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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惠。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却更显得是一个书呆子了。我舍不得把时间花在家务上，每月的肉票不要，过年过节单位分配的肉也不要，永远在食堂用餐。人群聚集之处，或吃喝，或打扑克，我皆敬而远之。牌桌上少一人，若有不了解的人要我参加，马上会有了解的人轻蔑地说：“他是大学生，不会打扑克，只会看看书！”这基本符合事实，我的确常常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除了应付交给我的工作外，多数时间是在读书。下乡时，我也总带着书去读。因为这个原因，县机关对我的主要批评始终是说我骄傲，放不下大学生的架子，脱离群众。其实，我放不下的只是书罢了，除此之外，我是很随和的，一般百姓特别是农民从来不说我有大学生架子。
我真正搞不好的是与某些官儿的关系，在他们面前，我也许真有点儿骄傲。相当一些出身农民的基层干部，他们往往摆出干部的架子教训农民，又因为出身农民而歧视知识分子。有的人掌握了一点小权力就不可一世，我实在无法报之以谦虚。机关一个管总务的小头目闯入我的房间，发现我的桌上放着红楼梦，窗上挂着绿帘子，顿时气势汹汹地责骂道：“你看你像什么话，读黄色书籍，还挂绿窗帘，洋里洋气的！”面对这样的责骂，你除了笑他愚昧，还能怎样更客气地对待他？我刚到资源时，让我负责收缴和处理文革期间流传的所谓非法印刷品，这一工作结束后，按照当时顶头上司的意见，销毁了大部分收缴品，封存了少量样品。五年后的一天，宣传部长在大街上突然把我叫住，质问我那些收缴品放在哪里。听我说销毁了，他勃然大怒，斥责我为什么销毁，接着听我说还有样品，又斥责我为什么不全部销毁。面对这样的无理，即使在大街上，在众目睽睽之下，你又怎么能为了照顾他的部长面子而忍气吞声？毫无疑问，在所有这类场合，我都落得了一个骄傲的罪名。我终于明白，我若要不骄傲就必须绝对顺从，这个标准对于我实在太高不可攀了。
在基层工作多年，亲身遭际使我对许多基层官员的素质感到悲观。那时候的问题还不是腐败，依我看主要是昏庸，得过且过，大小事都不肯担负责任。无论一件什么小事，如果需要领导签字，那就惨了，官儿们必定互相推委，你在官儿们的森林里迷了路，找不到肯给你签字的人。我在资源是外地干部，婚前和配偶调来前有法定的探亲假，可是，每次请假的经历都只能用不堪回首来形容。那时没有身份证，出差或探亲都必须持组织部门开的介绍信。情形几乎必然是，组织部干事说要请示副部长，副部长说要请示县革委会副主任，副主任说要请示县委副书记，副书记又让我去找组织部干事。一圈转下来，就快到春节了，而过了春节就根本不可能再给假。一次我找县革委会副主任时，他竟说：“每年你都要回上海一趟，群众意见很大。”我不禁愤怒了：“奇怪，我家在上海，探亲不回上海去哪里？”有时候，实在得不到签字，我也负气上路，结果是不让报旅费并且扣工资。这显然是剥夺我的法定权利，可是，无处说理，只得自己忍下来。我无法理解这些官儿的心理，本来是明文规定的事情，他们中无论谁作主批一个字，绝对不会犯错误，为何偏要让属下的一个普通干部这般不好过。我只能用基本素质来解释了，关于这个素质，有一个小小的例证。组织部那位永远不肯对我的法定探亲假说一声同意的副部长后来死于癌症，死前念念不忘的事情是给内弟调一个好工作，咽气前拉了拉老婆的衣服和裤子，伸出三根手指，意思是要给他做三套寿衣。
实惠。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却更显得是一个书呆子了。我舍不得把时间花在家务上，每月的肉票不要，过年过节单位分配的肉也不要，永远在食堂用餐。人群聚集之处，或吃喝，或打扑克，我皆敬而远之。牌桌上少一人，若有不了解的人要我参加，马上会有了解的人轻蔑地说：“他是大学生，不会打扑克，只会看看书！”这基本符合事实，我的确常常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除了应付交给我的工作外，多数时间是在读书。下乡时，我也总带着书去读。因为这个原因，县机关对我的主要批评始终是说我骄傲，放不下大学生的架子，脱离群众。其实，我放不下的只是书罢了，除此之外，我是很随和的，一般百姓特别是农民从来不说我有大学生架子。
我真正搞不好的是与某些官儿的关系，在他们面前，我也许真有点儿骄傲。相当一些出身农民的基层干部，他们往往摆出干部的架子教训农民，又因为出身农民而歧视知识分子。有的人掌握了一点小权力就不可一世，我实在无法报之以谦虚。机关一个管总务的小头目闯入我的房间，发现我的桌上放着红楼梦，窗上挂着绿帘子，顿时气势汹汹地责骂道：“你看你像什么话，读黄色书籍，还挂绿窗帘，洋里洋气的！”面对这样的责骂，你除了笑他愚昧，还能怎样更客气地对待他？我刚到资源时，让我负责收缴和处理文革期间流传的所谓非法印刷品，这一工作结束后，按照当时顶头上司的意见，销毁了大部分收缴品，封存了少量样品。五年后的一天，宣传部长在大街上突然把我叫住，质问我那些收缴品放在哪里。听我说销毁了，他勃然大怒，斥责我为什么销毁，接着听我说还有样品，又斥责我为什么不全部销毁。面对这样的无理，即使在大街上，在众目睽睽之下，你又怎么能为了照顾他的部长面子而忍气吞声？毫无疑问，在所有这类场合，我都落得了一个骄傲的罪名。我终于明白，我若要不骄傲就必须绝对顺从，这个标准对于我实在太高不可攀了。
在基层工作多年，亲身遭际使我对许多基层官员的素质感到悲观。那时候的问题还不是腐败，依我看主要是昏庸，得过且过，大小事都不肯担负责任。无论一件什么小事，如果需要领导签字，那就惨了，官儿们必定互相推委，你在官儿们的森林里迷了路，找不到肯给你签字的人。我在资源是外地干部，婚前和配偶调来前有法定的探亲假，可是，每次请假的经历都只能用不堪回首来形容。那时没有身份证，出差或探亲都必须持组织部门开的介绍信。情形几乎必然是，组织部干事说要请示副部长，副部长说要请示县革委会副主任，副主任说要请示县委副书记，副书记又让我去找组织部干事。一圈转下来，就快到春节了，而过了春节就根本不可能再给假。一次我找县革委会副主任时，他竟说：“每年你都要回上海一趟，群众意见很大。”我不禁愤怒了：“奇怪，我家在上海，探亲不回上海去哪里？”有时候，实在得不到签字，我也负气上路，结果是不让报旅费并且扣工资。这显然是剥夺我的法定权利，可是，无处说理，只得自己忍下来。我无法理解这些官儿的心理，本来是明文规定的事情，他们中无论谁作主批一个字，绝对不会犯错误，为何偏要让属下的一个普通干部这般不好过。我只能用基本素质来解释了，关于这个素质，有一个小小的例证。组织部那位永远不肯对我的法定探亲假说一声同意的副部长后来死于癌症，死前念念不忘的事情是给内弟调一个好工作，咽气前拉了拉老婆的衣服和裤子，伸出三根手指，意思是要给他做三套寿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