子，是三班的一个飞行员。他大笑着，喊道，"结束了！结束了！"即使这样，我们还是无法想象——因为我们多次听说不要指望在明年能够听到这消息——所以当他说中国胜利了，永远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了的时候，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每个人都高兴得哭了——胡兰、杜阿姨、厨师，甚至我们的丈夫。你真该看看那些快乐的眼泪，听听那些快乐的喊声。我们无法坐下去，也无法站着不动。我们跺着脚，跳上跳下。胡兰把手臂伸向空中，感谢上帝，当然，就在这当儿，她的衣服撕开了，可她一点儿也没察觉。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飞行员冲进我们的屋子，接着，又是一个，又是二个。每次有人冲进屋，我们就叫第一个飞行员重复一遍他听来的消息——是谁告诉他的，开头他怎么不相信，后来又怎么信了。
所以你瞧，大家都七嘴八舌地说开了——只有我除外。我一会哭一会笑的，假装在听这些谈话。可实际上，我的心跳得很快，我的头有点晕，我的脚底痒痒的。因为我想起好像一个旧梦又重现了。我心想，现在我可以选择了。我可以回上海去。我要给我父亲写封信。我要请叔叔，或老阿婶，或花生帮助。总会有人帮助我的，我敢肯定。我马上就能离婚，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到下午，一切都决定了。第二天一早，我们就离开昆明。我们连多花一天卖掉旧家具的时间都舍不得。最好把一切全扔了！你瞧我们有多兴奋！我们在昆明待了整整七年，而我则被我的婚姻束缚了整整八年哪！
所以那天我们开始打点行装，把我们的东西分门别类，什么该丢，什么该留，说得快，做得也快，"要这个，不要那个。"淡着已经五岁了。呵，当我说我们不能把那张他从小睡到大的小吊床带走的时候，他哭得好伤心啊！
"别哭了！"文福吼道。淡若是那么怕他的父亲，马上就安静下来了。但是文福心情很好，这次他没有再责备淡若。只是说，"到上海后，我给你买张更好的床，不但买床，还买一辆木头做的小汽车。好了，笑吧。"于是淡若尽可能把嘴咧得大大的。可怜的小淡若！
第二天早上，我们离开了昆明。这次我们没有坐在后面的拖车里。我们和胡兰、家国还有其他飞行员一起坐上了公共汽车。当时没几个飞行员离开昆明，所以汽车不挤。我和文福坐在长椅上。我坐在窗口，淡若坐在我的膝盖上。这次我们带了很多箱子、盒子，不像刚到的那会儿，只有一只箱子。我们甚至把挡雨用的油布也带上了，以防万一过夜的地方没有合适的被褥时用得上。
汽车上了路，大家都回头最后望了一眼我们住过的屋子。只有我没回过头去。我干吗要看那个使我失落了希望的地方？我已经二十七了，我只想忘掉我生活中发生过的一切。我只想朝前看。
我看到街上很拥挤，到处是汽车、卡车和搬运东西的人们。我们开出城门，来到了郊区，沿途经过几个小村子，然后爬上了山。我的心在激烈跳动着，充满了担忧和急促感。这种感情和我曾经以为我们会被日本人追上的感情是一样的。只不过这次我怕的是，要是我们不快些走，突然会有人说，"全搞错了，战争并没有结束，我们还得回去。"
这时有个飞行员喊道，"停车！"然后跑过过道，对司机吩咐了几句，指指路边。真的，车子大吼了一声，停下来了。我咬住自己的手，免得大声哭出来。三个飞行员跳了下来。我以为我们遇到抢劫了。我站起来，朝窗外望去。我一见他们的样子，马上就笑出来了——原来他们在拍照！
其中一个站着，做出一副傻乎乎的样子，很骄傲地指着蓝天——好像这儿的天跟别的地方的天有什么不同似的。我想笑了。然后我又抬头看了看天。我记得当时我心中产生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感情，就像你刚从一场乱七八糟的梦中醒来一般。就好像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昆明似的。因为我看到的不是平常的天，平常的云。天色是那么亮，那么蓝，就像蓝宝石似的，直逼你的眼睛。云共有三朵，一朵接一朵，形状就像专门为天上的神仙做的巨大的坐垫。然后我看到了一只鸟，一只大鸟，它的翅膀像彩虹一般闪闪发光。我看到了森林覆盖的青山，树木的手臂挥舞着，拂动着大地。大地上鲜花盛开，各种各样的野花争相斗艳。在这后面我看到了古老的城市，安静的弯曲的街道，白色的墙壁，从远处望去更加明亮整洁。
我第一次看到了这一切，我并不快乐，反而觉得痛苦，因为我意识到我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美景，现在已经晚了。
在去武昌的路上，我看到了战争造成的破坏。几乎每一个村子，看上去都只剩下一排排的泥巴垒起来的平房，要么是中间塌掉了，要么是屋顶被掀掉了，要么是一边的墙壁倒掉了。有些房子已经算是修过了，这儿那儿的墙洞，用破桌子或床上的草褥或破汽车门挡住了。一次我望见一个绿色的山谷，高高的茅草丛中散落着几处黑洞洞的屋子。远远望去就像几个被人随便扔掉的破煤球。我一直认不出这是一个村子，直到我们差不多要走过这地方的时候，才辨认出那些黑洞洞的东西原来是小屋，好多年前就被烧掉了，没有一个幸存者留下来修复它们。
但是我见得最多的是那些可怜的饥饿的面孔，一路上那么多面孔，年轻的，年老的，全都是同样的憔悴和痛苦。他们在瓦砾堆中扒拉着，把废品扔进薄薄的口袋中。他们一听到我们的汽车声，就扔下袋子，双手合成讨饭碗的样子，哀求着，"小姐，瞧我们可怜的样子，行行好吧！"他们的哭泣的嗓音，随着我们汽车的远去而渐渐消失。一看到他们我的胃就痛。
我们这些坐在车子里的人也有自己的担忧。我们早就听说许多穷人已经成了土匪，成群结队地流窜在中国的大地上，山区特别多。我们坐船过洞庭湖时，有人警告我们，土匪已经扣住了许多船只，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割断我们的脖子。国民党说这些事是共产党干的。而杜阿姨偷偷告诉我们，这不是真的。她的女儿写信给她，现在有人把中国发生的一切坏事都怪到共产党身上。所以你瞧，战争结束了，可斗争并没有停止。
就在我们安全到达武昌的时候——我们只在那儿的一家旅馆里过了一夜——我和胡兰都以为这辈子我们无法再相见了。她和杜阿姨还要往北走到哈尔滨去，家国也被派到那儿去。文福、淡若和我要乘火车向东到南京去，然后再从那儿坐船到上海。
不错，八年来我和胡兰有过多次争吵。但现在真的要分手，大家都有点依依不舍。在旅馆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们谈了好几个钟头，直到眼皮撑不住为止。第二天早上我们又在一起吃了早饭，我们吃得很慢，吃的是平常的简单的早饭，就是我已经跟你讲过的，同样的小米粥和小红豆。吃完后，我们互相交换了地址。我写下了我父亲的和崇明岛上的叔叔的地址。她把家国写给她的哈尔滨的地址依样画葫芦地写给我。然后我们回到各自的房间，从箱子里找些互相送别的礼物。
胡兰送我两副钩针，一副大的，一副小的。我把我最好的一件毛衣送了她，那是我自己精心编织的。然后我们两人都笑了，我们都猜中了对方的心思，一个需要织的工具，另一个需要织好的成品。家国送文福一枝自来水笔，文福送他一瓶美国威士忌。
这时我见杜阿姨在和淡着玩。她对我的儿子就像一个奶奶似的。我又回房间去翻箱子，想送她一样特别的东西。我想起来了，她很喜欢我有时让谈若玩的蓝色的香水瓶。我又一次把香水瓶举起来对着阳光，然后就出去送给了她。杜阿姨大声推辞，连声说，"我要这玩艺儿干吗？"我把瓶子硬塞在她手中，她哭起来了，告诉我她拿这东西是多么不好意思。"我没东西回送你呀。"她说。
于是我告诉她，"我给你的也不算什么，只是好看罢了，这样你就能记得一个傻女人和她的儿子。"
分手前，胡兰和我握了手。我很想为我们这些年来的争吵说声道歉。但我不知道怎么说好。于是我说，"我想确确实实是一百颗红豆。"她马上就明白，我指的是我们离开昆明前的最后一次争吵。
胡兰摇摇头，又哭又笑，"不，或许是你对，只有五十颗，没有更多了。"
"一百。"我坚持说。
"五十，或许还要少。"她坚决地说。然后她又不好意思地加了句，"当时我们家很穷。我只得每天早上把数量不多的豆子，一五一十地数成两堆，一堆给我妹妹，一堆给自己。所以你瞧，我只是希望有一百颗豆子。"
我们到了上海码头后，没有马上去看文福的父母。本来这是惯例。但因为日本人一占领上海，他的父母就搬到内地去了，这样我们就得再坐一天火车才能到达他父母亲那儿。所以文福就坚持说我们应该先到我父亲家去。我知道他也在梦想我们可以住在那幢高级住宅里。他还有个打算，在上海比在小岛上更能做好生意。什么样的生意，他没说，我也没问。
"你父亲当然会要你和他住在一起，你是他的女儿嘛。"他说着，把他的空军制服套上去，我猜他是想要大家高兴看到他，一个胜利归来的战斗英雄。
我没和他争论。我也想先看到我父亲。我不想得到他的帮助，我只希望我父亲见到我会很高兴。
我们从码头上租了辆小车，直接开回去。一路上，文福独自哼着一支快乐的小调。淡若忙着看窗外的风景，他的头不停地朝各个方向转来转去，想抓住这奇怪的大城市的景象。
"妈妈，瞧！"他喊道，我见他指着一个头缠红布的印度人，在给来往车辆打手势。我小时候一见这些印度交通警就要哭。这是因为我父亲的一位太太告诉我，如果我不听话，她就要把我交给这些"红头阿三"，他们会用他们的大胡子戳我。
"不要怕，"我告诉淡若，"你见他头上戴的帽子了吗？不过是湿衣服缠起来晾晾干的。"淡若想从座位上爬起来看得更清楚点。
"不要对孩子胡说八道。"文福说。淡若马上就爬下去了。
真不可思议，这个城市还是那么忙碌那么拥挤，好像什么也没毁坏，什么也没改变——至少在大马路上是如此。小车和出租车喇叭呜呜作响，自行车穿梭而过，人行道上熙熙攘攘，穿着燕尾服的商人，推着装满蔬菜的手拉车的农民，手拉手走路的女学生，戴着最新式的帽子、穿着跟最高的皮鞋的时髦女郎。她们知道大家都在看着她们，都在羡慕她们。当然那儿也有外国人，但是没有我记忆中那么多了，事实上，没几个。我看这些人没以前那么威风了，步子也没以前那么自信了，他们穿马路的时候很小心，现在他们明白这个世界不会停下来让他们慢慢走。
车子离我父亲的住宅越来越近了，我竭力想，我怎么把我的婚姻状况以及为什么我必须离婚的原因告诉他。
我强迫自己又一次想起发生在怡苦身上的事。"父亲，"我要哭着告诉他，"他说即使她死了，他也管不着。他就这样让她死了！"我想起文福怎样把我的陪嫁钱赌光的。"当他从我这里再也偷不到钱后，他就把我的身体当本钱，他笑着告诉那些男人，要是他失踪了，随便哪个都可以和我睡觉！"我想起那么多个晚上，他在和别的女人睡过觉后，又来折腾我的身体，"他还把一个女人带到我们的床上来，叫我看。当然，我没看，但我不能捂住我的耳朵。"
越想起这些往事，我的呼吸就越快，仇恨充满了我的胸膛。我父亲怎么会拒绝帮我的忙呢？他当然会帮我的！哪个家庭会要这么一个可恶的女婿？——没有感情，没有道德，没有廉耻。这就是我在到达巨鹿路我父亲家时的想法。但我没考虑到这一点：如果我的生活在这八年中有了那么大的变化，那么也许我父亲也同样。
我一穿过门廊，马上就发现这屋子出奇地静。朝外的百叶窗关得紧紧的，好像整个冬天都一直关着似的。可现在才九月呀，天气还相当热呢。
"这么大的房子，谁住在这儿呀？"淡若问。
"安静。"文福说。
因为我对我父亲的屋子不是很熟悉，也没注意到其他的变化，直到后来我才发现：前门破了，随便修了一下。院子里的扶梯已经塌下来了，然后又改了个方向。屋子下部的墙壁很匆忙地重新油漆了一下，色彩与原先的很不协调。下面的百叶窗已经破了，还没有换过。
等了很久，才有一个佣人出来开门。她用怀疑的目光打量我们，我赶紧告诉她我们是江少炎的女儿、女婿和外孙。
"阿姨。"我客气地叫她，因为我不知道这佣人在家中的地位，"我是来看我父亲的。"这女人长得矮小肥胖，年纪已经不轻，穿一件普通的工作服，看上去一点也不像那种替大户人家看门的佣人，倒是更像那种没人见的时候扫垃圾的清洁工。
"哦！"她说，"请进！请进！"
但她没有叫一个管家出来迎接我们，而是自己把我带到我父亲的书房里了，我见父亲坐在黑暗中，两眼茫然地凝视着前面。
我父亲从安乐椅上转过身来。他的目光从我身上，从谈若身上移到文福身上。他一边的眉毛... -->>
我已经跟你讲过我结婚开头那些日子，这样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我既软弱又坚强了。或许，在你们美国人心目中，一个人是不可能同时具有这两种矛盾的东西的。但从我自己的生活来看，我不得不具备这两者，只有这样我才能活下去。
情况是这样的：在战争后期，我过着一种没有希望的生活。但虽然没有希望，我却不再绝望。我不再反抗我的婚姻，但我也不顺从。这就是我的生活，一切总是徘徊着——没有希望，也没有绝望；没有反抗，但也没有顺从。所以，你瞧，就是这样，既软弱又坚强。
我不要你欣赏我。这不是与自然合为一体，没这回事。我说这话的意思是只不过要你明白，我就像一只关在笼中的母鸡，无知无党，不再梦想自由，但也从来不担心什么时候脖子被砍断。
但是，当然，哪怕是最笨的鸡也会趁笼子破的时候飞出去。现在我就要告诉你，这事最后是怎么发生的。
我不得不等到1945年的仲夏。我还记得那一天，我吃了些什么，杜阿姨说了些什么，胡兰穿了件什么样的衣服。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打那以后，一切都变了，可为什么我对那个时刻的琐事还记得这么清楚。总之，我们挤在小方桌边——胡兰和家国、文福和杜阿姨，还有淡若，坐在我身边的一只小凳子上。我们在吃早饭，很平常的一顿早饭，——用小米煮的稀饭，一种像小蜗牛那样的酱菜，冷莴苣，是前一天晚上的剩菜，很粘的臭豆腐，还有像小孩牙齿般大小的炒红豆。我们的早饭很平常，我们对饭菜的好坏也不费口舌加以评论，只有在菜丰盛的时候，我们才会评论哪道菜做得好，哪道菜做得不好。
当然，现在我一想起这些饭菜，就要赞美这些美味——所有这些味道你在美国都是尝不到的，真可惜。比方说，莴苣，像萝卜那么粗，又脆又甜，很好吃。还有臭豆腐，每天早上总有一个人推车从我们家门口经过，口中喊着，"臭豆腐！臭豆腐！"我们就是从他那儿买的。它的表皮是脆的，你一把它咬破，就会发现里面像奶酪那样软乎乎的，一股好闻的粘乎乎的味道直冲你的鼻子。
但是就像我说的，当时这些东西都是家常菜，每天都能吃到，就像你在商店里买的麦片一样。不管怎么说，因为是在夏天——你们这儿是八月——我们吃东西没什么胃口。
我还记得那天早饭桌上另外一些事情。胡兰吃了一颗红豆，吃得很慢，就像这样。她从盘子里搛起一颗，然后在空中抖动一下，好像是一颗苍蝇卵，摇摇晃晃送进嘴里。当时她已经发福了，穿的衣服又太小，就是我送她的那件桃红色衣服，把她的胸部都绷紧了。
"我当姑娘那会儿，"她说，"村子里只有我一个能一下子搛起一百粒豆子，一粒都不会掉下。"她又把一粒豆子丢入嘴里。
当然，我明白她说的意思，这是一种古老的风俗，当着未来婆家的面表演你有多么文雅，多么有教养。你得用最不像样的筷子搛起最小的食物，不留下一点垃圾。"在你的村子里，"我取笑她，"难道女人没事好做，光会数吃进嘴巴里的豆子有几颗？"
"你不信？"她说着，又嫌起一颗，咽了下去。
"我不是不相信你，"我说，"只是没时间来数你到底吃了几颗。说不定才五十颗——"
"我告诉你，是一百颗！"她又吃了一颗，然后一颗接一颗，好像要证明自己没说谎。
杜阿姨责备我们两个。"你们俩争这个有什么意思呢？或许有两百颗。不管怎么说，干吗要用筷子搛豆子来试验一个姑娘的身份呢？"
就在这当儿，我们听到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们还没来得及放下筷子，敲门声又响起来了。这次敲得更响，更急。一个男人冲进了我们的屋子，是三班的一个飞行员。他大笑着，喊道，"结束了！结束了！"即使这样，我们还是无法想象——因为我们多次听说不要指望在明年能够听到这消息——所以当他说中国胜利了，永远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了的时候，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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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瞧，大家都七嘴八舌地说开了——只有我除外。我一会哭一会笑的，假装在听这些谈话。可实际上，我的心跳得很快，我的头有点晕，我的脚底痒痒的。因为我想起好像一个旧梦又重现了。我心想，现在我可以选择了。我可以回上海去。我要给我父亲写封信。我要请叔叔，或老阿婶，或花生帮助。总会有人帮助我的，我敢肯定。我马上就能离婚，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到下午，一切都决定了。第二天一早，我们就离开昆明。我们连多花一天卖掉旧家具的时间都舍不得。最好把一切全扔了！你瞧我们有多兴奋！我们在昆明待了整整七年，而我则被我的婚姻束缚了整整八年哪！
所以那天我们开始打点行装，把我们的东西分门别类，什么该丢，什么该留，说得快，做得也快，"要这个，不要那个。"淡着已经五岁了。呵，当我说我们不能把那张他从小睡到大的小吊床带走的时候，他哭得好伤心啊！
"别哭了！"文福吼道。淡若是那么怕他的父亲，马上就安静下来了。但是文福心情很好，这次他没有再责备淡若。只是说，"到上海后，我给你买张更好的床，不但买床，还买一辆木头做的小汽车。好了，笑吧。"于是淡若尽可能把嘴咧得大大的。可怜的小淡若！
第二天早上，我们离开了昆明。这次我们没有坐在后面的拖车里。我们和胡兰、家国还有其他飞行员一起坐上了公共汽车。当时没几个飞行员离开昆明，所以汽车不挤。我和文福坐在长椅上。我坐在窗口，淡若坐在我的膝盖上。这次我们带了很多箱子、盒子，不像刚到的那会儿，只有一只箱子。我们甚至把挡雨用的油布也带上了，以防万一过夜的地方没有合适的被褥时用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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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看到了这一切，我并不快乐，反而觉得痛苦，因为我意识到我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美景，现在已经晚了。
在去武昌的路上，我看到了战争造成的破坏。几乎每一个村子，看上去都只剩下一排排的泥巴垒起来的平房，要么是中间塌掉了，要么是屋顶被掀掉了，要么是一边的墙壁倒掉了。有些房子已经算是修过了，这儿那儿的墙洞，用破桌子或床上的草褥或破汽车门挡住了。一次我望见一个绿色的山谷，高高的茅草丛中散落着几处黑洞洞的屋子。远远望去就像几个被人随便扔掉的破煤球。我一直认不出这是一个村子，直到我们差不多要走过这地方的时候，才辨认出那些黑洞洞的东西原来是小屋，好多年前就被烧掉了，没有一个幸存者留下来修复它们。
但是我见得最多的是那些可怜的饥饿的面孔，一路上那么多面孔，年轻的，年老的，全都是同样的憔悴和痛苦。他们在瓦砾堆中扒拉着，把废品扔进薄薄的口袋中。他们一听到我们的汽车声，就扔下袋子，双手合成讨饭碗的样子，哀求着，"小姐，瞧我们可怜的样子，行行好吧！"他们的哭泣的嗓音，随着我们汽车的远去而渐渐消失。一看到他们我的胃就痛。
我们这些坐在车子里的人也有自己的担忧。我们早就听说许多穷人已经成了土匪，成群结队地流窜在中国的大地上，山区特别多。我们坐船过洞庭湖时，有人警告我们，土匪已经扣住了许多船只，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割断我们的脖子。国民党说这些事是共产党干的。而杜阿姨偷偷告诉我们，这不是真的。她的女儿写信给她，现在有人把中国发生的一切坏事都怪到共产党身上。所以你瞧，战争结束了，可斗争并没有停止。
就在我们安全到达武昌的时候——我们只在那儿的一家旅馆里过了一夜——我和胡兰都以为这辈子我们无法再相见了。她和杜阿姨还要往北走到哈尔滨去，家国也被派到那儿去。文福、淡若和我要乘火车向东到南京去，然后再从那儿坐船到上海。
不错，八年来我和胡兰有过多次争吵。但现在真的要分手，大家都有点依依不舍。在旅馆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们谈了好几个钟头，直到眼皮撑不住为止。第二天早上我们又在一起吃了早饭，我们吃得很慢，吃的是平常的简单的早饭，就是我已经跟你讲过的，同样的小米粥和小红豆。吃完后，我们互相交换了地址。我写下了我父亲的和崇明岛上的叔叔的地址。她把家国写给她的哈尔滨的地址依样画葫芦地写给我。然后我们回到各自的房间，从箱子里找些互相送别的礼物。
胡兰送我两副钩针，一副大的，一副小的。我把我最好的一件毛衣送了她，那是我自己精心编织的。然后我们两人都笑了，我们都猜中了对方的心思，一个需要织的工具，另一个需要织好的成品。家国送文福一枝自来水笔，文福送他一瓶美国威士忌。
这时我见杜阿姨在和淡着玩。她对我的儿子就像一个奶奶似的。我又回房间去翻箱子，想送她一样特别的东西。我想起来了，她很喜欢我有时让谈若玩的蓝色的香水瓶。我又一次把香水瓶举起来对着阳光，然后就出去送给了她。杜阿姨大声推辞，连声说，"我要这玩艺儿干吗？"我把瓶子硬塞在她手中，她哭起来了，告诉我她拿这东西是多么不好意思。"我没东西回送你呀。"她说。
于是我告诉她，"我给你的也不算什么，只是好看罢了，这样你就能记得一个傻女人和她的儿子。"
分手前，胡兰和我握了手。我很想为我们这些年来的争吵说声道歉。但我不知道怎么说好。于是我说，"我想确确实实是一百颗红豆。"她马上就明白，我指的是我们离开昆明前的最后一次争吵。
胡兰摇摇头，又哭又笑，"不，或许是你对，只有五十颗，没有更多了。"
"一百。"我坚持说。
"五十，或许还要少。"她坚决地说。然后她又不好意思地加了句，"当时我们家很穷。我只得每天早上把数量不多的豆子，一五一十地数成两堆，一堆给我妹妹，一堆给自己。所以你瞧，我只是希望有一百颗豆子。"
我们到了上海码头后，没有马上去看文福的父母。本来这是惯例。但因为日本人一占领上海，他的父母就搬到内地去了，这样我们就得再坐一天火车才能到达他父母亲那儿。所以文福就坚持说我们应该先到我父亲家去。我知道他也在梦想我们可以住在那幢高级住宅里。他还有个打算，在上海比在小岛上更能做好生意。什么样的生意，他没说，我也没问。
"你父亲当然会要你和他住在一起，你是他的女儿嘛。"他说着，把他的空军制服套上去，我猜他是想要大家高兴看到他，一个胜利归来的战斗英雄。
我没和他争论。我也想先看到我父亲。我不想得到他的帮助，我只希望我父亲见到我会很高兴。
我们从码头上租了辆小车，直接开回去。一路上，文福独自哼着一支快乐的小调。淡若忙着看窗外的风景，他的头不停地朝各个方向转来转去，想抓住这奇怪的大城市的景象。
"妈妈，瞧！"他喊道，我见他指着一个头缠红布的印度人，在给来往车辆打手势。我小时候一见这些印度交通警就要哭。这是因为我父亲的一位太太告诉我，如果我不听话，她就要把我交给这些"红头阿三"，他们会用他们的大胡子戳我。
"不要怕，"我告诉淡若，"你见他头上戴的帽子了吗？不过是湿衣服缠起来晾晾干的。"淡若想从座位上爬起来看得更清楚点。
"不要对孩子胡说八道。"文福说。淡若马上就爬下去了。
真不可思议，这个城市还是那么忙碌那么拥挤，好像什么也没毁坏，什么也没改变——至少在大马路上是如此。小车和出租车喇叭呜呜作响，自行车穿梭而过，人行道上熙熙攘攘，穿着燕尾服的商人，推着装满蔬菜的手拉车的农民，手拉手走路的女学生，戴着最新式的帽子、穿着跟最高的皮鞋的时髦女郎。她们知道大家都在看着她们，都在羡慕她们。当然那儿也有外国人，但是没有我记忆中那么多了，事实上，没几个。我看这些人没以前那么威风了，步子也没以前那么自信了，他们穿马路的时候很小心，现在他们明白这个世界不会停下来让他们慢慢走。
车子离我父亲的住宅越来越近了，我竭力想，我怎么把我的婚姻状况以及为什么我必须离婚的原因告诉他。
我强迫自己又一次想起发生在怡苦身上的事。"父亲，"我要哭着告诉他，"他说即使她死了，他也管不着。他就这样让她死了！"我想起文福怎样把我的陪嫁钱赌光的。"当他从我这里再也偷不到钱后，他就把我的身体当本钱，他笑着告诉那些男人，要是他失踪了，随便哪个都可以和我睡觉！"我想起那么多个晚上，他在和别的女人睡过觉后，又来折腾我的身体，"他还把一个女人带到我们的床上来，叫我看。当然，我没看，但我不能捂住我的耳朵。"
越想起这些往事，我的呼吸就越快，仇恨充满了我的胸膛。我父亲怎么会拒绝帮我的忙呢？他当然会帮我的！哪个家庭会要这么一个可恶的女婿？——没有感情，没有道德，没有廉耻。这就是我在到达巨鹿路我父亲家时的想法。但我没考虑到这一点：如果我的生活在这八年中有了那么大的变化，那么也许我父亲也同样。
我一穿过门廊，马上就发现这屋子出奇地静。朝外的百叶窗关得紧紧的，好像整个冬天都一直关着似的。可现在才九月呀，天气还相当热呢。
"这么大的房子，谁住在这儿呀？"淡若问。
"安静。"文福说。
因为我对我父亲的屋子不是很熟悉，也没注意到其他的变化，直到后来我才发现：前门破了，随便修了一下。院子里的扶梯已经塌下来了，然后又改了个方向。屋子下部的墙壁很匆忙地重新油漆了一下，色彩与原先的很不协调。下面的百叶窗已经破了，还没有换过。
等了很久，才有一个佣人出来开门。她用怀疑的目光打量我们，我赶紧告诉她我们是江少炎的女儿、女婿和外孙。
"阿姨。"我客气地叫她，因为我不知道这佣人在家中的地位，"我是来看我父亲的。"这女人长得矮小肥胖，年纪已经不轻，穿一件普通的工作服，看上去一点也不像那种替大户人家看门的佣人，倒是更像那种没人见的时候扫垃圾的清洁工。
"哦！"她说，"请进！请进！"
但她没有叫一个管家出来迎接我们，而是自己把我带到我父亲的书房里了，我见父亲坐在黑暗中，两眼茫然地凝视着前面。
我父亲从安乐椅上转过身来。他的目光从我身上，从谈若身上移到文福身上。他一边的眉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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