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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生毕业后，我留在哲学研究所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室当时的一位负责人很欣赏我，向所里要我，我被分配到了那个室。可是，我很快发现，那里的气氛是非常不适合于我的。在贾老师的帮助下，第二年我归口到了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顺着硕士生时期的惯性，我所做的主要学术工作仍是苏联哲学的介绍、翻译和马克思人性理论的研究。作为消遣，我读各种闲书，读到徐梵澄、楚图南在解放前翻译的几种尼采著作，顿感一见如故。那一年，所里有人筹备外国美学丛刊，向我约稿，我便决定写一篇谈尼采美学的文章。于是，我开始抱着词典读尼采的德文原著，一边翻译悲剧的诞生和权力意志中的若干段落。我译得慢极了，艰难极了，但别有一番趣味，觉得尼采薄薄几页东西比一大堆俄文书包含远为丰富的内容，像一个美丽的谜语，经过枯燥的劳动却探得了奇妙的谜底。我于1983年写出从酒神精神到权力意志——尼采艺术哲学初探一文，直到1986年4月才在外国美学第二辑上刊出，这是我从事尼采研究的开始。
尝到甜头后，我停不下来了，于1983年9月开始翻译悲剧的诞生全文。一发而不可收，接着又译别的著作，编成尼采美学文选，计二十八万字。开译时我并没有想到出版，只是因为喜欢，同时也可以练德语。译出后，恰逢甘阳创办人文学术文库，便收了进去，于1986年12月在三联出版。译过尼采之后，我再也不肯去译苏联哲学的书了，无法再忍受那样拙劣的文体和连篇的空话。同时，我也厌烦了在马克思主义人学问题上纠缠不休。我留所工作一年半后，所里讨论我们这批研究生的助理研究员转正问题，有人坚决反对给我转正，理由之一便是我在人性问题上的观点。此后不久，开展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把人道主义和异化的学术问题与淫书淫画一锅煮，我被列入所内清理名单。我不是宁愿尝神设的禁果而不屑于闯人设的禁区吗？好吧，现在我在尼采这里已经品尝到了神设的禁果，回过头去看那些人设的禁区就更觉得滑稽了。事实上，一旦回到事物本身，意识形态的壁垒就不复存在了。八十年代初的人学论战无非是在争论思考人的根本问题的合法性，一派以马克思的名义宣布其不合法，另一派也以马克思的名义申辩其合法。可是，一个思想者岂不应该直接去思考本质问题，而无须理会任何名义之争？
1984年，全国开始正式招博士生，我在职做了汝信的学生，确定以尼采哲学为研究主题。事后听一位知情者说，汝信也正对尼采感兴趣并已开始进行研究，然而，为了不影响我的独立探索，便悄悄转移了研究方向。他自己从未对我提及此事，惟其如此，我心中就更加感动。常见的情形正相反，导师往往支使学生替自己做事，然后把成果占为己有。考上博士生时，我已经在酝酿写一本关于尼采的书，那是方鸣提议我写的。方鸣当时是人民出版社的编辑，策划编一套丛书，想让我来打头炮。1985年的年初，我把自己关在那间充当宿舍的地下室里，用了两个月时间——日记记载：1月28日动笔，3月25日完成——写出了这本十八万字的小册子，题为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
我和方鸣可谓一见如故。他比我小一轮，那时二十多岁，在出版社第一次遇见，我就从他眼中读出了百分之百的友情。我们都写诗，他写的散文诗有泰戈尔之风，可惜后来不写了。他来看我，发现我成年累月一个人住在地下室里，对我忍受孤独的能力感到震惊。我说，你没有看见我用拳头捶墙又哭又喊的样子呢。他对人感叹说：“周国平是最有人性的人，既文雅又疯狂，一点儿不像他的岁数。如果没有他，这个世界就会太没有人味了。”我有一篇文章题为人性、爱情和天才，他指着这个题目说：“这完全是周国平自己的问题啊！”他还说过一句“脏话”成为朋友间流传的名言：“别人写东西像撒尿，周国平写东西像射xx精。”这些话表明他对我何等偏爱，而他正是怀着这样的偏爱催促我写尼采的。稿子出来后，他十分兴奋，但也担心我的观点一反习见，出版会遇到阻碍，便建议我请汝信写个序。我心想，汝信身居高职，又曾因文革后率先发表为人道主义正名的文章而遇到过麻烦，此事未免强人所难。但是，不管怎样，我终归要把稿子送给我的导师看一看，请他提意见。
汝信看得很认真，看完后把我叫去，对我说了一番话。我追记了大意，今天看仍觉得好，所以抄在这里：“哲学著作这样写是很好的，我很喜欢，一扫过去那种沉闷的写法，使人耳目一新。这本书出来，是会有很大影响的，会引起注意。不过，我还是觉得，不要讲得过分，有些地方要冲淡一下。尼采的某些观点，该批评的要批评。修改时不要搞得四平八稳，不要抹去你的锋芒。”他又说：“其实，对一个思想家，主要应当吸取他的精华，加以消化，而把糟粕排泄掉。问题就看你有没有坚强的胃。有坚强的胃怕什么毒素？没有坚强的胃，无论吃进什么，都不能消化，反正要得病，怪得了谁呢？”听了这些话，我就斗胆请他写序了，他欣然应允。
几天后，序写出来了，相当精彩，尤其是这句话：“在历史的审判台前，只有弱者才需要辩护，而尼采却决不是弱者。他所需要的不是辩护，而是理解。”可是，就在我拿到序的同一天，方鸣来找我，一进门就说：“你的尼采遭恶运了。”他告诉我，他们社总编辑对哲学编辑室主任薛德震说：“尼采不是法西斯思想家吗，为什么要写他？现在有一股翻案风。苏联没有给尼采翻案，我们翻了，苏联会怎么看？”老薛向方鸣发牢骚：“到今天居然还有人说这种话！”其后，总编辑责成社里一个资深编辑审稿并拿出意见。那位老先生写了审读意见，大意是说要帮助作者用马列主义认识尼采，这当然明确否决了书的出版。不过，他也写了一句勉励的话：“作者很有才情，如能得到健康发展，将是一位很有前途的作家。”方鸣气愤地说：“很有前途的作家？现在不是，还要等将来？”
方鸣当然不甘心，他积极活动，把汝信的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又先后跑了北京五家出版社，推荐我的书稿。答复是一致的：书不错，但不敢出。整整一年后，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邵敏来北京组稿，自告奋勇把稿子带回上海碰运气。奇迹发生了：半个月三审通过，五个月出版发行。在编辑过程... -->>
硕士生毕业后，我留在哲学研究所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室当时的一位负责人很欣赏我，向所里要我，我被分配到了那个室。可是，我很快发现，那里的气氛是非常不适合于我的。在贾老师的帮助下，第二年我归口到了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顺着硕士生时期的惯性，我所做的主要学术工作仍是苏联哲学的介绍、翻译和马克思人性理论的研究。作为消遣，我读各种闲书，读到徐梵澄、楚图南在解放前翻译的几种尼采著作，顿感一见如故。那一年，所里有人筹备外国美学丛刊，向我约稿，我便决定写一篇谈尼采美学的文章。于是，我开始抱着词典读尼采的德文原著，一边翻译悲剧的诞生和权力意志中的若干段落。我译得慢极了，艰难极了，但别有一番趣味，觉得尼采薄薄几页东西比一大堆俄文书包含远为丰富的内容，像一个美丽的谜语，经过枯燥的劳动却探得了奇妙的谜底。我于1983年写出从酒神精神到权力意志——尼采艺术哲学初探一文，直到1986年4月才在外国美学第二辑上刊出，这是我从事尼采研究的开始。
尝到甜头后，我停不下来了，于1983年9月开始翻译悲剧的诞生全文。一发而不可收，接着又译别的著作，编成尼采美学文选，计二十八万字。开译时我并没有想到出版，只是因为喜欢，同时也可以练德语。译出后，恰逢甘阳创办人文学术文库，便收了进去，于1986年12月在三联出版。译过尼采之后，我再也不肯去译苏联哲学的书了，无法再忍受那样拙劣的文体和连篇的空话。同时，我也厌烦了在马克思主义人学问题上纠缠不休。我留所工作一年半后，所里讨论我们这批研究生的助理研究员转正问题，有人坚决反对给我转正，理由之一便是我在人性问题上的观点。此后不久，开展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把人道主义和异化的学术问题与淫书淫画一锅煮，我被列入所内清理名单。我不是宁愿尝神设的禁果而不屑于闯人设的禁区吗？好吧，现在我在尼采这里已经品尝到了神设的禁果，回过头去看那些人设的禁区就更觉得滑稽了。事实上，一旦回到事物本身，意识形态的壁垒就不复存在了。八十年代初的人学论战无非是在争论思考人的根本问题的合法性，一派以马克思的名义宣布其不合法，另一派也以马克思的名义申辩其合法。可是，一个思想者岂不应该直接去思考本质问题，而无须理会任何名义之争？
1984年，全国开始正式招博士生，我在职做了汝信的学生，确定以尼采哲学为研究主题。事后听一位知情者说，汝信也正对尼采感兴趣并已开始进行研究，然而，为了不影响我的独立探索，便悄悄转移了研究方向。他自己从未对我提及此事，惟其如此，我心中就更加感动。常见的情形正相反，导师往往支使学生替自己做事，然后把成果占为己有。考上博士生时，我已经在酝酿写一本关于尼采的书，那是方鸣提议我写的。方鸣当时是人民出版社的编辑，策划编一套丛书，想让我来打头炮。1985年的年初，我把自己关在那间充当宿舍的地下室里，用了两个月时间——日记记载：1月28日动笔，3月25日完成——写出了这本十八万字的小册子，题为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
我和方鸣可谓一见如故。他比我小一轮，那时二十多岁，在出版社第一次遇见，我就从他眼中读出了百分之百的友情。我们都写诗，他写的散文诗有泰戈尔之风，可惜后来不写了。他来看我，发现我成年累月一个人住在地下室里，对我忍受孤独的能力感到震惊。我说，你没有看见我用拳头捶墙又哭又喊的样子呢。他对人感叹说：“周国平是最有人性的人，既文雅又疯狂，一点儿不像他的岁数。如果没有他，这个世界就会太没有人味了。”我有一篇文章题为人性、爱情和天才，他指着这个题目说：“这完全是周国平自己的问题啊！”他还说过一句“脏话”成为朋友间流传的名言：“别人写东西像撒尿，周国平写东西像射xx精。”这些话表明他对我何等偏爱，而他正是怀着这样的偏爱催促我写尼采的。稿子出来后，他十分兴奋，但也担心我的观点一反习见，出版会遇到阻碍，便建议我请汝信写个序。我心想，汝信身居高职，又曾因文革后率先发表为人道主义正名的文章而遇到过麻烦，此事未免强人所难。但是，不管怎样，我终归要把稿子送给我的导师看一看，请他提意见。
汝信看得很认真，看完后把我叫去，对我说了一番话。我追记了大意，今天看仍觉得好，所以抄在这里：“哲学著作这样写是很好的，我很喜欢，一扫过去那种沉闷的写法，使人耳目一新。这本书出来，是会有很大影响的，会引起注意。不过，我还是觉得，不要讲得过分，有些地方要冲淡一下。尼采的某些观点，该批评的要批评。修改时不要搞得四平八稳，不要抹去你的锋芒。”他又说：“其实，对一个思想家，主要应当吸取他的精华，加以消化，而把糟粕排泄掉。问题就看你有没有坚强的胃。有坚强的胃怕什么毒素？没有坚强的胃，无论吃进什么，都不能消化，反正要得病，怪得了谁呢？”听了这些话，我就斗胆请他写序了，他欣然应允。
几天后，序写出来了，相当精彩，尤其是这句话：“在历史的审判台前，只有弱者才需要辩护，而尼采却决不是弱者。他所需要的不是辩护，而是理解。”可是，就在我拿到序的同一天，方鸣来找我，一进门就说：“你的尼采遭恶运了。”他告诉我，他们社总编辑对哲学编辑室主任薛德震说：“尼采不是法西斯思想家吗，为什么要写他？现在有一股翻案风。苏联没有给尼采翻案，我们翻了，苏联会怎么看？”老薛向方鸣发牢骚：“到今天居然还有人说这种话！”其后，总编辑责成社里一个资深编辑审稿并拿出意见。那位老先生写了审读意见，大意是说要帮助作者用马列主义认识尼采，这当然明确否决了书的出版。不过，他也写了一句勉励的话：“作者很有才情，如能得到健康发展，将是一位很有前途的作家。”方鸣气愤地说：“很有前途的作家？现在不是，还要等将来？”
方鸣当然不甘心，他积极活动，把汝信的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又先后跑了北京五家出版社，推荐我的书稿。答复是一致的：书不错，但不敢出。整整一年后，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邵敏来北京组稿，自告奋勇把稿子带回上海碰运气。奇迹发生了：半个月三审通过，五个月出版发行。在编辑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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