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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镜头摇过去,旁边的长官急得嗓子都劈了:“什么他妈的快走,快走就出事儿了,走稳,走稳。”

    人群到了站台上,一个姑娘拿着箱子,往车上赶,眼看着到了跟前,摔倒了。

    车开了。

    她歪坐在地上,箱子翻倒在一边,看着车从面前开过,一节一节,越来越快。

    陈威的镜头一直中景对着,没有推上去,也不拉开。

    过了小一会儿,一个乘务员人了画,过来扶起她,拉起箱子。他俩一起看着车,轰隆隆远去,把站台都震动了。

    陈威的镜头还是那样,一点没有动,车越来越快,车窗成了条纹,两个身影还茫然地定在站台上。

    这两个镜头,胜过千言万语。

    六一那天,叶哥叶嫂很不好过,干什么都没有心思。叶哥说:“我今天一早上都在想他,你看我干活的时候都是傻傻的,一下弄这里,一下弄那里”叶嫂说:“每次路上摩托车一响,总觉得是他回来了。”

    文超叫他们干爸干妈,是他们儿子最好的朋友。他没了妈妈,一整天都在叶哥家待着,抱着猫坐在一边。

    午饭后,叶哥为了安慰他,翻出儿子的那盒象棋,铺在地上,跟他下了一盘。叶哥有点心神不定,刚下了几个子儿,就喃喃自语:“我是输了吧?输了没有?”

    陈威拍了一会儿,把摄像机撤到很远的地方。正午的阳光下,蝉声无休无止,地上都是树叶的黑影子,棋盘放在地上,一大一小,两个身影蹲着,远处烟青的山,再远什么都没有。

    我们几个站在远处,久久地凝视这一瞬间的宁静。

    有一天在叶哥家坐,听到坡上有人叫喊。

    “哟,怎么吵架啊?”我们就上去了。

    有个老爷子一头乱发,围着快晒成白色的蓝围裙,正爬在梯子上,往半塌的房顶铺瓦。

    底下站着他儿子,正冲他嚷。原来老爷子死活不去儿子家住,非得修自己的房子,还拒绝别人动手。

    “我把这房子掀球了!”他五十多岁的儿子喊不下他,急了。

    我们去了,爷爷一看人多,烦了,下来。

    我问:“您多大岁数了?”

    他正在气头上,两眼圆睁,手一甩:“没得好大。”

    村长在旁边做工作,一边乐:“他八十三。”又转头对他喊:“这是北京来的记者。”

    老爷子不管记者是干什么的,听到北京倒是气平了:“北京来的,哦,北京来的,北京地震没有?”

    一脸关切,我挺感动。

    聊了会儿,村长说:“他唱山歌唱得最好。”

    我哄他:“唱一个吧。”

    老爷子犟得很:“不唱。”谁说也不行。

    后来几天,他还住在半塌的房子里,天光从残瓦上漏一满地。白天也点一堆柴火,跟几只大肥猫围在火边,头发乱蓬蓬,手抄在蓝布裙里,脸映得微红。他耳朵背,也不懂普通话,我每次经过他家门就大喊一声“爷爷”这个词他听得懂,每次都一乐,满嘴没牙。

    临走前一天,傍晚吃完饭,在叶哥家坐一堆闲聊。村里人听说我们要走,都聚来说话,天暗下来,一个一个深灰浅灰的影子,路边蹲着,或者坐在石头上。男人说县城里的树、房子和路,女人们听着,拿树枝子在地上划拉,有时候自顾自低声说上一阵子,把小猫拿来抚弄一会儿。暮色里看不见脸了,听着点声音也是个热乎气儿。

    爷爷忽然从坡上下来,人前一站,直接开口唱了一段,唱完了,拔腿就走。弄得我们手忙脚乱,幸好还录上了几句。

    后来罗陈把爷爷唱的歌放在每个节目段落的开头。听不懂他唱什么,让村里人翻译,他们也说听不懂。但那段时间我醒时梦里都是那几句,老觉得他在唱“什么什么杨柳坪哦村哝”唱得我心里一起,一落。

    几年后,说起这期节目,草姐姐才说:“你们当时在四川,第一天拍完传回来的片子,领导看了有点担心,说这样的片子会不会太灰色,干脆让他们回来吧。”但她没有转告我们,也不干预,日子一天天过去,生活最终从片子里流淌出来,审片的时候“大家都接受,台长都哭了”

    当时来不及想这些,罗陈赶这个节目三天没睡,实在困得不行了,我说我来写后面的解说,你去睡会儿吧。他和衣在沙发上倒一会儿写完我去找张洁:“这期让我配音吧。”他看我一眼,我当时重感冒,鼻音重得可怕。

    我问他:“你觉得这声音行么?”

    他还在沉吟。

    我说:“你不让我配我跟你拼了。”

    配完音,我回到家,才收拾行李,把沾满泥土的靴子放在架子上,擦掉暴雨打在桌上的黑点,把催我领邮件的单子揉成一团扔到垃圾袋,洗一遍卫生间,洁厕灵濺在手腕上有些腐蚀的疼。袋子里的东西——望远镜、电筒、头灯、救生衣,一一放好,洗脸的时候我看到发际线和脸上的颜色相差很大,胸脯和胳膊上完全是棕黑色。

    要了外卖吃,在一堆书的底下找到安德森·库珀的书。他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记者,作过很多灾难和战争的报道,在序言里他写道:“回到家里,等待我的是一叠叠的账单和空荡荡的冰箱。去超市买东西,我会完全迷失一群女孩一边喝着水果颜色的饮料,一边谈着化妆品和电影,我看见她们的嘴唇在动,看见她们灿烂的笑容和挑染的头发,我不知该说些什么,我会低头看着自己的靴子,然后看到上面的血迹。”

    窗外小区门人们刚刚打完球回来,互相拍打着哈哈大笑。

    “我在外面待得越久,情况就越糟糕,回来后甚至无法开口说话。”他说“我会去看电影,去见朋友,可几天后,我发现我又在看飞机的时刻表,寻找可以前去报道的地方和事件。”

    我们都努力把自己报道的世界与生活分隔开,但是都发现自己已经成为它的一部分。

    他说:“我以为我能就此脱身而出,不受任何影响和改变,但事实却是我根本无法解脱。根本不可能做到视而不见,即使不听,痛苦还是能渗透到你内心深处。”

    节目播出后,一位素不相的导演打电话来说“安排让你朗诵一首诗”就要跟我谈论内容我打断她:“不,不朗诵。”

    她有点意外:“这可是念给大地震的。”

    “我是个记者,不适合念诗。”

    她还继续说。

    “我知道这诗很好,这事也很好。”我说“只是我不适合,您找别人吧。”

    我并不反对诗,也不反对朗诵,我只是不喜欢被“安排”的感情。我采访过一个姑娘,她在地震中被压了五十多个小时,截肢后在病床上开始画画。有一张是她自己被压在废墟下,只能看到脸,一只手撑着头上的石灰板,眼睛睁得很大,向外看,那是她“绝望又希望”的一刻。

    她说画这张画的原因,是后来玉树地震发生,别人要她给灾民画张画来展览“给他们画个新家园吧。”

    但她画了自己,她说“这样才是对他们的安慰”

    只有同样经历过无边黑暗的人,才有资格说,我理解你。

    第二年,还去不去杨柳坪做回访?罗陈做完前期回来有些犹豫:“村子里没发生什么事。”

    “那就好。”我说“就拍没事吧。”

    “不过叶哥叶嫂没怀上孩子。”

    嗯,这就是生活。

    去的时候是清明,钴蓝色群山,中间有条缝子,一匹油菜花的金缎子泻下来,山里冷得扎人,还点着炭盆。我们每天跟大伙围着炭盆喝茶,还是那样,遇上什么就拍点,没有就不拍。男人们去帮着村里砍木头盖房,我给文超辅导功课,题答对了我俩就一人吃一粒糖,腮帮里硬邦邦的一小块含一个下午。爷爷的耳朵更背了,我俩说不了话,脸贴脸对着镜头照个相玩儿。

    鲜红的辛夷花刚开,落得漫山遍野都是,叶哥还穿着那件绿呢子军服,把山坡上的油菜花拿镰刀砍掉,让蒜苗长起来,金光闪闪的花横七竖八倒了一地。正午山里静,只有群蜂在水洼边隐隐不绝的嗡嗡声,陈威把掉在茶水里的野蜜蜂用随身的刀尖小心地挑起来,移到新砌的水泥台上,它在太阳底下,歪斜了一会儿,抖一下,就飞走了。

    日子就像胡适说的“平淡而近自然”

    我们一起进北川县城,路侧都是烛火,两条火线,在青灰的天底下蜿蜒不已。曲山小学隔着条河,没法过去,离河最近的大石头上,一个中年女人坐着看对面,一动不动。

    叶哥在卖纸钱的地方选了很久,挑一个书包,选了红的,有奥特曼。放下,又选了个蓝的。

    地震之后有过一次大泥石流,他们在城里的房子被埋了,找了半天找不着。他和叶嫂就在警戒线后跪着,香插在石块中间,对着小学的方向烧纸,叶哥看着纸灰飘飞,喃喃说:“你最喜欢背新的书包,这个书包你喜欢吧?”

    文超转身一个人走了。

    我和志全找了好久,发现他站在另一所小学的教学楼面前,一楼没了,二楼直接坐下来了。志全对我说:“他就是从二楼跳下来的,看到自己的同学就差那么一点没能跑出来,只有头露在了外面。”

    文超还是在那儿站着,一句话不说。

    回到家里,给文超妈妈上坟。他爸烧纸,对着墓地说:“往年清明都是你张罗,今年我弄,也不知道对不对。”木讷的四方脸上带点凄凉的笑容。

    他爸想再娶个女人,但孩子不接话。他爸让我劝劝。这不是靠劝能过去的。

    文超跟我说,总是梦到他妈喊:“超娃子,吃饭。”

    孩子脸上两行泪。

    晚上,陈威说,我以为你当时会像“双城的创伤”那个节目里一样,抱一下那个孩子,或者给他擦眼泪。

    我没答话。

    吃过晚饭,我一个人走了走。大山里乌黑的沉默,一盏灯都没有,看的时间长了,才看到苍暗的云层滚滾而流。

    我向北望。

    这一年我没法回去给奶奶上坟。前一年拔完杂草,在她墓碑前坐一会儿,上面刻着她享年九十四岁,想起小学的时候,我刚学会算术,在课本上算她的寿命,嗯,她是一九一〇年生,我要她活到一百二十岁,我歪歪扭扭地在课本上画加法等式也就是嗯,二〇三〇年

    她去世快六年了,我不跟人谈她,不看她照片,也不愿意别人跟我提她,每次梦里终于看见她的时候,心里都松一下:“看,她没死,我就知道。”

    梦里她总是衣衫破烂,被人追赶,我把她护在身后,像动物一样对那些伤害她的人龇着牙,威胁他们,但最后,她总在我怀里死了,我绝望地抠着墙皮,墙都碎了。

    有时候,在梦里我小声喊她:“奶奶。”

    她靠在门边上,看着我,不认识了,说:“谁呢?”

    我心里凄凉,又觉得,是我没照顾好你,不值得你认得。看她手里拎着东西,我伸过手:“那我帮你拿吧。”她递给我,我跟她一起往前走,她还容许我陪她走这一段路。

    文超脸上的眼泪,我擦不了,感情在血肉里,尖刀剜不掉。采访时我俩都坐在小板凳上,佝偻着忍受。

    有一天叶哥说起儿子,说你们知道他什么样儿吧。

    我摇摇头,不知道,也没问过。

    他试探地瞄了下叶嫂,又看我,说:“锁起来了。”

    她带点着恼的笑,从腰里拔出一串钥匙:“我不许他看。”

    堂屋边上有个小门,锁打开了,门里头有一个箱子,也上着锁,用更小的一个钥匙打开。

    叶哥拿出来一捆东西,用烧焦一角的旧红领巾扎着,是孩子的奖状、照片。拆开给我看,都是从去年废墟里扒出来的,不少残缺不全,他带点笑,说你看这个奖那个奖,等翻到孩子照片的时候,叶嫂“刷”一下就站起来,走了。我说:“叶哥,你去看看吧。”他去了,镜头没跟着,等在原地,也没再往下拍,就到这儿。

    过一阵儿,叶哥挑水回来,我出屋去接他。陈威站在屋里架着机器,那算不上采访,只是说话。我说:“我这来了几天,你喝好几顿酒了,可比去年喝得多。”

    叶哥踩着石头,脚尖轻敲:“以往从不喝酒,现在没儿子管我了,原来呢,他在的时候就说,爸爸,你少喝点,有客人你再喝一杯嘛我还希望,有朝一日,有下一个儿子的话,还像我前一个儿子那么听话,哎呀,简直是万福,真的是万福。”

    我说:“但是叶哥,你现在要生孩子啊。生孩子你不能喝酒,对吧?”

    叶嫂用脚踢着那块石头:“他是不听的,他是不听的。”

    “我还是要听,听我还是要听,听还是要听。”叶哥说。

    我说:“这是大事。”

    叶嫂抬起眼,对我埋怨:“他从地震过后到现在,是又吸烟又喝酒。”

    叶哥说:“你都不能给我保密啊?”

    我说:“你这得接受监督。”

    “行。”

    我说:“你得答应我们。”

    “我一定答应你。”他说。

    就这些家常话,完整地放在节目里,这种采访是我以往的大忌,我觉得记者不能发表意见,不要议论,不要参与别人生活,我对自己有很多的要求。

    现在我知道,有时话本身可能没什么意义,它只是到了嘴边。

    在北京时,有位兄长的亲人过世,朋友们劝解他,说其实死去的人解脱了,唯有生者痛苦。

    他不说话。我心想,像我这样的生者,怎么配这么想。

    兄长顺路捎我回家,他坐在出租车的后座,我坐在前座,都没说话,车里忽明忽暗,都是沿路的灯,过一会儿他开腔了,他说他决定要生孩子了,两个。说你要是遇上了解你的男人,就生个孩子。

    我没搭腔。

    黑暗里,他的手隔着栅栏,在我肩膀上,轻拍一下。

    像是满心说不出来的叮咛,也是一种不必说出来的安慰。

    志全的媳妇怀孕了。

    人们总是说,新的生活就这么开始了。忘记吧,忘记过去,新的生活就开始了。

    采访的时候,家里女人们都在灶间忙,给建新房的工人们备饭,木柴烧旺的火膛上,吊着漆黑的小锅子,咕嘟嘟煮着,皮肉炖烂的味儿,带着花椒和八角的腥香味儿,漫得满屋子都是。志全媳妇不爱说话,正拿辣椒和盐巴往锅里抖,火映得半边脸上发亮,我问她肚子里孩子动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她低头拨火,过了一会儿,我才发现她哭了。

    她说:“昨天梦到我女子,梦见她买了糖粒子,八十颗,问哪儿来的钱,她说是爸爸给的。”

    我明白她。

    手从奶奶脸上滑过的时候,有人在边上对我喊“不要哭,不要哭,不要把眼泪掉进去”把棺木关上了。

    怎么会哭呢?我有什么资格哭?

    在我小得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她就在那里,青布的斜襟大袄,掖一只浅灰的手绢,通红的石榴花开满树,她用小勺把嫩黄的鸡蛋羹划几下,把软滑的小方块喂到我嘴里。雨在檐头轻轻地顿一下,拉长一点,落下来,落在青砖地上一个细的小涡,小水滴四溅。

    吃完了,她用额头顶着我的额头,让我的小脖子长一点劲儿。

    哄我喝药时,药边总放一碗水,手里一粒话梅糖“一口一口下去”等我吞下药,她就先喂我喝水,再把糖放在嘴里,一下午,按一按我的腮帮子,硬硬的还在。

    长大一点之后,她的头发都是我剪。我笨拙地拿个梳子别住她头发,毛巾铺在她肩膀上,拿小银剪把长的地方剪掉,她脖子后面有一个很深的窝儿,那儿的头发特别不好剪,要用手握住,说“不要动不要动”一根一根地剪。

    上初中夜读回来,她在炉子上烤了红薯片和花生,我远远地顺着甜香就进了门。我吃东西,她给我捂着手,用山西话说“怎么老是冰淬的”我俩双双把额头贴近铁皮炉子,借着那点暖和气儿说个不了。她有时候自己也笑:“就是憨亲哩。”

    她老了,贴身穿着我小时候的红棉袄,一天天衰弱了,我每年只有几次回家,给她洗澡,剪指甲,她喝中药,我在边上放一碗水,手里放一粒话梅糖,顶着她的额头哄她“一口就下去了”她冰凉的纹路印在我额头上。她叹口气:“你怎么还不结婚呢,你结了婚我心里就静罢了。”

    她九十岁时,我回家过完年要走了,走了几步,又转回身看着她。

    她拿拐杖轻点一下地,说:“去吧,我死不了。”

    她下葬前,我收拾她的遗物,抽屉里有我从没见过的我爷爷年轻时的照片,还有一个毛主席语录的红塑料皮,夹着我婴儿时的照片。挖墓穴的农民在边上抽烟谈笑,生老病死在这片土地是平淡的永恒。我坐在棺木边的地上,手里攥一把黄土,天上白云流过。我第一次有了生一个孩子的想法。那个孩子会是新的,我用手轻抚奶奶的棺木,她会在他的身上活下去。

    离开杨柳坪的时候,罗陈说:“录个结束语吧。”

    我们下了车,雨下得又轻又细,深青的群山全被濡湿了,去年的裂缝里青草簌簌地拱动,湿黑的山坡上一层一层墨绿的杉树林,梨花浅白,空气里都是水滴和鸟叫。我站在细雨中,说了最后一段话:“一年之后,我们重回杨柳坪,去年地震的时候,很多坍塌滑坡的山体,现在已经慢慢重新覆盖上了草木,就在这片山峦之间,正在建成新的房屋、村庄和家庭。人的生活也是这样,经历了磨难和艰辛,正在生根发芽,一片叶子一片叶子地长出来。我们离开的时候清明已过、谷雨将至,杨柳坪到了雨生百谷、万物生长的季节。”

    做完这期节目,评奖的时候,夏骏在,他是以前“新闻调查”的老制片人,常敲打我。这次开会,到他发言评价节目,他顿了一下,说:“柴静是个漂亮姑娘。”

    底下人笑声嘘声四起。

    他接着说:“她自己也知道,所以老忘不了。”

    我抬头看他。

    “这次她忘了,所以节目好。这算她的成年了。”

    第三年的时候,我巳经离开“新闻调查”没有去杨柳坪,同事们接着去了,不管是谁,记得就好。史努比说的“记者”就是“记善”

    也有人说,该换个主题了,给观众一些新鲜感。

    看读库,霸王别姬的编剧芦苇说他有一年写杜月笙,花了很笨的工夫整理史料。

    导演看了没兴趣“主题没新意”

    他批评这位导演后来的作品:“只刻意求新,为赋新词强说愁,所以矫情虚妄。生活并不需要时时有新的主题,即使是华丽的霸王别姬,力量也在于真实的市井人性。”

    他说:“真实自有万钧之力。”

    我和爷爷。谁也没听懂他的歌子,但那段时间我醒时梦里都是那几句,老觉得他在唱“什么什么杨柳坪哦村哝”唱得我心里一起,一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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