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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当我勤奋做事的时候，想起那些什么事不做、什么学问没有、专凭职权欺压百姓的人，就禁不住轻蔑地一笑。尽管他们气势汹汹，我还是有权利蔑视他们的。”
“即使一辈子受冷落，我也宁愿做一个默默无闻但有真才实学的人，而决不做一个不学无术的沽名钓誉之徒。说这是清高也好，说这是志气也好，反正我是决定这样一意孤行了。”
当然，若问我究竟做出了什么成绩，其实也很可怜。在那样的环境中，我所能做的不过是尽量找书读和写点东西罢了。七十年代初期，书店里根本没有值得一读的书出售。我在县中学图书室里发现了一套很不全的万有文库，真是欣喜不已，陆续借来读了。鲁迅全集重印，我让家人在上海买了寄来，重读了一遍。闲读杂书不能使我满足，我特别想做一点系统的研究，苦于无从着手。1973年，评法批儒开始，给我提供了一个题目。当时我对这场宣传攻势的背景和用心并不了解，但觉得基调是有问题的，曾在日记中写道：“儒法两家代表封建统治阶级的两手，所谓王道和霸道是也。过褒过贬，似不妥当。现在尊法批儒，大约是要为文化大革命辩护吧。”不过，借此机会系统读一下两家著作，也是好事。正巧小早得到一套印影线装的韩非子集解，我便让他寄来借我一读。那时我正在一个很落后的村子下乡，夜晚没有电灯，跳蚤叮得人无法入睡，我便打着手电筒读书。读完后，我很想写一写，但觉得资料不够，就写信给见过几面的地委宣传部长，求她帮我借书。她回信表示拒绝，理由十分特别，竟是因为韩非子不属于宣传报道范围。最后我还是写了一篇三万多字的论文，题为韩非的法治理论。在当时，这样的东西当然不可能发表，不过我的目的从来是自己弄清问题。清楚了有何用？不知道。但是，清楚总归比不清楚好吧，而且我总算是在做点事情了。
从1973年起，配合着评法批儒，中华书局开始再版二十四史，这对于渴求书籍的我来说真是沙漠甘泉。县书店进货很少，宣传部和党校都只能得到一套，我在这两个单位时，买书都由我负责，我便自己买下，不去报销发票。事实上，除了我，这些书根本没有人读，报销了同样可以占为己有，不会有人发现和过问，但我的洁癖不允许我这样做。从此开始了我读史的生活，两年多里读了前三史和晋书，还读了从县中学借来的战国策、左传。我产生了一个计划，想写春秋战国史稿，结果只写了齐、吴、鲁三章分国史，三万多字。此外，还写了读三国志，四万多字，包括论曹操和诸葛亮的两篇长文以及一些人物述评。
除历史外，我读书的另一个重点是马列。这主要是因为，当我在县委宣传部工作时，办公室那两只书柜里真正值得读的书只有一套马恩全集和一套列宁全集。我把这两套书共七十八卷通读了一遍，并摘录了大量卡片。列宁十月革命后的著作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发现他被在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国家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困难深深困扰着，而这也正是我国面临的问题。我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思考，但是，直到四人帮倒台之后，在1978年4月，才写成了一篇三万字的论文，题为落后国家的革命和生产力——重温列宁的有关论述。我着重阐发了列宁的一个重要思想：虽然社会主义革命是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开始的，但只有在生产力先进的国家里才能够完成。在很大程度上，列宁已经预见到了落后国家资本主义复辟的必然性。撇开价值观点不论，应该承认，列宁是英明的。
在停止的岁月中，我还是做了一点事情。那么，也许岁月并没有停止，它在寂静中仍在悄悄前行，把我带往一个适合于我生长的地方。
的。每当我勤奋做事的时候，想起那些什么事不做、什么学问没有、专凭职权欺压百姓的人，就禁不住轻蔑地一笑。尽管他们气势汹汹，我还是有权利蔑视他们的。”
“即使一辈子受冷落，我也宁愿做一个默默无闻但有真才实学的人，而决不做一个不学无术的沽名钓誉之徒。说这是清高也好，说这是志气也好，反正我是决定这样一意孤行了。”
当然，若问我究竟做出了什么成绩，其实也很可怜。在那样的环境中，我所能做的不过是尽量找书读和写点东西罢了。七十年代初期，书店里根本没有值得一读的书出售。我在县中学图书室里发现了一套很不全的万有文库，真是欣喜不已，陆续借来读了。鲁迅全集重印，我让家人在上海买了寄来，重读了一遍。闲读杂书不能使我满足，我特别想做一点系统的研究，苦于无从着手。1973年，评法批儒开始，给我提供了一个题目。当时我对这场宣传攻势的背景和用心并不了解，但觉得基调是有问题的，曾在日记中写道：“儒法两家代表封建统治阶级的两手，所谓王道和霸道是也。过褒过贬，似不妥当。现在尊法批儒，大约是要为文化大革命辩护吧。”不过，借此机会系统读一下两家著作，也是好事。正巧小早得到一套印影线装的韩非子集解，我便让他寄来借我一读。那时我正在一个很落后的村子下乡，夜晚没有电灯，跳蚤叮得人无法入睡，我便打着手电筒读书。读完后，我很想写一写，但觉得资料不够，就写信给见过几面的地委宣传部长，求她帮我借书。她回信表示拒绝，理由十分特别，竟是因为韩非子不属于宣传报道范围。最后我还是写了一篇三万多字的论文，题为韩非的法治理论。在当时，这样的东西当然不可能发表，不过我的目的从来是自己弄清问题。清楚了有何用？不知道。但是，清楚总归比不清楚好吧，而且我总算是在做点事情了。
从1973年起，配合着评法批儒，中华书局开始再版二十四史，这对于渴求书籍的我来说真是沙漠甘泉。县书店进货很少，宣传部和党校都只能得到一套，我在这两个单位时，买书都由我负责，我便自己买下，不去报销发票。事实上，除了我，这些书根本没有人读，报销了同样可以占为己有，不会有人发现和过问，但我的洁癖不允许我这样做。从此开始了我读史的生活，两年多里读了前三史和晋书，还读了从县中学借来的战国策、左传。我产生了一个计划，想写春秋战国史稿，结果只写了齐、吴、鲁三章分国史，三万多字。此外，还写了读三国志，四万多字，包括论曹操和诸葛亮的两篇长文以及一些人物述评。
除历史外，我读书的另一个重点是马列。这主要是因为，当我在县委宣传部工作时，办公室那两只书柜里真正值得读的书只有一套马恩全集和一套列宁全集。我把这两套书共七十八卷通读了一遍，并摘录了大量卡片。列宁十月革命后的著作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发现他被在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国家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困难深深困扰着，而这也正是我国面临的问题。我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思考，但是，直到四人帮倒台之后，在1978年4月，才写成了一篇三万字的论文，题为落后国家的革命和生产力——重温列宁的有关论述。我着重阐发了列宁的一个重要思想：虽然社会主义革命是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开始的，但只有在生产力先进的国家里才能够完成。在很大程度上，列宁已经预见到了落后国家资本主义复辟的必然性。撇开价值观点不论，应该承认，列宁是英明的。
在停止的岁月中，我还是做了一点事情。那么，也许岁月并没有停止，它在寂静中仍在悄悄前行，把我带往一个适合于我生长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